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 绥远抗战 百灵庙大捷
来源：铁血社区   2017-05-13 10:11:06

　　1936年春，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伪蒙军侵占中国察北6县，同时，日本侵略军派遣大量日军军官担任伪军部队的训练和作战指挥，补给伪军大批军需品。令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部驻嘉卜寺，李守信部驻张北、庙滩，伪蒙军穆克登宝部驻百灵庙(今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另以伪蒙骑兵5000人驻多伦、沽源、平定堡地区，伺机向绥远(旧省名，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及其以西地区)发动进攻。

　　中国国民政府绥远省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原则同日军和德王进行坚决斗争，在军事上也作了相应的准备。

　　1936年11月5日，日本侵略者在嘉卜寺召开侵绥军事会议，决定集中兵力向绥东进犯，企图侵占红格尔图，直迫绥远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再分兵进占绥东平地泉(集宁)与绥西包头、河套。傅作义获悉后，迅速秘密集结兵力，进行迎战部署。15日，日伪军一部5000余人，在野炮、装甲车、飞机掩护下，向红格尔图猛烈进攻。中国军队4个多团迎击日伪军，傅作义亲临平地泉前线指挥作战。从16到18日，日伪军的连续进攻均未得逞。19日，将伪军击溃，败退商都。

　　红格尔图战役后，日伪军深恐中国军捣毁其伪政权，派伪蒙军一部进占大庙，增强百灵庙外围防御力量外，还令伪蒙军随即抽调兵力加强商都、化德的防务，并在绥北百灵庙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再增派日本军官200余人补充各伪军部队任指导官。还拟抽调伪满军及日军一部由赤峰开往多伦、商都、百灵庙等地，待机进犯绥东、绥北。

　　蒋介石此时正集中大量军队准备“围剿”红军，仅派一小部兵力援绥。为了粉碎日军的侵略阴谋，傅作义决定展开主动进攻作战。红格尔图战斗胜利后，11月22日，傅作义命令所属部队4个多团集结在百灵庙东南二分子、乌兰忽洞一带，选定东南山口为主攻方向，奇袭百灵庙。11月23日夜，部队冒零下42℃严寒，向百灵庙发起攻击，很快占领了外围山头，将敌压缩在山内平地。日军顾问在前沿督阵，指挥伪蒙军第二军第七师扼守女儿山进行阻击。11月24日晨，中国军队指挥官命令山炮营进至百灵庙东南高地，集中火力猛攻女儿山，并配以装甲车队，向东南山口冲击。与此同时，骑兵团攻占北山，控制了飞机场，断敌后路。敌由东北方向败退大庙。中国军队收复百灵庙，歼灭伪蒙军第7师大部。12月2日，击溃日伪军4000余人对百灵庙的反扑，歼其700余人，并于10日收复大庙(锡林木楞庙)，20余名日本顾问被击毙，先后争取伪蒙军4个旅反正。

　　绥远抗战和百灵庙大捷，是中国军队自1933年长城抗战以来取得的唯一一次完全胜利。在日本步步进逼、南京政府步步退让、中国民众抗日愿望长期遭受压抑的情形下，极大地兴奋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傅作义将军的壮举，符合中国共产党号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一贯主张，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赞誉。

　　绥远抗战从1936年11月15日开始，到12月19日结束。整个抗战又分为红格尔图战斗、百灵庙战斗和锡拉木楞庙战斗。其中尤以百灵庙战斗影响最大，因而人们通常把绥远抗战称作“百灵庙战役”或“百灵庙大捷”。

　　一红格尔图战斗

　　1936年11月13日，王英所部伪军兵分两路从商都分向兴和、红格尔图进攻。15日，伪军1500人进抵红格尔图附近的阳坡村，与驻绥军前哨部队接触。16日，伪军向红格尔图猛攻，守军据垒抗击，“战斗二小时，匪死伤六七十名，被击退”，敌攻势顿挫。

