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南苑距离北平城不到10公里，按照普通步兵行军速度，也就是大约每小时4到5公里，约1到2个小时就可以撤退到北平。
如果乘坐汽车的话，即使路不太好走，30分钟也足到达。
没想到的是，这短短的几公里，却又成为南苑守军的大灾难。
此时赵登禹命令郑大章的骑兵师残部率先撤退，如遇日军拦截，务必打通撤退路线。
郑大章的骑兵部队剩下的不到半个团，他们第一批撤出南苑。骑兵行军速度快，这几公里的路程对他们来说算不了什么，很快就赶到北平城下。
一路上骑兵部队并没有遇到日军拦截，但由于南苑，团河，宛平各处部队都有向北平撤退，又没有统一指挥，导致路上很混乱，人马争道，阻塞道路。
骑兵师成功退到北平的时候，赵登禹已经率领132师等部在撤退向北平的途中。
同时佟麟阁也率领军官教导团，军事训练团的学生兵等部随后撤退。
当时29军通讯比较落后，没有无线电步话机这种先进的通讯工具，在有线电话被日军切断以后，各部失去了联系，仅能传令兵传达命令。
此次撤退途中，郑大章，赵登禹，佟麟阁三人互相无法联系，各自率部撤退，互相之间也无法有效保护，这是赵佟两人光荣殉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时各部撤退秩序大乱，各支部队混杂在一起，都在通往北平的一条土路上行军，中间还有大量非战斗人员和畏惧战火逃命的平民，非常的混乱。
本来这就很乱了，在加上日军追击又很凶，一些后卫部队还同日军混在一起近战肉搏，另外日军20多架飞机沿着土路来回扫射轰炸，秩序就更乱了。一些部队处于兵败如山倒的局面，基层军官也同士兵走散了，官兵各自向北平涌去。
显然要向在路上想拦住撤退的部队，恢复他们的组织是不可能的。
看起来只能等他们撤退对相对安全的地方，才能重新把部队组织起来。
132师师长赵登禹将军准备在大红门一带作为部队的收拢点，将大部分撤退的南苑部队重新组织起来，准备阻击日军的追击。
29军副军长佟麟阁的想法也几乎是一样。他在撤退时就命令一部务必占领大红门附近一个高地，阻拦日军的追击，同时准备在大红门附近收拢退下去的南苑败军各部。
当时南苑守军全线撤退，日军尾随追击。南苑附近都是平原，29军没有汽车，没有装甲车，本来是跑不过日军机械化部队的。
好在南苑附近大片高粱地保护了他们，撤退的部队以高粱地作为掩护，大部成功摆脱了日军南苑攻击部队的追击。
其实撤退是战争中最大的一门学问，是最不容易的。
一个受过正式训练，有风雨实战经验的将军来说，在己方实力占优的情况能打得赢仗算不了不起。就如同美军在诺曼底登陆以后，盟军部队各方面都远远超过在法国的德军，接连获胜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战史研究人员经过统计，古往今来的战争中，实力优势一方获胜的占到八成多。
己方实力稍逊能打得赢仗，算比较厉害，但并不算特别厉害。因为战争有很多偶然性，每支军队也有自己的弱点，只要把握住形势，还是有可能的。就比如三国时期曹操战胜袁绍，刘孙联军赤壁大败曹操。
己方实力完全处于恶劣时，却能全身而退，这样的将领是相当了不起的，也是极少的。
因为撤退，必然是敌人实力占优，我方情况不利。我方既然不利，就肯定面临着被歼灭或者重创的危险，换句话来说，这支部队里面大部分的人就很可能没命。
处于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人都会本能的全力求生，没有人愿意去死，说通俗一点，就是拼命的跑，顾不了别人了。
想要撤退时候从容，一是要指挥官厉害，能够统筹全局，二是部队训练有素，受过这方面的训练。
不然，任何一支劲旅都难免全军崩溃。
我们后来为什么说林彪厉害，不在于他那么多胜仗，而是在如四平这种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林彪头脑冷静，顶得住压力(毛泽东强令其死守四平)，更能够妥善指挥部队撤退，从而保住大部分兵力，保住了本钱。
而三大战役的辽沈战役结束，廖耀湘西进兵团所属新1军、新6军、新3军、第71军和第49军共计5个军12个师10万余人由于在撤退到营口期间被解放军50万人多方拦截，指挥部也被打掉，全军陷入混乱中。
要知道，新1军，新6军是国军五大主力中的两个，是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林彪都说过，如果一对一，我们没有一支部队能够对付的了新1军和新6军。
如此之精兵，没想到只是因为撤退时候的混乱，仅仅2天2夜就被全军覆没。战后统计，仅解放军6纵两个排就抓获的2000名战俘中，更让人吃惊的是，这2000多人中竟然有5个军9个师的番号。
全部被歼灭，兵团司令廖耀湘中将，新6军军长李涛中将，第71军军长向凤武中将，第49军军长郑庭芨中将被俘。
连精锐的廖耀湘兵团结局都如此之惨，所以一旦撤退时候部属失当，阻挡敌军追击的部队没有防御住，或者防御有漏洞，很容易全线崩溃。
一旦秩序乱了，这支军队实际上就失去了组织，没有组织的军队，也就不能算是军队，等同于被歼灭了。
所有撤退想要相对顺利，就必须有个周密的计划，其中最关键的必须安排一部掩护。
这部就是非常危险的，电影《集结号》中谷子地那个连，就是负责掩护殿后的部队，最终全军覆没了。
有些人觉得那个团长太不讲道德，为什么不让那个连阻挡一下就撤呢?这是因为团长也没有办法!
