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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八事变初期日本政府的外交欺骗
来源:360图书馆   2017-05-23 15:49:18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多次武装侵略,并强占大片领土,使中国的国家主权和人民生命财产受到极大损害。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掩盖其侵略面目,每次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总会通过外交手段,对中国和世界舆论发动一场外交欺骗。发生在75年之前的一二八事变,也是中日两国政府在政治外交上的一次重要较量。上海是当时远东著名的商业大都市,西方列强在那里有很重要的利益。日本敢于在上海挑起事端,是出于整个对华战略的需要。数月以前,日本通过九一八事变,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三省之后,遭到世界上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谴责。于是,日本陆军当局决定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制造一些事端,以引起西方列强的注意,缓和国际社会对东北占领区的关注。为了实现这个阴谋计划,日本军政当局互相配合,首先在外交上实施欺骗。这种欺骗手段,在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初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纪念一二八抗战75周年的时候,我们对日本政府这种无耻的外交手段加以揭露批判,可以使人们更进一步认清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

  一、在上海挑起事端是既定方针

  1932年1月在上海爆发的一二八事变,是由日本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活动。大量事实已经证明,日本策动这场阴谋的主要目的,是要转移国际联盟和世界舆论的视线,掩护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侵略罪行,便于伪满洲国这个傀儡政权的出台。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一手策划了沈阳事变之后,立即向东北各地发起武装进攻,在不到一周时间内,先后侵占了辽宁、吉林二省大部分城市。然后又北攻黑龙江,南犯辽西,企图夺取通向关内的战略要地锦州,以把整个东北收入自己的囊中。至1932年1月3日锦州失陷,日军在三个多月时间里占领了东北三省的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但日本当局十分清楚,自己在东北的占领还只是初步取得了成果:为数众多的小城镇和广大农村尚未占领,而东北义勇军的武装抗日运动已经迅速兴起,对日军形成了威胁;中国各地兴起的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更使日本当局感到震惊。此时的国际局势也对日本不利。中国政府在事变爆发以后马上向国际联盟申诉,国联虽未采取制裁日本的有力措施,但多数理事国都表示出对中国的同情,这使日本感到不安。

  当日军向东北各地发起猛烈进攻的时候,在当地组建伪政权的活动也在加速进行。此时,关东军内部已经不满足于半年前日本参谋本部要求在东北地区建立亲日政权的决定,而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日本满洲青年联盟理事长金井章次炮制了一份《东北自由国建设纲领》,关东军亦拟定了《满洲自由国设立方案大纲》上报东京当局请求批准实施。关东军将校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几经商议,确定了具体行动计划,并决定诱使前清末代皇帝溥仪担任这个政府的首脑。11月间,土肥原秘密去天津,把溥仪带到旅顺,正式谋划“满洲国”的“建国事宜”。

  12月初,国联理事会通过关于中日纠纷的第三次决议案,决定由国联组织一个调查团,前来中国和日本作实地调查。为争取主动,日本当局计划在调查团到达东北以前,造成“满洲国”已经成立的既成事实。为此,日本关东军加快了炮制傀儡政权的步伐。与此同时,日本当局亦指示设在上海的特务机关,要他们在上海制造事端,挑起引发中日新冲突的事变,以转移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注意力,掩护伪满傀儡政权顺利出台。

  日本当局之所以选中上海为制造事变的目标城市,是因为上海具有其他地方不具备的条件:首先,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商业都市与全国经济中心,如把上海搞乱,将使中国政府的财政经济陷于困境而忙于应付,势必分散关注东北问题的注意力。其次,上海是远东著名的国际都市,西方列强在那里有重要的利益,各种政治与经济关系又异常复杂,一旦出现战乱,势必吸引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日本可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一面在上海问题上与列强作周旋,一面可以在中国东北放手大干。第三,日本在上海有发动事变的实力。上海有日本的租界,日本海军可以在长江和黄浦江上自由行动,海军陆战队具有相当的战斗力,当地大批日本工厂和金融机构可作经济上的支撑,人数众多的“居留民”可成为寻衅闹事的基干力量。第四,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上海掀起了持续高涨的抗日浪潮,抗日民众与日本在沪人员的冲突和纠纷时有发生。这些矛盾冲突,有利于日本特工寻找借口,制造事端。

