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和平津作战
来源：作者：郭汝瑰 黄玉章等   2018-07-03 20:16:17

　　第一节 “七七”芦沟桥事变

　　一、七七”事变前夕平津地区的态势

　　“七七”事变前夕，卢沟桥一带的中、日两军已经呈现出一片战争气氛，预示暴风雨即将来临。在1937年5～6月间，驻丰台的日军不分昼夜进行军事演习。5月下旬，“中国驻屯军”的首脑及其幕僚齐集宛平城东沙岗村北的大枣园山(日军称其为“文字山”)检阅部队。在6月至7月初，日军步兵学校教官千田大佐以普及步兵操典为名，组织日军在宛平城北实施演习，日军驻宛平部队的官佐大多参加了演习。在此期间，日军驻屯旅团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和第1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均前往实地勘察。7月6日，日军要求通过宛平城到长辛店地区演习，驻军不许，双方相持十余小时，至晚日军才退回丰台。

　　面对春季以来日军在卢沟桥附近的军事活动，第29军加强了卢沟桥地区的警戒。当时驻宛平及长辛店地区的部队为第37师第110旅的第219团。除团部与第1、第2营位于长辛店外，得到加强的第3营(步兵4个连，轻、重迫击炮各1个连，重机枪连，共1400余人)驻防宛平城和卢沟桥一带。第3营见日军频频地在卢沟桥附近地区进行军事活动，判断日军可能挑起事端，因而按照预定的防御计划将部队进行了临战部署：以第11连配置于铁路桥东及以北地区，第12连配置于宛平城以南，第9连配置于宛平城内，第10连集结于卢沟桥西首为营的预备队，重迫击炮连配置于铁路桥西首，重机枪连(1个排配属第11连)集结于城内东北、东南两城角，轻迫击炮连(1个排配属第12连)集结于城东门内准备支援左右邻步兵作战。

　　卢沟桥事变爆发前，中日双方在冀察地区的兵力配置与作战任务如下：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及其直属战车队、骑兵队、工兵队、通信队、宪兵队、军医院和军仓库驻天津。“中国驻屯步兵旅团”司令部率步兵第1联队(欠第2大队)、电信所、宪兵分队、军医院分院驻北平，其中第3大队驻丰台，另有1个小队驻通县。第2联队和第1联队的第2大队、炮兵联队驻天津，其中第2联队的第3大队第7中队驻唐山，第8中队驻滦县，第9中队驻山海关;第1大队第3中队驻塘沽，另有1个小队驻昌黎，1个小队驻秦皇岛。

　　日军早在《1937年度作战计划要领》的训令中规定：挑起战争以后，在华北地区除“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管辖下的部队外，增加由东北、朝鲜和国内的派遣部队组成河北方面军，“以主力沿平汉铁路地区作战，击溃河北省南部方面之敌，并占领黄河以北的各要地。此时，按需要以一部自津浦铁路方面协助山东方面作战军作战。再根据情况，向山西及绥东方面进行作战。”

　　中国第29军共辖步兵4个师、骑兵1个师又及1个特务旅和2个保安旅，每个师有4个旅，总兵力约10万人，分驻于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军部驻南苑。第37师驻北平和保定地区，该师师部驻西苑，第109旅及独立25旅驻保定(一部驻任县)，第110旅驻西苑、八宝山、卢沟桥和长辛店一带，第111旅驻北平城内。第38师驻天津附近韩柳堡、小站、廊坊、马厂和大沽一带。第132师驻河北任丘、河间一带，该师第1旅及独立28旅驻大名、广平、长垣地区。第143师及独立骑兵第13旅驻察哈尔省及河北省境内平绥铁路沿线。骑兵第9师驻南苑和固安、易县。特务旅驻南苑(1个团驻北平城内)。冀北保安部队和独立第39旅驻黄寺和北苑。以上各部队均为平时按治安需要配置的，不是战斗部署，除驻守卢沟桥和长辛店的第110旅第219团有战备任务、准备对付日军的挑衅外，其余各部都无明确的战略任务，所以在军事上毫无戒备。

　　这时，在日本东京盛传“不久华北要发生什么事”;在东京政界的消息灵通人士之间私下传着这样的消息：“‘七七’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这说明日军预谋发动的侵华战争即将拉开序幕。

　　二、日军挑衅和卢沟桥战斗

　　1937年7月7日下午，日军驻丰台的第3大队第8中队在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指挥下又进行战斗演习，地点选择在卢沟桥北永定河东岸上的回龙庙附近。这里是第29军防地。由于该地守军枪炮配备了实弹，情况与往日不同，因而逐级上报给正在保定的师长冯治安。冯立即赶回北平作应战准备。晚上10时30分左右，日军演习场上突然响起了几阵枪声。本系日军自己所射，但清水节郎却向上级报告，诡称听到宛平城内发枪数声，发现一名士兵去向不明。当时日本驻屯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在秦皇岛检阅步兵第2联队，职务由第1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代理。牟田口于夜12时许接到报告后命令第3大队长一木大队长立即前往现地部署战斗，并向驻宛平城的第29军交涉。一木大队长率大队主力到达现地后，占领了沙岗村北大枣园山南北一线进攻出发地位。这时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致电冀察外交委员会，声称：日本陆军1个中队夜间在卢沟桥演习，仿佛听见由驻宛平城内之军队发枪数响，致演习部队一时呈混乱现象，结果失落日兵1名，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日兵。冀察外交委员会将松井电话的内容报告了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请示如何处理。秦立即答复：“因为日军的演习未经许可，士兵下落不明本当局不负责任。如果是事实的话，由当局的警察来搜索。”经拒绝后，松井又致电冀察外交委员会，称：如中国方面不允许，日本将以武力保卫前进。秦德纯即指示驻守宛平的部队和河北省第四行政区专员兼宛平县县长王冷斋迅速查明真相，以便处理。王随即通知城内驻军第3营营长金振中。经查，城内驻军并无开枪之事，也未发现所谓失踪日兵的踪影。王将清查事实向市府报告后，奉命与冀察外交委员会主席魏宗瀚等前往日本特务机关与松井谈判。结果决定由中日两方派员同往宛平城调查。这时所谓“失踪的日兵”已经归队，一木却与牟田口廉也通电话，污蔑“中国军队再次开枪射击”，请示“对此我方是否应予以回击?”牟田口回答说：“被敌攻击，当然回击!”一木深知挑起战争的严重责任，又追问了一句：“那么，开枪射击也没有关系吗?”牟田口予以肯定的回答。这实际上就是命令日军向中国军队开始进攻。

　　7年之后，牟田口升任中将、任侵缅第15军司令官时，日军战败的局面业已形成。他追忆当年，常对人说：“大东亚战争，要说起来的话，是我的责任，因为在卢沟桥射击第一颗子弹引起战争的就是我，所以我认为我对此必须承担责任。”他在其笔记中也写道：“我挑起了卢沟桥事件，后来事件进一步扩大，导致卢沟桥事变，终于发展成这次大东亚战争。”牟田口率部向中国军队打了第一枪，这是事实;但他说发生大东亚战争是他的责任，这就不符合历史，因为日本发动这场战争，是早就在计划之中的。

　　8日晨5时，日军第3大队长一木下令所属部队从铁路北侧地区向宛平城外第29军部队阵地进攻，同时下令位于沙岗村北侧大枣园山的炮兵射击，支援步兵进攻。严阵以待的守军奋起抵抗。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命令团长吉星文：“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于是卢沟桥附近中日两军的战斗开始。

　　与此同时，日驻屯军作战主任参谋拟出了一个《宣传计划》。其“计划”的方针是：“主动地引导事态的发展，以使我国处于有利立常”其“要领”的主要内容有：“要人的监禁：立即把秦德纯、冯治安绑架到北平警备队内，不许自由发表言论和行动”，“对宋哲元”，除了令济南特务机关长促其返天津外，要“严密监视其言行及与其接触的要人”，“万不得已时，济南特务机关长可果断采取最后手段，由驻屯军负责实施”;并决定“占领卢沟桥，令驻天津的步兵第1旅团第2大队、炮兵队之大部、工兵约1个中队速赴丰台，在步兵旅团长指挥下，最迟于7月9日正午左右占领宛平县城”。“言论导向”中说：必须“强调我国作为东亚盟主不得不下坚定的决心”，“不管中央统帅部的意图如何，驻屯军事实上不能不采取作战行动”。其“说明”中还提出：“由于特殊的目的，作非事实的报道，当然也是随机应变之道”。“我国的对华态度，换句话说，即经营大陆的理想，过去以至将来都应完全光明正大”。最后又告诫说：“表示不扩大，就地解决等意图，不仅有可能与标榜坚定决心相矛盾”，“因此，应避免这种措辞”。

　　战斗打响以后，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等召开了紧急会议，并发表声明，提出：和平固所愿，但日方如一再进攻，为自卫计，惟有与之周旋。前线守军士气极为激昂，表示“愿与卢沟桥共存亡”。激烈的战斗延续到下午6时左右，日军攻占了龙王庙及其附近永定河东岸地区，并有一部突过永定河，占领铁路桥西头一部分地区。在战斗中，双方均有严重伤亡。

