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派兵华北的决策和战争准备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进行全面抗战的开始。
日本关东军得到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后，于8日晨召开了会议，认为“乘此时机应对冀察给予一击”，即向日军参谋本部报告：“鉴于华北形势，已以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主力及航空兵一部作好立即出动的准备”，同时派参谋进关与“中国驻屯军”联系，陈述强硬意见。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得到消息后也向参谋本部作了报告：“鉴于华北事件的爆发，已令第20师团的一部作好随时出动的准备”，主张“利用这一事件实行统治中国的雄图”。在东京，日本陆军省大臣杉山元大将于8日深夜命令京都以西的各师团准备复员的2年兵约4万人延期复员。海军中央部亦迅速命令正在台湾演习的第3舰队返回中国上海原来的防地准备作战。
参谋本部第1部第3课作战班大部分人员彻夜待命，于9日晨拟出了《处理华北时局纲要》。其方针是：“力求事件限于平津一带，迅速确保该地区，求其安定。”其要领是：“㈠以事件不扩大为方针，但中国方面若对我军采取挑衅态度，则增加中国驻屯军必要兵力，将与我敌对的中国军队驱逐出平津地区，以求华北安定。外交交涉亦以此方针为准则。㈡即使抗日行动波及华中、华南，陆军仍以不出兵为原则，但必要时可在山东方面出兵，目的在于保护侨民和确保我权益。”参谋本部并参考关东军和朝鲜军报告的备战部队情况，提出了一个用兵计划，准备调用关东军2个独立混成旅团、6个航空中队，调用朝鲜军1个师团，再从国内调出了3个师团进入华北。根据情况，必要时向山东方面再派出2个师团。从《纲要》和用兵计划不难看出，“不扩大方针”只不过是个幌子，实际上是扩大卢沟桥事件，以实现其早已定下的首先占领华北的既定战略方针。
第3课将此方案和陆军省军务、军事两课进行研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10日上午，将意见正式送交陆军剩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中将的意见是：“对其本意不是不同意，但是现在立即动员派遣3个师团容易引起国际关系的恶化。而且华北形势尚未判明，所以可先急派关东军2个旅团，再由朝鲜军临时编成1个师团派出去。然后看看形势再决定，是否较好。”原则上按参谋本部的计划定了下来。
当时日本政府采取不扩大的方针，而陆军则已计划向华北派兵。这反映了日本统治机构中的矛盾。当时竭力主张不扩大战争的中心人物是参谋本部第1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他之所以主张不扩大，是因为他对苏联的动向极为关心。他和属下的第2课课长河边觉郎、第3课负责对苏作战计划的主要负责人井本参谋等人当时认为：日军倾全力对苏，其兵力也是不足的;若以很大兵力对华作战，则影响对苏的战争准备。而竭力主张对华作战的人则认为，目前苏联对日参战的可能性不大;认为对华只需一击，中国就会屈服，甚至对华战争只要两个多月就可以使中国屈服。主张对中国扩大侵略的人占多数。但是，不论是主张扩大和主张不扩大，以武力吞并中国、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方针是日本的既定国策，两派都是一致的。出现的分歧，只不过是发动战争的时机与手段不同而已。
日军参谋本部派兵华北的意见经首相近卫批准，于11日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在内阁会议召开之前，于11日11时30分到14时，在永田町首相官邸首先召开了由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全体一致赞同。
下午3时20分，日本内阁召开全体会议。五相会议的决定在内阁会议上都获得通过，并根据内阁官房长官风见章的提议，将日军制造的“卢沟桥事件”改为“华北事变”，将向华北“出兵”改为向华北“派兵”。会后，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和首相近卫于下午4时20分在叶山皇室别邸参见天皇。首相上奏华北派兵事宜，请天皇裁决。海军军令部部长伏见宫也于下午5时15分上奏海军的用兵事宜。天皇均予以批准。下午6时24分发表了《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这个声明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诬说“负责华北治安的第29军，于7月7日半夜在卢沟桥附近进行非法射击，由此发端，不得已而与该军发生冲突。”“第29军虽曾答应和平解决，但于7月10日夜再次向我非法攻击，造成我军相当伤亡……对和平谈判并无诚意，终于全面地拒绝在北平进行谈判。”又说：“就帝国和满洲国来说，维持华北的治安，是很迫切的事……政府在本日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