其实就算这个连全军覆没所阻挡敌人的时间，也不足与保证该团安全撤退，所以为了大多数人，只能牺牲这一部分人。按照残酷的战争的道德观点衡量，团长做的并没有错。
此时南苑守军已经被打乱，部队又没有统一的指挥，更没有专门负责殿后掩护的部队，这是极为危险的。
但即使再危险，毕竟这不是南京保卫战中的大撤退。当时南京三面被8个师团24万日军包围，一面还是被日本军舰封锁的长江，国军8万部队(其中3万新兵)力战不敌，突围又四面遇敌，遭受了很大的伤亡。
南苑离北平近在咫尺，理论上撤退是不难的。
更重要的是南苑四面基本都是29军的控制区，都可以撤退。实际上南苑守军有一部向北撤往北平，一部向南撤往保定。
这几个方面都可以走，日军如何想狙击他们自然很困难，因为不容易判断他们走哪条路。如果是在日本作战，问题倒是不大，无非是四处派出军队埋伏好了，埋伏个几天，总有一路能够遭遇敌人。
但日军又是在中国作战，无法长时间埋伏，一旦被当地的中国居民发现，肯定会通知29军，那么埋伏也就是犯傻了。
所以，一般来说南苑这次撤退还是相对容易成功的，赵登禹下达的南苑撤退令也算是正确的。
没有想到的事情又发生了，大汉奸潘毓桂再次把南苑守军撤退路线告知日军。
由此日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得知了最佳的伏击点。
本来日军至少要使用数千人四面埋伏堵截，既然得到这个情报，那就不需要用这么多兵力了。
日军接到潘毓桂的密保后，急调东边刚在通县作战获胜，赶往南苑增援的华北驻屯军的萱岛联队1000多人赶往大红门一线，准备伏击撤退的南苑守军。
这就是南苑守军绝对无法想到的事情，他们由此遭遇了惨重的伤亡。
凡事都是有利有弊，高粱地掩护了撤退部队，却也便于日军伏击部队的隐藏。
----------------日军此次伏击的是通县来的一个联队主力1000多人，由于他们离开通县，通县兵力空虚。此处的伪军乘机反正，将当地200多日军全部歼灭，混战中还杀死了100多名日侨韩侨，也算是报应。
日军对此次伏击准备相当充分，他们知道29军主要通过唯一的一条公路撤退。日军赶到大红门一线后，立即占领大路附近的村落，在村里面的制高点加上轻重机枪和迫击炮。同时派出大量战斗分队，以轻重机枪为火力核心，埋伏在大路两侧。。
当时从南苑到大红门的这条公路是黄土路，并不宽。公路两边都是青纱帐，29军步兵虽然可以钻入高粱地撤退，但重武器和汽车，马匹，辎重运输都必须走这一条公路。
当时从南苑到大红门不过几公里，本来沿着大路瞬间就可以到，实际上打头阵的骑兵部队已经顺利通过了。
没想到日军突然在此处精心设置了伏击圈，用强大火力疯狂射击，大路上的国军几乎瞬间就伤亡惨重，阵亡者中间就包括赵登禹和佟麟阁两个将军。
赵登禹将军率领一部乘车先撤退到大红门，随即收拢部队，准备稳住阵脚后还击。
结果却在大红门御河桥时附近遭遇日军重机枪的猛烈扫射。由于赵的坐车在大路上非常显眼，成为日军主要攻击的目标。
后来统计赵登禹将军的坐车中弹至少50到60发，被打成了马蜂窝状。之后，车子还发生了爆炸，赵将军当场受了伤，同车的几个副官则不幸阵亡。
没死的卫兵将冒着日军机枪的猛烈射击将赵登禹拖出车子，发现他伤势很重，就要把他背进北平城治疗。
当时情况非常严峻，公路上南苑守军在日军扫射下死伤惨重，幸存官兵慌忙向高粱地突围，互相拥挤。由于没有统一指挥，秩序完全混乱，除了少数官兵自发还击以外，基本没有有效的抵抗。
赵眼见部队基本是在被单方面屠杀，就坚持留下来指挥，不肯去北平。他带着伤，满脸是血，站在原地指挥。
赵将军一手拿着驳壳枪，一手拿着大刀，站在路边大声命令附近的部队还击。
赵登禹身高1米90，身体强壮，非常英武。他满脸是血，手持武器在极大危险中从容指挥的这个场景 为很多29军士兵所看见，并且都被深深震撼。