　　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在事件发生后便得到了报告。这时田代司令官正在生病卧床，职务由参谋长桥本群少将代理。桥本群当即于8日凌晨1时半召开会议，命令驻天津各部队于8日3时作好出动准备，同时命令正在秦皇岛检阅部队的旅团长河边立即返回北平。9时下达如下命令：

　　一、军要确保永定河左岸卢沟桥附近，谋求事件的解决。

　　二、步兵旅团长应解除永定河左岸卢沟桥附近中国军队的武装，以利于事件的解决。

　　下列部队中午由天津出发经去通州(通县)公路到达通州时，受你指挥：步兵第1联队第2大队(欠步兵2个小队)、战车第1中队、炮兵第2大队、工兵1个小队。

　　8日下午3时，日军联队长牟田口亲自到卢沟桥前线指挥作战。他感到第3大队分割在永定河东、西两岸是十分危险的，所以命令调第1大队向卢沟桥前线集中，第3大队在下午6时全部转移在永定河东岸龙王庙北、大瓦窑地区。旅团长河边也于当日下午3时50分回到丰台。他了解战况后，命令第1联队主力集结于永定河东岸，准备于9日拂晓攻击宛平城，并将旅团司令部设在丰台的日本兵营内。

　　三、中日两国最初的态度和停战谈判

　　日本外务省于8日晨匆忙召开会议，确定了事件不扩大、局部就地解决的方针。下午，日本内阁召开会议，也确定事件不扩大、就地解决的方针，并向陆军盛海军省和外务省各派出机关发出了训令。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少将(主管作战)认为：当时日本正在集中主要力量完成伪满的建设和对苏战备，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应该采取不扩大、就地解决的方针。他直接向闲院宫参谋总长载仁亲王说明这一方针，并请示裁决。参谋本部于8日下午6时42分向“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发出指示：“为防止事件扩大，要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

　　卢沟桥事件发生时，中国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和政府主要官员正在江西庐山。8日晨，在北平的军政部简任参事严宽以特急电将卢沟桥事件的情况报告正在重庆整编川军的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并转呈蒋介石。当日上午8时，严宽又以急电将卢沟桥附近中、日两军已展开战斗的情况报何应钦与蒋介石。这时，蒋也得到了宋哲元关于事变的电报。于是，蒋立即回电指示宋：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同时，蒋电南京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参谋总长程潜：应即准备向华北增援，由开封以西部队中先派一师开赴黄河以北，其余准备两师，可随时出动。并令正在庐山参加暑期训练团的将领下山返部。在南京的外交部于当日下午6时30分派亚洲司科长董兆宁到日本驻华大使馆提出口头抗议，声明保留一切合法要求。

　　8日下午4时，第29军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等也向何应钦电报了卢沟桥事变情况，并表示态度说：“刻下彼方要求须我军撤出卢沟桥城外，方免事态扩大。但我方以国家领土主权所关，未便轻易放弃，现仍在对峙中;倘对方一再压迫，为正当防卫计，不得不与竭力周旋。”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即于8日发表了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的宣言。宣言说：“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抵抗，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全国同胞们!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的宣言。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第29军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立刻切实援助第29军，并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的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主。立即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准备应战。”

　　7月8日，北平阴雨，雨时断时续，中、日两军在卢沟桥地区冒雨作战。为维持北平的治安，冀察当局于上午8时成立北平市及城郊临时戒严司令部，由冯治安为司令，石友三、郑大章等为副司令。从8日早晨起，北平四周各城门时开时闭。至晚8时，除内外城之间的前门、和平门可通行外，一律断绝交通。当日晚7时左右，日军驻北平副武官今井武夫去秦德纯私邸会商。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张允荣也参加了会商。会商原则上取得了不扩大事态的意见，但未达成具体解决的办法。尔后，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驻屯军参谋和知和寺平等与秦、张等再度接触。在天津，第38师师长兼天津市市长张自忠和日军参谋长桥本也进行了会谈。

　　到9日凌晨2时，松井和秦德纯达成了三点口头协议：

　　㈠双方立即停止射击;

　　㈡各回原防;

　　㈢宛平城内防务，除城内原有保安队外再由冀北保安队担任，人数限于300人。定于9日上午9时左右到达接防，并由双方派员监督撤兵。

　　协议中的所谓“原防”，中国方面认为应指冲突前原驻地点，即日军在天津、丰台，中国军队在宛平城内。但日军方面却引申为要中国军队从卢沟附近永定河东岸撤出。因而协议虽然达成了，而此点却仍在争执。

　　由于双方基本上达成了停战协议，因此日军撤销了原定9日拂晓攻击宛平城的命令，并将进到永定河西岸的部队在8日晚间撤回河东岸集结。

　　9日上午6时左右，卢沟桥前线两军又突然发生战斗，日军向宛平城内发炮70余发，守军也向宛平城东侧及北侧的日军开火，战斗至7时半方止。双方都向对方提出质问。按照协议，当天上午9时保安队到达接防，但由驻北苑的冀北保安队派出的接防部队在前往宛平的中途于五里店受到日军的袭击，保安队当场阵亡士兵1名，伤数名，受阻不能前进。直至下午7时方进入宛平。

　　下午3时，双方监视撤兵委员到达宛平。中国方面的监视撤兵委员为冀察外交委员会委员林耕宇、冀察绥靖公署高级参谋周思靖，日本方面为中岛顾问和樱井。四人分为两组，分途出发。不久两组返城，报告监视撤兵完毕。但实际上日军并未按规定完全撤离，当日夜又向宛平城袭击。

　　9日夜间，日军参谋次长今井清中将将当日内阁四相会议决定的《关于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对华交涉方针》电示“中国驻屯军”参谋长。其内容是：“为解决卢沟桥事件，此时要避免触及政治问题。大致提出以下要求，使冀察方面在最短时间内予以承认、实行：㈠停止中国军队在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驻扎;㈡关于将来的必要保证;㈢处理直接负责人;㈣道歉。”

　　“中国驻屯军”接到上述训令后于10日向中国冀察当局提出下列要求：“㈠第29军代表向日本军表示道歉，并声明负责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事件;㈡对肇事者给以处分;㈢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㈣鉴于此次事件出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的各种团体的指导，今后必须对此作出彻底取缔办法。对以上要求，须向日军提出书面承认。对第四项的具体事项作出说明即可。当承认上列各项后，日、华两军即各回原驻地，但在卢沟桥附近须按我方要求进行。”

　　对于日军的无理要求，冀察政务委员会指定张自忠为负责人，与日军交涉。因为张自忠当时正在患病，由张允荣委员为代表，于10日下午4时与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进行了3小时的谈判。因在中国军队从卢沟桥撤兵和惩处肇事负责人两个问题上冀察当局拒绝日方的要求，因而谈判未取得结果。

　　当日18时，日军一部在联队长牟田口指挥下再次占领龙王庙地区。21时50分，日军又以1个大队的兵力向卢沟桥前线中国守军发动了夜袭。日军实施军事压力后，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和驻北平副武官今井武夫于半夜冒大雨到张自忠宅邸，与正在生病卧床的张自忠交涉。张坚持不答应撤兵和惩处肇事负责人，因而也未取得任何结果。

　　11日凌晨1时，卢沟桥前线守军第3营向日军展开反击。第12连从铁路桥以北出击敌右侧背;第10连位于中央，出击正面之敌;第11连从右翼城南角出击敌人左侧背;第9连为营的预备队。经反复争夺，守军终将失地收回。金振中营长在指挥战斗中负重伤。日军退至大枣园山及其东侧集结。

　　11日晨5时，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打电话给日军特务机关长松井，对日方所提条件作答复：“其他条件都可以让步，惟独对卢沟桥撤退中国军队的要求，绝对不能同意。”

　　今井武夫于下午2时左右接到从天津驻屯军司令部挂来的专线特急电话：“今天东京的内阁会议，下定重大决心，决定动员本土三个师团和关东军及朝鲜军的有力部队。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多年来的悬案，现在正是大好机会。所以，当地交涉已经没有进行的必要，如果已达成协定，也予以撕毁。”但日军由于主力尚未到，为争取时间，玩弄其惯用的手段，一面积极进行扩大侵华战争的准备，一面继续与中国方面进行谈判，以麻痹冀察当局。终于在晚上8时完成了《秦德纯、松井协定》的签字手续。协定的全文如下：

　　一、第29军代表声明向日军表示道歉，并对责任者给以处分，负责防止今后再惹起类似事件。

　　二、中国军队和丰台驻屯的日军过于接近，容易引起事件。因此，卢沟桥城周围及龙王庙驻军，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

　　三、鉴于本项事件孕育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各团体的指导，今后要采取措施并彻底取缔。

