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粤对峙形成之前，粤方为了壮大反蒋声势，极力拉拢汪精卫南下广州，以期共同逼蒋下野。然而，粤方的古应芬、陈济棠等人在拉拢汪精卫的同时，又对汪精卫极为警惕，深怕汪派势力会宣兵夺主。因此，他们主张和汪精卫个人合作，而不是和汪派合作。胡汉民也表示：“目前舍汪无足与蒋对抗者，但陈(公博)、甘(乃光)万不能共事。”[ 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74页。]粤方的这种合作态度，令汪精卫非常尴尬。
蒋介石很早就认为汪精卫与粤方陈济棠等人之间很难合作。他在5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对粤惟有分化逆部，对桂乃用季宽。此时勿使汪到粤组织伪政府，而汪以陈(济棠)逆态度不明，军队难靠亦决不赴粤也。”[《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14日。]尽管后来汪精卫南下广州，与粤方合作共同倒蒋，但却正如蒋介石所意料的，汪精卫与陈济棠等人矛盾重重。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一面向粤方呼吁“共赴国难”，并提出愿意和胡汉民、汪精卫合作，一面又暗中派宋子文等人同汪精卫联络。10月1日，宋子文与朱培德联名致电汪精卫，告以“介兄与弟等，愿与我兄合作，纯出至诚。”[《宋子文、朱培德关于蒋介石愿与汪精卫合作密电(一)》，《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二)，第776页。]对于蒋介石的拉拢，汪精卫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汪对陈公博说：“我真不能和展堂(胡汉民)合作”，“他们只和我合作，而不同我们的同志合作，怎么合得起呢?”[ 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75页。]其实，此时的汪精卫很清楚，他之所以加入粤方共同反蒋，无非是想重返权力中枢，但粤方陈济棠等人却对他处处提防，使他重返中枢的之路困难重重。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率先提出合作，汪精卫正好可以利用宁粤和谈重返中枢。
在蒋介石的拉拢下，汪精卫已开始暗中改善对蒋介石的态度。在香港和广州举行的和谈中，汪精卫同意放弃“须蒋先下野而后开和平会议”的要求，而是主张派代表先赴上海参加和平统一会议。10月6日，陈铭枢致电蒋介石，告以汪精卫本人愿意前来合作，并强调“无论展堂同志肯到沪与否，汪同志亦愿来沪，虽至决裂亦所不惜。”[ 《陈铭枢为汪精卫决心赴沪并请胡汉民同时到沪会面致蒋介石密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二)，第782页。]
在上海会谈中，汪精卫、孙科再次向宁方让步，没有坚持要蒋介石立刻下野，而是规定在四届一中全会上决定蒋介石的下野问题。对此，粤方的陈济棠、邓泽如、萧佛成等人对上海和会极为不满，指责汪精卫、孙科等人卖粤。面对陈济棠等人的指责，汪精卫在上海和会之后拒绝再返回广州。11月18日，粤方在广州召开“四大”。23日，在陈济棠等人的操纵下，粤方“四大”推翻上海会谈的决议，致使汪、孙两派代表愤而退席，负气出走。12月3日，汪精卫携汪派人物在上海召开了自己的“四大”，并选出10名中央委员。粤方对于汪精卫单独召开“四大”，选出10名中委之举极为不满，并于4日否决了汪派中委的合法性。至此，汪精卫与粤方已基本破裂。
对于汪精卫与粤方的分裂，蒋介石自然非常得意，他在日记中写道：“汪派在沪选举十人，与粤方争持，始则粤与中央之争，今则粤又自争。此种争权夺利之政客，毫无革命精神。”[《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18日。]事实上，为了分化汪精卫与粤方的关系，蒋介石早已答应汪精卫协助解决汪派中委的资格问题。早在11月6日，当陈铭枢询问蒋介石，如果汪派代表不参加粤方“四大”，而是单独召开会议，则蒋介石是否将容纳其新近分子参加中央时，蒋介石复电表示必将容纳，并要其积极与汪精卫联络。[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9月至12月，第249-250页。]12月18日，陈璧君等人再次要求蒋介石协助解决汪派中委问题，蒋介石又当即允诺。对此，其在日记中说：“上午与璧君、孟余、公博谈话，精卫先征求余参加政府为监察院，与上海大世界十委员问题助其解决，然后乃肯来京。余毅然允之。”[《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18日。]正是由于蒋介石的拉拢和保证，汪精卫才有了与粤方分道扬镳的底气。
