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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八事变与淞沪抗战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7-05-22 11:02:57

  1932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转移视线、减轻其侵占中国东北的国际压力,加紧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制造事端,点燃了新的侵略战火。

  (一)一·二八事变

  日本侵犯上海,也和进攻东北一样,事前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和周密的准备。1932年1月5日,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之一坂垣征四郎大佐,从中国东北飞回日本东京,向裕仁天皇和日军参谋部报告侵占中国东北的情况,随后参与制订在上海发动战争的计划,并从东京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陆军辅助武官田中隆吉发出如下电报: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田中隆吉在战后的供词中曾这样供出日本当局策划上海事变的真相:“日本人想使满洲独立起来,可是,外国方面非常麻烦。于是,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上校打了一个电报给我:‘外国的目光很讨厌,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就是说打来电报,叫把外国的目光引开,使满洲容易独立。这样,就送了二万日元来。”(〔日〕东京广播电台第十二频道报道部编:《证言·我的昭和史》第1卷,1969年版,第172—174页;转引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78页。)

  田中隆吉接到坂垣征四郎的电报后,立即与汉奸、日本特务川岛芳子(本名金碧辉)密谋,决定借反日情绪较强的上海三友实业社之手,杀死日本莲宗和尚,制造事端,引发中日冲突。

  1932年1月18日下午,在川岛芳子指使下,上海江湾路妙发寺日本和尚天崎启升、水上秀雄等5人,来到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总厂外,观看厂内工人义勇军操练,并故意向义勇军投掷石块挑衅,随即引起冲突,发生“互殴”。事后日方声称有一名受伤和尚死于医院。田中隆吉等人乘机竭力扩大事态。1月20日晨,田中隆吉指使日本宪兵上尉重藤千春指挥上海的日本青年同志会暴徒32人,袭击三友实业社,焚烧三友毛巾厂,砍伤用电话报警的守卫巡捕。接着,他们又与急忙赶来的公共租界华捕发生冲突,戳伤华捕3人。

  当天下午,田中隆吉煽动上海的日侨集会,并向日本驻上海的领事馆及海军陆战队请愿,吁请立即增兵,并要求采取强硬手段。集会后,他们沿街挑衅,捣毁中国商店,殴打行人。日本暴徒的挑衅,激起上海全市工人和市民的极大愤怒。1月20日下午,上海各抗日团体纷纷发表抗日宣言,要求逮捕凶手,并要求日方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21日,上海各大报纸均在显要位置登载了日本人放火烧毁三友毛巾厂的消息。

  日本暴徒肇事后,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竟于12月1日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书面抗议,并提出四项无理要求:(一)市长向总领事道歉;(二)逮捕处罚凶手;(三)赔偿医疗费用及抚慰金;(四)取缔排日活动,解散上海抗日救国会及各种抗日团体。

  对日本方面的四项无理要求,上海各界民众怒不可遏,纷纷敦促南京国民政府、上海市政府予以严词驳复,并要求对日绝交,勿为其武力所胁迫,表示全体市民誓死甘为后盾。对民众的严正要求,南京国民政府表面上加以应付,实际上仍继续采取对日妥协的政策。1月27日,上海市长吴铁城接受日本总领事的要求,同意取消各界抗日救国会,并于深夜11时密令公安局、社会局派员会同各区所,将上海救国会及其浦东、吴淞、杨树浦、曹家渡等6处分会一律查封。两局奉令后,于28日凌晨开始执行,5个小时后查封完毕。但日本领事对上海市政府取消各界抗日会的措施并不满足,坚持“非将凡有抗日字样之各种团体一律解散不可”。

  28日下午3时,吴铁城表示完全接受日方的要求。但是,日方的真意是制造借口,挑起战端,所以,虽然吴铁城妥协,日仍不罢休。当日20时30分,日本驻上海海军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又发出新的通牒,进一步要求中国的第十九路军立即退出闸北。日军唯恐中国当局收到通牒后立时接受其要求,而失去进兵的借口,故通牒刚一发出,就着手采取行动。当晚11时30分,当盐泽幸一的通牒尚未递到上海市政府时,日本海军陆战队的2000余人,已经按预定计划向闸北发动进攻,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发生了。