11日18时30分，参谋总长向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发出“临参命第56号”命令，命令关东军司令官将所辖独立混成第1和第11旅团主力、航空6个中队、高射炮2个中队、铁道第3联队主力和电信、汽车等部队各一部派遣去华北，并令关东军司令官在作战初期，在兵站、交通业务方面向“中国驻屯军”加以援助。接着，参谋总长在19时40分给第20师团下达紧急动员令，同时命令第20师团长川岸文三郎务须迅速到达华北，归“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指挥。在此之前的晨4时半，天皇已钦定派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为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以代替正在病中的田代皖一郎少将。11日晚上，日本首相近卫为统一国内舆论，在自己的官邸召集了贵、众两院议员代表、财界实力人物和新闻界代表开会，阐明了政府的决心，要求各界理解和支持。由于当时舆论界多数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因此日本政府的声明很容易获得了大家的赞同。
在此同时，日本海军军令部和海军省经协商后也作出了相应的战争准备，并与参谋本部达成《陆、海军关于在华北作战的协定》。《协定》中的“作战指导方针”为：“力求把作战地区限制在平津地方，在华中、华南不行使武力，但在不得已时，应保护在青岛、上海附近的日本侨民。陆海军要协同作战。在执行本协定时，要极力避免干预第三国的事情。”“作战任务”中规定平津地方作战由陆军担任;海军负责运输和护卫，并协助在天津方面的陆军作战。在华中和华南，以海军为主，担任警戒。根据情况发展，“限定在青岛、上海附近，陆、海军以必要的兵力协同担当之”。此外，陆、海军还达成了《关于华北作战的航空协定》，规定华北作战中航空力量主要由陆军担任，海军协助;在华中、华南，航空力量主要由海军担任。海军还强烈要求：战争波及华中和华南时，陆军派3个师团(最少2个师团)到华中作战。
香月清司接到被任命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命令后立即到陆相官邸和参谋本部分别接受了陆相和参谋总长的指示，接着又听取了参谋本部各部长的情况介绍，于12日偕新派到“中国驻屯军”的参谋堀毛炮兵中佐、桥本炮兵中佐、营波步兵中佐离开东京乘飞机去天津。他们中途曾在汉城停留，与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大将会面。小矶要他们抱强硬态度对付中国。飞机于当日11时半到达天津。这时日本关东军派来的今村均副参谋长和田中隆吉、过政信两个参谋也建议香月对中国采取强硬方针。当日下午2时，香月到达天津“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听取了参谋长桥本的汇报，尔后召集军全体参谋开会，讨论驻屯军今后的计划。第二天早晨拟出了《7月13日的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以紧急电向陆相和参谋总长作了报告。其主要内容为：中国驻屯军“连同第一次所增加兵力(包括第20师团)准备合并使用，必要时一举歼灭第29军”。预定部队的集结位置是：河边旅团主力在丰台至通县间，其中北平城内和天津步兵各1个大队，并以步兵2个中队和1个小队警备北宁铁路;独立混成第11旅团位于顺义;独立混成第1旅团位于通县;航空队位于天津和通县;第20师团位于天津。即要求中国军队第37师退到河北省南部地区;若其不同意，即行使武力。此外，还准备向冀察政务委员会提出以下7项要求：“㈠彻底镇压共产党的策动;㈡罢免排日要人;㈢撤去驻在冀察的排日的中央系统各机关;㈣从冀察撤去排日团体，如蓝衣社、CC团等;㈤取缔排日言论及宣传机关和学生、民众的排日运动;㈥取缔学校、军队的排日教育;㈦对北平的警备将来由公安部队负责，城内不得驻屯军队。如不答应以上要求，即要求解散冀察政务委员会和29军撤出冀察。”其部署：“作战时，军以主力先扫荡北平附近，然后根据情况可能进入德州、石家庄一线”;“如确认中央军北上，在要求其撤出河北之同时，准备与之作战”;“军在作战时以一部兵力进入八达岭附近，阻止来自平绥线方面之敌，以有利于军的主力作战”。