  直接策划在上海挑起事端的是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他于1931年10月初致电日本驻华公使馆陆军武官辅助官、上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对他说:“我们下一步行动要占领哈尔滨,使满洲独立。我们已派土肥原大佐去接溥仪来。如果我们办成了,国联要大吵一番,东京政府将感到头痛。我要你在上海搞点事,以转移各国的注意力。当你们引起骚动的时候,我们将拿下满洲。”田中隆吉向板垣保证,能执行好这个任务,于是关东军给他送来一大笔活动经费,以便具体策划。

  1932年1月4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召集有关将校讨论,拟定了一份“满蒙独立”计划,由板垣征四郎直送东京。日本陆军、海军、外务三省根据板垣的报告,制定了《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决定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脱离中国的伪政权。板垣得到消息,即于1月10日从东京致电正在上海活动的田中隆吉:“‘满洲事变’按预定计划发展,但中央有人因列强反对仍持怀疑态度,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田中接电后,当即在同月18日制造了日僧事件和三友实业社事件,最后终于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上海一二八事变。

  日本战败后,田中隆吉曾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战犯时出庭作证,交代了执行上述阴谋计划的经过情况。他坦率承认,自己是上海事变的“点火人”,袭击日莲宗化缘和尚的暴行也是自己策划的。

  除开关东军之外,日本东京核心领导层实际上也参与了上海事变的策划。据美国记者戴维·贝尔加尼根据战后获悉的秘密资料,发现当年东京的“十一人俱乐部”也参与策划了上海事变,而且这个组织与关东军特务机关就这个计划有过密谋。这个“十一人俱乐部”由日本天皇裕仁身边的高级文官所结成,以木户幸一、近卫文麿、牧野显声和原田雄熊等人为核心,经常为裕仁出谋划策,并受到裕仁的宠信。这些人主张在完成对东北的占领以前,日本要有一个“思考间歇”时期,以便应付好国内、国际的各种问题。经过一番研究,他们拟定了三大对策,亦被称为“三重阴谋”。其一是“美元骗局”,通过大规模的侵吞公款的投机买卖,给日本企业界一笔大贿赂,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其二是“假战争”,主要是“在上海搞一个转移视线的行动,这样可给国联一个满足它要促成和平的愿望的机会,从而‘给国联留些面子’”。其三是“政变威胁”,主要是吓唬政府内的温和派,使他们对满洲问题不敢吭声。其中第二项由近卫文麿首先提出的所谓“转移视线的行动”,最后直接导致一二八事变的爆发。

  对于日本军政当局所策划的这场阴谋,日本已有不少论著予以揭露和批评。信夫清三郎在《日本外交史》中对一二八事变作了这样评述:“上海事变是为了把各国注意力从满洲转移到上海,以完成对满洲的侵略而发动的一种策略。由于事变的爆发,世界的关心转向各国权益交错的上海,关东军乘此时机一步步推进了满洲建国的计划。”古屋奎二在对蒋介石进行长时间采访并参阅大量资料之后,在所写的著作中对上海事变这样评价:“一二八淞沪事变是日本海军在中国的心脏部位所发动的军事行动,这个行动,和在东北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并非没有关联,虽然沈阳和上海之间的距离有1400公里之遥,但实质不能不说是出于同一构想,而且有密切联系的一连串事件。日本军部是以一二八事变来转移国际间对于东北方面的注视,而乘机制造出伪满州国。就这一方面来说,可见一二八乃是为了侵略东北而故意策划的一种‘佯动作战’。”

  二、发表颠倒是非的政府声明

  日本军政当局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问题的关注,迫切需要在上海策划一场新的事变,同时,也十分害怕上海事变发生后,一旦与满洲事变牵涉到一起,更增加满洲问题的复杂性。于是,从上海事变策动之初即开始进行外交欺骗。其具体方法是,首先把引发事变的责任全部推给中国,然后尽力把东北的“满洲问题”和上海事变截然分开,坚持所谓“就地解决”主义。

  日本要在上海制造事变,是以挑起一连串事件为先导的。其目的是通过这些挑衅活动,引发中日之间的冲突,煽起国民对中国的仇恨,为出兵上海,发动战争制造借口。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上海的日本“居留民”即开始寻衅闹事,制造事端。他们举行大规模集会,要求日本政府“断然膺惩暴戾的中国”,“消灭中国抗日救国运动,帝国政府应用积极手段”。