蒋介石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之所以拉拢汪精卫，是因为汪不仅是他对付粤方的利器，也是他重返中枢必不可少的盟友。蒋介石和胡汉民、汪精卫之前的权力纷争，反映的都是党权与军权之争。蒋介石的两次被逼下野说明在国民党内部，蒋介石的地位仍处于军事领导层面，而在党内尚不具备绝对的领导地位，至少还不能与汪精卫、胡汉民相媲美，他试图用武力打倒汪、胡，取得党的领导地位，结果自己也被逼下野。
蒋介石在第二次下野前夕，就为自己的复出做了必要的准备：一是改组江、浙、赣、甘四省政府，分别任命顾祝同、鲁涤平、熊式辉、邵力子出任省主席;二是让“非嫡系的嫡系”陈铭枢留在孙科政府，以牵制孙科;三是财政部长宋子文辞职，使新政府在财政上陷于困境。然而，时局的发展却超越了蒋介石的预期。新成立的孙科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外交难题，不顾蒋介石的反对，设立中央政治会议特务委员会，重建政治重心，并准备对外与日绝交，对内停付公债本息。而身兼行政院副院长和京沪警备总司令等职的陈铭枢，由亲蒋转变成为孙科的重要支持者。如果孙科组织的特委会一旦成功有效运作，内外政策必将发生变化，蒋介石也不一定能左右政局。为此，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马制止事态的发展。
然而，根据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央政治改革案》等重要决议，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三人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伧、顾孟余、居正、孙科、陈果夫等9人为国民党中常委。[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2册，第510-511页。]可见，无论在中政会还是中常会，蒋介石都难以独大。蒋介石若决意一人赴南京阻止孙科政府，无疑会遭到胡汉民和汪精卫的否决。而胡汉民与蒋已形同水火，蒋介石只有联合汪精卫才有可能撤销特委会，阻止孙科政府通过对日绝交和停付公债本息案，并达到重返中枢的目的。正因如此，蒋介石才会放下身段亲自写信邀请汪精卫，到杭州相会，共商对策。
二、请汪精卫主持大计
为了应对内外危局，重返中枢，蒋介石与汪精卫再次走向合作。其实，汪精卫弃胡投蒋，与蒋介石的极力推崇有很大关系。早在11月17日，蒋介石就表示要“放弃选举竞争”，“请汪来京主持也。”[《蒋介石日记》，1931年11月17日。]当晚，蒋介石致电陈铭枢，嘱其赴沪，邀请汪精卫来南京，“主持中央”。[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2册，第353页。]11月27日，蒋介石召集干部商讨政治过渡办法，并要陈铭枢转告汪精卫，蒋辞职后希望由汪精卫、孙科来担任国府主席和行政院长。[《陈铭枢致蒋中正艳午电》(1931年11月29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之特交文电，“国史馆”藏，档案号20013976。]12月22日，刚刚下野的蒋介石在南京接见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三人，并对他们表示：“本人甚盼汪先生能不顾一切，任此艰巨。前在沪时，曾向汪先生面述此意，汪先生太客气，希望三位再代转达。中兴本党，非汪先生莫属。”[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2册，第479页。]蒋介石尊汪精卫为首的态度，令汪精卫颇为心动，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讨论新政府人选时，汪精卫一度向外界表示愿意担任中政会主席。对此，陈公博回忆说：“宁粤双方讨论新政府组成时，原定国民政府主席于右任，行政院长孙科，那就是将国府主席和行政院长分给宁粤两方的意思，汪先生只愿做政治会议主席。”[ 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79页。]然而，后来中政会选举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为常务委员，轮流担任主席。汪精卫的愿望落空后，也就一直在上海“养病”，对于孙科等人的邀约避而不见。与此同时，汪又派唐生智赴溪口向蒋介石表示“介石不入京，则精卫亦不入京。”[《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21页。]可见，汪精卫在等待蒋介石的邀约，以便共同复出。
