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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实业家项松茂:一·二八淞沪抗战以身殉国
来源:虹口报   2017-05-23 10:38:49

  

  “老上海”可能知晓,二十世纪一、二年代,“人造自来血”(一种补血药品)市场畅销;“五洲固本肥皂”家喻户晓。这种药品和日用品,都与项松茂紧密相关。

  回望一·二八淞沪抗战,项松茂是一位值得今天的人们缅怀和纪念的爱国实业家。几经辗转,记者寻访到项松茂之孙——项秉仁。其向记者讲述了他所了解的项松茂。

  出任上海五洲大药房经理

  项松茂(1880—1932年),出生于浙江宁波鄞县商人家庭。一心要让儿子将来有出息的父亲,起先让年幼的项松茂跟着自己读书,然则没几年,面对自幼悟性高勤学习的儿子,父亲教学力不从心,于是将其送入私塾读书。没读几年却因家道中落被迫辍学。14岁那年,被其父送到苏州陆姓皮毛骨行当学徒。手脚勤快,干活又善于动脑筋的项松茂,很受老板器重,三年后,就将店里的账务管理交付与他。1900年,经在上海中英药房任经理的吴志成引荐,项松茂跳槽到中英大药房担任会计。据他的朋友黄炎培回忆,项松茂是个极富责任心而且又心细如发的人,很快成为业务上的一把好手,深得总经理赏识。1904年,被派往汉口中英分店担任经理。项松茂的商业才华崭露头角,汉口分店业务蒸蒸日上。1909年汉口组织商会时,时年29岁的项松茂被推为董事,成为武汉三镇工商界的知名人士。

  1911年,慧眼识珠的上海滩著名商人黄楚九力邀项松茂出任上海五洲大药房经理。其实,项松茂接手的五洲大药房经理并非好差使。五洲大药房凭借黄楚九研制的“艾罗补脑汁”保健药,畅销市场赚了不少钱,但钱赚多了,股东们却各自打起小算盘,矛盾也就多了,人心各异导致五洲大药房效益日渐衰退。

  项松茂接任五洲大药房总经理后,制定“勤俭办企业”方针,先将店里的豪华陈设变卖,作为营业资金;又启用与钱庄熟悉的俞钜卿为副经理,取得金融资本的支持;再对药房组织架构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设立本牌药品总发行所、门市零售部和批发销售部。他的朋友高友唐说他“事无巨细,必躬必亲,每至夜半始寝”。在他的精心运作、有序管理下,五洲大药房步入正常轨道。

  从此,项松茂的聪明才智和不断发展的事业,都与上海这座远东大都市交织在一起,而他更是以爱国情怀在上海滩书写出一个大写的“人”字。

  西药生产和肥皂生产的“双料大王”

  在项松茂的主导下,五洲大药房以前店后厂的模式再度崛起,开始投资现代意义上的西药制药业,首创亚林臭药水、东吴药棉、甘油、牛痘苗、人造自来血等;同时特约林德兴工厂仿制德国“蛇牌”外科手术器械和医院设备。项松茂由此成为中国西药业设厂自制药品、医疗器械的先驱。五洲大药房分店遍布国内各大城市,多达六十余家,堪称当时国内第一大药房。作为当时的拳头产品,“人造自来血”为五洲大药房赢得巨量现金流的同时,也为项松茂赢得极好的商业名声。据统计,“人造自来血”1911年产量为15210公升,到1931年,年产量已扩增至75563公升,不但获得内务部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颁发的许可证,1915年,还在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世界博览会”上获得银奖,远销南洋一带。

