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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八淞沪抗战面面观!
来源:360图书馆   2017-05-23 14:19:58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于1932年1月28日,悍然进犯上海闸北,中国军队奋起抗击,“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一二八淞沪抗战”是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伟大壮举。同时,这次抗战也有若干教训。今天我们选取这次抗战的几个侧面,共同回顾这段不应忘却的历史。


  ——日寇:居心叵测挑起事端——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转移国际视线,并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屈服,同时企图占领上海作为继续侵华的基地,于1932年初在沪不断寻衅,挑起事端。

  1932年1月,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之一板垣征四郎大佐回东京报告中国东北战事,后受命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陆军辅助武官田中隆吉少佐发电报:“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

  田中隆吉接电后,即安排女谍川岛芳子具体策划实施。1932年1月18日下午,川岛芳子唆使2名日本僧人与3名日本信徒到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东区的华界三友实业社总厂生事,引发冲突,致日人1人死亡,1人重伤,日本诬为中国工厂纠察队所为,此谓“日僧事件”。

  次日数十名日侨青年同志会成员趁夜放火焚烧了三友实业社,砍死、砍伤工部局华人巡捕。田中隆吉还煽动1200名日本侨民集会、游行,开始骚乱并袭击华人商店。

  此前,板垣征四郎与参谋本部早已作好“假战争”准备。“日僧事件”发生后,即以保护侨民为由,首先调日本海军做好了作战准备。在日本提出无理要求和通牒的情况下,上海市政府完全接受日方条件。1月28日夜11时零5分,日方回复“满意”,但又以保护侨民为由,要求中国军队撤出闸北。11时30分,不等中方答复,日军即向闸北中国驻军发起攻击,“一二八事变”爆发。

  日本海军司令盐泽幸一大言不惭:“上海一旦发生战事,四小时即可了事。”


  ——国军:铁骨铮铮可歌可泣——

  日本向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后,随即又进攻江湾和吴淞。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的率领下,奋起抵抗。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率部积极协同作战。十九路军原为孙中山所创,大部分是广东人,能征善战。全军官兵同仇敌忾,英勇抗敌,击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29日,恼羞成怒的日军出动飞机对上海市区进行了疯狂轰炸……

  2月14日,蒋介石命令由前首都警卫军87、88师和教导总队组成第五军,以张治中为军长增援十九路军参战。2月18日,张治中率第五军开赴前线驰援十九路军,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除了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外,参加抗战的还有另外几支中国军队。出于种种原因,各部均以十九路军名义参战,故大都成了少为人知的“无名英雄”。如宪兵第6团在与十九路军部八十七师换防时遭遇战斗,毅然参加了闸北保卫战。驻闸北的税警3团和驻南翔的税警2团按照宋子文命令,先后以十九路军、第五军第八十七师独立旅名义参战抗敌。

  中国军队苦战33天、激战100多次,迫使日军三次增兵、四易主帅、损兵逾万。但最后由于寡不敌众,退守第二道防线。5月5日,在英、美、法等国调停下,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淞沪抗战结束。

  战争之惨烈,难于言表。唯有中国军队可歌可泣之英雄壮举,流芳百世!这里我们记录部分令人潸然泪下的中国军队将领之铮铮誓言:

  “一二八”淞沪抗战次日,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以及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向全国发出通电:“十九路军通电全国:特急!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极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竟于28日夜12时,在上海闸北登岸袭击,公然侵我防线,向我开火,业已接火。光鼐等份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卫国守土而抵抗,虽牺牲至一卒一弹,决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物此志,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十九军总指挥蒋光鼐、十九军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叩。”

  张治中率部开拔前,自认此役是生平对外敌的首次作战,遂自勉:“一个革命军人首先要决定的是牺牲精神,而牺牲精神又必须首先从高级将领做起。”

  2月15日深夜,张治中立下了遗嘱。他在《告全军将士书》中说:“……我十九路军将士守土沪上,抵御暴日,冲锋陷阵,血战兼旬,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治中个人,誓与我军将士共患难,同生死。深望我全军将士,人抱必死之心,以救国家,以救民族。假如日军犹有一兵一卒留我国内,我们的责任即未完成;反之,我们如尚有一兵一卒,必与敌人拼命到底!”

  3月1日,第五军八十七师营长朱耀章作诗《月夜巡视阵线有感》。两天后,朱以身殉国。该诗被张治中称作“一字一淌泪,一字一滴血”。诗曰:

  风萧萧,夜沉沉,一轮明月照征人。尽我军人责,信步阵后巡。曾日月之有几何?世事浮云,弱肉强争!

  火融融,炮隆隆,黄浦江岸一片红!大厦成瓦砾,市镇作战场,昔日繁华今何在?公理沉沦,人面狼心!

  月愈浓,星愈稀,四周妇哭与儿啼。男儿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人生上寿只百年,无须留连,听其自然!

  为自由,争生存,沪上麾兵抗强权。踏尽河边草,洒遍英雄泪,又何必气短情长?宁碎头颅,还我河山!