  (二)淞沪抗战

  面对日军的侵略,驻守上海的中国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在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京沪卫戍司令长官陈铭枢的支持下,决心御侮争存。事变发生前夕,1月23日,第十九路军将领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了驻沪营以上军官紧急会议,决定“与倭奴一决死战”,“死守国土”,密令各部队严阵以待。

  28日11时30分,在日本海军陆战队指挥官海军大尉鲛岛具重指挥下,1600多名日军依靠20余辆铁甲车和摩托车的掩护,向上海闸北的宝山路、虬江路、广东路、宝兴路、横浜路、天通庵路、青云路发动突然袭击。29日凌晨1时,蒋光鼐、蔡廷锴、戴戟联名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表示:“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俭(二十八)夜十二时在上海闸北公然侵我防线,向我挑衅。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御,捍国守土,是其天职,尺草寸地,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志此心,可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叩艳。”

  在蒋光鼐、蔡廷锴的指挥下,驻守闸北的第十九路军翁照垣旅全体官兵,面对装备精良、暴戾凶狠的日本侵略军的猛烈进攻,立即进行自卫还击。当日军抵达天通庵路时,第十九路军和上海的部分警察沉着应战。29日凌晨3时,天通庵车站的日军全部被歼,车站重新被抗日官兵夺回。进攻闸北江湾路、北四川路的日军,经过激战被迫后退,中国军队乘胜追击,直抵虹口公园附近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在横浜路、虬江路、宝兴路等地,日军利用铁甲车击毁中国守军的防御工事,潜伏在街道两旁高楼里的抗日官兵以密集的火力进行顽强抵抗。中国守军机动灵活,四处阻击,侥幸活命的日本兵被迫败退租界。29日8时,日机开始轰炸北火车站、商务印书馆等处,下午2时,北火车站火势蔓延,大队日军乘机由虬江路包抄而入,激战1小时,将其占领。两个小时后,第十九路军增援反攻,血战到6时,终于又将北火车站夺回。

  日军初次进攻没有得逞,便于29日晚上20时通过英、法、美等国驻沪领事向十九路军提出停战要求。第十九路军明知日军是缓兵之计,但因自己也需要调整部署,所以同意停战。双方约定从当晚21时起暂行停战3日。在停战期间,日本海军省派出驱逐舰4艘、巡洋舰3艘、航空母舰2艘,载海军陆战队官兵数千,陆续抵上海。第十九路军也在此时调整了部署,将驻镇江以东地区的第六十师调到南翔、真茹一带,并将第六十一师也调运来沪。

  2月3日早晨,日军再次向闸北发动进攻,首先向青云路方面第十九路军阵地炮击,接着由横浜路、兴路、福生路、北河南路等处向守军阵地猛袭。守军坚守阵地与日军激战一昼夜,日军的进攻没有得逞。

  4日晨,日军首先以猛烈炮火向闸北猛轰后,分三路向闸北守军阵地再次发起总攻。在守军的顽强抵抗下,日军的攻击仍然毫无进展,被迫于下午后退到原进攻出发地。

  5日,日军仍按4日的部署又一次对闸北守军阵地发起进攻,重点攻击商务印书馆附近阵地。守军顽强战斗,商务印书馆阵地失而复得。日军指挥官在守军顽强抵抗下,于下午4时下令进攻部队停止攻击,退回原阵地。日军3天的进攻,除付出相当大的伤亡代价外,一无所得。

  开战1周以来,日方使用兵力1万多人,主力是海军陆战队,战场主要在闸北地区。由于以第十九路军为主力的中国守军进行了灵活机动的街道巷战,3日、4日和5日这3天,日军损失惨重。

  日本当局对盐泽幸一指挥连战皆败大为不满,将其撤职。刚组编的第三遣外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中将,奉命于2月5日离日赴沪,接替盐泽幸一指挥上海侵略战事。6日,海军少将植松练磨抵沪,替代鲛岛任日本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同时,日本当局决定派第九师前往上海,援助海军陆战队。

  野村吉三郎上任后,汲取闸北惨败的教训,改变了盐泽幸一的作战方针,避免在闸北进行巷战,侧重用空军轰炸。并将主力北移至江湾、吴淞方面,变巷战为野战,命令海陆空军会攻吴淞炮台,限24小时内攻下。这样,敌我双方就展开了吴淞要塞和蕴藻浜地区的激烈战斗。