  1921年,项松茂盘进多年亏损的原德商上海固本肥皂厂,改名为上海五洲固本肥皂厂,专门生产国产固本肥皂。肥皂是西方来的洋玩意,被老百姓称为“洋皂”,当时上海滩的肥皂市场被英商祥茂肥皂垄断(联合利华公司前身)。为让老百姓用上价廉物美的国产品牌肥皂,项松茂在与祥茂竞争中斗智斗勇。一方面提高总脂肪酸含量,让肥皂更耐用,同时进行技术革新,在制皂废料中提炼出甘油,降低制皂成本;另一方面在价格上略为降低。祥茂皂卖5.80元一箱(60条),固本皂就卖5.75元。销售上则采用专人推销和定点包销齐头并进。那时,上海的小烟纸店多数是宁波三北人开的,也算是同乡了。项先生(外界都尊称项松茂为项先生)就委托他们推销,按销量付给手续费,每天可销800至1000箱,对于一些大的烟纸店,采取入股的办法,优先包销固本皂。店铺销售固本肥皂时,把固本皂和祥茂皂分别放在一碗清水里演示,开始并无区别,然而渐渐地固本皂还相当坚固时,祥茂皂已软塌塌了。固本皂以其泡沫多、耐久用、去垢力强赢得市场信誉,销路迅速打开,成为上海最畅销的洗衣用皂。

  项松茂事业能快速发展,更与他知人善任、有一个团结进取的团队有关。他的大弟子傅怀琛是制皂工程师,也是当时被业内誉为“上海制皂业三只鼎”之一的。为战胜洋皂,他乔装成临时工去祥茂上班。从做司炉工到成品出厂,每个生产环节都烂熟于心,并在生产固本皂时进行工艺技术改进。项秉仁说了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傅怀琛看见本厂司炉工两手抓着钢钎费力地通炉膛,然炉火就是不旺。傅怀琛就亲自为其做演示,只见他上前单手持钢钎,很敏捷地“噌、噌、噌”几下,炉火顿时窜得很高,见此情景司炉工很是佩服。

  满怀实业救国志向的项松茂,不但亲自出国考察,还选派业务骨干去日本和欧美发达国家考察、学习先进技术。张辅忠是浙江公立医药专科学校第一期学生、药学化学博士,也曾经是项秉仁父亲项隆周在浙江公立医药专科学校求学时的先生。他是项松茂在制药事业中十分倚重的。张辅忠和傅怀琛犹如项松茂的左臂右膀,分别被委以“药部”和“皂部”主任。

  至此,拥有药厂和皂厂的项松茂,成为上海五洲大药房有限公司总经理。其时,他就已具备节约资源和环保前瞻性的眼光。他发现肥皂生产过程中,有大量废液流失非常可惜,思考能否废水利用,既开发产品又增加利润。张辅忠成为他交办产研任务的领衔人,委派其赴德国柏林大学有机化学系深造。张辅忠1931年毕业,获得化学博士学位。他谢绝德国研究机构的邀请,放弃优裕的生活条件,接受五洲资助,继续留在德国研究和考察化学制药,调查生产甘油的成套机器性能和制造工艺过程。他带着在德国购买的提炼甘油成套机器设备回到五洲固本皂药厂,建立国内第一个甘油制造厂。

  “西药大王”和“肥皂大王”的美誉,是对项松茂为中国民族工业作出杰出贡献的充分肯定。

  为营救员工惨遭日寇杀害

  正当项松茂事业步入鼎盛时期,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项松茂积极投入抗日救国运动,任上海抗日救国委员会委员,代表“五洲”和其他五家药房登报声明“不进日货”,并将厂内全体职工组成一个营的义勇军,自任营长,聘请军事教官严格训练,规定职工每天下班后军训一小时积极备战。员工每人捐出一天工资,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项松茂的抗日行动,受到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日本学生和日本便衣特务窥探和监视,激起日军极端仇视,伺机寻衅报复。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前夕,项松茂毅然接受为国军生产药品的任务,亲自督促日夜加班赶制,供应前线急需。在北四川路老靶子路(今四川北路武进路),有五洲大药房第二支店,靠近战区,由十一位职工留守。1月28日晚,炸弹声、枪炮声震耳欲聋,只见闸北方向一片大火。北四川路上,日军满载士兵的军车如入无人之境向北疾驶。间隔不久,又有装满日军伤兵和尸体的军车响着凄厉的呼啸声不断驶回。一些日士兵和浪人跟随着运尸的军车沿街狂嚎,有如丧家之犬。

  当时的情况十分严峻,五洲二支店的员工表示一定要坚守岗位,保护财产。1月29日上午,日军和浪人竟然肆无忌惮地包围该店,强行闯入搜查,搜出义勇军制服和抗日宣传品,即将留守员工全部逮捕。当时正好有《申报》的摄影记者在场,当即抓拍了两张照片。之后在多家报刊上发表,上海文化图书公司还印制彩色明信片发售,以让更多人了解事情真相。项秉仁说:当时祖母的一个侄子,正好外出剃头,才得以逃过一劫。