甚至直到半个世纪后，这些老兵都毫不费力的回忆起这个场面。
就在赵登禹带伤指挥的时候，却没想到此时日军飞机又飞来轰炸。其中一发炸弹落在赵登禹身边，巨大的爆炸威力将赵将军两条腿炸断，身上也都受伤。
他身边的卫兵们也伤亡殆尽，剩下没死的奋力为赵登禹包扎，但伤口太多，血流成河，卫兵们拿着绷带尽然无从下手。
此时已经陷入昏迷的赵登禹将军突然睁开眼睛对卫兵们说：我不会好了，军人战死沙场是本分，没什么值得悲伤的。只是老母年高(赵登禹是知名的孝子)，受不了惊吓，请你们替我安排一下，此外我也没别的心事了。
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就断气了，第132师师长，中将军衔的赵登禹将军壮烈殉国，时年39岁!
这是整个抗战中殉国200多名国军将军中的第一人。7月31日，国民政府颁布褒奖令，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将。
这个赵登禹是西北军内最有名的一个将军，也是一个优秀的武术家。
赵是山东菏泽人(当年叫做曹州府)，从小由于家里贫穷无力供其上学，只能在家务农。所以赵从没有进过学堂，参军之前基本不认字，他的文化都是加入西北军以后学到的。
赵登禹从小性格刚烈强硬，爱好武术。他13岁时候拜当地有名的洪拳宗师朱凤军为师，系统的学习中国武术。
没有几年时间，赵登禹就学成了一身好武术，人也长成一个一米九的大汉。
据赵登禹的战友回忆，赵精于拳术，会使很多武器，尤其善使大刀。平时练刀的时候，赵手持木刀能与十余人对阵。另外，赵登禹的臂力惊人，平时举数百斤磨盘为练习。
赵登禹的武术并不是现在的花拳绣腿，而是用在战斗中一刀一枪的硬功夫，完全是极为实用的武术，是中华武术的精华。
1914年，赵登禹同哥哥赵登尧和两个好友一起步行900多公里，用了20多天时间从山东老家赶到到陕西临潼冯玉祥的第16混成旅投军，时年赵17岁。
当时西北军已经招募到足够的新兵，本来是不要赵登禹的。
好在募兵军官看在赵登禹身体强壮，身材高大的份上(冯玉祥本人非常魁梧，对大个子的军人有很强的好感)，还是将其收入部队，但不是在编的兵员，只管饭，不发饷，就安排在佟麟阁担任连长的那个连。
其后一次阅兵的时候，冯玉祥一眼就看中这个大个子士兵。在得知赵学过功夫以后，也有些拳脚功夫的冯玉祥要求和赵下场练练。
结果膀大腰圆，身高1米92的冯玉祥连续三次被赵登禹轻松打翻，就像成年人打小孩子一样。
冯玉祥对赵登禹非常满意，将其调入自己的卫队，成为一名贴身卫士。
之后赵登禹从一个普通卫兵坐起，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由于作战勇敢，又颇有头脑，在30岁时积功升至西北军的27师师长。
赵登禹带兵很严格，非常重视军队纪律，部下任何违背纪律都会遭到重罚。
一次部下几个兵偷吃了老百姓的几只鸡，被老百姓告到赵登禹处，赵下令将这几个士兵每人打了30军棍。
要知道，这种问题对于军阀部队来说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军阀部队一般后勤都极差，所以在行军所到之处掠夺食物是必须的事情，但赵登禹的部队绝对没有这种现象。
还有一次，赵登禹一个堂弟赵登舜请假回家后超期不归部队，也被赵登禹下令打了30军棍，很多人求情都被拒绝。
赵登舜被这一顿军棍打伤，后来退出军队长久养伤，但他也没有记仇，后来在赵登禹讯过后照顾了他的一家人。
六亲不认，严明的军纪让赵登禹的部队战斗力比较强，也是西北军的一支传统劲旅。
不过他的时运不济，西北军很快被蒋介石击败，分奔离析，番号也变为了29军。
部队规模缩小了10多倍，赵登禹也从西北军师长变为29军第37师第108旅旅长，该部随即参加了著名的长城会战!