  7日上午7时50分,日本海军陆战队在植松练磨少将亲自率领下,分两路向蕴藻浜车站进攻,海军、空军也参加了战斗。战至12时,守军将进攻之日本海军陆战队击退。

  8日拂晓,于前一天登陆的日军混成第二十四旅分三路向张华浜、蕴藻浜、吴淞镇三处进攻。其海军司令部发言人在上午10时向美国驻沪记者表示:日军决限于午前占据吴淞。

  12日上午,日军混成第二十四旅两次企图架桥,均被守军击退。13日拂晓,日军在烟幕弹掩护下强渡蕴藻浜,在曹家桥附近突破守军的防线。曹家桥守军第一二二旅向后包抄,将渡河之日军千余人三面包围。从上午7时起,被围之日军拼死挣扎,狼狈四窜,既不能突围而逃,又不能过桥而退,第十九路军战士全力紧逼,双方肉搏数十次,日本兵退无可退,纷纷落水,数百人溺水丧命。下午4时,日军已死亡过半,仍作困兽之斗。血战至晚9时40分,日军全部被歼。在这次战斗中,十九路军表现了感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坚守某阵地的60余名战士在最危急的时刻将火油浸湿全身,负重型炸弹,突然猛扑日军阵地,使日军阵线崩溃,60余名勇士全部壮烈牺牲。蕴藻浜、曹家桥一战,抗日官兵伤亡近千人,为开战以来第一次大血战。

  野村吉三郎本打算先攻取吴淞炮台再全力进占闸北。他夸口说:“日军渡过蕴藻浜之日,即为日本在沪军事行动终止之时。”但是,日军两度攻击吴淞均未奏效,蕴藻浜、曹家桥一战,伤亡惨重,野村吉三郎的计划全盘落空。

  日军久攻吴淞不下,野村吉三郎猛攻蕴藻浜又不能得手,日本内阁即任命植田谦吉中将为司令官,率领第九师的2万人赴沪增援。植田谦吉率领增援部队携带多种口径的大炮,于13、14日分批抵沪。

  植田谦吉抵沪后,适逢英、美、法各国公使在沪开展和平活动,这就给了他换防布置的机会。18日上午9时,植田谦吉通过英国公使兰浦森的斡旋,以参谋长田代少将在法租界中日联谊社与第十九路军代表范其务参议会见为由,要求十九路军撤退,当即被范拒绝。

  这时,张治中指挥下的中国方面的第五军由南京地区赶到淞沪,参加对日作战。当时,张治中正在国民党中央军校任职,目睹第十九路军孤军奋战,怕不能持久,要求蒋介石派中央军增援。蒋介石任命张治中为第五军军长,率部增援。张部于18日前后到达淞沪地区,第十九路军指挥部随之作出新的抗战部署:蔡廷锴率3师1旅为右翼军,集结于真如、大场之间,待机向虹镇方面出击;张治中率第五军等为左翼军,集结于刘行镇附近,待机向殷行镇方面出击,并相机策应吴淞。

  即将投入战斗的第五军广大官兵,士气高昂,决心与第十九路军团结一致,并肩战斗,抵御暴日侵凌。军长张治中特发布了《告全军将士书》,其中写道:“深望我军将士,人人抱必死之心,以救国家,以救民族。假如日军犹有一兵一卒留我国内,我们的责任即未完成;反之,我们如尚有一兵一卒,必与日军拼命到底”。

  植田谦吉上任后,借和议之机,也作了周密部署:集中全部兵力3万人、野炮六七十门、战舰数十艘于吴淞口;增加飞机60余架,并有陆战队分布在次要战线。植田谦吉在最后通牒碰壁后,于20日晨7时20分下达总攻击令,以在沪日军的海陆空军全部力量,于7时半开始向吴淞、江湾、闸北全线大举进攻,其攻击的主要目标在江湾方面,企图中央突破。

  20日晨7时30分,日军混成第二十四旅在飞机、重炮支援下,向庙行镇方面守军阵地攻击。守军第八十八师部队奋勇抵抗。激战至午后六时,日军终不得进。入夜,日军调整部署,21日一整天再度进攻,仍不得前进,并且伤亡惨重,不得不暂时停止攻击。