　　这是冀察当局为避免事态扩大而对日军作出的最大的妥协与忍让。但由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决心已经下定，一般的忍辱求和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使日本停止侵略的。

　　协定签字后，松井等立即电报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和东京陆军盛参谋本部。日本陆军省接到签字的报告后，于当日半夜公开广播，说：“接到在北平签订了停战协定的报告，鉴于冀察政权已(以)往的态度，不相信其出于诚意，恐将仍以废纸而告终。”这是为其即将发动侵华战争预先制造一个背信毁约的借口而设的伏笔。

　　第二节 日本派兵华北中国部署抗战

　　一、日本派兵华北的决策和战争准备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进行全面抗战的开始。

　　日本关东军得到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后，于8日晨召开了会议，认为“乘此时机应对冀察给予一击”，即向日军参谋本部报告：“鉴于华北形势，已以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主力及航空兵一部作好立即出动的准备”，同时派参谋进关与“中国驻屯军”联系，陈述强硬意见。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得到消息后也向参谋本部作了报告：“鉴于华北事件的爆发，已令第20师团的一部作好随时出动的准备”，主张“利用这一事件实行统治中国的雄图”。在东京，日本陆军省大臣杉山元大将于8日深夜命令京都以西的各师团准备复员的2年兵约4万人延期复员。海军中央部亦迅速命令正在台湾演习的第3舰队返回中国上海原来的防地准备作战。

　　参谋本部第1部第3课作战班大部分人员彻夜待命，于9日晨拟出了《处理华北时局纲要》。其方针是：“力求事件限于平津一带，迅速确保该地区，求其安定。”其要领是：“㈠以事件不扩大为方针，但中国方面若对我军采取挑衅态度，则增加中国驻屯军必要兵力，将与我敌对的中国军队驱逐出平津地区，以求华北安定。外交交涉亦以此方针为准则。㈡即使抗日行动波及华中、华南，陆军仍以不出兵为原则，但必要时可在山东方面出兵，目的在于保护侨民和确保我权益。”参谋本部并参考关东军和朝鲜军报告的备战部队情况，提出了一个用兵计划，准备调用关东军2个独立混成旅团、6个航空中队，调用朝鲜军1个师团，再从国内调出了3个师团进入华北。根据情况，必要时向山东方面再派出2个师团。从《纲要》和用兵计划不难看出，“不扩大方针”只不过是个幌子，实际上是扩大卢沟桥事件，以实现其早已定下的首先占领华北的既定战略方针。

　　第3课将此方案和陆军省军务、军事两课进行研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10日上午，将意见正式送交陆军剩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中将的意见是：“对其本意不是不同意，但是现在立即动员派遣3个师团容易引起国际关系的恶化。而且华北形势尚未判明，所以可先急派关东军2个旅团，再由朝鲜军临时编成1个师团派出去。然后看看形势再决定，是否较好。”原则上按参谋本部的计划定了下来。

　　当时日本政府采取不扩大的方针，而陆军则已计划向华北派兵。这反映了日本统治机构中的矛盾。当时竭力主张不扩大战争的中心人物是参谋本部第1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他之所以主张不扩大，是因为他对苏联的动向极为关心。他和属下的第2课课长河边觉郎、第3课负责对苏作战计划的主要负责人井本参谋等人当时认为：日军倾全力对苏，其兵力也是不足的;若以很大兵力对华作战，则影响对苏的战争准备。而竭力主张对华作战的人则认为，目前苏联对日参战的可能性不大;认为对华只需一击，中国就会屈服，甚至对华战争只要两个多月就可以使中国屈服。主张对中国扩大侵略的人占多数。但是，不论是主张扩大和主张不扩大，以武力吞并中国、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方针是日本的既定国策，两派都是一致的。出现的分歧，只不过是发动战争的时机与手段不同而已。

　　日军参谋本部派兵华北的意见经首相近卫批准，于11日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在内阁会议召开之前，于11日11时30分到14时，在永田町首相官邸首先召开了由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全体一致赞同。

　　下午3时20分，日本内阁召开全体会议。五相会议的决定在内阁会议上都获得通过，并根据内阁官房长官风见章的提议，将日军制造的“卢沟桥事件”改为“华北事变”，将向华北“出兵”改为向华北“派兵”。会后，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和首相近卫于下午4时20分在叶山皇室别邸参见天皇。首相上奏华北派兵事宜，请天皇裁决。海军军令部部长伏见宫也于下午5时15分上奏海军的用兵事宜。天皇均予以批准。下午6时24分发表了《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这个声明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诬说“负责华北治安的第29军，于7月7日半夜在卢沟桥附近进行非法射击，由此发端，不得已而与该军发生冲突。”“第29军虽曾答应和平解决，但于7月10日夜再次向我非法攻击，造成我军相当伤亡……对和平谈判并无诚意，终于全面地拒绝在北平进行谈判。”又说：“就帝国和满洲国来说，维持华北的治安，是很迫切的事……政府在本日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

　　11日18时30分，参谋总长向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发出“临参命第56号”命令，命令关东军司令官将所辖独立混成第1和第11旅团主力、航空6个中队、高射炮2个中队、铁道第3联队主力和电信、汽车等部队各一部派遣去华北，并令关东军司令官在作战初期，在兵站、交通业务方面向“中国驻屯军”加以援助。接着，参谋总长在19时40分给第20师团下达紧急动员令，同时命令第20师团长川岸文三郎务须迅速到达华北，归“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指挥。在此之前的晨4时半，天皇已钦定派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为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以代替正在病中的田代皖一郎少将。11日晚上，日本首相近卫为统一国内舆论，在自己的官邸召集了贵、众两院议员代表、财界实力人物和新闻界代表开会，阐明了政府的决心，要求各界理解和支持。由于当时舆论界多数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因此日本政府的声明很容易获得了大家的赞同。

　　在此同时，日本海军军令部和海军省经协商后也作出了相应的战争准备，并与参谋本部达成《陆、海军关于在华北作战的协定》。《协定》中的“作战指导方针”为：“力求把作战地区限制在平津地方，在华中、华南不行使武力，但在不得已时，应保护在青岛、上海附近的日本侨民。陆海军要协同作战。在执行本协定时，要极力避免干预第三国的事情。”“作战任务”中规定平津地方作战由陆军担任;海军负责运输和护卫，并协助在天津方面的陆军作战。在华中和华南，以海军为主，担任警戒。根据情况发展，“限定在青岛、上海附近，陆、海军以必要的兵力协同担当之”。此外，陆、海军还达成了《关于华北作战的航空协定》，规定华北作战中航空力量主要由陆军担任，海军协助;在华中、华南，航空力量主要由海军担任。海军还强烈要求：战争波及华中和华南时，陆军派3个师团(最少2个师团)到华中作战。

　　香月清司接到被任命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命令后立即到陆相官邸和参谋本部分别接受了陆相和参谋总长的指示，接着又听取了参谋本部各部长的情况介绍，于12日偕新派到“中国驻屯军”的参谋堀毛炮兵中佐、桥本炮兵中佐、营波步兵中佐离开东京乘飞机去天津。他们中途曾在汉城停留，与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大将会面。小矶要他们抱强硬态度对付中国。飞机于当日11时半到达天津。这时日本关东军派来的今村均副参谋长和田中隆吉、过政信两个参谋也建议香月对中国采取强硬方针。当日下午2时，香月到达天津“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听取了参谋长桥本的汇报，尔后召集军全体参谋开会，讨论驻屯军今后的计划。第二天早晨拟出了《7月13日的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以紧急电向陆相和参谋总长作了报告。其主要内容为：中国驻屯军“连同第一次所增加兵力(包括第20师团)准备合并使用，必要时一举歼灭第29军”。预定部队的集结位置是：河边旅团主力在丰台至通县间，其中北平城内和天津步兵各1个大队，并以步兵2个中队和1个小队警备北宁铁路;独立混成第11旅团位于顺义;独立混成第1旅团位于通县;航空队位于天津和通县;第20师团位于天津。即要求中国军队第37师退到河北省南部地区;若其不同意，即行使武力。此外，还准备向冀察政务委员会提出以下7项要求：“㈠彻底镇压共产党的策动;㈡罢免排日要人;㈢撤去驻在冀察的排日的中央系统各机关;㈣从冀察撤去排日团体，如蓝衣社、CC团等;㈤取缔排日言论及宣传机关和学生、民众的排日运动;㈥取缔学校、军队的排日教育;㈦对北平的警备将来由公安部队负责，城内不得驻屯军队。如不答应以上要求，即要求解散冀察政务委员会和29军撤出冀察。”其部署：“作战时，军以主力先扫荡北平附近，然后根据情况可能进入德州、石家庄一线”;“如确认中央军北上，在要求其撤出河北之同时，准备与之作战”;“军在作战时以一部兵力进入八达岭附近，阻止来自平绥线方面之敌，以有利于军的主力作战”。