当时日军攻打29军防御的喜峰口，炮火非常猛烈，29军平均每天伤亡1到2个团，几乎支持不住。眼见白天挡不住日军飞机，重炮，坦克的冲击，宋哲元决定组织西北军特产大刀队夜袭。
于是108旅旅长赵登禹亲自带领数百大刀队夜袭，要知道当时赵登禹已经是少将军衔的旅长。
那时候西北军任何一个人都知道，大刀队也叫做敢死队，是非常危险的。一般就算大刀队袭击成功，活着回来的不会超过一半人。
---------------------赵登禹的坐车，可以看到已经被打的千疮百孔，上面还有殉国的赵登禹副官遗体。下图是29军高级将领，后排右起：佟麟阁、赵登禹。
长城会战中，赵登禹率领几百大刀队经过多次，造成日军很大伤亡。夜战中枪的作用较低，一是不容易打中二是容易暴露自己。赵登禹的大刀队有些人不带步枪，背着大刀和十几枚手榴弹上阵。他们遭遇日军以后，不到50米内不攻击。一旦进攻就立即挥舞大刀冲入敌群，然后猛烈砍杀，同时向日军盘踞的房屋，阵地投掷密集的手榴弹。
日军虽然受过严格刺杀训练，但他们陆军的训练全部是针对苏联人。苏联人就算在二战期间一般不打夜战，所以日军的夜战能力一般，往往被大刀队杀的措手不及，落花流水。
曾经有一个大刀队员直接冲入日军营房，连续砍死十几个仓促起床的日军士兵。
期间赵登禹手持大刀，踩着积雪同官兵们一起冲锋，被日军炮弹击中了左腿，鲜血顺着棉裤裤管往下流。赵登禹只是简单包扎了一下伤口，找来一根木棍，拄着木棍继续跟着部队急行军。
这一仗也砍死500多日军，摧毁重炮十几门，烧毁大量日军辎重。
之后赵登禹多次出击，几次重创日军，日军在喜峰口伤亡约有50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死于刀伤。
死于中国军人粗糙的大刀片下，对日军来说是极可耻的死亡，日本报纸也说这是日军明治建军以来最大耻辱。
长城会战后，108旅被扩编为师，赵登禹由此也担任132师师长，被授予中将军衔，下辖4个旅，总兵力约1.5万人。
卢沟桥打响之前，132师本来是在河间县驻防，并不在平津一线。后由于日本方面强烈要求冯治安37师必须从北平城内撤退，132师的27旅奉命赶赴北平接防!
