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抗战:鬼子来了！
来源：北方新报   2017-05-15 09:48:32

　　傅作义将军(畅怀胜供图)

　　日本特务进驻归绥

　　1935年秋，阵阵寒意袭扰着塞外名城归绥(今呼和浩特)。

　　绥远省主席、国民革命军第35军军长傅作义赴太原开会。行前，他对绥远省政府秘书长曾厚载语重心长地说：“日本对绥远进一步压迫，将在归绥强设特务机关，势难拒绝，省政府暂时组设一临时机构，专办交涉事项。”

　　绥远省政府遵照傅作义设立的“临时机构”定名为特事室，并指派留日归来的学生李英夫为主任，苑乃安为翻译秘书。

　　两天后，日本关东军中佐田中隆吉来到归绥。

　　曾厚载与绥远省建设厅长冯曦在饭店设宴，招待田中隆吉。傅作义外出时，经常由冯曦代理主席。

　　“宁夏(这里指陕北及宁夏盐池等地)共产军(指红军)骚动，为了日中和平与安全，应该共同合作，完成防共任务。大日本关东军要在归绥设特务机关，搜集情报，指定羽山喜郎少佐负责，不日即来归绥。”席间，田中隆吉态度骄横，“中国如果反对防共，抵抗日本，必然打败仗。”

　　曾厚载、冯曦回应田中隆吉，称傅作义主席去太原，“容为转达”。

　　田中隆吉走了，羽山喜郎来了。

　　这时，傅作义返绥。羽山喜郎表示，他系代表关东军及天津驻屯军驻在归绥，专负联络责任，自带大型无线电台一部，随员佐藤等两人。他还说，张家口日本特务机关设立已久，太原也将设立。

　　羽山喜郎住了两天，离去。

　　西茶坊位于旧城西南，较偏僻，远离街市。绥远省政府指定那里的一处民宅为羽山喜郎住宅。不久，羽山喜郎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归绥东操场，他入居西茶坊住宅，并悬挂日本国旗。

　　羽山喜郎要在住宅挂出“大日本特务机关”的牌子。傅作义对羽山喜郎说：“用特务来搞中日亲善，不但不能起好作用，反而会激起群众的不满，‘特务机关’4个字在绥远不能适用。”羽山喜郎无奈，只好将牌子改为“羽山公馆”挂出。

　　“自1935年秋日本在绥远设特务机关后，绥远当政者和主要干部曾就当前局势拟定对策，提出‘不怕事、不惹事’的口号，外交上尽力克忍，以待时机。”曾厚载回忆。

　　羽山喜郎不断要求绥远省政府与日本订立《防共协定》，一切所谓的“脱离阎锡山”、“反对蒋介石”、“与德王合作”、“绥远自主”等等说法，都是以《防共协定》为名，企图掌控绥远。但傅作义不为所动。

　　不怕鬼才能打鬼

　　日本的特务机关遍布绥远，田中隆吉为德化(今化德县)特务机关长、羽山喜郎为归绥特务机关长，在多伦有特务松室孝良、在包头有特务黑田胜三、在百灵庙有特务胜岛角芳。此外，在大庙、二里子河等地，日本都设立了特务据点。

　　一天，傅作义郑重地给他的随从参谋刘春方下达了一个新任务：主管监视，防范日本特务汉奸的活动和策动伪军反正。

　　刘春方意识到任务的艰巨，他分明感到自己很紧张，也很有压力。

　　傅作义似乎察觉到了刘春方的心理活动，对他说：“这任务是有一定的困难，但不怕鬼才能打鬼。大问题由我和祝三(袁庆曾的字，时任绥远省民政厅长兼任归绥市公安局长)商量决定，我负全部责任。你只做具体工作，搜集整理分析获得的情报，提出意见。对防范日本特务、汉奸闹事也不要顾虑太多，杞人忧天。在我们自己所能控制的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形，走一步看一步。”

　　刘春方领命。

　　防范日本特务、汉奸、流氓主要依靠归绥市公安局侦缉队。

　　“侦缉队穿便衣，搞暗查跟踪，活动能量很大。队长韩济堂很能干，对日本特务、汉奸、流氓的行动，每天都有报告。他经常与我联系，面商所发生的问题。另外还有宪兵司令部侦缉队，一般在火车站、飞机场进行监视，所起的作用不大。至于邮电检查，只有张文海等3人，没有获得过较有价值的情报。省政府密探队的工作对象是政府内部不法人员。根据这些力量，开展了我们的工作。”刘春方回忆，凡出入日本特务机关与日方有来往的人，包括傅作义的翻译李英夫在内，都有人暗中监视。就连李英夫在家会见日本人或去羽山公馆待了多少时间，都有报告。

　　刘春方每次汇报工作，傅作义很注意听。但傅作义对李英夫的行动，从不置一词，有时微微一笑，把下颌一扬表示知道了，也不追问。

　　一个姓韩的汉奸，包头人，他在归绥经常出入日本特务机关。这个汉奸还收买了几个流氓，散布谣言，破坏蒙汉关系，想借口蒙旗独立闹事。刘春方请示傅作义，准备把姓韩的汉奸秘密扣起来。傅作义却说：“他如果是蒙古族人，交由纯甫(曾厚载的字)和蒙务组去办。如果是汉族人，虽有后台但没有群众基础，几个泥鳅翻不了大浪。对这类人，我们在行动上也要持谨慎态度，以遏制、分化、疏导、防范为主，分开个别处理，釜底抽薪，防患于未然。”

　　刘春方即遵照傅作义的意图去执行。“在我们的防范下，日本特务机关企图在归绥市收买汉奸、流氓捣乱闹事，从未得逞。”刘春方说。

　　1936年春，羽山喜郎与盛岛角芳在位于归绥旧城的土默特旗总管署强设无线电台一部，专为德王通讯之用。土默特旗总管荣祥阻止不住，立即向绥远省政府进行报告。一天晚上，趁电台人员外出，绥远省政府派人将电台撤走。