  22日拂晓,日军调整部署后再次发起攻击。其混成第二十四旅第一线部队乘早晨大雾,于6时前突入庙行镇东端和麦家宅一带,守军伤亡很大,第二六四旅正、副旅长均负伤,工兵营长阵亡,呈全线不支状态。蔡廷锴得知前线严重局势后,当即于上午9时决心由江湾至蕴藻浜全线向日军反冲击,使进攻庙行的日军完全陷入反击部队的包围之中。

  日军第九师师长得到混成第二十四旅被包围的情况后,急忙派部增援。增援的日军与被围的日军内外协同与守军激战。黄昏时双方展开白刃格斗。喊杀声、枪炮声响彻云霄,战斗之惨烈为开战以来仅见。经过苦战,被围日军大部分在晚间突围,一小部分被十九路军包围消灭在金穆宅、大小麦家宅一带。据日方资料,此次战斗日军伤亡800余人,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伤亡1000余人。

  日军第九师其余各部,在混成第二十四旅攻击庙行地区的同时,对江湾第十九路军阵地也发起攻击。守军在八字桥地区展开英勇的阻击战,打退了日军的进攻。

  25日,日军改变战术,集中第九师主力和飞机、炮兵攻击麦家宅、金家塘以东守军第八十七师阵地,占领了守军第一道防线。第十九路军派部队立即增援,并向侵入小场庙地区的日军反击,夺回了原来阵地。至此,植田谦吉所指挥的两次总攻击均告失败。

  植田谦吉发动的总攻击接连失利后,他和重光葵(日本驻华公使)、野村吉三郎等电请东京增兵。日本军事当局决定增兵上海,并设上海派遣军,以原田中义一内阁的陆相、最高军事参议白川义则大将为总司令,接替植田谦吉,并加派菱刈隆大将为副司令官,统率第十一师、第十四师共4万人和200多架飞机来沪参战。至此,侵沪日军总兵力已达8万人。

  白川义则大将在听取了情况报告后,于29日上午10时下达了总攻上海的作战命令,其要点是:第九师夺取张家桥、夏马湾线;第十一师团在七丫口附近登陆,然后尽快袭击占领浏河镇,并准备向大场镇、真如镇进攻;海军第三陆战队及海军飞机配合陆军作战。

  3月1日晨6时30分,日军对淞沪地区发起全线攻击。他们首先以飞机、炮兵连续轰击守军阵地,然后步兵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发起攻击。守军在优势日军的总攻之下,仍沉着应战,顽强抵抗,但战线不断地被日军突破。日军第十一师团先遣部队亦于3月1日晨6时开始在七丫口登陆,对济河镇进行攻击。

  这时日军司令官白川义则抵达上海,下达了进攻浏河的命令。中国方面第五军急派第八十七师第二一六旅增援截击日军。第二一六旅旅长宋希濂率第五二一团1个营首先乘车于12时到达浏河,在茜泾营与日军展开肉搏。但因后续部队被敌轰炸,徒步行进速度迟缓,浏河终于失守。当浏河危急时,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曾请求国民政府军政部速派两师兵力增援浏河,但军政部置之不理。这种情况下,蒋光鼐只得于3月1日下午9时在南翔总部下达全线撤退的命令。于是,与日军苦战了30余日的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各部,于3月1日晚在夜幕掩护下撤离第一线阵地,向命令中规定的第二线阵地转移。

  3月2日,第十九路军向全国各界发出了退守待援的电文,文中说:“我军抵抗暴日,苦战月余,以敌军械之犀利,运输之敏捷,赖我民众援助,士兵忠勇,肉搏奋战,伤亡枕藉,犹能屡挫敌锋。日寇猝增两师,而我以后援不继。自2月11日起,我军日有重大伤亡,以致力于正面战线,而日寇以数师之众,自浏河方面登陆,我无兵增援,侧面后方,均受危险,不得已于3月1日夜将全军撤退至第二道防线,从事抵御。本军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日军指挥部发现中国守军全线撤退后,于3月2日上午10时下达了追击命令。第八十七师第二五九旅第五一七团于3月3日在葛隆镇附近的娄塘、朱家桥又与敌进行了一场惨烈的战斗。

  当日午夜,第五一七团突然遭到日军偷袭。经2个小时的抵抗,守军损失达1/3,前哨线相继被围。但战士们仍死战不退,把日军堵在娄塘附近。第二天8时许,敌增加主力4000人开始向中方阵地突袭,并从右翼包围。第五一七团孤军力战,弹药将尽,仍拼死相持。至午后,死伤逾半,情势万分危急。下午4时,奉张治中之令前来增援的部队赶到,立即部署最后的抵抗线,并向前线增援。第五一七团团长张世希率所部官兵抱必死的决心向外猛冲,终于杀出重围。

  在这次战斗中,第五一七团第一营营长朱耀章身中7弹,壮烈殉国。

  在殉国前两日他曾作《月夜巡视阵线有感》诗一首,抒发其抗日报国的胸怀:

  风萧萧,夜沉沉,一轮明月照征人。尽我军人责,信步阵后巡。曾曰月之有几何!世事浮云,弱肉强争!