日本陆军中央部在13日上午接到了《中国驻屯军的情况判断》，感到必须迅速确定对华处理方针，于是在当晚8时确定了《处理华北事变方针》。这个方针在表面上仍然标榜“局面不扩大”、“现地解决”，但同时又决定：“当中国方面无视现实解决条件而表示没有诚意实行时，或南京政府继续调动中央军北上企图发动攻势时，应采取果断的行动。”这个方针决定后，于当日晚以陆军次官和参谋次长的名义电告“中国驻屯军”。14日，参谋总长又派参谋本部总务部长中岛铁藏少将和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到天津当面向驻屯军说明了《处理华北事变方针》的基本精神。当日，日军参谋总长又从国内抽调7个飞行大队、4个独立飞行中队、2个机场勤务中队和1个野战飞机修配厂，编成“临时航空兵团”，以德川好敏中将担任兵团长，分别部署在山海关、锦州、大连地区。
当日军加紧从东北、朝鲜、本土向华北增兵时，日本“中国驻屯军”、驻华外交官以及特务机关长等仍然采用其一贯伎俩，以谈判等各种手段欺骗冀察当局，以拖延时间、掩护其调动部队。这时，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第29军军长宋哲元正在天津千方百计地设法与新上任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商谈妥协条件，而“中国驻屯军”却正在紧张地忙于进攻北平、消灭第29军的作战准备。7月15日，日军制订出作战计划，并报告其陆军中央部。计划主要内容为：
其一，方针
一、军在作战开始时，以突然行动进攻第29军，并将其扫荡至永定河以南。此为第一期。
二、在上述作战时，力求保护北平侨民。
三、第二期作战，根据情况，以现有兵力进出至保定、任丘之线，增加兵力后进至石家庄、德州一线，并准备与中央军进行决战。
其二，指导要领
7月20日前兵团集中，并进行第一期作战准备。各部队展开地域为：独立混成第11旅团主力位于高丽营，一部位山、山海关地区。
其三，作战指导大纲
㈠第一期作战，主要在于一举击败北平西部的第37师，将其扫荡至永定河以南。根据情况一并攻击南苑之38师。在此期间，第20师团要随时准备击溃第132师。
㈡航空兵主力，在战斗开始前集中轰炸好战的第37师所在之西苑、八宝山、北苑、长辛店等地，依情况亦可轰炸南苑。
在第一期作战期间，航空兵要集中力量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并击溃前来挑战的中国空军。
㈢严禁轰炸北平市街及万寿山。
㈣独立混成第11、第1旅团，由北平西北及以西地区向永定河一线进攻;对北平城不予攻击，根据情况派出适当兵力进行监视。
㈤中国驻屯旅团主力，集结于丰台附近，按军的命令随时准备攻击八宝山的敌人，以策应第11、第1旅团的作战;配合攻击南苑与保卫丰台物资补给点。
㈥第20师团主力，以铁路运输至北平以南地区参加北平郊外扫荡，应尽量在永定河南岸遮断第29军的退路，并以适当兵力作好击溃第132师的准备。
㈦作战开始时，驻屯军以1个步兵大队为军预备队并警备天津;第20师团到达后，派出1个步兵联队作为军预备队。
㈧有关事项：
第一期作战期间，为对付中央军北上，应随时切断平汉铁路。
为使第29军无法利用铁路撤退，应将车头、车厢集中看管。独立混成第11旅团和第20师团，各派出一部兵力，分别在八达岭和津浦路方面进行警戒，以保障军的侧背不受威胁，并为将来作战创造有利条件。
在这一作战计划中，“中国驻屯军”企图以1个师团、3个旅团及配属的炮兵、坦克兵、航空兵对北平形成包围，尔后进攻城西、城南的第29军。参加进攻第29军的日军各部队的编成情况是：
“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为香月清司中将，参谋长为桥本群少将。驻屯旅团旅团长为河边正三少将，下辖第1和第2步兵联队，另外1个炮兵联队和战车队、骑兵队。
第20师团，师团长为川岸文三郎中将，下辖第39和第40旅团(每旅团2个步兵联队)、骑兵第28联队、野炮兵第26联队、工兵第20联队。
独立混成第11旅团，旅团长为铃木重康中将，下辖独立步兵第11和第12联队、独立骑兵第11联队，独立野炮兵第11联队、独立山炮兵第12联队及独立工兵及辎重兵各1个中队。
独立混成第1旅团，旅团长为酒井镐次少将，下辖独立步兵第1联队和轻战车、轻装甲车、工兵各1个中队及野炮兵1个大队。
航空兵团，兵团长为德川好敏中将，下辖第1飞行团、集成飞行团(由关东军调来)、第9和第10野战高射炮队等。第1飞行团下辖侦察机、战斗机、轻轰炸机各2个大队，重轰炸机1个大队(每大队2个中队)和4个独立飞行中队;集成飞行团下辖侦察机、战斗机、重轰炸机各2个中队。计侦察机72架、战斗机84架、轻轰炸机36架、重轰炸机30架，作战飞机总计222架。
至7月20日，第一批进入华北的日军均已按照“中国驻屯军”的作战计划到达集结地域：独立混成第11旅团在高丽营及顺义，独立混成第1旅团在怀柔，第20师团一部在天津，主力在唐山、山海关，中国驻屯旅团在丰台，航空兵团分别在天津、承德、山海关机常只待制造借口、寻找战机以发动进攻。