1932年1月17日，蒋介石与汪精卫在杭州会晤，密谈合作。对于此次会谈，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上午与季新见，谈话约一小时半。余以精诚对之，彼当能谅解也。”[《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17日。]至于两者所谈内容，却秘而不宣。之后，蒋汪联名致电孙科，表示“弟等愿竭其心力协助我兄支此危局”，并邀孙科来杭州相晤。[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第50页。]18日下午，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在烟霞洞会谈，并取得一致意见。然而，他们在烟霞洞到底达成了什么协议，外界不得而知。蒋介石在日记中只说：“下午在烟霞洞与季新、哲生会晤。晚在澄庐商谈后，决不待展堂复电，余与汪入京相助也。”[《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18日。]《事略稿本》则记载说：“下午孙科到杭，公在烟霞洞与之相见，汪兆铭亦来，同为深长计议。晚又在澄庐商谈，意见已获一致。”[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第54页。]当记者问孙科会谈结果时，孙科只回答说：“圆满，圆满。”[ 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96页。]
虽然当事者对会谈内容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仍然可以从其他资料中找到蛛丝马迹。邵元冲虽然不知道蒋汪会谈的内容，但却与张静江、何应钦等人参加了下午的烟霞洞会谈和晚上的澄庐会谈。他在日记中说：“介石、精卫已允共同赴京，惟介石力推精卫主持大计，众亦多赞同，又对外交问题等均有所商榷。”[《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22页。]另外，蒋介石虽然在当天的日记中没有记载会谈内容，但在1月23日的日记中却提到了蒋汪合作的设想。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五时与汪先生谈话，至七时后始散。对日问题决定缓和。余以政治由哲生主之，党务由季新主之，而三人共负其责，观汪之意尚不足也。”[《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23日。]在此，蒋介石向汪精卫提出，由自己主军，孙科主政，汪精卫主党，形成三人合作局面。
据此，可以推断蒋介石与汪精卫在烟霞洞会谈中，至少达成了蒋汪二人应不顾胡汉民的反对，共同复出，蒋介石负责军事，汪精卫负责党务并主持中央工作的协议。正因如此，当23日蒋介石向汪精卫提出中央由蒋、汪、孙三人共负其责，而不说由汪精卫主持大计时，汪精卫自然会有所不满。另外，从蒋介石日记来看，蒋介石和汪精卫最初并没有要推翻孙科政府的打算，而是让孙科继续担任行政院长，蒋汪二人从旁指导，以调整内外政策，帮助其度过难关。1月18日上午，在孙科抵达杭州前夕，蒋介石与汪精卫进行了会谈，蒋向汪说：“孙科之愚，吾辈为总理计，必力为援手于陷阱之中，而置之袵席之上。至对于国家大局，吾辈已负诸肩上，尤当高瞻远瞩，深虑熟图。”汪精卫表示“首肯”。[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第54页。]在此，蒋介石强调的是施以“援手”，“置之袵席之上”，并获得汪的赞同。可见，蒋介石和汪精卫起初没有要推翻孙科之意，因此孙科才会对记者表示会谈“圆满”。当1月24日孙科由京赴沪，不辞而别时，蒋介石颇为感叹，他说：“哲生是非不明，人鬼不辨，辜负余援手之心矣”，“哲生岂其终不可救药乎?追念总理，心何能安?”[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第71-72页。]25日，孙科通电辞职。蒋介石说：“思总理之恩，而悯孙科之愚，总不能忍其再堕陷阱。”并写信劝其回京，打消辞职念头。[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第79页。]然而，孙科对蒋介石的劝说置之不理。