  总经理项松茂闻讯,义愤填膺,不顾自身安危,要亲入虎穴营救。同事们竭力劝阻,他坚定地说:“事关十一位职工的生命安全,我身为总经理,岂能见死不救?”言毕,即驱车前往虹口,但毫无结果。1月30日下午,项松茂又一次前往日军驻地营救,长子项隆勋会日语、进货部主任会英语,要陪同前往,被项松茂拒绝,只让他们收拾被查抄的商店。只身前往的项松茂被日军逮捕,他拒绝与日军合作,被从蓬莱路日军俱乐部押送江湾日军大营。黄炎培撰写的纪念项松茂文章,有这样的记叙:日军官对项怒吼:“你敢私藏军服吗?你敢反抗我们吗?谁反抗我们大日本帝国就杀谁。”项松茂大义凛然地回答:“杀就杀!中国人不爱中国爱什么?你们派军队占领我国土地,屠杀我国人民。哼,看你们日本人有没有好下场!”

  1月31日,惨无人道的日寇,将项松茂和他的十一位员工全部秘密杀害,并毁尸灭迹。五洲大药房全体员工为纪念这个殉难日,在店徽、厂徽上加刻“131”字样,并把试制出的新产品牙膏也用“131”作为商标。

  项松茂以身殉国后,项隆勋看见父亲书桌上刚写成的自勉联:“平居宜寡欲养身,临大节则达生委命;治家须量入为出,徇大义当芥视千金。”国民党政府褒扬项松茂“抗敌不屈,死事甚烈”,蒋介石题赠“精神不死”。

  在家人永远的期待中

  项秉仁告诉记者,三年前他回家乡祭扫,在家乡太祖母的墓旁,建有祖父的“生圹”,上书“松茂项君生圹”,两边没落款,在家乡这是寿穴的意思,意即亲人还健在,也表达项氏家族始终期盼项松茂回家。祖父祖母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他的父亲项隆周是第三个儿子。小时候,每周父母总会带他们几个孩子去看望祖母李秀云,祖母也经常到昆山路他家小住。慈眉善目的祖母喜静,言语不多。一次他好奇地问母亲,祖母为什么话很少。母亲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在祖父被日军抓走遍寻不着的三天里,原本乐观开朗、做事利索的祖母,不吃不喝不睡,才44岁满头乌发的祖母一下变成满头白发,祖父的失踪成为祖母永远的痛,从此少言寡语。

  项秉仁介绍,曾听祖父的司机说起,在营救员工与父亲中,大伯项隆勋也差点遭遇日军的毒手。原来,五洲大药房专门特聘一批理事,应对各方紧急事务。如:有应对法租界的、公共租界的、华界的、日军方的等。当时由专门与日方接洽的日侨桑野陪同项隆勋到日本人俱乐部探询,受到日军官严厉训斥,紧张得满头冒汗的桑野,拉着项隆勋就往外走,对项说:“方才军官问起你是谁,我不敢吐露真情,否则将祸害于你。”

  项秉仁说,关于祖父的故事,因父亲早年去外地工作,他多是从母亲毛东海的讲述中了解的。原来,项秉仁的外公毛安甫与祖父是世交,毛安甫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担任过浙江省政府的参议员和财政局长,但一介书生的他,从政和经商屡受挫折,于是将所有资产投入项松茂公司。毛安甫每次与妻子从宁波来到上海,项松茂必定亲自将他们接到家居住。所以,毛东海对项家的事知晓甚多。

  项秉仁还记得,小时候逢年过节祭祖时,母亲总会提起祖父。有一次母亲很自豪地告诉他们:你们的祖父本事大到能够一心两用。每天早上晨会时,一边听取所有部门负责人汇报并安排任务,一边可以处理好往来信件。

  1982年,项松茂罹难50周年之际,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题写“制皂制药重科研,光业光华异众贾;抗敌救友尽忠诚,爱国殉身重千古”以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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