日本陆军中央部的多数人急于发动战争，陆相杉山元和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交换意见后于17日提出陆军中央部的意见：规定以19日为限期，向中国方面提出四点要求：㈠宋哲元正式道歉;㈡处罚责任者，罢免第37师师长冯治安;㈢撤退八宝山附近部队;㈣在7月11日所提条件上由宋哲元签字。如在19日前中国方面不予履行，即对第29军发动攻击。同时下令动员国内部队，立即派往华北。在限期满后，即便第29军愿意履行所提条件，也要使该军退出永定河右岸地区。并向南京政府提出：中央军恢复旧态势，停止对日挑衅行动，并不得妨碍日军与第29军就地解决。其所以规定19日为限，是估计到这时“中国驻屯军”已调整完毕，完成了战役部署。
17日上午11时，在首相官邸召开了外、陆、海、藏、内五相会议。首相因病没有参加。会议上杉山元提出了陆军中央部的意见。经讨论，通过了杉山元的提案。
18日，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作出《第二次动员的准备》。主要内容为：“㈠目的。平定平津地方进攻华北的中国军队。作战尽量限制在华北。然而由于情况变化，可能转向对华全面作战。极力避免在华中、华南使用兵力。㈡动员集中。决心在19、20日之间动员以国内三个师团为基干的兵力于华北集中。预计于8月下旬集中完了。㈢作战。待集中完了后，一举击溃中国军队，并占领保定、独流镇以北，暂不考虑山东作战。根据情况派遣一部兵力到青岛、上海。㈣其他。对苏要严加警戒，但现在尚未下决心为此而向满洲增兵。对绥远方面，目前尚未考虑派兵。对这一方面，以特别飞行队进行监视即可。”
日军参谋本部负责战争指导的第2课也研究了战争扩大后的处理方针。其主要内容为：预定在2个月内消灭或击溃第29军;如发展为全面战争，预定在三四个月内消灭中国中央政权。同时也考虑到陷入持久战(1年以上)的可能。
日本政府和军部的以上这些决定，表明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决心，即使中国方面再让步、再妥协，也改变不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根本方针。
二、中国的抗战准备与部署
中国政府估计卢沟桥事变系日军预谋行动，判断日本有扩大侵略的可能，因而一方面以为在华北有利益的各国不会坐视不理，企图通过外交活动加以和平解决;另一方面电令第29军军长宋哲元采用“不屈服，不扩大”方针，就地抵抗，在这两种途径下进行抗战的准备及部署。
7月9日，蒋介石令第26路军孙连仲部2个师和第40军庞炳勋部、第84师高桂滋部开赴石家庄、保定一带应援。同时把派兵北上的决定电告第29军及正在乐陵老家的宋哲元，并要求其“速回保定指挥”。宋哲元没有遵命离乡，当日回电蒋介石：“此间战事业于今晨停息”，“华北部队守土有责，自当努力应付当前现况。职决遵照钧座‘不丧地、不失土’之意旨，誓与周旋。”宋哲元意在以谈判求得和平解决。10日，蒋介石再电告宋哲元：“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须防其奸狡之惯伎，务期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同时又电令其“务望在此期间，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星夜赶筑。如限完成为要。”
9日，蒋介石还电令在四川的何应钦即回南京;并致电徐永昌、程潜及训练总监唐生智，说倭寇挑衅，无论其用意如何，我军应准备全体动员。同时向全国各行营、绥署及各省市发出一封密电：“日寇挑衅，齐日(8日)与吾29军部队相持于宛平附近，当今通饬一体戒备，准备抗战，并调26路两师、第40军、第85师各部迅速开保、石，以备应援。另令第21、25两师继续开拔各在案。顷据报，双方撤兵，听候谈判。但日人诡诈，用意莫测。我全国各地方、各部队仍应切实准备，勿稍疏懈，以防万一，是为至要。”这实际上是对全国、全军的动员令，可见国民政府虽然仍未完全放弃和平解决的意图，但基本上已定下了抵抗日本武装侵略的决心。
何应钦于7月10日返回南京，主持抗日军事的日常工作。从7月11日起，每天21时在其官邸召开军事汇报会议。除军政部、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军事参议院、航空委员会及海军司令部的领导外，各有关司、署、厅、室及兵监的负责人也参加会议。举凡有关抗战的准备、动员、部署以及后勤供应等问题，均在此讨论，重大问题报蒋介石决定，一般问题由会议作出决定，报蒋介石批准执行。
经国民党中央两次电催，宋哲元方于11日离开乐陵;但宋作为华北最高军政长官，并未返回华北军政中心的北平或中央指令其开设指挥部的保定去筹划战备、指挥作战，而是去了天津，希图与日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进行求和的接触。