  进入1932年之后,日本在沪势力的挑衅活动明显升级,直接制造了《民国日报》事件。1932年《民国日报》刊登了一则朝鲜义士于1月8日袭击日本天皇,但未造成伤亡的消息。日本方面即在这则消息上大做文章,认为是对日本天皇的“大不敬”,向上海市长提出了抗议,要求更正道歉,处罚负责者并保证今后各报不再有此种“不逊”行为与言论。上海市长吴铁城害怕日方借机扩大事端,作了息事宁人的处理,但日方仍不罢休。后以报道日本暴徒焚烧三友实业社的新闻“违反事实”,破坏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名誉”,由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具名,提出书面抗议,并附加“报社主笔到日本陆战队提出公文陈谢”,“在报上刊出半张大的谢罪书”等四个条件。在政府的压力下,报社委屈退让,对日方进行道歉,但日方得寸进尺,拒绝道歉,要求封闭《民国日报》。报社被迫于1月26日停刊。

  与此同时,日本上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还策划了刺杀日莲宗和尚的“日僧事件”和焚烧三友实业社事件。这一连串的事件导致上海日本势力的反华、仇华情绪迅速高涨。在1月21日上海日本居留民大会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发出了一片战争喧嚣声,主张要对中国“采取断然处置”,声称“吾人敢以民众之实力,对此穷凶极恶之抗日会,掩护此会之市政府,及暴戾之民国日报社,出以断然行动,在所不惜。”日本驻华外交机关一面对在沪日本势力的反华活动百般庇护,同时还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日本驻沪总领事一再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先是要求缉拿杀害日本和尚的凶手,接着又一口咬定凶手是三友实业社的工人,并向中国当局提出道歉、处罚、赔偿、取缔抗日活动和抗日团体等四项无礼要求。对于被警方查实的日人纵火焚烧三友工厂案,仅口头表示遗憾。日本驻沪海军也表示出异常强硬的态度。1月22日,盐泽司令官发表一个“声明”:上海市长如对日领事所提的四项要求不作“满意答复”,日本海军就要采取“适当手段”。这表明日本海军将公开介入上海的中日纷争。

  盐泽的声明只是日本海军将要发起行动的一个讯号,此时日本海军正在进行紧张的军事准备。原先日本常驻上海的军舰只有一、二艘,陆战队官兵六、七百名。此时集中到上海的日本军舰有10艘,另外还有14艘驻在长江各港口;海军陆战队员也增加到3500余名。当时上海市政府也已发现日本海军正迅速向上海集结兵力。1月22日,上海市政府向行政院报告:“现有巡洋舰一只,驱逐舰四只开沪,每舰载战机二十只,联合舰队四只,准予25日抵沪”;“又今晨西报载,日本驻华舰队司令于昨晚发出哀的美敦书,要求市府立即履行要求条件,否则将取必要的行动。现已有大批日舰开沪云。”此后每天都有日军增兵的报告。1月28日,上海市政府向行政院报告:“日领所提要求条件,限于本日六时前圆满答复,昨经电呈在案。本日日舰进口至十二艘之多,陆战队又纷纷开赴闸北华租交界之处,加紧为作战之准备。”上海警备司令戴戟对日军的动态更清楚,他于同一天向行政院发出了多份敌情报告。上午的报告称:“今晨起日陆战队在其驻地附近江湾路、窦乐路及横浜路一带配备警戒,配有炮二门,机关枪八挺,并有武装机器脚踏车十余辆,均配备手提机枪,停止路旁,形势极其严重。顷又有日舰八艘到沪,内四艘已入口,四艘泊三夹水。”下午的报告称:“(一)日陆战队部附近午后警戒更加严重,配备铁甲车五辆、炮二尊、摩托车三十余辆,每辆机枪一挺,有进攻模样。(二)本日共进口日巡洋舰一、驱逐舰十二。……(三)午后续有陆战队六百登陆。”晚上的报告称:“顷日海军舰队司令盐泽致函市政府及公安局,略谓闸北方面日侨甚多,指我军警有敌对行为,要求我军即行退出,等语。除令商吴市长筹议应付,并饬军警妥为戒备外,似此无礼要求,应如何驳斥或处置之处,敬祈迅赐电示祗遵。”戴戟关于如何处置的请示电报刚刚发出,日军即开始向闸北的中国驻军发起攻击。负责当地警备的中国军队守土有责,当然不会轻易退让,上海事变终于爆发。