之后南苑空虚，佟麟阁向宋哲元紧急要求援兵，赵登禹奉命率领在团河一线的2旅紧急赶赴南苑增援，而该师1旅和28旅由于没有作战准备，还远在河间，大名一线。
赵登禹这个第2旅在增援南苑途中，由于汉奸潘毓桂的出卖，遭遇日军伏击，最终只有一个团赶到南苑。
没想到赶到南苑之后几个小时就遭遇日军全线进攻，不到24小时赵登禹将军就阵亡在大红门。
赵登禹将军殉国的时候，他的母亲高龄70，妻子刚刚27岁，还怀着7个月的身孕。赵有一儿一女，儿子4岁，女儿也只有2岁。赵殉国后，他的妻子经受不住这个打击，由此精神失常，终身没有完全康复。
赵将军死后，棺木被藏在陶然亭内龙泉寺八年之久。寺内的和尚回忆，有时候到了晚上，赵登禹将军棺木附近会传出教导士兵的说话声。和尚们认为是赵将军英灵不灭，对此十分敬畏，常年供奉香火。
抗战结束后，1946年7月28日北平市政府在中山公园举行赵登禹的公祭，由国民政府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亲自主祭，并且将棺木厚葬于芦沟桥西1公里左右的西道口。
国府为了纪念赵登禹将军，白塔寺东的一条街道命名为“赵登禹路”。
中共建国以后，由于赵登禹将军不是中央军，没有和中共作战过，更是著名的抗日英雄，对其也还算不错。
有毛泽东亲自署名，认定赵登禹是革命牺牲军人。
但文革期间，赵登禹的陵墓被红卫兵捣毁，尸骨也被丢失，无法找回，赵登禹路被改为白塔寺东街。
抗日英雄落到这样的下场，实在让人感慨!
赵登禹还有个打虎将军的外号，也有张打虎将军的照片。实际上，那只老虎确实是被赵登禹打死的，但并不是像武松一样用拳头，而是用手枪，那时候赵登禹20岁，地点是在湖南的常德。
当时由于有老虎下山伤人，赵登禹奉命和战友上山巡逻，遭遇老虎后乱枪将其打死。
实际上，单靠人力不借助任何工具，打死一头老虎是根本不可能的。
老虎是目前地球上陆地生物钟，最有强的野生动物之一。他前肢一次挥击力量达1000公斤(泰森最鼎盛时期直拳最大力量可以达到270公斤), 犬齿咬力达到1000公斤，爪刺入肉体深度达0.1米(可以刺穿任何角度的人体)，百米跑速度是4秒43(人类世界记录是9秒69)，奔跑时跳跃距离可达12米(人类世界纪录是8.95米)，立定跳高3.5米(人类世界纪录1.8米)，。人无论力量，速度，身体的脆弱程度，杀伤力都无法同老虎相提并论。
人类有历史记载的这么多年，从没有一个人类空手打死过老虎，所谓武松打虎也是小说虚构。如果武松真的打死老虎，那么这只老虎也肯定是重病在身或者马上就要老死的，在断气前几分钟遇到武松。
即使古罗马的角斗士，身穿铠甲手持短剑这类武器同老虎搏斗，最终结局也有八九成是角斗士被老虎咬死。
当时赵登禹用手枪打死老虎之后，冯玉祥处于宣传西北军的想法，让赵将军骑在死虎身上派了几张照片，还亲自写道：打虎将军。冯玉祥题。
由此传扬开去，以讹传讹，就变成了赵登禹赤手打死一头老虎了。
在赵登禹殉国的同时，佟麟阁将军也指挥部队撤退到大红门附近。
他同赵登禹一样，也在大红门附近收拢撤退的部队，只是由于通讯中断，两人并不知道对方的情况。
当时日军伏击还是很凶狠，机枪子弹密集的射向大路。
各部已经混乱，士兵找不到自己的排长连长，军官也找不到自己的士兵。
佟麟阁下令凡是军官都必须指挥部队，将撤退部队组织起来，准备向南苑反攻。
当时基层官兵还是很忠勇的，顿时收拢了上千人。一些学生兵挂着准尉实习军衔，一些士兵也立即聚拢到他们附近。
正准备这些官兵反攻日军步兵的时候，突然遭遇日本飞机的猛烈轰炸。
十几架日机来势凶猛，炸弹连续落在29军官兵群中，炸死炸伤了很多人。
佟麟阁将军见状只得下令各部暂时躲往高粱地，佟自己在几个卫兵的掩护下刚进入高粱地，却没想到却遭遇了一股日军伏击。
这股日军早已埋伏在这里，发现佟麟阁穿着高级军官的军服后，立即用重机枪猛烈向其射击。