何应钦得知宋哲元停留天津、无意回北平或赴保定，于12日晚以特急电催宋到保定指挥。电文说：“卢事日趋严重，津市遍布日军，兄在津万分危险，务祈即刻秘密赴保，坐镇主持，无任盼祷。”与此同时，蒋介石对位于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的中央直属部队发布了正式动员令，命令以上地区的部队向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平汉铁路沿线集结，同时命令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担任津浦北线的防卫任务。又命令平汉、陇海、津浦三铁路局集结军用列车，并命令汽船公司将船舶回航到指定地点。
蒋介石得知宋哲元滞留天津一心与日军谈判求和而毫无抗战准备，于13日致电宋哲元：“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对方的目的，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我国家和个人之人格。”并要求其“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但宋哲元并未按政府的指示奉行，他派张自忠等往见香月清司，转达自己的态度：“哲元从现在起留在天津，悉遵从军司令官的一切指导。”而且于13日夜下达命令：从14日起，北宁铁路列车正常运行，解除北平戒严，释放被捕日人，严禁与日人摩擦。并将此命令向日军通报。14日，宋致电何应钦：“因兵力大部在平津附近，且平津地当冲要，故先到津部署，俟稍有头绪，即行赴保。”实际上拒绝了中央令其先到保定指挥部队作抗战准备的命令，继续留津与日军进行妥协谈判。但香月清司对谈判并不积极，拒绝与宋哲元会见，仅派出1名少佐参谋于14日夜会见宋哲元，要宋哲元承认原拟就的《情况判断》中的7条要求。宋哲元原则上接受了日军的要求，仅请暂缓实行。宋又即派张自忠等作为自己的代表，访日军参谋长桥本，要求谈判。谈判的结果是：处罚当时卢沟桥的营长，由秦德纯代表宋哲元向日军道歉，调走第37师，由第38师接替北平城防，允诺立即撤兵和取缔一切抗日活动。由于日军已经决定以武力占领平津，谈判的条件未能满足其要求，所以日本军方未予批准，仍加紧进行进攻部署。
在宋哲元滞留天津与日军进行妥协谈判的时候，何应钦曾不断地将政府所得日本国内动员和调兵华北的情况通报宋哲元，并提请宋在对日交涉中注意，指出日军的和谈是缓兵之计，待兵力集中后即会对第29军发动进攻。同时，蒋介石对宋在军事上给予应有的支持。7月14日，蒋指示何应钦抽调高射炮兵6个连运往保定，运送子弹200万发给第29军。17日，蒋令商震所部4个团赴石家庄6中待命，令第26路军、第40军统归宋指挥。正在保定的参谋次长熊斌除派杨宣诚处长赴天津，又派高参方贤等先后赴津与宋联系，并敦促宋到保定指挥。15日下午6时，何应钦急电宋哲元：“日军正在集中，企图包围南苑，当地情况虽有缓和，重开谈判，但这是日人效‘一·二八’故事，先行缓兵，俟援军到达，即不顾信义，希图将我29军一网打尽，形势显然，最为可虑。望即确实注意，计划应付为祷。”宋显然对此不以为然。他在16日中午给何的回电中说：“兹奉电令各节，倘不幸而真成事实，则是现在已陷绝境，应请中央作第二步准备，以待非常之变也。”16日晚11时，蒋介石于庐山又密电宋哲元和秦德纯，指出：“连日对方盛传兄等已与日方签订协定，内容大致为㈠道歉，㈡惩凶，㈢卢沟桥区驻兵，㈣防共及取缔排日等项，此时协定条款殆已遍传欧美。综观现在情势，日方决以全力威胁地方签订此约为第一目的。但日方所欲者，若仅止于所传数点，则其大动干戈可为毫无意识。推其用意，签订协定为第一步，俟大军到集后，再提政治条件，其严酷恐将甚于去年之所谓‘四原则’‘八要领’。观于日外次崛内告我杨代办‘已签地方协定为局部解决之基础’一语，并足证明，此基础之外另有文章也。务希兄等特别注意于此，今事决非如此已了。只要吾兄等能坚持到底，则成败利钝，中正愿独负其责也。”
何应钦惟恐冀察当局为“保住地盘”而昧于大势，于17日再次致电宋哲元、张自忠、秦德纯、冯治安、张樾亭，告知日军在国内已动员及出动之部队已有5个师团之众，“调兵遣将，未稍停止。而关东军陆续输送至天津者，截至删日(15日)止，已20列车，当已在1个师团左右，并有数千人沿平津公路及津保公路前进中。其在卢沟桥正面者千余人，正构筑工事及建飞机常窥其用意，显系对北平及南苑取包围形势。而近日则派2参谋数人与我方谈判和平，希图缓兵，以牵制我方，使不作军事准备，一俟到达平郊、部队较我29军占优势时，即开始攻占北平，先消灭我29军。此项诡计，最为可虑。‘一·二八’之役，可作前车。兄等近日似均陷于政治谈判之圈套，而对军事准备颇现疏懈，如果能在不损失领土主权之原则下和平解决，固所深愿，弟恐谈判未成，大兵入关，迩时(那时)在强力压迫之下，和、战皆陷于绝境，不得不作城下之盟，则将噬脐无及。望兄一面不放弃和平，一面应暗作军事准备，尤其防止敌军袭击北平及南苑，更须妥定计划。弟意宜以北平城、南苑及宛平为三据点，将兵力集结，构筑工事，作持久抵抗之准备。如日军开始包围攻击时，我保定、沧州之部队及在任丘之赵师同时北上应援。庶平、津可保，敌计不逞，如何?”