  对于这场由日本方面一手挑起的军事冲突,日本外交当局当然心知肚明。但为了实施早已拟定的阴谋计划,仍不顾国际信义,于1月29日发表了一份颠倒黑白的政府声明。“声明”共开列了五点内容,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强调这次事变的发生,是由中国的排日运动所引起。“声明”一开始即宣称:“帝国政府在去年10月9日的备忘录中曾向国民政府指出:在中国各地猖狂的排日运动,是作为贯彻国家政策的手段而行使的一种非武装的敌对行为,它在组织上和实际上都是在同国民政府的职能很难分清的国民党党部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帝国政府要求国民政府不仅应制止党部及其所领导的各种排日团体的活动,并且要取缔其他的排日活动,为保护日本人的生命财产和利益采取必要和有效的措施。其后,曾屡次向中国中央及地方当局反复说明上述要求,并提醒深加注意。”讲完日本的基本立场之后,笔锋立即转到中国方面:“然而,国民政府没有接受帝国政府上述要求的诚意,甚至认为中国官民对帝国及其臣民的不法行为是爱国心的表现,反而采取鼓励的态度。因此,排日运动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激烈。”

  仅从上述“声明”的字面上看,好像日本方面显得冠冕堂皇,而中国政府纵容民众排日,导致两国关系恶化,责任全在中国一方。当时两国关系恶化的真相究竟如何?这是一个首先需要弄清的问题。日本政府的声明完全回避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武装侵略这一重大事实,而一味强调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不满情绪,这就完全颠倒了是非。在日本军队侵占中国大片领土,数千万东北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重大损失的时候,难道中国人民连表示一下不满的情感都不可以吗?按照日本政府的逻辑,在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军事入侵之际,中国民众应当继续保持对日友好的心态,体谅日本的“诚意”。因此,日本政府在声明中作这样的陈述,完全是荒唐的强盗理论,同时也是公然对国际舆论的欺骗。

  不仅如此,日本“声明”对发生上海事变的叙述,也完全采用了“贼喊捉贼”的伎俩。“声明”称:“特别在上海,抗日总会和其他各种排日团体最为猖狂,尤其是近日发生了《民国日报》登载对日本皇室不敬的消息和杀伤日莲宗和尚的事件等等。自此以来,事态日趋恶化。”“声明”所列举的两个事件,日本政府认为是中方引发上海事变的直接原因,实际上恰恰证明这是日方事先策划的阴谋。《民国日报》刊载朝鲜人对日本天皇行刺的消息,完全是一种正常的业务行为,日本方面却大做文章,最后甚至通过外交威胁的手段迫使该报停刊。其强行霸道的行为,早已超越国际交往的惯例,成为中日关系恶化的祸根。

  所谓“杀伤日莲宗和尚的事件”,那更是日本特务机关炮制的一个“杰作”。实际情况是:1月18日,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与其助手川岛芳子唆使日莲宗和尚天崎启升等5人以“寒中修行”为借口,去三友实业社工厂门口活动,敲钟打鼓,四处窥探,还向厂内投掷石块。这一起明显的挑衅行为,引起了该厂工人义勇军注意,出来查询。天崎启升等5人匆忙逃窜,在赵家宅附近被工人拦住盘问。此时被川岛芳子事先雇用的打手化装成工人模样,混入义勇军中,对日本和尚大打出手,还用石块猛砸,造成一人死亡。这是一起典型的嫁祸于中国工人的阴谋事件。日本战败后田中隆吉坦白供认这是自己干的:“一个人被杀,两个人受伤。于是我想,这时候的确可以搞出点名堂来。”于是进一步借题发挥,扩大事态。“当时上海有个日本青年同志会,就叫刚刚到上海来的宪兵大尉重藤千春指挥这个团体,袭击了这个抗日色彩很浓的三友实业公司。我深信,这样一来,日华之间必然引起冲突。果然,以后日华之间的空气非常紧张。……形势逐渐恶化,到了1月28日晚上,陆战队和十九路军发生了冲突。”这段供述已把日本当局的阴谋和盘托出,日本政府“声明”的虚伪性也就彻底暴露无遗。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声明”的最后还表示了不准备扩大事态的态度:“此次我国海军在上海方面的行动,和以往各国在该地屡次采取的实力行动相同,完全以保护侨民的生命财产及其他我方权益为目的,别无他意。”“我方对上海地区没有任何政治野心,自不待言”。这一态度使日本“十一人俱乐部”关于发动一场“假战争”的谋略得到证实。当时近卫文麿等人设想在上海发动一场事变之目的是要转移国际视线。既然是“假战争”,那就是做个样子而已,不必作充分的军事准备,因此依靠海军的力量就可以了。这就更进一步证明,一二八事变的爆发是日本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事件。

