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头沟髽鬏山战役
来源：著名裁判的微博   2017-05-20 14:58:16

　　俊如驰援髫髻阻。

　　当年鏖战西山岳，

　　数万国魂无人念。

　　关于这场战役，收录于《门头沟文史》第二辑的、由原区政协副主席李国平及李维祥同志于上世纪90年代初经过采访调查所写的《髽鬏山战役的由来》一文，应属开篇之作，其史料价值及其意义，至少在门头沟乃至北京地区抗战史上，怎样形容也不为过。2009年2月12日，《人民政协报》刊载了本人的一篇拙文《髽鬏山——南口战役的另一战场》，把“髽鬏山战役”向区境以外的更大范围进行了揭示，而此前该报发表过的关于“南口战役”的报道中，未提及为支援“南口战役”而发生的“髽鬏山战役”。此文发表后不久，曾参加过战役指挥工作的国民党第十四军少将参谋处长符昭骞之子符兹治先生来到门头沟区政协文史办，谈到他父亲手中的一些原始资料及未完成回忆录的遗愿，拟到实地去看一看，笔者先与区政协文史办何建忠主任等陪同符先生到了吕家村、千军台等地，又带区博物馆安久亮先生和符先生上了髽鬏山。2010年区博物馆举办的《抗战组歌》展览中，把“髽鬏山战役”放在了最前面，应该说是对历史的尊重，之前在有关平西抗战的活动中，几乎只涉及中共领导的抗战部分，很少提及国民党军队在门头沟境内与侵华日军打仗之事。2014年，符兹治先生发来《抗日战争中门头沟庄户战役纪要》，披露了符昭骞将军战场笔记中的大量珍贵资料，对我们了解“髽鬏山战役”史实，非常有意义。还有，师昌璞老师和当年从灵水小学直接参军抗日的学生安广有(原北岭乡北岭村人)之子安建鄂(出生于湖北)等也一直在关注并搜集“髽鬏山战役”有关资料。根据安建鄂口述，薛银、刘万禄整理的《门头沟区唯一的黄埔军校军官安广有》一文，收录在《门头沟文史》第15辑中(见合订本第2138页);师昌璞老师收集、整理、撰写的《髽鬏山血战前后及其敌我双方的高级将领》一文，内容更为丰富、翔实，达6.2万字。

　　一、关于战役情况

　　关于“髽鬏山战役”的经过，在李国平、李维祥文《髽鬏山战役的由来》(见《门头沟文史》第二辑或合订本<壹>第63页)、符昭骞(其子符兹治先生代为完成)文《抗日战争中门头沟庄户战役纪要》和师昌璞老师《髽鬏山血战前后及其敌我双方的高级将领》中已有详细介绍，故本文从略，不再赘述。笔者作几点补充

　　1、关于卫立煌将军所部到门头沟山里之前的行军路线，据析是房山区大石河河畔古道，经由今河北镇。其先头部队从班各庄向北，经白草洼、陈家坟、北岭，在水峪东大尖以东越岭，出南港沟而至千军台，此古道至今犹通。区政协文史撰稿员张春亭女士曾进行踏察并写有考察记(见《永定河研究文集——京西古道》<中>第878页)，笔者在《京西军旅古道》一书中也有介绍(在第175页)。后续主力部队经红煤厂越大安山至吕家村等地和经贾峪口到金鸡台的可能性较大。

　　2、关于在清水尖南麓一平台上消灭日骑兵连的地方。该台是清水尖南麓三个台地中最上面的一个，当地人称之为选台，是板桥村去安家庄的山道越岭处，由此分一路上清水尖主峰。平台之上，桦树成林，遍生蕨菜，笔者曾称其为“蕨菜台”。

　　3、关于卫部第八十五师郝家俊第二五五旅向日军进攻的桃玉山，如今的地图上已见不到。笔者调查得知，清水尖与髽鬏山两主峰之间山脊，甚为尖削，南为板桥北港沟，北为傅家台黄崖沟，岭脊小路几乎只容单人行走。在髽鬏山主峰以东约1公里的地方，向南分出一道山梁，伸至西板桥村。有一条山路下山至北港沟菩萨殿北龙潭。与髽鬏山山脊分支处，顶部坡势平缓，是双方展开拼杀的地方，名曰桃玉山。符兹治先生曾专程来门头沟，向笔者咨询此山的方位。此山位于东径115°51′29.5″、北纬39°58′04.6″，其南侧小山包海拨1244米，战场遗址处，今已成为落叶松林。

　　4、卫部第八十三师陈武第二四九旅千军台村旅部，在村东头刘天保家。刘天保为当时千军台村首富，豪门大宅。战役中遭日军炮击，今已无存。

　　5、战役中，日军前线司令部设于今王平镇河北村，永定河之河滩被辟为临时飞机场。笔者老家安家滩曾驻有日军及其炮兵。据祖父讲，日本兵穿着皮靴在笔者曾住过的两间焦渣顶老房上折腾，房顶上的裂缝就是那时留下来的，至1988年笔者将房拆除时为止，每年入夏前均需抹泔土泥防漏。