　　红格尔图属绥远陶林县，为千余人口的小镇，西距县城80公里，南离集宁90公里，东距敌伪盘踞的商都30公里，为绥、察交界之要冲，是绥东北的门户，是商都通往百灵庙的必经之地。驻守这里的是骑兵第1师彭毓斌部的3个连。彭毓斌在获悉战讯后即派骑兵第6团增援。16日、17日两天中，田中隆吉、王英指挥2个骑兵旅、1个步兵旅向该镇猛扑。守军拼力奋战，红格尔团始终在绥军手中。

　　傅作义、赵承绶于11月15日午夜到达集宁前线指挥。傅分析各方面的情况后认为：进犯红格尔图的伪军虽非敌之主力，然其诸兵混合，队伍庞杂势众，如敌首战取胜，可增伪军气势，威胁绥省安全，影响晋绥军士气，并能西进绥西，对晋绥军形成危害。于是决定首战应击破红格尔图当面之敌。采其“守点以抑留敌人，集中主力进攻”的作战方针，即“借各城镇之既设工事，以民众守要点(县城及有工事之较大村镇)，使正规军队机动出击敌之据点”;或向来犯敌人主动出击，先击一路，各个击破。

　　11月16日上午，傅作义与赵承绶发出作战命令：由骑兵第1师师长彭毓斌率骑兵4个团，由步兵第218旅旅长董其武率步兵2个团及炮兵1个营，在彭毓斌、董其武统一指挥下，以秘密、迅速的行动歼击红格尔图附近之敌，并限于17日夜间发起袭击。并调驻丰镇的第68师第401团至大六号，掩护集宁东北一带，支援出击部队。此时，伪军王英部在前线约三四千人，其一部围攻红格尔图，余分布于土城子、打拉村、台道湾等处。18日凌晨1时30分，晋绥军发起全线攻击，战至上午7时，土城子大部被攻占，红格尔图东、南、北三面之敌向北方逃窜。8时半，骑兵第1师师部进入红格尔图。此役击毙伪军500余人，俘20余人，连同前3天的保卫战，共毙伪军1000余人。晋绥军从俘虏中找出了王英军的电台台长、日本人牟礼吉和雇员松村利雄。在红格尔图激战的同时，李服膺部1个团在兴和与敌展开了攻防战，经17、18两日激战，王英部伪军于20日全部退出兴和。

　　傅作义于红格尔图初战告捷的当晚，乘敌一时难以再犯之机，先发制人，立即发起百灵庙战役。蒋介石也于11月16日从洛阳致电阎锡山：“即令傅作义主席向百灵庙积极占领，对商都亦可相机进拳…非此时乘机占领百灵庙与商都，则绥远不能安定也。”驻绥军遂准备进攻百灵庙。

　　绥远抗战深远的影响

　　绥远抗战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吞绥远的阴谋。“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对日先后有过淞沪、长城抗战，每次战后无一不是以签订割地丧权的辱国条约而告终。而绥远抗战获得了既收复了失地、又没有签订任何条约的胜利。日本关东军原以为晋绥军不中用，一吓唬就跑，“只要由日本人作顾问，以王英部打前锋，利用汉人打汉人……蒙古军督后，作为第二线支援”就可取胜。事实与日军的愿望相反：近万名伪军和几十名日本顾问被歼灭，“大汉义军”彻底覆灭。此后日本不得不撤走了在青(海)、绥(远)、宁(夏)地区的日本侨民，撤销了阿拉善地区的特务机关。从此，日本关东军也不轻信伪军了。

　　其次，激发了全国人民空前的抗战热忱。绥远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旺，气为之壮”，各地“自动组织各种救国团体与武装力量，如救国会、后援会、义勇军、宣传队、救护队、慰劳队、募捐队等，努力扩大救亡阵线，加强抗日力量……”西安、上海、北平等大中城市的广大群众、各阶层人士及一些海外侨胞自发参加了“捐万件皮衣”、“以一日所得援绥”等运动，纷纷要求将绥战扩大为全国性的抗战。上海日商纱厂的4.5万名工人为抗议日本侵绥举行罢工。有人认为“这是‘五卅’以来，对日本帝国主义最大的一次打击”。日本当局也承认，“绥战使抗日气氛一度上升”。