  三、在各国调停时继续进行欺骗

  上海不仅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也是西方列强,特别是英国在华利益的中心,英国向来视上海和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著名的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更是外国在华势力的集中地区。日本在上海挑起战争,必然会引起西方各国的严重关注。日本也预料到西方列强必然会出面干预,于是准备了一套虚与委蛇的对应策略。

  事变爆发后,日本在政府声明中特别强调:“此次派兵,不过因为比起英、美、法等国在上海的驻军来,我方驻在该地的陆战队人数较少,为适应事态变化而有所增加而已。我方当然坚持同各国协调的方针,派在当地的帝国官员正与有关各国的领事、公共租界工部局以及各国驻军保持密切联系。”这段话实际上是向西方列强打招呼,告诉他们不要紧张,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利益。

  这样的表面文章当然无法消除西方列强的疑虑。在上海有特殊利益的英国政府首先做出反应,认为日本的“冒险政策远远超出了我们迄今为止所估计的那样”。英国外交大臣西蒙于1月29日致函麦克唐纳首相:“我在思想上已不怀疑日本正在推行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如同他们在满洲一样。”英国驻华公使兰普森在致英国外交部的电报中也强调:“上海事件正在迅速由一场中日冲突转变为一桩直接关系到其他列强利益,特别是我们自己和美国……的事件”;“战斗被视为对西方财产、生命和利益的一个主要威胁。”

  对英国政府来说,上海事变使自己的权益受到严重威胁,于是一改九一八事变时奉行的消极政策,采用主动加入、积极调停的方针。1月29日,英国驻日大使会见日本外务大臣,要求日本政府对日军进攻上海闸北一事作出解释,并表明政府的立场:“英国不可能默认将(上海)国际租界作为从事进攻的基地”;“英国强烈抗议日军已严重危及外国生命财产的行动,并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有效步骤,加强对那些军队的控制。”同日,英国驻沪总领事也奉令向日本驻沪总领事提出抗议。另外,英国还作出向上海增派兵力的决定。为得到美国的支持,英国主动向美国通报行动方案,希望采取一致行动。美国虽非国联会员国,但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能与英国行动一致,这次也是一样。

  在西方列强中,英国最早参与调停上海战事。1月29日,英国驻华公使代表与中国外交部长罗文干就上海战事交换意见,并表示愿会同国际联盟设法调停。同一天蒋介石也确定了对日交涉的几条原则,其主要内容是:“必须在国联与九国公约国家的干预下进行交涉”;“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要不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也”。中国首先向国联提出申诉,要求干预日本在上海的侵略行动。国联理事会不顾日本反对,受理了中国的提案,后又决定派遣调查组赴上海调查。这一决定使中国抱有希望,但结果是没有下文。

  英美等国没等国联讨论决定,即率先调停上海战事。1月29日晚上,经英、美两国调停,日军接受暂时停战的提议,上海出现第一次休战。日军之所以接受停战,是因为经过十余小时巷战,受到中国军队猛烈抗击,伤亡惨重,无力继续进攻,需要暂时停火,等待援兵。1月31日,在英、美两国努力下,中日双方在上海英国领事馆举行首次正式谈判。中方代表为上海市长吴铁城和十九路军师长区寿年,日方代表为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与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中方提出了“日军依条约退回原地”、“赔偿损失”等四项要求,日方亦提出中国军队后撤20公里,原驻地设中立区的主张。英国当局提出三项调停建议:“一、日军退回租界线内;二、退出区域由中立各国军队驻防;三、事变之解决,待外交交涉。”对此建议,日方表示反对,以“向本国政府请示”为由进行推托。最后达成暂时休战3天的协议。日军之所以同意暂时休战,并非出于迅速解决事变的愿望,而是采用缓兵之计,等待援军的到来。此后,法国和意大利也加入了调停行列。2月2日,英、美、法等国分别向日本和中国提出外交照会,希望在四项条件之下实现停战:“一、两国间此后不再有动员或准备任何敌对行为;二、在上海的中日作战人员,退出彼此接触之地点;三;设立中立区,分离双方作战人员,以保护公共租界;该区域由中立国军警驻防,具体办法由领事团拟定;四、两国一经接受该项条件后,不再提出要求或保留,即根据非战公约及12月10日国联议案之精神,在中立国观察员或参与者协助下,迅速进行商议,以解决一切悬案之争议。”这一方案基本上与1月31日英国的调停建议相似,但增加了两点新提议:一是在上海设置“中立区”,由中立国军队驻防;二是按照国联12月10日的议案协商解决两国纷争。