佟将军顿时腿部身中弹，流血不止，卫兵赶忙替他包扎伤口，要将他送到后方治疗。佟却说：情况紧急，抗敌事大，个人安危事小。随即他亲自指挥卫兵们击退了这股日军的伏击。
就在卫兵出击的时候，却没想到另一股追击的日军突然从高粱地隐蔽处杀出，双军近在咫尺。混战中29军副军长佟麟阁将军头部，胸部接连中弹，光荣殉国，时年45岁。
7月31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恤令，追赠佟麟阁为陆军上将，也同样将北平南沟浴大街改名为佟麟阁路。
佟麟阁的经历和赵登禹基本一致，唯一区别的是佟为知识分子出身。
他是河北高阳人，虽然也是农民家庭，却受了不少教育。在他7岁时拜自己的舅父胡先生为师，熟读经史，擅长书法。
16岁时凭书法功力考入高阳县衙做了书记员，每月可挣10两银子养家。
20岁时，由于在老家高阳县目睹了八国联军的烧杀抢掠，佟麟阁愤然投笔从戎，加入冯玉祥的西北军。
由于知识分子出身，为人诚恳正直，业余时间除了看看书，练练字，骑骑马以外没有任何不良嗜好，跟吃喝嫖赌抽样样俱全的旧军阀将领完全不同。
冯玉祥曾在《模范军人问答》中这样评价佟麟阁：他是一个极诚笃的基督徒。能克己，能耐苦，从来不说谎话。别人都称他为正人君子。平素敬爱长官，爱护部下，除了爱读书。没有任何嗜好。
也是西北军中最有名的一个练兵大师，几十年来训练出很多精兵。
他的旧部佟泽光回忆说：“佟将军在二十五混成旅任团长时，曾在野外召集各级军官亲自作各种示范动作。那一次我也参加了。他作了瞄准、投弹、射击、利用地形 地物等各种基本动作。他一面讲解要领，一面作示范。不但动作准确，而且所讲要领，深入浅出，大家都听得懂。他作完了示范动作以后，就让大家练习，然后找出 各种类型的军官加以评比，效果良好。
佟麟阁对于抗日是非常积极的，卢沟桥打响之前宋哲元并不在北平，29军军长一职暂由副军长佟麟阁代理。
得知日军进攻卢沟桥，佟麟阁在南苑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慷慨陈词：中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日寇进犯，我军首当其冲。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
佟麟阁抱着牺牲决心，在开展之前不但留下了遗书，还将身上值钱东西全部留下。
之后，佟麟阁果然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壮烈殉国。
佟麟阁阵亡之后，部下冒着极大的危险将其遗体抢回北平城。佟麟阁妻子彭静智看到丈夫遗体满身是血，血肉模糊，当场就晕厥过去。
文革期间，佟麟阁家人的遭遇和赵登禹类似。佟麟阁路被改名，留在大陆的家人也被冲击，被赶出城市押送到老家高阳县做农民，家里财物也被炒得一干二净，佟麟阁的妻子就在高阳县去世。
--------------------上图佟麟阁将军也在南苑撤退途中殉国，下图赵登禹殉国地方也在大红门。抗战刚刚开打不到一个月，就殉国了两个中将，足可以预兆这场决定民族生存的大血战的惨烈。
在从南苑退回北平的一路线，南苑守军伤亡达到3000人，超过了南苑保卫战的2000多人伤亡，由此南苑7000多人守军仅有2000人幸存。
赵登禹，佟麟阁，郑大章三个在南苑负责指挥的将领中，仅有骑兵师长郑大章因为奉命先撤，侥幸突围回到北平。
当时在北平29军军部的秦德纯回忆，28日下午北平已经失去了同南苑的联系。秦德纯，张自忠，宋哲元正在开会商讨下一步如何办，突然看到郑大章衣衫不整，神色惶恐的冲入军部办公室报告：佟麟阁副军长，赵登禹师长都已经阵亡，南苑官兵伤亡极重，我的骑兵师剩下不足一半。日军跟着追击，很快就会打到北平!