　　日本陆军中央部在13日上午接到了《中国驻屯军的情况判断》，感到必须迅速确定对华处理方针，于是在当晚8时确定了《处理华北事变方针》。这个方针在表面上仍然标榜“局面不扩大”、“现地解决”，但同时又决定：“当中国方面无视现实解决条件而表示没有诚意实行时，或南京政府继续调动中央军北上企图发动攻势时，应采取果断的行动。”这个方针决定后，于当日晚以陆军次官和参谋次长的名义电告“中国驻屯军”。14日，参谋总长又派参谋本部总务部长中岛铁藏少将和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到天津当面向驻屯军说明了《处理华北事变方针》的基本精神。当日，日军参谋总长又从国内抽调7个飞行大队、4个独立飞行中队、2个机场勤务中队和1个野战飞机修配厂，编成“临时航空兵团”，以德川好敏中将担任兵团长，分别部署在山海关、锦州、大连地区。

　　当日军加紧从东北、朝鲜、本土向华北增兵时，日本“中国驻屯军”、驻华外交官以及特务机关长等仍然采用其一贯伎俩，以谈判等各种手段欺骗冀察当局，以拖延时间、掩护其调动部队。这时，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第29军军长宋哲元正在天津千方百计地设法与新上任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商谈妥协条件，而“中国驻屯军”却正在紧张地忙于进攻北平、消灭第29军的作战准备。7月15日，日军制订出作战计划，并报告其陆军中央部。计划主要内容为：

　　其一，方针

　　一、军在作战开始时，以突然行动进攻第29军，并将其扫荡至永定河以南。此为第一期。

　　二、在上述作战时，力求保护北平侨民。

　　三、第二期作战，根据情况，以现有兵力进出至保定、任丘之线，增加兵力后进至石家庄、德州一线，并准备与中央军进行决战。

　　其二，指导要领

　　7月20日前兵团集中，并进行第一期作战准备。各部队展开地域为：独立混成第11旅团主力位于高丽营，一部位山、山海关地区。

　　其三，作战指导大纲

　　㈠第一期作战，主要在于一举击败北平西部的第37师，将其扫荡至永定河以南。根据情况一并攻击南苑之38师。在此期间，第20师团要随时准备击溃第132师。

　　㈡航空兵主力，在战斗开始前集中轰炸好战的第37师所在之西苑、八宝山、北苑、长辛店等地，依情况亦可轰炸南苑。

　　在第一期作战期间，航空兵要集中力量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并击溃前来挑战的中国空军。

　　㈢严禁轰炸北平市街及万寿山。

　　㈣独立混成第11、第1旅团，由北平西北及以西地区向永定河一线进攻;对北平城不予攻击，根据情况派出适当兵力进行监视。

　　㈤中国驻屯旅团主力，集结于丰台附近，按军的命令随时准备攻击八宝山的敌人，以策应第11、第1旅团的作战;配合攻击南苑与保卫丰台物资补给点。

　　㈥第20师团主力，以铁路运输至北平以南地区参加北平郊外扫荡，应尽量在永定河南岸遮断第29军的退路，并以适当兵力作好击溃第132师的准备。

　　㈦作战开始时，驻屯军以1个步兵大队为军预备队并警备天津;第20师团到达后，派出1个步兵联队作为军预备队。

　　㈧有关事项：

　　第一期作战期间，为对付中央军北上，应随时切断平汉铁路。

　　为使第29军无法利用铁路撤退，应将车头、车厢集中看管。独立混成第11旅团和第20师团，各派出一部兵力，分别在八达岭和津浦路方面进行警戒，以保障军的侧背不受威胁，并为将来作战创造有利条件。

　　在这一作战计划中，“中国驻屯军”企图以1个师团、3个旅团及配属的炮兵、坦克兵、航空兵对北平形成包围，尔后进攻城西、城南的第29军。参加进攻第29军的日军各部队的编成情况是：

　　“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为香月清司中将，参谋长为桥本群少将。驻屯旅团旅团长为河边正三少将，下辖第1和第2步兵联队，另外1个炮兵联队和战车队、骑兵队。

　　第20师团，师团长为川岸文三郎中将，下辖第39和第40旅团(每旅团2个步兵联队)、骑兵第28联队、野炮兵第26联队、工兵第20联队。

　　独立混成第11旅团，旅团长为铃木重康中将，下辖独立步兵第11和第12联队、独立骑兵第11联队，独立野炮兵第11联队、独立山炮兵第12联队及独立工兵及辎重兵各1个中队。

　　独立混成第1旅团，旅团长为酒井镐次少将，下辖独立步兵第1联队和轻战车、轻装甲车、工兵各1个中队及野炮兵1个大队。

　　航空兵团，兵团长为德川好敏中将，下辖第1飞行团、集成飞行团(由关东军调来)、第9和第10野战高射炮队等。第1飞行团下辖侦察机、战斗机、轻轰炸机各2个大队，重轰炸机1个大队(每大队2个中队)和4个独立飞行中队;集成飞行团下辖侦察机、战斗机、重轰炸机各2个中队。计侦察机72架、战斗机84架、轻轰炸机36架、重轰炸机30架，作战飞机总计222架。

　　至7月20日，第一批进入华北的日军均已按照“中国驻屯军”的作战计划到达集结地域：独立混成第11旅团在高丽营及顺义，独立混成第1旅团在怀柔，第20师团一部在天津，主力在唐山、山海关，中国驻屯旅团在丰台，航空兵团分别在天津、承德、山海关机常只待制造借口、寻找战机以发动进攻。

　　日本陆军中央部的多数人急于发动战争，陆相杉山元和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交换意见后于17日提出陆军中央部的意见：规定以19日为限期，向中国方面提出四点要求：㈠宋哲元正式道歉;㈡处罚责任者，罢免第37师师长冯治安;㈢撤退八宝山附近部队;㈣在7月11日所提条件上由宋哲元签字。如在19日前中国方面不予履行，即对第29军发动攻击。同时下令动员国内部队，立即派往华北。在限期满后，即便第29军愿意履行所提条件，也要使该军退出永定河右岸地区。并向南京政府提出：中央军恢复旧态势，停止对日挑衅行动，并不得妨碍日军与第29军就地解决。其所以规定19日为限，是估计到这时“中国驻屯军”已调整完毕，完成了战役部署。

　　17日上午11时，在首相官邸召开了外、陆、海、藏、内五相会议。首相因病没有参加。会议上杉山元提出了陆军中央部的意见。经讨论，通过了杉山元的提案。

　　18日，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作出《第二次动员的准备》。主要内容为：“㈠目的。平定平津地方进攻华北的中国军队。作战尽量限制在华北。然而由于情况变化，可能转向对华全面作战。极力避免在华中、华南使用兵力。㈡动员集中。决心在19、20日之间动员以国内三个师团为基干的兵力于华北集中。预计于8月下旬集中完了。㈢作战。待集中完了后，一举击溃中国军队，并占领保定、独流镇以北，暂不考虑山东作战。根据情况派遣一部兵力到青岛、上海。㈣其他。对苏要严加警戒，但现在尚未下决心为此而向满洲增兵。对绥远方面，目前尚未考虑派兵。对这一方面，以特别飞行队进行监视即可。”

　　日军参谋本部负责战争指导的第2课也研究了战争扩大后的处理方针。其主要内容为：预定在2个月内消灭或击溃第29军;如发展为全面战争，预定在三四个月内消灭中国中央政权。同时也考虑到陷入持久战(1年以上)的可能。

　　日本政府和军部的以上这些决定，表明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决心，即使中国方面再让步、再妥协，也改变不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根本方针。

　　二、中国的抗战准备与部署

　　中国政府估计卢沟桥事变系日军预谋行动，判断日本有扩大侵略的可能，因而一方面以为在华北有利益的各国不会坐视不理，企图通过外交活动加以和平解决;另一方面电令第29军军长宋哲元采用“不屈服，不扩大”方针，就地抵抗，在这两种途径下进行抗战的准备及部署。

　　7月9日，蒋介石令第26路军孙连仲部2个师和第40军庞炳勋部、第84师高桂滋部开赴石家庄、保定一带应援。同时把派兵北上的决定电告第29军及正在乐陵老家的宋哲元，并要求其“速回保定指挥”。宋哲元没有遵命离乡，当日回电蒋介石：“此间战事业于今晨停息”，“华北部队守土有责，自当努力应付当前现况。职决遵照钧座‘不丧地、不失土’之意旨，誓与周旋。”宋哲元意在以谈判求得和平解决。10日，蒋介石再电告宋哲元：“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须防其奸狡之惯伎，务期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同时又电令其“务望在此期间，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星夜赶筑。如限完成为要。”

　　9日，蒋介石还电令在四川的何应钦即回南京;并致电徐永昌、程潜及训练总监唐生智，说倭寇挑衅，无论其用意如何，我军应准备全体动员。同时向全国各行营、绥署及各省市发出一封密电：“日寇挑衅，齐日(8日)与吾29军部队相持于宛平附近，当今通饬一体戒备，准备抗战，并调26路两师、第40军、第85师各部迅速开保、石，以备应援。另令第21、25两师继续开拔各在案。顷据报，双方撤兵，听候谈判。但日人诡诈，用意莫测。我全国各地方、各部队仍应切实准备，勿稍疏懈，以防万一，是为至要。”这实际上是对全国、全军的动员令，可见国民政府虽然仍未完全放弃和平解决的意图，但基本上已定下了抵抗日本武装侵略的决心。