  这一方案尽管对中国不利,但蒋介石、汪精卫等人为了尽快解决在上海的冲突,仍对此方案表示“感兴趣”。认为这一提案“颇属正当公道”,系外交上一大发展,决定予以接受,只是希望将“中立区”改称为“和平区”。2月4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复照英、美等国,宣布“对于贵国政府所通知之提议,特行接受”。日本政府对于英、美等国的提案却完全是另一种态度。2月4日下午,日本外相芳泽谦吉发出答复照会,表明了日本的立场。日本的复照共有四项内容:第一,首先强调“中国军队必须立即而且完全停止挑衅及骚扰行动”,日军才停止战斗行为;“如中国方面(不管是正规军还是便衣队)仍有挑衅或骚扰行动,帝国军队即完全保留采取自由行动的权利”。第二,“鉴于中国方面历来有不信任的行动与目前严重的局势,我方不可能停止军事动员与战斗准备。”第三,对于隔离日中交战双方,在闸北附近设立“中立区”,以及由领事及日军司令参加交涉的提议表示赞同。第四,“对于所谓中日各悬案亦包括满洲问题在内之解释,认为满洲问题与上海事件完全不相关,满洲问题将依去年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通过之决议办理,且不接受第三国视察员之襄助以解决满洲各问题,为帝国之既定方针,故本项建议,完全不能接受。”

  从日本的复照可以看出,对于解决上海事变问题,日本已经表示出强硬的态度。首先在军事行动上不肯让步,坚持要中方先停火,并且要停止非军事人员的“骚扰活动”。对于设立“中立区”的提案,实际上把目前由中方控制的地域作为国际共管区域。这一规定对西方列强有利,对日本无害,所以没有反对。对于按照国联议案解决争议的提案,实际上是要把上海问题与东北问题合并解决。日本一开始就把东北问题作为禁区,要与上海问题截然分开,因此表示出强烈反对的态度。这样的答复,实际上是完全拒绝了这个调停方案。

  同1月29日的日本政府声明相比,日本的态度已明显趋于强硬。日本态度迅速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上海事变的形势没有按照日本预定的方向发展。1月28日晚上,日本海军陆战队发动攻击之后,遭到中国军队的强烈抵抗,损失惨重,面子丢失。为了挽回脸面,日本海军决定增兵加压,夺取战场上的主动权,而不是在不利形势下轻易停战议和。日本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是一个狂妄的军国主义者,上海事变开战之初,他曾夸下海口,要在4个小时内攻下闸北。十九路军的顽强抗击迫使日军在十几小时内不能前进一步,最后只得被迫同意休战3天,向东京紧急求援。日本海军中央部在事变发生前的如意算盘是想仿效陆军,在上海也取得丰硕战果,不料事与愿违。接到上海首战失利的报告后,匆忙派遣以二艘航空母舰为首的大批舰艇前往增援,以为临时补救。2月2日,日本海军中央部决定将上海附近的舰队与新增舰船合编组成第三舰队,由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任司令,统一指挥对上海的进攻。与此同时,日本海军当局又要求陆军派兵参战。早在事变爆发前夕,日本陆军曾考虑向上海派遣部队,但遭到海军的拒绝。此时遭到败绩之后,海军才不得不向陆军求援。1月31日,海军大臣在内阁会议上提出:“上海附近情况不容乐观,必要时希望陆军增援。”

  2月1日,日本陆军、海军、外务三大臣经过会商,决定派遣陆军赴上海参战。翌日内阁正式作出派兵决定,陆军参谋本部与海军军令部亦达成《关于上海方面陆海军联合作战指导协定》。根据上述派兵决定,日本陆军第九师团开始紧急动员,第十二师团亦临时组成混成旅团。2月4日,参谋总长载仁亲自发布作战命令,并于次日得到天皇的批准。在准备对上海发动大规模军事侵略的情况下,日本外交当然也一反常态,不愿接受调停,以等待新一轮军事进攻之后再寻找更为有利的和谈时机。

  从日本政府在一二八事变初期的欺诈外交中,人们可以进一步看清日本军国主义者不遵守国际信义,不讲外交道德的狡诈手段和邪恶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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