  ——政府:误判战势可叹可悲——

  “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令人遗憾的是,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略意图竟然误判。

  比如,“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早上,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闻昨日对上海日领事要求已承认,彼已满足,且表示傍晚撤兵,何乃至午夜又冲突也。”

  比如,蒋在《第二期抵抗方案》中错误的认为,日本掩护伪满洲国建立的“假战争”行为,是日军意图“占领南京,控制长江流域”。

  比如,国民政府外交部在《致国联及九国公约签字国驻华公使照会》中明确提出,“中国重要各地亦随时均有重大危险发生”,认为战火将迅速扩展至全国。

  比如,蒋介石严重夸大了战争的危险性。他在《告全国将士电》中认为,“国亡即在目前。”……

  在这一系列误判的背景下,国民政府认为国家军阀割据内乱不已、军令政令不统一、财政拮据,无力与日本全面开战。加上蒋介石一惯坚持的“先剿灭红军,稳定内政、再对付日军”的主张,因此在对日军采取了竭力避免冲突、主张忍让的对策。

  按照时任参谋本部参谋次长的黄慕松的说法,蒋的决策是“沪战在外交上应视为局部问题,不能扩大;在军事上‘剿赤’部队不能调用。”

  这里需要交代一下当时局势的背景。1931年12月蒋介石因“九一八事变”下野后,由孙科接组南京政府。但孙科无力承接复杂局面,1932年1月25日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出辞职。1月2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接受孙科辞职,国民政府再度改组,由汪精卫继任行政院长。而当日夜里,即发生了“一二八事变”。

  此前1月23日,孙科在与汪精卫、蒋介石详商后,急电上海市长吴铁城“我方应以保全上海经济中心为前提,对日方要求只有采取和缓态度。应立即召集各界婉为解说,万不能发生冲突,致使沪市受暴力夺取。”(《行政院急电市府避免与日本冲突》电稿)。同日,军政部长何应钦亦致电吴铁城,重申“沪市为我经济中心,总以和平应付、避免冲突为是”。23日,何应钦还下令十九路军五日内从上海撤防到南翔以西,重新布防。

  “一二八事变”前四天,张静江邀请蔡廷锴到杜月笙家中,劝第十九路军“……最好撤退到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蔡廷锴猜测张是受“蒋介石所授意”。(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获悉政府态度的蒋、蔡等人无奈表示服从。蒋光鼐说:“遵照政府命令就是。”

  1月29日,下野的蒋介石复出,被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为军委会委员,负责调动军队,指挥沪战。蒋介石制定了“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的对日应对原则,并强调:“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要不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惜。必具此决心与精神,而后方可言交涉也。”

  而上海附近驻扎的部队,如无锡、苏州一带上官云相一师,浙江戴岳一旅,江北梁冠英一部以及杭州、赣东部队约60个师,则收到军政部通令:“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

  还有一些本公号没有查到出处的说法:事变之时,空军收到密令:“对日海军,决不抛掷炸弹”。海军与日本海军达成“互不攻击,以维友谊”协议,海军部长陈绍宽紧急命令各舰:“日海军炮击狮子山及南京市,与我海军无干!非日舰炮击我舰,不准还击”……

  当然,不可否认蒋介石的抗战意志和坚定决心。2月5日,他就作战计划向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发电,并电慰十九路军:“兄等恶战苦斗,已经一周,每念将士牺牲之大,效命之忠,辄为悲痛。”并表示“如有必要,中(正)可亲来指挥也。空军参战时,陆军需与之预定各种符号切实联络,俾得协同动作,……”

  2月16日,蒋介石又致电第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并转第五军军长张治中:“今日兄等决定在淞沪原阵地抵抗到底,奋斗精神,至堪嘉慰,望兄等努力团结,为我党国争光。……希与十九路军蒋、蔡两同志,共同一致团结奋斗,对于蒋总指挥命令,尤当切实服从,万不可稍有隔膜。吾人若不于此处表现民族革命精神,决意牺牲,更待何时?可将此意转告全体将士,努力保持本军之光荣历史为要。”

  2月18日,蒋介石再电张治中、俞济时,要求第五军与十九路军加强团结:“抗日为民族存亡所关,绝非个人或某一部队之荣誉问题,我前方将士应彻底明了此义。故十九路军之荣誉,即为我国民革命军全体之荣誉,绝无彼此荣誉之分。……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固为敌人之所畏忌,且亦必为反动派之污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更足以表现我国民革命军战斗力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有?望以此意切实晓谕第五军各将士,务与我十九路军团结奋斗,任何牺牲,均所不惜,以完成革命之使命为要。”

  除此之外,国民政府还谋求多种途径求得中日冲突的解决。如通过外交手段照会欧美各国和国联,要求“履行其条约之责任”。经过努力,促成了英、美、法、意、德等国“积极的调停”,以及国联特别大会的召开。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只要不丧国权,不失守土,日寇不提难以接受之条件,我方即可乘英美干涉之机,与之交涉;不可以各国干涉而我反出以强硬,致生不利影响也。”

  但南京政府的种种误判,贻误了多次战机,更带来若干惨痛和屈辱。因此,《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时人仍如此评价国民政府:

  “先以不援沪而误国,今复屈辱签约而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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