  火融融,炮隆隆,黄浦江岸一片红!大厦成瓦砾,市镇作战场,昔日繁华今何在?公理沉沦,人面狼心!

  月愈浓,星愈稀,四周妇哭与儿啼。男儿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人生上寿只百年,无须留连,听其自然!

  为自由,争生存,沪上麾兵抗强权。踏尽河边草,洒遍英雄泪,又何必气短情长?宁碎头颅,还我河山!(《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25页。)

  中国军队全线撤退后,日军于3月2日占领了闸北、大场、真如,3日进抵南翔。同日,国联开会决定,要求中日双方停止战争。至此,淞沪战事乃告结束。

  在日本发动的侵略上海的战争中,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第十九路军与第五军官兵牺牲4270余人,负伤9830余人。上海市民被日军飞机大炮狂轰滥炸,死亡6080余人,受伤2000余人,失踪10400人,共计损失了16亿元的财产。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战争一开始,日军就出动飞机,有目的地对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等文化部门施以滥炸,使中国最大的、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全部被烧毁,东方图书馆所收藏的数百万卷书籍资料,包括“涵芬楼”所藏的10多万册宋版、元版珍贵古籍图书和清乾隆年间缮写的四库全书,先遭炮火焚烧,后又被日军劫掠。据当时新闻报道,日军以卡车抢运烧剩的书籍达7天之久。

  据日方资料统计,在侵略上海的战争中,日方陆军战死620人,负伤1622人;海军战死149人,负伤700人。在中国军队抵御日军对上海的侵略的淞沪抗战中,第十九路军首先奋起御暴,第五军随之参战。他们以装备简陋的7万之师,抗御装备精良的8万之敌,达33天之久,迫使日军三易主帅,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嚣张气焰,为捍卫民族尊严和洗雪国耻,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的历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悲壮的一页。

  (三)上海和全国各界人民的有力支援

  淞沪抗战历时33天,中国第十九路军之所以能以劣势装备,抵御住优势装备的日本陆海军的联合进攻,这是与全国各界的积极支援分不开的。

  还在一·二八事变发生的前夕,中共中央即发出紧急通知和告全国民众书,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派遣大批的军队来上海,进行着各种挑衅,准备着血的屠杀劳苦群众,镇压革命运动,占领上海”,“我们现在是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号召工人和一切民众“自动武装起来,成立义勇军,组织纠查队”,“举行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和上海各界抗日团体,展开了支援第十九路军抗战的工作,动员各界人民

  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通信队、运输队等,积极参加和支援前线作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上海人民特别是工人和青年学生,掀起了参加抗日义勇军的热潮。在事变发生后的二三天内,就有数千人登记参加义勇军。有的青年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表示抗日的决心。他们参加义勇军后,有一部分立刻就调到前线去,配合第十九路军作战,有的抢送伤员,递送情报,运送弹药物资。1月31日,义勇军前方办事处成立,各区也相应成立义勇军办事处。义勇军在全市大约有二三千基本群众,以闸北、沪东、沪西、浦东四个区中受共产党影响较大的工厂工人为主。沪西各厂的罢工工人纠察队,在事变发生后即改组和扩大为沪西“民反”义勇军。义勇军的主要任务是深入战区,抢救伤兵和难民,运输武器弹药和食品等军需物资。义勇军中还组成了有200多人的义勇军救护队,在前线救护伤员。闸北义勇军和沪西罢工工人义勇军,经常冒着枪林弹雨,帮助第十九路军挖战壕,筑工事,运物资,送情报,救伤员。2月7日,义勇军前方办事处组织了一次军民联欢大会。会上双方表示,用军民一致的力量,誓死与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当时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红军将领彭干臣,于淞沪抗战开始后,积极帮助上海安徽中学的爱国师生组织了1个营的义勇军,协同第十九路军抗击日军。这个营的壮士大多在战斗中为国捐躯。