孙科的辞职虽然置蒋介石与汪精卫于尴尬的境地，但却为蒋汪合作提供了便利。26日，蒋介石对汪精卫说：“孙科无复函，行政院长不可虚悬，请兄速组院，主持大计，中愿不受名位，竭诚相助。”[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第81页。]28日，蒋介石再次劝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汪表示同意。蒋在日记中说：“下午往访季新，与之商外交方针，确定一积极抵抗，一预备交涉，彼即赞同，并有愿任行政院长之意。”[《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28日。]当晚，蒋介石和汪精卫主持召开国民党临时政治会议，决定准孙科辞行政院长职，以汪精卫继任，孙科改任立法院长。在蒋介石的合作下，汪精卫终于重返中枢，出掌行政院。然而，蒋介石却还没来得及复任海陆空总司令一·二八淞沪抗战就爆发了。
三、由幕后走向前台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尚未完全复出，不得不将军事指挥权交予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参谋总长朱培德，而外交大权则由行政院长汪精卫负责，蒋介石本人只能在幕后操纵。徐州会议之后，蒋介石才由幕后指挥走向了前台。
1月29日，为了应对一·二八事变，蒋介石与汪精卫召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决定对日军进行积极抵抗，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会议还决定成立新的军事委员会，指定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为常委。[《中政临时会议》，《申报》，1932年1月30日。]在这5位常委中，何应钦是亲蒋的，朱培德是中立的，而冯玉祥和李宗仁则是反蒋的，作为常委之一的蒋介石在名义上是不具有特权的。然而，蒋介石为了掌握军事指挥大权，以便于指挥为借口，提议淞沪抗战期间“军事委员会暂留南京，以朱培德、林蔚负责办理。而指挥前方之大权，则交军政部长何应钦与参谋总长朱培德会衔行之。”[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第103页。]这样一来，蒋介石虽不是委员长，但却行使着委员长之职权。而军事委员会实际上已被蒋介石架空，冯玉祥等人作为军事委员会常委，却被禁止插手军事，对军事指挥毫无话语权。对此，冯玉祥愤愤不平，他对汪精卫抱怨说：“军事委员会有问题时，其处理办法之决定，既要电蒋报告，又要电何请示，究竟成为一个什么机关呢?”“为什么军事委员会不负责任?”[ 冯玉祥：《冯玉祥日记》，第三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78、580页。]
尽管蒋介石实际掌握淞沪抗战的军事指挥权，但因为他名义上还不是军事最高长官，所以只能隐藏在幕后。2月2日，宋子文致电在洛阳的蒋介石，告以陆文澜、蒋光鼐等皆认为时局紧急，军事方面不可领袖无人，现拟由该路军蒋光鼐、蔡廷锴等联名通电，敦请蒋介石出任陆海空总司令，统帅全国军人一致对外。蒋介石却复电表示：“此时无设总司令之必要，否则对内对外或生不利影响亦未可知。”[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第135页。]可见，蒋介石对反对派颇为顾忌，尚不敢公开复职。
在操控军事指挥的同时，蒋介石又想主持对日外交。1月29日，蒋介石亲自订立了对日外交原则与方法。其原则为：“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蒋中正手书对日外交原则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1932年1月30日，《蒋中正总统文物》之革命文献，第15册，淞沪抗战，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20200015006。]为了便于实施其对日外交政策，蒋介石以迁都洛阳为名，催促林森、汪精卫带领政府各部会尽快撤离南京。30日上午，当蒋介石去催促汪精卫时，汪精卫却并想急于离开南京。对此，蒋介石颇为不满，他说：“请林主席、汪兆铭先渡江赴洛，以国府主席与行政院长应先以居于安全之地也。林乃延缓，谓为事多，陈壁君亦有难色，皆不欲行。”经蒋介石苦劝之后，“林汪始渡江而行。”[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第103页。]