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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记者眼中的“一·二八”抗战
来源:观察者,作者:叶孝慎   2017-05-24 17:06:19

  “一·二八”抗战完全是由日方一手挑起。据东京审判时出庭作证的日本间谍、时任日驻沪公使馆副陆军武官辅佐官田中隆吉少佐事后供认,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要扶溥仪上马,实现满洲独立”,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大佐便找田中密谋,“在上海搞出一点名堂来,转移西方列强的注意”。田中用坂垣给的2万日元,在三友实业社制造“日僧被殴事件”,以此为导火索点燃了“一·二八”。

  1932年1月28日23时,日军向闸北守军发起进攻。整个战役历时90余天,分四个阶段。最终,中国军队被迫退守嘉定、太仓一线,日军乘机进占真如、南翔。同年5月5日,中日双方在《淞沪停战协定》上签字,从此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驻守设防,日本却可无限期屯兵吴淞、闸北、江湾引翔港等地。

  当时的上海,已是“东方巴黎”、国际化大都市。这样一场腥风血雨的激战,引发国际舆论巨大关注,那些旅居上海的美国记者自然更是关注、竞相报道。在“一·二八”抗战纪念日到来之前,上海美国问题研究所专门组织专家学者翻译和解读了相关报道。

  1932年1月28日漆黑的午夜。

  突然间,日本人用步枪、机关枪袭击虬江路。我急忙从上海北站赶到那儿,看见一个人影停住后倒了下来。远处有个中国士兵跪下身子,再爬进一家门口,开始射击。街上空空荡荡,像一条放干了的水沟;铁栅栏门都合上了,仿佛房屋里住的是河蚌。剩下最后一点灯光也熄灭了。

  就在那条臭气熏人的街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激烈的”战争正在开始。

  美国摄像师到“一·二八”抗战前线拍摄有声电影。

  这是埃德加·斯诺对当晚战事的记录。当时,斯诺是《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记者。该刊总编约翰·本杰明·鲍威尔是他的伯乐。

  鲍威尔同情中国革命,一再强调:“中国是独立国家,不是西欧或东瀛的附属品。”

  1931年秋,“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举世震惊,鲍威尔亲自北上采访,接连发表了《东北是怎样变成日本殖民地的》、《日本在华北的筑路计划》等文章,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爆发”,他重申:“面对日本的侵略,西方列强除了作些劳而无功的讨价还价外,一直无所事事。但是,日本却联合了德国,野心勃勃地进行着征服远东、主宰世界的计划。”

  《密勒氏评论报》刊登漫画,讽刺日本军国主义妄想霸占全球。

  “‘查理陈’仍在前线战斗”

  “一·二八”战事爆发后,直面日本在黄浦江畔的不宣而战,《密勒氏评论报》以更加密集的报道抨击侵略者的暴行,而《纽约太阳报》记者海伦亦追随她的恋人斯诺一并上了战场,零距离采访“中国士兵第一次站起来抵抗一支现代军队,他们是违抗着蒋介石主张不抵抗的意愿奋起抗击敌人的”。

  2014年12月,受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社联和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之邀,海伦的侄女谢莉尔在沪举行的“美国友好人士与中共领导的抗日战争”报告会上作专题演讲。她说,她姑母于1932年1月初抵达上海。海伦在战争爆发前一天的一封家书中写道:“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处在战争之中,特别是这样的战争,简直难以让人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国是在悬崖边上了,满目疮痍,水灾、饥荒、疾病,加上政府的大官们在南京相互倾轧,他们滥发公债,使全国都深深地陷了进去,教师竟有六个月没有领到薪水。最悲惨的还是军队,这是什么样的军队啊!没有海军,没有空军,没有弹药!”

  “一·二八”战事爆发时,美国仍是没有卷入战争的中立国。因此,美国记者可以进入作战双方的控制区进行新闻报道,这使得美国记者的报道比中国记者报道的视角更多维。打开当年的《密勒氏评论报》,美国记者不仅拍摄了日军现代化的坦克、装甲车队气势汹汹进攻江湾中国守军的画面,揭示了缺乏重武器的中国军队抗敌之艰难;还冒着危险进入日军狂轰滥炸下的闸北等战地,拍摄了“被炸毁的上海北站”、“成为废墟的上海商务印书馆”,以及“日军轰炸期间受伤的永安棉 纱厂女工”和“在闸北受到轰炸后无家可归的儿童”,真实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炮火下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

  报道的客观,并不意味着没有报道的立场。《密勒氏评论报》多次以大幅版面报道中国军人顽强抗敌的故事,甚至为勇敢的中国军人创造了一个英文词组“查理陈”。该报曾以《“查理陈”仍在苏州河前 线顽强战斗》为题,以组照的方式报道了一个中国机枪手的故事。这位“查理陈”的中国名字叫丁延辉(音近),广东阳江人,战前只是第19路军60师120旅 机枪连的普通一兵,在阻止日军攻占北火车站的战斗中,他向迎面冲来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猛烈射击。《密勒氏评论报》的记者采访他本人后写道:“他一边向日兵射击,一边还放着留声机”。但他的助手不幸牺牲了,最后他不仅夺回了战友的遗体,还夺回了机枪。作为对他英勇作战的奖励,他被提拔为机枪连长。“他的英雄事迹已在驻上海的英、美军队中广为流传”。