  广大商人、市民组成的义勇军,在支援前线作战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第十九路军中参加战勤工作的义勇军,就有2万余人,约占当时上海守军总兵力的一半。

  上海人民除组织义勇军直接参加前线的战事以外,还积极参加支援前线的各种工作。兵工厂工人日夜赶制军衣,供应前线。前线作战部队需要大量的手榴弹,当第十九路军请求国民政府军政部调拨遭拒绝后,上海总工会动员募集了数万只空烟罐,赶制成“土炸弹”,运送前线使用。

  2月初,日军进攻吴淞要塞,以飞机和舰艇轮番攻击,守军受到严重威胁,上海工人及时送来五六百块大钢板,供部队构筑掩蔽部,减少了伤亡。凡前线迫切需要的交通工具、通讯器材、建筑物资、医药用品等,均能通过各种社会组织募集和供应。

  上海妇女也积极参加支援抗日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反日救国大同盟,积极支援前线作战。闸北分盟的妇女和丝厂的女工,勇敢地在枪林弹雨中爬到前线,抬回受伤的士兵。女青年会和女工夜校的妇女们,不顾疲劳,日夜为前线部队赶制军服。

  上海各界抗日团体还纷纷募捐,支援第十九路军。上海市商会发出《征集现金、物品,慰劳十九路军将士》公告。上海地方维持会也积极募集救国捐。该会会长、《申报》负责人史量才捐助7万多美元(合20多万银元)供战事急需。外国驻沪领事署的中国职员,广东潮州、云南、闽南、安徽、浙江等旅沪同乡会也发起捐款劳军活动。汽车司机、售票员、造船厂职工捐出部分工资。逃出战祸的难民纷集资犒军。连生活悲惨的妓女,也参加了爱国捐款。仅1月30日一天,就收到各界献金10万元。全国许多地方如南京、广东、武汉、天津、陕西等地的民众,燕京大学的教职员抗日会、陇海铁路的员工,纷纷捐款,电汇给第十九路军。农村乡民也自愿募捐,转汇上海。如河北省定县贫苦农民集款劳军,表示百姓的爱国心情,并致书赞扬第十九路军:“不作军阀的走狗去争地盘,为我民族争(生)存,不怕死,用全力抵抗日本,而作保国卫民的忠勇战士。”

  上海各界及全国各方的慰劳品和汇来的慰劳金,源源不断,为此,第十九路军设立了驻沪办事处。办事处主任范志陆面告蔡廷锴:“所收得慰劳金约900余万元,均有收支账及片信录公布。”这笔巨款,对第十九路军坚持抗战,解决给养困难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淞沪抗战还得到了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国民党左派领袖和上层爱国人士的热情支持。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军民捷报频传,冯玉祥称赞第十九路军将士“实抗日之先锋队也!”他多次向蒋介石、汪精卫陈述支援第十九路军的意见,并联合主张抗日的国民党上层人士提出“请政府用兵案”,与李济深等为淞沪抗战问题致电国民党留沪中央执行委员,“请以最大之决心,共谋长期之抵抗”。他极力向各方呼吁,希望在军事、财力及道义上予以大力支援,以保证淞沪抗战能够坚持下去,由此而打开中国抗战的新局面。

  宋庆龄、何香凝深为第十九路军捍土卫国的爱国精神所感动,在战火纷飞中,亲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1月30日上午,她们同赴真如第十九路军前线指挥部慰问。宋庆龄在炮火隆隆的阵地上对抗日健儿发表讲话:“你们抗战的枪声一响,海内海外,男女老幼,都觉得出了一口气!亿万同胞声援你们,支持你们!”在前线巡视中,宋庆龄还手捧一枚炮弹,在战区的断垣残壁前留影,以表示她和第十九路军将士一道抗战到底的决心。

  淞沪抗战期间,何香凝在一次亲临前线的慰问中,适逢大雪,看到广大官兵只穿单、夹衣各一套,遂立即回沪发起捐制棉衣运动,5天之内制好新棉服3万多套,运往前线,供将士们御寒。