林汪二人出发之后，蒋介石与宋美龄又渡江到浦口亲自送林森和汪精卫等人上火车。对此，他说：“余既无权位，人自多怀疑，则余又恐各方对林汪有失礼之处，故余必亲送上火车。此诚余忍痛之时，受屈之地也。然大丈夫能屈能伸，为党而屈为国而伸，各适其宜”，“余既不获由余之名义统一，应使实际上由余之行动统一。余今惟有礼让谦逊，屈居卑下，为其部属，则于党国乃或有济。”[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第105页、第112-113页。]可见，蒋介石亲自到火车站送林森和汪精卫，一方面出于礼仪尊崇，但另一方面蒋又深感委屈。其实，此时的蒋介石因为尚未完全复出，负责无名，内心极为敏感。他既想独揽大权，担负起领导责任，却又师出无名，担心反蒋派对他的指责。
然而，蒋介石想要主持对日外交的想法最初遭到了汪精卫的阻遏。2月3日，蒋介石对汪精卫说：“对日抗战计划已定，交由何应钦、朱培德负责指挥矣。惟外交方面亦关重要，吾与兄两人之中，以一人赴浦口指挥之。如何?请兄决定。汪考虑久之，乃允愿往焉。”[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第135页。]汪精卫是行政院长，由其负责外交，自属合理。蒋介石也不便反对。由于汪精卫坚持自己主持对日外交，而军事名义上已有何应钦和朱培德负责，蒋介石也就不便返京，只好游览河南名胜以解闷。2月4日，蒋介石“至龙门观温泉，见古物珍品多有残毁，天然温泉无人经营。因又叹洛人无智，引为可耻也。不欢而返，闷坐行辕。晚又不能安睡，决心明日至郑州巡视。”[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第143页。]2月5日为旧历除夕，抵达郑州后的蒋介石心情并未好转，他以“愁虑危苦”四字形容其当时心情。他说：“国事家事两俱伤心，反动派甚欲借暴日事件罪余杀余。呜呼!自来忠臣义士，皆不容于当世，吾复何悲哉。”[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第152页。]之后，蒋介石又游览开封、新乡等地，但心情始终未得改观。他说：“欲强解忧愁，而终不可解。”[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第158页。]
此时，社会各界对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予以高度的赞扬，并批评与指责军政当局迟迟不派兵增援。2月8日，监察院长于右任等人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迅即派兵增援十九路军，并请蒋迅即返京，指挥对日作战。蒋介石复电表示：“弟行止出处，皆惟政府之命是从，决不敢退缩逃罪，亦不敢擅进争名。当国家危亡之时，只求有益于党国，区区个人毁誉成败，岂足容怀。陆空各军皆以补充完妥，外人不测，而必欲责难于个人，亦惟听之而已。”[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第162页。]可见，蒋介石对自己没有名分一直耿耿于怀。而面对外界不支援十九路军的批评与指责，蒋介石更是委屈万分，他说：“友人来电，均以不增加援队于上海相责难，乃知反宣传之大，必欲毁灭余历史，使余不得革命也。”[《蒋介石日记》，1932年2月8日。]此时的蒋介石对于自己不能顺利再起的确感到极为苦闷。
2月11日，蒋光鼐、蔡廷锴、张治中等人通电全国，为蒋介石辩护。通电声称：“溯沪案发生以来，蒋公既无职守，又无名义，其对军事事实无责任可言，乃蒋公本其救国护党及爱惜我部属之赤忱，不愿居一切名义，愿以在野之身，不辞劳瘁，共负艰巨。此等公忠体国之至诚，不惟光鼐等全军将士奉为泰斗，亦为我全体国民之救星，复何忍加以诬蔑。”[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第1183-186页。]
蒋光鼐等人之通电，非常准确地刻画了蒋介石当时的处境。面对各方通电，汪精卫也终于意识到了蒋介石迟迟不愿返京的原因。当日，汪精卫联合李济深等人致电蒋介石，告以日军大批来援，请其南下徐州共商对策。
12日上午，蒋介石与汪精卫在徐州会谈。在此次会谈中，汪精卫对军事、外交均表悲观，而蒋介石则表示愿意返京协助汪精卫负责处理对日军事、外交。他在日记中说：“上午与季新只谈话，彼以冯李之阴谋为可怪，与外交之艰难为可悲。余以决心为党国牺牲之精神助之，并自愿赴京负责对军事、外交，处理一切，彼甚赞同。余乃于晚间由徐南下。”[《蒋介石日记》，1932年2月12日。]