  “查理陈”正在新的阵地上准备抵御日军进攻。

  处于装备劣势的中国军队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英勇行为,通过欧美记者的报道传遍世界。《密勒氏评论报》在一篇题为《为什么要容忍日本人统治上海?》的评论中说:“日军攻击下的上海‘已经变成了第二个战场’”,在这个战场上,人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狙击手隐身在楼房的夹角里抑或街道两边的屋顶上射击敌人,日本人则用路易斯步枪进行还击”。

  1932年4月30日,淞沪抗战仍在激烈进行中,《密勒氏评论报》又推出了一组报道《中国不会放弃抗争的证据》。该报记者来到激战后的吴淞炮台,10英寸口径大炮已被日军炸毁,钢筋水泥炮台已成断垣残壁,但他注意到,“尽管中国人的房屋和商铺全部被毁,但他们没有失去生活的勇气,已经搭起了简易茅棚,开始重建生活。”

  另一篇文章《本地的中国军队显示出大无畏气概》写道:“不管眼前的这场中日战争结果将会如何,上海附近的战斗会成为中国历史上光辉的一页。日本轰炸不设防的城镇,背信弃义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日本海军妄想几个小时内搞定上海,占领所有的战略据点,完全扫平虹口,最终枉费心机,鸡飞蛋打。”

  “一·二八”抗战中,被日军炸毁的商务印书馆子弟学校“尚公学校”。据《密勒氏评论报》记载,日军之所以要炸毁学校和文化机构,是因为中国学校宣传反日思想。

  第19路军受到共产党影响

  中国第19路军和第5军将士的英勇顽强,赢得了国际友人有目共睹的赞扬——“有一点是确实无疑的,如今他们铁了心要抵抗到底,决不屈服。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战争,世界上别的地方也在打着。尽管他们打不了什么大仗,谁要是把消灭了的敌人与还活着的比较一下,那他们所做的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但他们所干的却并非无足轻重。日复一日,他们在抵抗敌人的过程中学着活下去,这可是桩比在抵抗中死去要重要得多的事情。”

  美国作家赛珍珠亦被中国人民的前仆后继、不屈不挠所打动。在美国之音、英国BBC电台,她用汉语广播时,特别动情地说:“中国人是不会投降的,日本人也征服不了他们。将来战事完结,我们必是最后的胜利者。那时我们两国,一东一西,要站在完全平等的地位。我们今天因战事的需要彼此互相合作,将来和平时,我们必然照旧合作下去,因为只有中美合作,才能形成一个自由平等的世界。”

  第5军军长兼左翼指挥官张治中将军(右二)和采访前线的记者在一起。

  “我们必是最后的胜利者”,这不仅是赛珍珠的信念,也是第19路军军长蔡廷锴的信念。《密勒氏评论报》在发表这位抗日名将的声明时特意用了《中国会抵抗日本的侵略,直至最后一刻》的标题。美国记者说,蔡将军大义凛然,每句话掷地若作金石之声:“每一寸土地上都沾有中国人的血,我们绝不会轻易放弃,白白让给日本人。我们只要还有一个人、一颗子弹,就要坚守在这里。我们为独立而战。哪怕日本攻占上海的野心一时得逞,我们退到了黄河边,仍还不是战争的结束。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我们!”

  第19路军拼死守卫江湾阵地。

  其实,第19路军之所以义无反顾、英勇抗日,很重要一点,就因为他们中有共产党人。他们的上层指挥官不同程度地受到共产党枪口对外、团结抗日思想的感召。这一点,斯诺也已敏锐察觉,所以,在新闻报道中,他点明:“日本人指控第19路军中有共产党人,这倒是真的。但中国政府加以否认,说第19路军来上海以前曾在江西打过共产党。其实就是在江西的时候,许多第19路军的士兵接触到了农民出身的共产党人,他们就改变了信仰。上海战争结束时,这种因素的影响扩大不已,以致不得不对第19路军进行彻底改编,以清除军中几百个这样的革命青年。”

  美国记者不仅是“一·二八”抗战的目击者,还是中国变局和世界大势的思考者。斯诺写道:“上海一·二八之战对中国人民的思想产生了不可逆转的永久影响。它使中国许许多多青年人相信,如果全国团结一致进行爱国斗争,中国就是不可战胜的。只要有正直、无私的人来领导,经过良好训练、装备充足,中国军队也同样能够很好地为自由而战。这一‘发现’振奋了人们正在消失的斗志,最终造成了一种政治气候,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与他的‘最凶恶的头号敌人’妥协,共同抗日。主要是这一事实,而不是这场斗争的表面结果,将使亚洲历史发生决定性的改变。”

  日本飞机向一列中国货车投下重磅炸弹,一名中国士兵与另外16人被杀害,车内8匹军马亦死亡。随后,该日军飞机被中国高射机枪击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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