　　何应钦于7月10日返回南京，主持抗日军事的日常工作。从7月11日起，每天21时在其官邸召开军事汇报会议。除军政部、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军事参议院、航空委员会及海军司令部的领导外，各有关司、署、厅、室及兵监的负责人也参加会议。举凡有关抗战的准备、动员、部署以及后勤供应等问题，均在此讨论，重大问题报蒋介石决定，一般问题由会议作出决定，报蒋介石批准执行。

　　经国民党中央两次电催，宋哲元方于11日离开乐陵;但宋作为华北最高军政长官，并未返回华北军政中心的北平或中央指令其开设指挥部的保定去筹划战备、指挥作战，而是去了天津，希图与日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进行求和的接触。

　　何应钦得知宋哲元停留天津、无意回北平或赴保定，于12日晚以特急电催宋到保定指挥。电文说：“卢事日趋严重，津市遍布日军，兄在津万分危险，务祈即刻秘密赴保，坐镇主持，无任盼祷。”与此同时，蒋介石对位于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的中央直属部队发布了正式动员令，命令以上地区的部队向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平汉铁路沿线集结，同时命令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担任津浦北线的防卫任务。又命令平汉、陇海、津浦三铁路局集结军用列车，并命令汽船公司将船舶回航到指定地点。

　　蒋介石得知宋哲元滞留天津一心与日军谈判求和而毫无抗战准备，于13日致电宋哲元：“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对方的目的，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我国家和个人之人格。”并要求其“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但宋哲元并未按政府的指示奉行，他派张自忠等往见香月清司，转达自己的态度：“哲元从现在起留在天津，悉遵从军司令官的一切指导。”而且于13日夜下达命令：从14日起，北宁铁路列车正常运行，解除北平戒严，释放被捕日人，严禁与日人摩擦。并将此命令向日军通报。14日，宋致电何应钦：“因兵力大部在平津附近，且平津地当冲要，故先到津部署，俟稍有头绪，即行赴保。”实际上拒绝了中央令其先到保定指挥部队作抗战准备的命令，继续留津与日军进行妥协谈判。但香月清司对谈判并不积极，拒绝与宋哲元会见，仅派出1名少佐参谋于14日夜会见宋哲元，要宋哲元承认原拟就的《情况判断》中的7条要求。宋哲元原则上接受了日军的要求，仅请暂缓实行。宋又即派张自忠等作为自己的代表，访日军参谋长桥本，要求谈判。谈判的结果是：处罚当时卢沟桥的营长，由秦德纯代表宋哲元向日军道歉，调走第37师，由第38师接替北平城防，允诺立即撤兵和取缔一切抗日活动。由于日军已经决定以武力占领平津，谈判的条件未能满足其要求，所以日本军方未予批准，仍加紧进行进攻部署。

　　在宋哲元滞留天津与日军进行妥协谈判的时候，何应钦曾不断地将政府所得日本国内动员和调兵华北的情况通报宋哲元，并提请宋在对日交涉中注意，指出日军的和谈是缓兵之计，待兵力集中后即会对第29军发动进攻。同时，蒋介石对宋在军事上给予应有的支持。7月14日，蒋指示何应钦抽调高射炮兵6个连运往保定，运送子弹200万发给第29军。17日，蒋令商震所部4个团赴石家庄6中待命，令第26路军、第40军统归宋指挥。正在保定的参谋次长熊斌除派杨宣诚处长赴天津，又派高参方贤等先后赴津与宋联系，并敦促宋到保定指挥。15日下午6时，何应钦急电宋哲元：“日军正在集中，企图包围南苑，当地情况虽有缓和，重开谈判，但这是日人效‘一·二八’故事，先行缓兵，俟援军到达，即不顾信义，希图将我29军一网打尽，形势显然，最为可虑。望即确实注意，计划应付为祷。”宋显然对此不以为然。他在16日中午给何的回电中说：“兹奉电令各节，倘不幸而真成事实，则是现在已陷绝境，应请中央作第二步准备，以待非常之变也。”16日晚11时，蒋介石于庐山又密电宋哲元和秦德纯，指出：“连日对方盛传兄等已与日方签订协定，内容大致为㈠道歉，㈡惩凶，㈢卢沟桥区驻兵，㈣防共及取缔排日等项，此时协定条款殆已遍传欧美。综观现在情势，日方决以全力威胁地方签订此约为第一目的。但日方所欲者，若仅止于所传数点，则其大动干戈可为毫无意识。推其用意，签订协定为第一步，俟大军到集后，再提政治条件，其严酷恐将甚于去年之所谓‘四原则’‘八要领’。观于日外次崛内告我杨代办‘已签地方协定为局部解决之基础’一语，并足证明，此基础之外另有文章也。务希兄等特别注意于此，今事决非如此已了。只要吾兄等能坚持到底，则成败利钝，中正愿独负其责也。”

　　何应钦惟恐冀察当局为“保住地盘”而昧于大势，于17日再次致电宋哲元、张自忠、秦德纯、冯治安、张樾亭，告知日军在国内已动员及出动之部队已有5个师团之众，“调兵遣将，未稍停止。而关东军陆续输送至天津者，截至删日(15日)止，已20列车，当已在1个师团左右，并有数千人沿平津公路及津保公路前进中。其在卢沟桥正面者千余人，正构筑工事及建飞机常窥其用意，显系对北平及南苑取包围形势。而近日则派2参谋数人与我方谈判和平，希图缓兵，以牵制我方，使不作军事准备，一俟到达平郊、部队较我29军占优势时，即开始攻占北平，先消灭我29军。此项诡计，最为可虑。‘一·二八’之役，可作前车。兄等近日似均陷于政治谈判之圈套，而对军事准备颇现疏懈，如果能在不损失领土主权之原则下和平解决，固所深愿，弟恐谈判未成，大兵入关，迩时(那时)在强力压迫之下，和、战皆陷于绝境，不得不作城下之盟，则将噬脐无及。望兄一面不放弃和平，一面应暗作军事准备，尤其防止敌军袭击北平及南苑，更须妥定计划。弟意宜以北平城、南苑及宛平为三据点，将兵力集结，构筑工事，作持久抵抗之准备。如日军开始包围攻击时，我保定、沧州之部队及在任丘之赵师同时北上应援。庶平、津可保，敌计不逞，如何?”

　　中央如此警告，宋哲元竟仍不为所动，未做任何抵抗的军事准备。

　　中国政府外交部就卢沟桥事变问题曾多次与日本驻华使节谈判，并以公函正式告知日本：“无论现地已经达成之协定，还是将来成立之任何谅解和协定，只有经过中央认可后才能生效。”期望由两国政府直接交涉，以争取在“不丧权、不失土”条件下和平解决。但日本以“解决卢沟桥事件完全是华北地方当局的职权”为由，予以拒绝。

　　由于中日直接外交未取得任何成效，蒋介石试图通过第三国和国际外交活动阻止日本侵略。17日向《九国公约》签字国发出备忘录，希望国际主持公道，但没有任何结果。在此情况下，蒋6石于7月17日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为：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所系。

　　……

　　第一，中华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1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剩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件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㈠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㈡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㈢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㈣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总之，政府对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常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的讲话，表明了准备全面抗战的方针，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决心抗战讲话的当晚，张自忠代表宋哲元向日参谋长桥本群提出：7月18日由宋哲元道歉;二三日内处分责任者营长;对将来的保证，待宋回到北平后实行;北平市内由宋哲元的直属卫队驻扎。以上各项除罢免排日要人外都写入文件。这已实际上完全满足了日方的要求。18日下午1时，宋哲元偕张自忠向日司令官香月道歉。19日晨7时30分，宋留张自忠在天津，率其他军政首脑乘日军准备的专车离津回平。

　　就在19日这一天，卢沟桥前线的日军又向中国守军发动炮火袭击。守军也发射迫击炮还击。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借此发表声明：“从20日午夜以后，驻屯军将采取自由行动。”