当日下午，蒋介石、冯玉祥、李济深、朱培德等在徐州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汪精卫亦列席。会议决定，由蒋介石亲自赴京负责处理对日军事外交。会后，蒋介石即刻南下，赴京指挥。13日，蒋介石抵达浦口，何应钦和陈铭枢前来迎接。蒋介石对他们表示：“国家危急至此，汪兆铭意志薄弱，已抱悲观。昨日在徐州会议，余再四观察，支此危局，已无其人，余乃不得不牺牲一切，独肩其重。今日根据环境与敌我内容，主张对于沪事取缓和勿使扩大，以保国家元气，以为他日复誓雪耻之图，但淞沪战事必死力一拼，惟使不扩大，使不可收拾耳。”[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第196页。]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在徐州对汪精卫说的是协助他处理军事、外交。而此刻，蒋介石却对何应钦和陈铭枢说自己“独肩其重”。其不甘屈居汪精卫之下的心态表露无遗。客观而言，在处理对日军事外交方面，蒋介石的确要比汪精卫更富有经验。2月18日，日军司令植田谦吉对第十九路军提出最后通牒。面对日军的通牒，汪精卫颇为“惶然”。蒋介石提出：“余主张以双方撤兵以前，不能有任何条件也”，并安慰汪说，日本的通牒“是无足虑，或战或和，我既立于自主之地，随倭寇抉择，我自有以应之，最后之胜利，必属于我。”[《蒋介石日记》，1932年2月18日;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40页。]19日，汪精卫和蒋介石再次就日本通牒进行筹商，蒋介石提出：“余主张一面对倭寇提抗议，一面对各国亦提议，以国际公约为据，对中国不平等条约以倭寇行动为例，应宣告废弃。”汪精卫表示同意。[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第241-242页。]20日，蒋介石在励志社与各委员讨论对日军事，众人商讨5小时之久尚无结果。蒋介石对与会者的表现至为不满，他说：“上、下午皆在励志社与各委员讨论对倭事，群疑满腹，众难塞胸，瞠目相观，无人敢下断语。而无聊书生之谈，则仍不脱庚子年拳匪之思想，会谈五小时，仍无结果。今日会议亡国之象十足矣。余心之隐痛，何可言喻。余不出任海陆空军总司令，何能与暴日抗战，决以个人名义密问英美对于中国作长期抵抗之态度如何。”[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第255-256页。]
可见，面对日军侵略的扩大，军政当局内部不仅意见不一，而且无人敢真正负责。淞沪抗战至此，迫切需要蒋介石由幕后走向前台。当日下午，蒋介石召见何应钦，商定军政部移驻洛阳，军事指挥由蒋介石亲自负责。何应钦自能理会蒋介石的心思，随即致电蒋光鼐、蔡廷锴、张治中等人，告以“应钦因军政部移洛，诸事待理，准马日午后首途前往，此间一切由介公委员主持办理。”[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第258页。]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国事至此，赴京则尚有挽救之望，而个人之毁誉成败不顾也。”[《蒋介石日记》，1932年2月20日。]其实，蒋介石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要出任陆海空军总司令或者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掌军权，并非难事，但他一方面顾忌反蒋派的反应，另一方面自视甚高，不愿由自己提出。然而，日军在上海军事侵略的扩大，终于促使蒋介石由幕后走向了前台。
四、蒋介石重掌军政大权
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期，蒋介石由幕后走到了前台，在南京主持对日军事与外交，强力推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政策，极力避免战争的扩大与持久，谋求与日直接交涉，而汪精卫则在洛阳召集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与党内各派系共商救国大计，蒋汪合作得以进一步的发展。
对于蒋汪合作推行的对日政策，胡汉民、孙科等人一面予以激烈的抨击，一面又极力地挑拨和分化蒋汪关系。对此，朱培德于2月15日致电蒋介石，力劝蒋汪团结合作，应付国难。他说：“外患如此严重，而国内情形又如此复杂，未来之困难尤多，当此吃紧关头，汪先生同在一处协商，则馋夫无隙，蜚议自少。”[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第213页。]