当时宋哲元他们都吃了一惊，他们明白，北平是守不住了。
但让宋哲元这些人没有想到的是，29军的基层官兵却不甘心失败，他们几乎是自发的全线出击，在天津，通县，廊坊，丰台等地重创了当地的日军。一场平津地区的局部反攻就这样开始了。
这里，老萨多说一下潘毓桂的事情。
大家可以看到，南苑此次惨败中，潘毓桂这个汉奸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其实河北汉奸众多，比如殷汝耕，王克敏，汤尔和，王揖唐，齐燮元，但潘毓桂是汉奸中相当无耻的一个。
一般来说汉奸多少还有点遮遮掩掩，多少有点惭愧。
但潘毓桂则是一个正气凌然的汉奸。
他在担任伪北平公安局局长时候曾经公然对部下说：各位愿意当汉奸的，留在北平，我潘毓桂保护他，不愿当汉奸的，自己小心……
公然承认自己是汉奸，这个勇气可是不小。
潘毓桂早在1935就和汉奸白坚武共同筹划了搞什么华北国的伪政府，虽有日本强力支持，但河北大部分地区毕竟是29军控制没有获得成功。
1937年前后，潘毓桂开始公然和日本合作，先后提供大量军事情报给日本人。照常理来说，这样一个人肯定会被排除出29军高层，但宋哲元对其相当信任，给予重用。
为什么呢?因为宋哲元和潘毓桂是世交，私交非常深厚。潘父潘文楼，曾在广西做知府。宋的父亲原为潘父的幕僚，两家人两代相交，友谊深厚，因此宋对潘信任不渝，视作亲信。无论平时还是战时，潘毓桂始终可以自由出入29军军部，参与最高级别的会议，接触到最核心的机密。
军阀往往把个人感情当做国家大事，所以潘可以获得大量核心情报，这是别的汉奸办不了的。
77事变后，日军攻陷平津一线，作为汇报，让潘毓桂担任了担任伪北平警察局长，后来又被任命为伪天津市市长。
可惜好景不长，潘毓桂虽然无耻，手段却比较低劣，不是新派汉奸的对手。
在1938年他在汉奸内讧中失利，此时的日寇已经豢养了新一代的走狗，对能力平庸的潘毓桂不在看重。潘为了挽回败局，曾经命令打手贾少卿刺杀日本人安排的汉奸接班人，但没有成功，反而引起日本主子的大怒。
潘被迫辞去市长职务，之后做了很多年各种伪职，如汪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汪伪华北垦业公司董事长，助纣为虐。
潘毓桂在抗战胜利后被国府逮捕，上披挂写着“汉奸潘毓桂”的布条，一路从北平押解南下。
但他丝毫不认罪，反而拿出一套曲线救国的理论，无耻的声称泄露29军机密是为了国家利益。按照潘毓桂的说法，29军只要迅速战败以后，就会投降，受日本领导。在潘毓桂看来，只有日本的殖民才是对中国有利的，日本人屠杀中国人是有利于中国利益的。
姜文有个著名电影叫做《鬼子来了》。姜为了表达自己对中国人的蔑视之情，将原作大肆篡改，将主要情节全部改成了中国人完全低劣的形象。由此，虽然原作者愤怒的控告姜文，但该片深受西方人的欢迎，获得了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该剧中姜文嘲笑中国人对内残忍对外宽容，放日本人回国，却处死了汉奸。
其实就单纯这点来说，老萨觉得处死汉奸是完全没错的。
为什么?因为中国历史上汉奸的危害绝对不比日寇要小。
中国领土辽阔，人口众多，只要内部能够团结一心，外敌是不容易战胜我们的。
但如果外敌通过汉奸了解中国内情，同时通过汉奸引起中国内斗和分裂，那么中国就相当危险了。
以南苑大战为例，如果不是潘毓桂将情报告知日本人，首先赵登禹经过团河的那个团不会伤亡过半，其次南苑学生兵阵地不会成为日军主攻方向，学生不会死伤那么多人。最后，日军绝不可能在大红门伏击南苑撤退部队，赵登禹佟麟阁和其他3000人不可能战死在大红门一线。
可以说，潘毓桂和日军联手，杀死了5000多名中国士兵和两个29军将领，这种罪行难道比日本人要轻?
各国对于内部的叛徒，都是从不手软，连以民主宽容著称的美国也是这样。甚至连黑手党对于叛徒也是要啥之又杀，因为叛徒危害太大，也太危险了。《教父》中，迈克尔的妻子死于叛徒卫士安放的炸弹，迈克尔的哥哥桑尼死于叛徒妹夫和敌人的合作伏击，迈克尔自己两次差点死于叛徒之手，一次是自己最信任的部下，一次是自己的亲哥哥。
这些人的结果，无疑不是被处死!
全世界都是这样，难道中国人对待叛徒反而应该宽容?
老萨对姜文没有什么好感，他的所有电影中基本没有什么内涵，相当的浅薄。
《鬼子来了》这部电影中，对中国人的形象太过于丑化。诚然，现实中确实也有这样的人，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仅仅为了投外国人的喜好而拍摄丑化中国的电影，这也算是没有道德。
且不论是不是汉奸，单凭潘毓桂窃取军事情报一项就是标准的间谍罪和叛国罪，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该杀了!