　　在天津的张自忠听到这一声明后，立即访问日军参谋长桥本，于是在当夜11时，张自忠和桥本又签订了一个《停战协定第三项誓文》的秘密条款。其内容是：“㈠彻底弹压共产党的策动;㈡对双方合作不适宜的职员，由冀察方面主动予以罢免;㈢在冀察范围内，由其他各方面设置的机关中有排日色彩的职员，予以取缔;㈣撤去在冀察的蓝衣社、CC团等排日团体;㈤取缔排日言论及排日的宣传机关，以及学生、群众的排日运动;㈥取缔冀察所属各部队、各学校的排日教育及排日运动。又，撤去在北平城内的37师，由冀察主动实行之。”在北平，宋哲元屈从日军的要求，于20日晨5时，命令在北平附近的第37师于当日开始在西苑集结，并于21日集结完毕，准备向保定地区撤退;为掩护第37师集结，令冀北保安部队一部位于八宝山附近，待第37师集结完毕后，该保安部队于22日撤退。下午3时，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驻屯军参谋和知、副武官今井访问了宋哲元。宋向他们保证阻止中央军北上部队前进，让中央军停留在保定以南。他们还商谈了第37师撤退以后遗防由第132师接替等问题，并发表通电，谢绝全国各地和海外侨胞的劳军捐款。宋、张采取的是与国民党中央、与全国人民和第29军广大官兵愿望完全背道而驰的妥协退让方针。

　　7月21日、22日，日军连续炮击和进攻宛平城，团长吉星文负伤。

　　三、全中国人民团结抗日

　　日本的无端挑衅和步步进逼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国民政府和蒋介石转为决心抗战，获得了全中国人民的热情拥护。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使中华民族在抗战的前提下团结起来。

　　这首先表现在武装力量的团结上。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除发表了抗日通电外，中国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徐向前也联名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敬恳严令29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规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13日，国民党西安行营通过正在西安的叶剑英了解红军调出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叶报告中共中央后，立即得到中央肯定的答复：“㈠蒋委员长及政府决心抗日，我们竭诚拥护，愿在委员长指挥下努力杀敌。㈡红军主力随时调动抗日，并已下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动。㈢同意担任平绥线作战任务，并愿以一部深入敌后方打击敌人。㈣惟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最好能与善于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更能顺利的完成国家所给予的使命。”西安行营立即将中共中央同意红军立即参加对日作战的答复报告何应钦，并于16日下午转报在庐山的蒋介石。7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将《国共合作宣言》交付国民党。在主张在团结抗日及实行民主政治的主旨下，中共中央主动提出“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16日，四川的刘湘、潘文华等将领以为“在此国难当前，正我辈捍卫国家、报效领袖之时”，因此“通电各省，主张于委座整个计划之下，同德一心，共同御侮”，将四川部队，按照军委会的“整军方案，赶速改编，以期适于抗敌之用。十师之数，决当遵办，川省应负责任，不惟不敢迟误，且思竭尽力多所贡献。”21日，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亦致电军事委员会：“宗仁等欣聆国策已决，誓本血忱，统率全体将士及广西1300万民众，拥护委座抗战主张，任何牺牲，在所不惜。”同时表示按军委会整军方案，将广西部队“立刻编成40个团，开赴前线”，并“决定将广西数年来惨淡经营而颇具规模的兵工厂，悉数移交中央统筹办理”。此外，山西阎锡山、青海马鸿逵、云南龙云等雄据一方的将领也都纷纷表态，拥护政府抗日。至于身在前线的第29军，除极少数将领因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判断错误又怀有保住既得地盘的私心、暂时主张妥协退让外，秦德纯、冯治安、何基沣、张克侠等大多数将领和全体中下级军官及士兵的抗日士气均极高涨。他们在长城抗战中，曾在喜峰口痛击日军，被誉为民族英雄。这时，目睹日军的野蛮侵略行径，更是坚决拥护抗战。中国的武装力量，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为了共同抗日，达到了自民国以来空前的团结与统一。

　　全国人民在强敌入侵的情况下，也纷纷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情绪激昂。各地、各界人民团体要求政府派军抗敌的申请电报纷纷到达南京。在18日这一天之内就有广西省教育局、广西省学联、南开大学学生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安徽省记者公会、芝加哥华侨抗敌救国会、甘肃拉卜楞保安司令1河北省保定院校馆联合会、昆明8商会、江苏省合作社、陇海铁道公会等团体发出电报;19日一天内，国民政府收到国内外19个团体要求政府抗日的电报。各地报刊都纷纷发表抗日救亡的言论，要求并拥护政府立即对日抗战。国内外群众团体在原有组织的基础上重新组织了大量后援会、慰问团、救护团、援助抗战将士委员会、抵敌会等，展开援助前方抗日的各种活动。各文化界还组织抗日宣传队进行抗日宣传工作。

　　卢沟桥的炮声燃起了抗日的烽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迫使中国人民团结抗日，也促使中华民族觉醒，中国开始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

　　第三节日军发动总攻及平、津沦陷

　　一、双方的作战准备及作战指导

　　中国政府在加紧准备抗战的同时，没有放弃谋求和平解决中日冲突。7月21日至26日间，蒋介石分别会见了英、美、德、法驻华大使，企图通过外交活动阻止日本侵华，但毫无结果。

　　宋哲元返回北平之后发现自己虽然一再妥协退让，而日军仍然步步进逼，了解到第29军广大官兵和北平各界人士、青年学生的抗日呼声与支援第29军的积极行动。23日晚，参谋次长熊斌从保定到达北平，向宋哲元传达政府的抗战意图。24日，蒋介石致电熊斌，并转宋哲元，指出：日军从22日起，其机械化部队向华北输送，预料一星期内必有大规模行动，务望时刻防备。宋在这种情况下开始考虑抗战，但深感作战准备不足，因此一方面令第37师停止撤退，令第132师在永定河以南集结，令该师独立第27旅进入北平担任城防;另一方面电请蒋介石将北上各部暂时稍微后退，以便争取时间完成战备。但为时已晚。日本从东北及朝鲜进入华北的部队已于7月20日前后到达预定的进攻出发地。香月清司决定首先肃清北宁铁路天津到北平间驻守重要车站的中国军队。日军于7月25日借口修理电线，向廊坊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并占领廊坊车站。

　　廊坊车站是天津、北平之间的一个大站，第29军第38师第113旅旅部率第226团(欠第2营、第3营的第12连)驻守在这里。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该团构筑了简单的防御工事，街道以麻袋填土堵塞，房顶垒起各种掩体。

　　7月25日下午，日军1个中队乘火车到达廊房，占据车站，并至站外构筑作战工事。驻军加以制止与警告，但日军置之不理，因而双方发生武装冲突。日军受到中国军队的猛烈打击，伤亡严重。日本“中国驻屯军”当即令第20师团第77联队增援廊坊日军，又于26日凌晨3时30分令第20师团向天津前进，同时令驻屯步兵旅团第2联队第2大队乘火车到北平，途经廊坊时参加战斗。

　　26日拂晓，日军以飞机27架次轮番轰炸廊坊守军的兵营。日军增援部队于上午8时到达廊坊，立即在飞机的支援下向守军发起攻击。守军第226团第3营与日军展开顽强战斗。至12时，该营向东转移，廊坊被日军完全占领，因而平津之间的交通被切断。

　　廊坊战斗后，香月清司于26日11时向参谋本部申请行使武力。参谋本部第1部即通知“中国驻屯军”参谋长：“要坚决予以攻击，上奏等一切责任由参谋本部承担。”接着又指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应废除临命第四号，在必要时得以行使武力。”并命令临时航空兵团归“中国驻屯军”直辖。

　　26日下午，香月清司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由日军特务机关长松井面交秦德纯代收)。通牒中要求：“首先应速将部署在卢沟桥、八宝山方面的第37师，于明日中午前撤退到长辛店附近;又北平城内的第37师，由北平城内撤出，和驻西苑的37师部队一起，先经过平汉线以北地区，于本月28日中午前，转移到永定河以西地区，然后再陆续开始将上述部队送往保定方面。倘若不按上述方案执行……我军不得已只好采取单独行动。”

　　日军向第29军送出最后通牒之后不久，从天津乘火车到达丰台的步兵第2联队第2大队分乘26辆卡车，从丰台向北平城内开进。下午7时，该部日军乘汽车强行进入广安门。广安门守军第29军刘汝珍团的1个连立刻开火阻止，于是两军发生战斗。日军一部已入城，一部被阻于城外。晚10时左右战斗停止下来。27日凌晨2时，已入城的日军按照第29军指定的路线到达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馆，未入城的日军退到丰台。

　　廊坊、广安门战斗发生以后，宋哲元这才感到日军大举进攻的时刻即将来临，于是于26日下午4时和当日晚间两次电报何应钦转呈蒋介石，报告日军给第29军的最后通牒和平津地区的局势，并求政府援助。蒋介石于26日下午9时回复宋哲元：“甲、北京城防立即准备开战，切勿疏失。乙、宛平城防立即恢复戒备。此地点重要，应死守勿失。丙、兄本人立即到保定指挥，切勿再在北平停留片刻。盯决心大战，照中(正)昨电对沧保与沧石各线从速部署。”27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宋哲元：“请兄静镇谨守，稳打三日，则倭氛受挫，我军乃易为力。务望严令各部，加深壕沟，固守勿退。中央必星夜兼程，全力增援也。”