尚未完全复出的蒋介石对于蒋汪合作的重要性自然非常清楚，没有汪精卫的支持，蒋介石要在胡汉民、孙科等人的反对下复出并非易事。因此，蒋介石多次对汪精卫表示“只要我内部团结一致，对日外交，无论和战皆有办法也。”[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第312页。]汪精卫同样也很清楚，一·二八淞沪抗战离不开蒋介石的领导，而自己地位的巩固更是离不开蒋介石的支持，蒋汪合作才是双赢局面。为此，汪精卫要何应钦转告蒋介石，希望蒋介石遇事能多与汪商量。3月6日，何应钦致电蒋介石，声称：“昨夜兆铭云：孙科等以我不继续倒蒋，一意共赴国难，谋本党之精诚团结，则我亦在彼辈排出之列，吾人今后只有不顾一切努力去做。职意请钧座多与兆铭商议，以应付难关。”[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第360页。]
蒋介石接电后，深有感触。他说：“昔者廉颇蔺相如结好得御外侮，以保赵国。陈平周勃交欢，得弭内乱，以安汉室。余于兆铭固愿与之精诚合作，以共赴国难也。殊未知兆铭果有始终否耳。”之后，蒋介石复电何应钦，表示“微辰电悉，兄意正与中同，非此实不易救国也。”[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第360-361页。]在此，蒋介石将他与汪精卫比喻成廉颇与蔺相如，说明蒋汪合作在蒋介石心目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既然蒋汪合作对于双方均非常重要，蒋介石的复出也就顺理成章了。3月6日，在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经汪精卫等人的提议，会议对军事委员会组织法进行了修订，增设了委员长一职，并提名蒋介石担任委员长。[周美华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第363页。]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电令，特任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希速就职，以济国难。”然而，面对唾手可得之军权，蒋介石却复电推辞。[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第367-368页。]蒋介石之所以推辞委员长职，除了矫情之外，主要是因为外界还在批评他不积极援助上海守军，而反蒋派的攻讦更是猛烈，加上他已实际掌握了军事大权，也就不急于一时就职。为了消除蒋介石的顾虑，汪精卫于3月10日亲自赴京劝蒋介石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职，但蒋介石仍表示个人名位不足虑。[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第383页。]13日，汪精卫又联合朱培德、宋子文共同催促蒋介石尽快就职。经汪精卫等人的再三劝说，蒋介石最终决定就职。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下午，与朱、汪、宋详商，决就委员长事。”[《蒋介石日记》，1932年3月13日。] 3月18日，蒋介石正式就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参谋本部总参谋长。至此，蒋介石在汪精卫的支持下正式复出。
蒋介石的复出意味着蒋汪互相借重，共同重返中枢的目标已经实现。刚刚就职的蒋介石踌躇满志，决心对内精诚团结，专注军事外交，以实现其救国之目的。3月19日，他说：“今既决然就职，若不发奋自强，埋头苦干，何以救国，何以成业。从今日起，余决恢复往昔之课程，专务于空军之发展，陆军之整理，军械之选造，以及外交之研究，而对内则注重精诚，以图团结。至于成败则听之于天，毁誉更不足措意也。”[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第457页。]
然而，蒋介石与汪精卫两人性格各异，加上蒋介石敏感多疑，他对汪精卫始终未能予以完全的信任，从而使蒋汪合作又充满了曲折。早在1931年11月，蒋介石就曾与干部讨论汪精卫的合作诚意，当时吴稚晖认为汪精卫“毫无诚意，徒为金蟾脱壳之计”，陈铭枢则认为汪“必有诚意”，而蒋介石则认为他们两人都过于偏激，“过与不及皆错误也。”[《蒋介石日记》，1931年11月20日。]可见，蒋介石从一开始对汪精卫也并非完全信任。3月13日，当汪精卫再次劝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时，蒋还怀疑汪精卫有可能不愿意他就职。他说：“观汪意或不甚愿也。”[《蒋介石日记》，1932年3月13日。]3月14日，汪精卫、李济深、陈铭枢赴昆山慰劳上海抗战军队，蒋介石又怀疑汪精卫是在拉拢陈铭枢，插手军队。他说：“今晚汪、李、陈等赴昆山慰劳将士，以示其粤方团结之意，是诚可笑也。粤人排外，焉能成事?”[《蒋介石日记》，1932年3月14日。]可以说，蒋介石虽然认识到蒋汪合作的重要性，但他对汪精卫却始终抱有成见。