中央如此警告，宋哲元竟仍不为所动，未做任何抵抗的军事准备。
中国政府外交部就卢沟桥事变问题曾多次与日本驻华使节谈判，并以公函正式告知日本：“无论现地已经达成之协定，还是将来成立之任何谅解和协定，只有经过中央认可后才能生效。”期望由两国政府直接交涉，以争取在“不丧权、不失土”条件下和平解决。但日本以“解决卢沟桥事件完全是华北地方当局的职权”为由，予以拒绝。
由于中日直接外交未取得任何成效，蒋介石试图通过第三国和国际外交活动阻止日本侵略。17日向《九国公约》签字国发出备忘录，希望国际主持公道，但没有任何结果。在此情况下，蒋6石于7月17日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为：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所系。
……
第一，中华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1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剩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件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㈠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㈡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㈢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㈣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总之，政府对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常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的讲话，表明了准备全面抗战的方针，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决心抗战讲话的当晚，张自忠代表宋哲元向日参谋长桥本群提出：7月18日由宋哲元道歉;二三日内处分责任者营长;对将来的保证，待宋回到北平后实行;北平市内由宋哲元的直属卫队驻扎。以上各项除罢免排日要人外都写入文件。这已实际上完全满足了日方的要求。18日下午1时，宋哲元偕张自忠向日司令官香月道歉。19日晨7时30分，宋留张自忠在天津，率其他军政首脑乘日军准备的专车离津回平。
就在19日这一天，卢沟桥前线的日军又向中国守军发动炮火袭击。守军也发射迫击炮还击。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借此发表声明：“从20日午夜以后，驻屯军将采取自由行动。”
在天津的张自忠听到这一声明后，立即访问日军参谋长桥本，于是在当夜11时，张自忠和桥本又签订了一个《停战协定第三项誓文》的秘密条款。其内容是：“㈠彻底弹压共产党的策动;㈡对双方合作不适宜的职员，由冀察方面主动予以罢免;㈢在冀察范围内，由其他各方面设置的机关中有排日色彩的职员，予以取缔;㈣撤去在冀察的蓝衣社、CC团等排日团体;㈤取缔排日言论及排日的宣传机关，以及学生、群众的排日运动;㈥取缔冀察所属各部队、各学校的排日教育及排日运动。又，撤去在北平城内的37师，由冀察主动实行之。”在北平，宋哲元屈从日军的要求，于20日晨5时，命令在北平附近的第37师于当日开始在西苑集结，并于21日集结完毕，准备向保定地区撤退;为掩护第37师集结，令冀北保安部队一部位于八宝山附近，待第37师集结完毕后，该保安部队于22日撤退。下午3时，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驻屯军参谋和知、副武官今井访问了宋哲元。宋向他们保证阻止中央军北上部队前进，让中央军停留在保定以南。他们还商谈了第37师撤退以后遗防由第132师接替等问题，并发表通电，谢绝全国各地和海外侨胞的劳军捐款。宋、张采取的是与国民党中央、与全国人民和第29军广大官兵愿望完全背道而驰的妥协退让方针。
7月21日、22日，日军连续炮击和进攻宛平城，团长吉星文负伤。
三、全中国人民团结抗日
日本的无端挑衅和步步进逼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国民政府和蒋介石转为决心抗战，获得了全中国人民的热情拥护。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使中华民族在抗战的前提下团结起来。