　　第三，增强了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抗战信心，诱发了“西安事变”。各地实力派为绥战抗敌胜利而备受鼓舞。刚刚结束了两广事变的李宗仁、白崇禧发表通电，要求把前往西安“剿共”的中央军开往绥远，将广西军队一部或全部北上援绥。阎锡山遵其父遗嘱，将87万元的遗产作了援绥款。李宗仁、白崇禧还抗议将抗日七君子监禁，指出：“如政府加以迫害，遂使全国志士寒心。”应傅作义之请，宋哲元与韩复榘一度会晤于南宫，商讨援绥事项(由于蒋介石的阻挠，宋、韩援绥事未能实现)。

　　绥远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西安，东北军、第17路军广大将士普遍喊出了“我们要援绥抗日，收复失地”的口号。东北军的将士找到张学良痛哭：“即使中央不同意，我们也要自行组织队伍援绥”。傅作义在绥远抗战胜利后成了全国人民敬仰的英雄，而张学良却戴着“不抵抗将军”的帽子。这深深地刺痛了他的爱国自尊心。11月27日，张学良向蒋介石递交了《援绥请缨抗敌书》。12月3日、7日。张学良又两次向蒋介石哭谏，要求援绥和释放七君子。蒋介石不同意，还以“没必要再派军队去绥远，必须集中全力消灭共产党”为由，将张痛斥一通。12月9日，西安学生在纪念“一二·九”一周年大会上高喊“欢迎武装同志援绥”的口号，坚定了张学良、杨虎城兵谏的决心。张、杨于12月12日发动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后，张、杨在著名的通电中申明原因，并指出：“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1946年12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人民举行的西安事变纪念会上讲演时指出：“唯独蒋介石先生别具心肠，硬要在日寇进攻绥东之际，拒绝东北军请缨抗日，强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继续进行内战。但他这种倒行逆施，不仅未能达到目的，反而激起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由诸多原因诱发的结果。蒋介石拒绝张、杨援绥之请，也是触发兵谏最直接的原因之一。

　　绥远抗战是国民政府驻绥部队抗击以日本人为顾问、以伪军为主力，旨在保卫国土、收复失地而取得圆满胜利的一次战役。仅就军事角度而言，最主要的原因是战役指导正确。它一扫3年前长城抗战中分兵把口、处处设防、被动挨打的消极防御方针，采取了主动出击、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掌握优势，机动兵力，把打击目标首先指向对我威胁最大、敌主力所在之红格尔图，尔后再及其他。每战都集中兵力打击敌之一部，对余敌取守势。由于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使晋绥军每战均居于优势。傅作义在战后总结说：“以绥省现有之兵力，若分路迎击，必致兵力分散，处处薄弱，重蹈过去长城抗战各不相及之复覆，难期成果;必须集结优势，先击一路，再及其他，期能各个击破。”

　　采取奇袭战术也是获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红格尔图之战时，傅令彭毓斌、董其武率部出敌不意地抄袭敌后，使其猝不及防。百灵庙之战时，各部队“昼伏夜行，竭力秘密”，逼近敌阵地;迨全部攻击部队进入攻击位置时，“百灵庙守敌仍在酣睡，竟一点也未发觉”。

　　另外，重视心理战、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策略，亦为获胜的原因之一。“以华制华”是日本侵略者惯用的手法。傅作义认为，对德王、李守信、王英等死硬分子难以策反，但广大的汉、蒙官兵一般都有爱国思想，不甘心当汉奸。为了策反、瓦解敌之营垒，驻绥军在1936年夏即成立专门机构，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与伪军接洽。随着日、伪军在战场上的不断失败，伪军纷纷反正，使“敌力大减，敌气沮丧”，从而得以以较小的代价获得重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