至于潘毓桂被捕后的说辞倒是不令人吃惊。其实这些也没什么新意了，无数汉奸都说过。
任何一个最无耻下流的人，总能给自己编出高贵的理由，这点早已见怪不怪了。
实际上，潘毓桂为了不过是之后伪北平公安局局长，以及伪天津特别市市长的高位而已。为了他自己的这些官职，不惜赔进这么多年轻的生命，这种人还不该杀?
抗战后潘毓桂被捕，由于他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书画家，国府暂且没有杀他，而是关押了5年之久、之后国军战败，监狱由中共控制，好在中共也不齿他的为人，也没有放过他。在关押了15年后，潘毓桂病死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也算是报应了。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潘毓桂还是著名文化战犯李香兰的义父。
李香兰曾以潘毓桂养女潘淑华之名义在北京翊教女子中学就学，1937年毕业。
李香兰是什么人，是个文化界的大战犯。她本人是日本人，父母都是标准的日本人，只是在他出生之前就迁居到中国的东北。
李香兰本名山口淑子，于1920年2月1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奉天(今沈阳)附近的北烟台。虽然她是日本人，但是从出生到长大全部是在中国，所以说的一口非常流利的中文(北京话)。
李香兰家庭贫穷，所以试图进入娱乐界赚钱，但当时日本娱乐界也是日本军方控制，任何演员都按照军国主义的游戏规则来玩。
当时日本军方试图对他们的侵略和奴役做粉饰的宣传，需要一位中国演员出演他们的无耻影片，于是就看上了李香兰。
而李香兰本人为了出名，毫不犹豫的答应军方要求。她于是从来不提自己为日本人的身份(故意隐瞒)，而是谎称自己是中国人(是所谓“懂日语的中国少女影星”，直到二战结束，包括中国和日本国内，几乎没有人知道她是日本人)，为著名的日本文化侵略机关"满洲电影协会"拍摄了大量的法西斯无耻影片。
在这些影片中，李香兰完全以中国女人形象出现，在电影中都是毫无例外的爱上日本男人，然后不惜抛家弃子，出卖祖国，杀死自己同胞，甚至“牺牲”生命也要和日本人结合。而日本男人对她则是日本式的深情，也就是殴打辱骂(当年日本男人对妻子打骂为亲热的表示，但在中国这就是极大的耻辱)。
期间赤裸裸的将日本侵略，殖民中国，屠杀中国人宣扬为中日亲善，中日友好。
由此李香兰也成为所谓伪满洲国一号女星。
不要小瞧李香兰的影响力，当年有无数日本国内青年就是看到李的影片被迷惑，相信所谓日满亲善，解放小东亚这类口号，加入日军屠杀中国人。
随便举个例来说：
《白兰之歌》是1939年“满映”协助日本东宝公司拍摄的一部宣传“日满协和”的影片。
影片描写一名“满铁”工作的日本青年技师,爱上了中国农村姑娘雪 香,雪香的伯父是在东北战斗的抗日分子,坚决反对这桩婚事。两人的爱情经历了各种曲折,最终雪香仍爱着日本青年,不惜抛弃家庭，出卖祖国，并帮助日本青年运送子弹和抗日人士对射,战斗中,雪香和日 本青年都中弹受伤,两人最后死在一起。
尤其让我们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的几个场面。男主人公听从其父临终遗言,来满洲发展,兄弟三人一起来满洲建设,其中有 句男青年弟弟在父亲灵前的台词:“请父亲放心,为了国家的利益,我一定成为优秀的满洲开拓者”,这是典型的殖民宣传,把满洲当成了日本自己的国 家。影片把日本青年描写成是怀着把“满洲国”建成理想国家的献身精神而努力工作的人。
还有一个就是在影片里,自卫开拓村的人们早晨举行升国旗仪式并对皇居 遥拜,对国旗行注目礼,从这些点点细节可以看出日本当局对中国民众进行奴化和思想渗透。影片中表面上讲述的是温情的爱情故事,实际上宣传的完全是“日满亲 善”“五族协和”的国策思想与殖民主义精神。
这个李香兰跟他义父潘毓桂正是臭味相投。
战后，李香兰比他的义父下场要好。她在战后以汉奸罪被国民政府逮捕，此时她立即公布了自己日本人的身份，还赶忙出示了自己父母分出出生在佐贺县，福冈县的证据!由此被取消汉奸的罪名，并于1946年2月作为日本战俘被遣送回日本，免于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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