这首先表现在武装力量的团结上。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除发表了抗日通电外，中国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徐向前也联名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敬恳严令29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规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13日，国民党西安行营通过正在西安的叶剑英了解红军调出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叶报告中共中央后，立即得到中央肯定的答复：“㈠蒋委员长及政府决心抗日，我们竭诚拥护，愿在委员长指挥下努力杀敌。㈡红军主力随时调动抗日，并已下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动。㈢同意担任平绥线作战任务，并愿以一部深入敌后方打击敌人。㈣惟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最好能与善于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更能顺利的完成国家所给予的使命。”西安行营立即将中共中央同意红军立即参加对日作战的答复报告何应钦，并于16日下午转报在庐山的蒋介石。7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将《国共合作宣言》交付国民党。在主张在团结抗日及实行民主政治的主旨下，中共中央主动提出“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16日，四川的刘湘、潘文华等将领以为“在此国难当前，正我辈捍卫国家、报效领袖之时”，因此“通电各省，主张于委座整个计划之下，同德一心，共同御侮”，将四川部队，按照军委会的“整军方案，赶速改编，以期适于抗敌之用。十师之数，决当遵办，川省应负责任，不惟不敢迟误，且思竭尽力多所贡献。”21日，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亦致电军事委员会：“宗仁等欣聆国策已决，誓本血忱，统率全体将士及广西1300万民众，拥护委座抗战主张，任何牺牲，在所不惜。”同时表示按军委会整军方案，将广西部队“立刻编成40个团，开赴前线”，并“决定将广西数年来惨淡经营而颇具规模的兵工厂，悉数移交中央统筹办理”。此外，山西阎锡山、青海马鸿逵、云南龙云等雄据一方的将领也都纷纷表态，拥护政府抗日。至于身在前线的第29军，除极少数将领因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判断错误又怀有保住既得地盘的私心、暂时主张妥协退让外，秦德纯、冯治安、何基沣、张克侠等大多数将领和全体中下级军官及士兵的抗日士气均极高涨。他们在长城抗战中，曾在喜峰口痛击日军，被誉为民族英雄。这时，目睹日军的野蛮侵略行径，更是坚决拥护抗战。中国的武装力量，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为了共同抗日，达到了自民国以来空前的团结与统一。
全国人民在强敌入侵的情况下，也纷纷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情绪激昂。各地、各界人民团体要求政府派军抗敌的申请电报纷纷到达南京。在18日这一天之内就有广西省教育局、广西省学联、南开大学学生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安徽省记者公会、芝加哥华侨抗敌救国会、甘肃拉卜楞保安司令1河北省保定院校馆联合会、昆明8商会、江苏省合作社、陇海铁道公会等团体发出电报;19日一天内，国民政府收到国内外19个团体要求政府抗日的电报。各地报刊都纷纷发表抗日救亡的言论，要求并拥护政府立即对日抗战。国内外群众团体在原有组织的基础上重新组织了大量后援会、慰问团、救护团、援助抗战将士委员会、抵敌会等，展开援助前方抗日的各种活动。各文化界还组织抗日宣传队进行抗日宣传工作。
卢沟桥的炮声燃起了抗日的烽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迫使中国人民团结抗日，也促使中华民族觉醒，中国开始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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