对于蒋汪合作中存在的问题，陈公博曾有比较深刻的分析。他说：“汪蒋之无法合作，实在有种种原因，他们两个人的个性本来就不同，一个爱说话，一个爱缄默。一个感应很快，一个城府很深。两个人虽然共负大责，而蒋先生对于一切机密都不愿竭诚讨论。……蒋先生出身是军人，对于名位很是看重，他不但要做实际的领袖，还要做名义的领袖，一天没有达到登其大宝的愿望，他到底不甘心。”[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09-210页。]困扰蒋汪合作的原因固然很多，但蒋介石强烈的领袖欲，以及其对汪精卫的不信任则是重要原因。
雄心壮志的蒋介石对内虽然表示要注重精诚团结，但他同时又认为汪精卫不堪大任，只有他自己才能担负救国重任。3月29日，蒋介石这种心态表露无遗。他说：“外交尚无进步，以日本故意延宕，以待我国内之变乱也。我个人之对策只有团结内部，动以精诚，使离者合，叛者服，猜疑者觉，以期一致对外而已。然此责任兆铭(汪精卫)非所能负。孟子有言，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余之不能不独肩其重。”[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第506页。]4月1日，蒋介石考虑政局，认为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以后，自己可以有三种选择：其一，“开诚公布广揽贤才，信用旧人，调和嫌怨”;其二，“欲引退高蹈，放弃军政大权，托付汪兆铭，以免国内增多纠纷”;其三，“独当大事，事事亲办，不顾疑忌，放手做”。经过反复权衡，蒋介石决心“耐苦奋斗不再游移矣。”他说：“昔者许由巢父引身高蹈，以救国救民已有尧也，今则兆铭不能任此，余实不能卸其责也。”[吴淑凤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4册，第4-5页。]可见，蒋介石认为汪精卫不能担当大任，自己必须出而负责，蒋汪合作只能是“蒋为主汪为辅”。
五、结 论
一·二八淞沪抗战前，国民党内部正处于内争之中，以胡汉民、孙科、陈济棠等为首的粤方联合汪精卫逼蒋下野，而蒋介石为了化解粤方的攻击，则极力地拉拢汪精卫，分化汪精卫与粤方的同盟关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蒋介石不惜极力推崇汪精卫，主张由汪精卫主持中央大计。在蒋介石的拉拢和推崇下，汪精卫最终与粤方分道扬镳，与蒋介石在杭州烟霞洞达成蒋汪合作，共同复出的协议。之后，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合否决孙科政府的对日绝交方案，提出“预备交涉，积极抵抗”对日政策，为南京国民政府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初期提供了指导原则。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初期，蒋介石尚未完全复出，对日军事和外交分别由何应钦、朱培德和汪精卫负责，蒋介石则不得不隐藏于幕后，蒋汪合作处于“汪为主蒋为辅”的阶段。然而，汪精卫主持的对日外交毫无进展，日军又派兵增援，中日双方在上海的冲突日渐扩大。为了应对这一被动的局面，蒋介石在徐州会议之后亲自负责对日军事和外交，逐渐由幕后走向了前台。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期，蒋介石将“预备交涉，积极抵抗”对日政策转变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在防止中日冲突扩大的同时，强调对日妥协，为上海停战奠定基础。与此同时，蒋介石在汪精卫的支持下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掌军权。蒋汪合作也逐渐由最初的“汪为主蒋为辅”逐渐演变成“蒋为主汪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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