　　“羽山喜郎怒甚，约荣祥赴其住宅晚宴、打牌，当夜将荣祥扣留。经绥远省政府提出严重交涉，羽山喜郎于次日午前将荣祥释放。”曾厚载回忆。

　　1936年7月，羽山喜郎又派人前往伊克昭盟札萨克旗，在旗政府所在地设立无线电台一部，专为与百灵庙通讯之用。绥远省政府接到札萨克旗政府的报告，派绥远蒙边守备司令部司令陈玉甲秘密前往处理。一天晚上，趁电台人员在沙王府看戏时，陈玉甲派人将电台破坏。

　　横行于绥远的不仅是特务，还有日本浪人。

　　羽山喜郎初到绥远，屡屡表示要维持绥远行政上的秩序，绝不使浪人贩卖白面(海洛因)、枪支或捣乱金融。

　　在包头，日本浪人不断寻衅滋事。经绥远省政府提出质问，羽山喜郎让黑田胜三“取缔”了。

　　1936年冬春交接之际，绥东丰镇县出现了日本浪人，他们非法经商。羽山喜郎起初虽曾派人制止，但隔了半月，这批浪人又出现了。原来，这些日本浪人勾结赵承绶部一名被撤职军官，偷偷租到房子居住。羽山喜郎随即改变态度，说他们是正当的日本商人。

　　绥远省政府抗议无效后，于是命令丰镇县长陈应道以“保护日本人安全”为由，把整条巷子的住户尽数迁出，限制人们与日本浪人来往。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这些浪人见无利可图，自行歇业了。

　　运筹痛击进犯之敌

　　羽山喜郎胁迫绥远省政府订立《防共协定》的要求，虽然不断提出，但省政府始终不予理会。

　　1936年，红军渡河东征进入山西时，阎锡山从绥远调走步兵4个团、骑兵2个旅，绥远防务空虚。羽山喜郎认为这是极好的时机，于是屡屡要求与傅作义见面，并说：“北方防共情势已到了一个新的严重阶段，皇军决不能坐视，希望绥远省当局认清时代。傅作义是涿州(守城)英雄，板垣征四郎是我们日本的英雄，两个英雄应该在防共大事业上合作。我们可以帮助傅主席赶走王靖国、赵承绶，澄清绥远的局面，使绥远省自主。傅主席如果需要武器、飞机，关东军可以充分供给。”

　　绥远省政府依然置之不理。

　　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不断有日本军官和特务来访绥远，如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太原特务机关长和知鹰二等。

　　1936年8月的一天，羽山喜郎通知绥远省政府，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第二天来访。

　　羽山喜郎向李英夫说：“板垣将军此来，对日中问题将作最后决定。”绥远省政府探知，华北情势紧张，日本将决定全面侵华，先派板垣征四郎、多田骏等人走访各地观察实况。

　　第二天下午，板垣征四郎乘坐关东军专机，和大佐加藤章等六七人抵绥，曾厚载与李英夫代表省政府到机场迎接。

　　板垣征四郎一行先至羽山喜郎住宅，旋即来省政府拜会。傅作义在绥远省政府会客室接见了板垣征四郎和同来的两名日军大佐以及羽山喜郎。李英夫在场翻译。

　　在隔壁，刘春方微开门，见板垣征四郎双手拄着军刀，坐得笔直。

　　刘春方回忆，板垣征四郎要挟傅作义将军，大意是说：“以百灵庙为中心，将阴山以北的地区划归德王管辖，双方携手合作，由日方荐举傅负责整个华北责任。如不同意，德王将以武力占领，日方是会支持的。”傅作义严正地回答板垣征四郎说：“让不让我负责华北责任问题是我们中国内部事务，要由南京政府决定，你我之间不便商谈。如果德王强行侵占绥远，我是绥远省主席，守土有责，决不能听之任之。”板垣征四郎不甘心，进一步要求说，把绥东四县划给德王，并说这些地方原是察哈尔的蒙旗。傅作义针锋相对：“那是中国法令早已划定的，不能更改。”

　　板垣征四郎威逼利诱没有结果，便悻悻然离去。临行，他赠傅作义军刀一把，傅回赠端砚一方、四书一部。

　　多年后，傅作义的部下李竭忠回忆，1944年夏季，傅作义在河套地区视察35军101师301团时，给连以上军官讲话：“民国二十五年，日本侵略军占了察哈尔，逼进绥远，日本关东军派板垣征四郎和我谈判，开口就说要给我六千万现大洋，指明是归我自己的。如果嫌少，还可以再增加，只要我答应一句话：‘宣布独立’，脱离南京政府就行了。国号可以自己选择，地盘可以包括内蒙古、宁夏、青海、甘肃、新疆，一切军事装备全由日本供应，还有什么要求条件都可以提出。只要答应一声‘同意’，钱立刻到手，其他的一切都由日本人操办。可是我根本就没有考虑，立即拒绝。我们是中国人，要长中国人的志气，绝不能卖国求荣，甘当汉奸，遗臭万年。”

　　绥远局势日益恶化。察北的伪军蠢蠢欲动，随时可能侵犯绥远。傅作义特别警惕，专心致力于防务大事。

　　板垣征四郎走后，傅作义来主席办公室，他踱来踱去地说：“板垣征四郎没有得到结果，不会甘休。德王、王英等可能不久就要侵犯绥远，形势岌岌可危了。我们必须立即准备抵抗。丹九(秘书主任王则鼎)给南京写个电报，注意回电。”

　　刘春方分明感到，大战的日子为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