　　二、战役发生的背景、时间和性质

　　首先说背景。

　　1937年7月7日，驻北平(今北京)丰台的日军诡称演习中“失踪”一名士兵，要求进宛平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即向城西卢沟桥发起攻击。中国驻军之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奋起抗击。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族抗战。11日，日本政府调关东军及驻朝鲜日军各一部南下入关进攻北平，调日本国内陆、海军一部进攻天津。17日，蒋介石表示应战。27日，日军攻陷廊坊、宝珠寺等地。28日，日军猛攻南苑，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将军、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将军殉国。30日，北平、天津陷落。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或“卢沟桥抗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宛平城，始建于明朝，初名拱北城，后更名拱极城。1928年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后，宛平县衙署从北京城内迁至拱极城，始称宛平城。

　　卢沟桥，始建于金朝大定(世宗完颜雍年号)廿九年(公元1189年)，建成于明昌(章宗完颜璟年号)三年(1192年，明、清时曾重修。)

　　平、津失陷后，日军叫嚣“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一部由津浦路南下，以策应从上海等地登陆的日军向上海、华东等地的进攻(即发生于1937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的上海“淞沪抗战”);一路由平汉路(今京广线)南下，欲经石家庄进犯中原和山西太原;一路由平绥路(京张线)北出西进，拟与归绥(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一线日军合兵，经张家口攻打大同，与太原一线南北夹击，以夺取战略要地与煤炭基地山西。南口战役及髽鬏山战役即发生在北路(即平绥线)上。中国方面当然知道日军企图，所以也紧急部署，调集部队进行阻截。由天津南下的日军因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弃城逃跑(后被蒋介石枪毙)而轻取济南，但是在枣庄以东的台儿庄遇挫(即著名的“台儿庄战役”)。欲从平汉路南下的日军因北路遇阻，需集中兵力，且中国军队不断增兵，保定、石家庄一线有刘峙部驻守，进展也不够顺利。所以，8月初开始的战场主要在北路，即南口，当时国民党方面已调第七集团军汤恩伯之第十三军赶到南口驻守。

　　再说时间。

　　南口战役，从1937年8月8日打响，至8月28日“国军”撤退，历时21天。双方先后投入兵力有：中国国民党正规军第十三军、第十七军、第七十二师、第九十四师、独立第七旅、炮兵第二十七团等部，总约6万余人;日军第五师团、独立混成旅第十一旅团、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等部，总约7万余人。无论是人数、还是武器，中国军队均处于劣势，但打得很顽强，战况十分惨烈。战场涉及南口、居庸关、延庆、怀来至张家口一线广大区域，日军伤亡1.5万余人，国军伤亡2.9万余人。

　　此战役一起，即8月11日，中国南京方面即命令驻守在安徽、江苏徐海绥靖区的第十四集团军卫立煌将军所部北上驰援。从而引发了髽鬏山战役。

　　髽鬏山战役，从8月18日(农历七月十三日，在今门头沟区雁翅镇下马岭附近和大台地区原板桥村打响，至9月15日(农历八月十一，而非9月18日<八月十四>及中秋节)国军开始撤退，9月18日已全部撤离门头沟范围。国军主力于9月19日在河北满城县过中秋节。

　　由于卫立煌将军所部是奉命北上驰援南口，中日两军此役是增援与阻援所发生的战役，可以说髽鬏山战役是南口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南口战役”的时间总体上就要算到9月中旬了;又由于髽鬏山战役打响之日，实际上已是南口战役尾声之时，也进行了28天，所以又可以视为相对独立的一场战役。

　　战役的名称，国军方面按习惯称为“庄户会战”或“千军台会战”或“髽鬏山会战”。门头沟专业人士，讨论研究后，以《髽鬏山战役》的名称更合理恰当。

　　三、关于战役前卫立煌将军所部的驻地问题。

　　这也是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诸多资料称，8月11日卫立煌将军所部接到增援南口的命令时，是在石家庄、保定一带驻防。因此，从接到命令到8月18日在门头沟山里打响，有一周的时间。从保定到北京不到200公里，从石家庄到北京也仅有300余公里，耗时7天，显然有“拖拉”、“消极”之嫌，据说确有微词，因而不愿赞同及宣传卫立煌将军在此战役中的功绩。