　　廊坊及广安门战斗后，日本决定增加兵力，扩大战争。日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于27日晨协商后决心动员国内3个师团，并对第20师团和其他部队进行第二次动员。8时40分，日本内阁在首相官邸召开紧急会议，同意陆军实行动员。9时30分，陆相杉山元上奏天皇批准，于11时50分下令动员。日本陆军第二次紧急动员计划在10天至两周内完成，并决定从8月1日开始输送国内部队至侵华前线。动员的人数约20.9万人，配马5.4万匹。增援华北的有第5、第6和第10师团。还预定将第11师团派往青岛、第3师团派往上海。

　　7月27日，日军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命令：“中国驻屯军除现有任务外，应负责讨伐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安定平津地区各重要地方。”接着又下达派遣第5、第6、第10师团等前往华北的命令。28日，参谋总长就华北作战问题给“中国驻屯军”发出指示。其要点是：㈠陆、海军配合问题，按陆、海军协定另册摘要行事;㈡军的作战地区(航空兵除外)大概定于保定、独流镇一线以北，适当可使用催泪弹;㈢第10师团为基干的部队，约于8月15日至18日前后在北塘及塘沽附近登陆。”

　　7月29日，日军参谋本部制定了《对华作战计划大纲》，决定把战争扩大到华北地区之外。其要点是：

　　一、作战方针：击溃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设法使该地区安定下来。作战地区，大概限定于独流镇之线以北。根据情况，以一部兵力在青岛及上海附近作战。

　　二、兵团的兵力编制及任务：

　　㈠平津地区以中国驻屯军约4个师团为基干，击溃平津地方的中国军队。

　　㈡青岛附近大概以1个师团为基干，占领青岛附近，以保护侨民为主旨。

　　三、指导作战要点：

　　㈠以中国驻屯军进行作战。在平津地区，特别是在以上作战地区，对中国军队尽力加以沉重打击。(

　　㈡在情况不得已时，对青岛及上海附近进行作战。

　　㈢由于战况的演变，特别是由于和第三国的关系，应以最低限度的兵力占领平津地区，并策划持久占领。

　　四、对第三国，应严密警戒，逐步动员必要的兵力，派到满洲。

　　五、另外以5个师团归中央直辖，可以适应形势变化，作好准备。

　　日本海军在陆军决定向华北派遣国内师团的同时，也于27日作出《省部关于处理时局及准备的协议》。协议指出：“鉴于今后形势有很大可能导向对华全面作战，因此海军必须进行对华全面作战的准备。”“当前用兵是以解决华北问题必要的兵力为限，而海军为加速完成上述目的，应该对华北方面予以分内的协助，护卫输送船只，2护在中国各地的权益及侨民。但对华全面作战和保护青岛及上海，也应完成必要的准备。”28日，军令部总长博恭王发出命令：“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派遣第二舰队协助陆军保护在华北方面的日本臣民和权益，并协助第三舰队。”

　　至此，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这时，中国方面也在进行着对付日军进攻的准备。7月27日8时30分，蒋介石决定了华北地区防御战的计划。其部署是：

　　㈠我军应仍照原定计划在沧保、沧石二线上集中构成阵地，期在此线上与敌作整齐之战斗。

　　㈡中央军以援助平津、期与敌在永定河地区作战之目的，先以主力集结于沧州、保定之线。第29军应固守北平、卢沟桥、长辛店、涿县之线，与保定方面保持确切连络。

　　㈢令孙连仲部第26路军即向永定河地区前进。该路军之行动此后归宋主任哲元指挥。所遗保定、任丘、河间、献县防地，已令万福麟第53军接防(当日上午11时30分河间、献县另令曾万钟部接防)。

　　㈣令万福麟部第53军即推进于保定、任丘之线，接26路军防地，在该线上构筑阵地。

　　宋哲元在了解了当前形势，知道中央已“决心大战”，特别是经过廊房、广安门战斗及收到日军的最后通牒后，方仓促组织抗战。他在16日制订的防守北平地区“作战预先号令”的基础上，于7月28日向所属各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其主要内容为：

　　㈠作战方针：为确保北平、天津两市及其附近地区，对敌实施持久防御，伺机再转为攻势，以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

　　㈡兵力部署：将全军分为三路：第一路军防守北平地区。以第132师、38师之113旅及军特务旅为右地区部队;以冀北保安队之2个旅及独立第39旅为左地区部队;以37师之111旅、独立第27旅、38师特务团及北平保安队为城防部队;以骑兵第9师(欠第1旅)为机动部队;以37师(欠111旅)、独立第25旅、骑兵第9师之第1旅、冀北保安1旅之第1团及河北省保安队为总预备队。

　　第二路军防守天津地区，下辖第38师之112旅、114旅、独立第26旅及天津保安队。

　　第三路军防守察哈尔省，下辖第143师、独立第29旅、独立第40旅、独立骑兵第13旅及察哈尔省保安队。

　　㈢任务区分：第一路军之右地区部队，在北平永定门(不含)、大红门、南苑兵营、团河、黄村、庞各庄之线占领要点，构筑阵地进行防御。情况许可时，适时调整部署，集中兵力实施出击，将来犯之敌消灭于阵地之前;为确保南苑兵营，在西红门、新宫小红门及旧宫村配置一定兵力;驻南苑兵营之部队为右地区之预备队，随时准备策应各部队;另外第113旅(欠225团)防守安次及武清县城，破坏敌军交通线，并对敌实施牵制性袭扰。

　　左地区部队，在北平城东北角(不含)、北苑、沙河镇、昌平车站之线占领要点，构筑阵地进行防御;控制适当之机动兵力，随时准备实施出击，与防守要点之部队协同消灭进攻之敌。

　　城防部队，按城防计划依托既设工事，坚守城垣，将进攻之敌消灭于城外，同时消灭城内日军。

　　骑兵部队，在地区守备部队前方积极活动，对当面之敌实施突袭，以利于防御部队之作战，并破坏敌后方交通线及进行牵制性袭扰。

　　总预备队，派出一部兵力，密切监视卢沟桥附近之敌，相机出击，将其击歼，严防敌人由各要点间隙渗入至西郊地区。

　　第二路军，在驻天津市部队掩护下，迅速进入市区，构筑工事，组织坚守;派出一部兵力对大沽、塘沽警戒。

　　第三路军，与第一路军保持密切联系，派出一部兵力据守南口，与沙河镇友军协同，消灭侵入昌平之敌。

　　㈣作战方法：1.除防守北平、天津市区部队外，其他部队应采用游击战法，集中兵力，各个消灭孤立之敌。2.在敌机械化部队经过的道路上，埋设地雷或挖掘陷阱，并设便衣伏兵，实施突然袭击。3.当友军遭敌攻击时，必须主动支援，向进攻之敌的侧背实施奇袭。

　　宋哲元的这一作战命令刚刚下达至北平地区各师，部队尚未来得及行动，日军便开始发动了对北平的进攻。

　　二、北平、天津战斗

　　7月26日晚广安门战斗刚刚停止，日本“中国驻屯军”便于当晚10时20分下达了攻击中国第29军的作战命令。命令的要点如下：

　　㈠日军于7月27日正午开始攻击。

　　㈡在廊坊及天津的第20师团主力在团河村(北平南约15公里)附近集结，与位于马驹桥(北平东南约15公里)的一部协同进攻南苑。

　　㈢中国驻屯步兵旅团主力从丰台向南苑兵营北端方向进攻，在通州的该旅团步兵第2联队向南苑东北端方向进攻，至11时进入北平～马驹桥一线，听候旅团长指挥。

　　㈣)北平警备队保护北平侨民。

　　㈤独立混成第11旅团(在高丽营)从卫窑(北平北约16公里)附近攻占西苑，然后进至永定河一线。

　　㈥独立混成第1旅团(在顺义)从沙河镇方向向永定河一线攻击。

　　㈦军预备队(第20师团的步兵3个大队)位于天津。

　　㈧集成飞行团主力拂晓攻击西苑兵营。

　　㈨临时航空兵团一部在承德，主力转场至天津，协同地面部队进攻，并随时准备与中国空军作战。

　　由于北平市内日本侨民尚未迁移完毕，而且前面所发最后通牒的期限是28日正午，因此驻屯军决定将攻击时间推迟至28日执行;同时，决定在对北平发动总攻之前，于27日对通县、团河、小汤山等地第29军驻军发动袭击。

　　28日上午8时，日军步兵在飞机、炮兵支援下，对南苑第29军营房展开进攻，主攻部队第20师团由南苑东南角和西南角展开攻击。集结于丰台的日军驻屯旅团主力同时向南苑进攻，切断南苑守军的北平方向的退路。在日军陆军及航空兵协同攻击下，南苑守军第29军特务旅2个团、第38师114旅2个团及师部特务团、骑兵第9师3个团，以及高炮营、装甲汽车大队等共计约2万人左右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通信设备很快被炸毁，联络中断，指挥失灵，部队各自为战，秩序一片混乱。