  海外爱国华侨在淞沪抗战爆发后也积极行动起来,从各方面全力支持和援助第十九路军抗战。广大侨胞对第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之举,莫不热血沸腾,备受鼓舞。载着“遥听捷言,欣慰莫名”、“请坚持到底”、“决不后退”、“誓为后盾”等词句的电报,从世界各地如雪片般飞回祖国。海外侨胞不但在精神上鼓励第十九路军,而且从资金和物力上支持淞沪抗战。淞沪抗战爆发后,海外侨胞立即采取各种形式,积极进行募捐,支持祖国抗日。淞沪抗战爆发后的第4天(即2月2日),第十九路军便收到第一笔华侨捐款,足见侨胞报国之心切,爱国之情深。在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组织救济上海伤兵难民筹赈委员会,设立宣传股、演讲队、劝募队等,积极筹募,不及两月,募集款项即达100万元。当第十九路军奋勇杀敌,不断获胜的消息传到国外时,侨胞们欢呼雀跃,更加踊跃捐资。南北美洲、菲律宾、印尼、缅甸、越南等地侨胞,以及香港、澳门同胞,或团体或私人,络绎不绝汇来巨款,资助第十九路军抗日。其中旅美华侨尤为突出。据统计,淞沪开战以后,美国华侨寄回捐款达

  500万元,其中仅纽约市2.5万名侨胞就捐款100万元。纽约有一家中国酒饭馆,月捐5000元汇回祖国。一般爱国侨胞均捐每月工资的10%。有两位住宅的杂差虽然月薪不足100元,但淞沪开战后,即汇款1000元,捐赠给第十九路军。旧金山唐人街的华侨,凡有收入的成年人,均捐出1个月的薪金。侨商周崧本人和他开设的成衣公司,各捐助军饷10万元。侨居哥伦比亚的黄兴之女黄澄华变卖首饰,捐助祖国。并且表示:“倘外侮日亟,余将为国服务,虽死不辞。”新加坡华侨巨商胡文虎先后3次共捐赠3万元,其中2万元作为沪难救伤之用,1万元资助何香凝组织救护队。菲律宾华侨联合会和杂货商会汇款2万两白银,小吕宋瑞隆兴铁业公司汇款4300元国币慰劳前敌将士。南洋爪哇岛泗水华侨咖啡商公会捐款3万元救济伤兵灾民。加拿大温哥华华侨捐款1.6万美元。阿根廷华侨协进会电汇800元阿根廷币。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组织救国募捐团并电汇给第十九路军3000元。据第十九路军司令部统计,淞沪抗战期间,仅捐款一项,在该军收到的1068万元中,就有3/4是华侨捐赠的。

  华侨积极支援淞沪抗战,还表现在踊跃归国参战方面。淞沪抗战爆发不久,一支由约200名华侨组成的抗日救国义勇军即迅速开赴上海,编为华侨义勇军第一总队,吴越任总队长。华侨义勇军在淞沪抗战中建立了卓越的战绩。据载:“华侨义勇军与上海市民义勇军,是各种义勇军之成绩最佳、最勇敢、最有功勋者。尤其是华侨义勇军,在火线上共同作战,在后方不断地挖掘战壕,所受的苦痛亦最多……”许多华侨志士在淞沪抗战中奋勇杀敌,以身殉国。归侨飞行员、国民政府军政部航空第六队副队长黄毓荃,在淞沪战场的空战中,英勇善战,先后击落日机数架,立下赫赫战功。在2月5日的空战中,他不幸遭到数架日机围攻,血洒长空,壮烈牺牲,时年仅28岁。

  淞沪战事结束后,3月14日,中国代表、外交部次长郭泰祺和日本代表、驻华公使重光葵举行会晤,决定自即日起双方停止军事行动。3月24日,中日代表就停战协定问题开始正式会谈。不待抗日将士“忍痛撤守”完,南京国民政府已开始与日本侵略者寻求妥协。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在上海签字。按协定规定,中国军队实际上再无权进入苏州—昆山—上海一线以外。这样,中国最大的工商业中心上海,成了不设防的城市。淞沪抗战,以中国政府的妥协让步而告终。对于淞沪抗战之受挫原因,当时的舆论曾作了如下的分析:“国民主战而政府不战,国民激昂而政府卑怯,国民力援十九路军,而政府坐误戎机,国民纷纷组织义勇军,置身火线,而政府拥兵二百万,参战者不过四十分之一,国民反对议和而政府毅然签字,则一切责任,显然独在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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