　　至下午1时，南苑战斗结束。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在混战中壮烈殉国;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在向北平方向突围时，于大红门附近受敌截击，也英勇牺牲。当南苑战斗激烈之际，已经进到涿县地区的第132师第1旅和第2旅，在师长赵登禹连发电报催促增援的紧急关头按兵不动，贻误了战机。

　　当南苑战斗进行之时，第37师一部向丰台日军发动攻击。因丰台日军驻屯旅团主力已前出到南苑与北平之间担任阻击，丰台只有少数日军守备，因而在第37师的攻击下受到损失。南苑战斗结束后，当日下午3时，驻屯旅团返回丰台，将攻击丰台的第37师部队击退。此时，日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也已攻占了清河镇，驻防该地的冀北保安部队第2旅退至黄寺。日独立混成第1旅团占领沙河。

　　28日下午2时，宋哲元召开军政首脑会议，讨论部队行动问题。会上决定委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当日晚，宋哲元率第37师离开北平赴保定。宋到达保定以后，于30日电报蒋介石，提出：“刻患头疼，亟宜休养”，并将第29军军长的职务交冯治安代理。

　　29日拂晓，日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进攻北苑与黄寺的独立第39旅和冀北保安部队。战至下午6时，黄寺被日军攻占。

　　30日，在日军操纵下成立了伪政权北平维持会，在北苑的独立第39旅旅长阮玄武投敌，在城内的独立第27旅亦被日军解除武装，张自忠躲进德国医院。北平沦陷。

　　当日军主力大部集中北平作战时，留在天津的日军除驻海光寺的军司令部及直属5个步兵小队外，还有步兵3个大队、临时航空兵团和兵站各部队，全部兵力约5000人。他们分散守备在天津总站、东站、东局子飞机场和日本租界等处。第29军在天津地区的部队尚有第112旅(驻小站)、独立第26旅(驻马厂一带)。天津的防务由第38师副师长兼市公安局局长李文田负责。廊坊被日军占领后，平、津间交通已断，天津局势紧张。李文田于28日下午7时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日作战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师属手枪团团长祁光远、市政府秘书长马彦罛、天津市保安队队长宁殿武、天津警备司令刘家鸾、第112旅旅长黄维纲和独立第26旅旅长李致远。经过分析讨论，一致认为应立即向天津日军发动攻击。最后李文田决定了攻击战斗部署：以天津保安队1个中队在宁殿武队长指挥下攻取东车站;手枪团配属独立第26旅1个营和保安队3中队，在祁光远团长指挥下攻取海光寺日本兵营;独立第26旅配属保安队第2中队，由李致远旅长指挥攻取天津总站及东局子日军飞机场;天津市武装警察负责交通、通信联络。攻击时间为29日凌晨1时，总指挥部设在西南哨门。

　　29日凌晨1时，各部队按照指定任务同时向日军发动攻击。由于采取了突然袭击手段，因此攻击开始后进展较为顺利。独立第26旅迅速攻占了总站及东局子飞机场，烧毁了10余架日机，并攻进航空兵团司令部，缴获了大量机密文件(包括日陆军航空兵正在使用的电报密码本等)。事后日本参谋本部追查这一重要失密事件，航空兵团参谋长今泽舍次郎大佐及有关人员均被撤职查办。保安队第1中队也很快攻占了东车站。惟海光寺日军由于工事坚固、炮火猛烈，未能攻克。

　　战斗至当日下午，日军临时航空兵团开始对中国军队及其驻地进行轰炸。在日军飞机轰炸和其地面部队火力反击下，第38师各部队间联络中断，指挥失灵，形成各自为战的混乱局面，损失越来越大。增调的援军第112旅又迟迟不到，于是李文田部队在当日下午3时开始撤退，天津沦陷。

　　第29军进攻天津日军时，驻通县的伪冀东保安队在张庆余、张砚田的率领下反正。张庆余是伪冀东保安队第1总队指挥，张砚田是第2总队指挥。该部原系于学忠的两个团。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张庆余曾秘密派人与第29军联系，商定在开战时举行起义。29日凌晨2时，该保安队向驻通县的日军和伪冀东自治政府发动突然袭击，捉获了伪主席殷汝耕，击毙了日军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及所属日军数十人，并消灭了日军守备队、汽车队大部和全部日本顾问，也牵连杀死了一些日本侨民。然后于下午4时撤离通县，带着殷汝耕，准备将其送往北平;但当到达北平附近时，保安队得知第29军已全部撤退，只好经北平西郊向保定方向转移。转移途中，在北苑、西直门之间遭到日军的袭击。混乱中，殷汝耕逃走。

　　第29军的第38师在天津的反击和通县伪冀察保安队的起义，使日本遭到一定的损失。日本“中国驻屯军”为解除后方的威胁，急令第20师团第39旅团长高木义人率3个步兵大队、1个炮兵大队回援天津，同时向关东军求援。关东军立即派兵力约1个大队的先遣队赶赴天津;随后又以第1师团的第2旅团为基干，配属了炮兵、骑兵及工兵，组成第2混成旅团，车运天津增援。增援日军相继于7月30日至8月1日到达天津。此时，天津地区的中国军队已撤至静海以南地区，北平地区的中国军队已撤至涿县、固安、永清以南地区。日军占领平、津后暂停进攻，拟俟第二批侵华日军的3个师团到达后再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

　　三、平津作战简析

　　在平津作战中，第29军广大官兵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抗击，曾出现许多感人事迹。如第219团团长吉星文多次率部以肉搏击退日军的猛烈进攻，负伤不下火线，仍坚持指挥战斗。但第29军主力在北平地区仅战斗1天即遭重创，牺牲高级将领2名，伤亡官兵5000余人，被迫放弃北平。

　　北平作战中歼灭日军甚少。据日军统计，仅死伤511人。连同天津作战，据日本军方当时发表的数字，自7月27日至8月3日，日军不过死伤1233人(其中军官89名)。日军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地、空协同作战火力异常猛烈，固然是中国军队迅速失利的重要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第29军最高领导对情况判断失误。他们既未认清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野心，又不理解国内形势的发展及亿万军民强烈要求抗战的意愿，企图委曲求和，希图局部解决，维持冀察的原有局面，以致丧失了宝贵的时间，且未作充分、有力的战备和应有的部署。

　　宋哲元到达保定后，于7月29日致电蒋介石请求处分。其电文是：“哲元身受国家重托，自主持冀察军政以来，日夜兢兢于国权保持，乃至卢案发生，终不能达到任务，实有亏于职责，并负钧座之属望，拟请予以处分，以免贻误，而挽国危。”宋哲元在8月3日公开对外发表《我军抗战经过》，文中叙述了卢沟桥事变及平津作战经过后又自责“处置不当，实应受国家严重处分”，说明宋哲元已认识到自己对平津作战失败负有责任。

　　“七七”事变发生时，宋哲元正在山东乐陵家乡，得知事变发生后并未返回部队。当中央已派出第26路军及庞炳勋、高桂滋部北上支援其作战，并于7月9日、10日两次电催后，才于11日离开家乡。但作为华北最高军政长官，他既未返回华北军政中心的北平去筹划抗战，也未到中央令其开设指挥部的保定去指挥部队，却去天津与日军新任的司令官香月清司进行求和的接触、谈判。7月15日、17日，何应钦两次致电宋哲元，分析日本和谈阴谋及形势之严重，令其在北平、南苑、宛平集中兵力、构筑工事，作持久抵抗之准备，但宋哲元无动于衷。当他接受了香月清司的无理要求，将第37师撤出北平、禁止中国人反对日本侵略，而日军仍向苑平第29军进攻时，仍未采取任何有效的战备措施。宋哲元接到何应钦15日要其“切实注意计划”的电报后，曾令秦德纯拟制了一个防守北平的局部作战计划(其内容基本上是7月28日作战命令中第一路军部分)，作为预先号令发给高级将领。但由于中央和地方实力派的矛盾，由于诸将领中存在着主战和主和两派，相互争执不下，而宋哲元又是主和的。在这种情况下计划根本无法执行，形同废纸(这种和、战不一的情况，在南京政府中也存在)。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日军发动进攻时，第29军并不清楚日军究竟有多少兵力，更谈不上了解日军的作战计划和主要突击方向，就连一般的判断都没有。平津之战展开以后，军部对28日南苑战斗的情况不了解。直到当日下午，骑兵第9师师长郑大章逃回城内才知道了南苑战斗已经失利。

　　28日下午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留张自忠在北平与敌周旋，宋哲元到保定。但北平所留部队和天津的第38师、察哈尔省的第143师究竟应该如何作战，并没有明确决定，实际上是交由张全权处理。张于29日到冀察政务委员会就职后并未指挥部队作战。这天北苑和黄寺战斗正在进行。位于天津的第38师是听到南苑战斗并收复丰台的传闻后才于29日对日军发动攻击的。通县伪军反正也是在与第29军毫无联络的情况下发动的。在28、29两日平津地区展开大规模作战期间，位于察哈尔省及南口至张家口铁路沿线的第143师部队竟然没有任何行动。这些事实都说明当时第29军指挥方面的混乱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