　　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时驻守石家庄、保定地区的是刘峙及孙连仲、万福麟、曾万钟所部。而卫立煌将军所部尚在安徽合肥以西的六安、安阳等地(李默庵部尚在江西庐山集训;现在门头沟当地吕家村村民听父辈说：士兵很多是穿草鞋的)，距北京约有1000公里，且正逢汛期，军政等要务需要向胡宗南交接，部队需要集结，军需物资需要筹备和运输，即使坐火车，也得先坐汽车到徐州才行，能在十几天内赶到，长途转运，人吃马喂，通讯联络，劳师以远，到后即投入战斗，应属快速。还有，为什么不让石家庄刘峙所部就近驰援，再由安徽卫立煌部到石家庄接防?说明南京及南口汤恩伯部，都对卫立煌将军抱有更大期望，但期望归期望，都是主观意愿，关键还得依据客观条件。三个正规师加一个军部，至少有四五万人，两千里长途跋涉，绝非想像那么简单。笔者之所以强调卫部出发地问题，除了尊重史料披露的史实外，也不隐瞒个人的观点，即：对髽鬏山战役的关注和对卫立煌将军等人的感情认识。

　　髽鬏山是京西名山。明代《宛署杂记》称其为“西山之祖”，近现代地质学上又有“髽鬏山组”之名。笔者于1994年从北京矿务局工农协调办公室转入到林业处工农协调办工作，由于工作的关系，经常到髽鬏山南麓的北港沟、黑牛寺及曹家铺等地，尤其是从《门头沟文史》上看到李国平、李维祥的文史稿后，凭添了对髽鬏山的敬仰。1997年5月8日，同单位几名同志一起，几乎以披荆斩棘(上山小路已多年无人行走，长满了荒草树木)的方式首次登上髽鬏山，回来后写下了《髽鬏山上觅英魂》一文，发表在《北京矿工报》上。次年5月7日又首次登上清水尖，更坚定了把髽鬏山战役之战址有朝一日开辟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想法。后来，在《人民政协报》上见到有关“南口战役”研讨会的几篇文章，发现只字未提“髽鬏山战役”，而汤恩伯部从南口败退后，远道而来的卫立煌将军所部又欲血奋战了20多天，卫将军还带着年仅11岁的儿子卫道然。再有，卫将军及其所部于髽鬏山战役后，又转战到山西，参加了“忻口战役”。卫将军到山西后，曾给予我八路军大量物资援助。之后，又曾率部参加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在解放战争中，卫将军在沈阳任“剿总”司令时，如果不是他坚持固守沈阳，而是按照蒋介石的三令五申大力增援锦州的话，那么我们的“辽沈战役”胜利就恐怕没有那么顺利了。新中国成立后，卫将军于1955年回到祖国后，不仅发信劝其他黄埔同学回国参加建设，还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委等职，直到1960年去逝。是一个功勋卓著、令人尊敬的爱国将领。而汤恩伯将军虽然在“南口战役”中表现尚佳外，可说是一生反共。相比之下，同样在南口抗日战役中，如果对前者(卫立煌)只字不提，对后者(汤恩伯)大加赞赏，是否有失公允?包括当时卫立煌将军的几位部属，除刘戡将军死于胡宗南进攻中共延安的战役之中外，另外两位中将师长李默庵、陈铁，晚年都参加了祖国建设。其中李默庵将军，逝世前还是大陆黄埔同学会会长。

　　四、关于髽鬏山战役的意义

　　(一)虽然在支援“南口战役”的作战方面，“髽鬏山战役”未发挥直接、有效的作用，“髽鬏山战役”打响之日，已是“南口战役”即将以失败告终结束之时;但是，“髽鬏山战役”吸引了相当大一部分日军主力，其中就包括侵华日军中最精锐的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一部及牛岛满等部，使参加“南口战役”的中国军队3万余人得以突围，否则，6万余人全军覆没不无可能。

　　(二)参加“髽鬏山战役”的中国军队(即卫立煌将军所部)在南撤之时，仍吸引了大量日军围追堵截，在客观上也起到了迟滞日军西进大同或南下石家庄的行动。这部分日军如果投入到大同方向，山西的压力将大为增加;如果投入到保定、石家庄一线，也会使这两地压力加大。如果在石家庄的刘峙不是未战先逃，使保卫战得以进行，也会缓解山西的压力。

　　(三)“髽鬏山战役”结束后，安家庄李文彬等从战场上捡拾到的大量武器弹药，武装起了平西第一支地方抗日武装，在其后的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髽鬏山战役”使平西人民较早地认识到了侵华日军的残暴，对尔后的抗战奠定了思想基础，至少说有了思想准备，认识到“狼来了!”

　　(五)“髽鬏山战役”展示了民族精神。在此战役及其战场上，中国参战官兵也同样可以用“英勇悲壮”四个字来形容;包括第四九八团团长曾宪邦，至少有1200名以上官兵壮烈殉国，比本区原有资料记载的八年全面抗战中死亡的军民总人数还多，也应该记为烈士。在抗击日寇方面，应不分国(民党)共(产党);在战役中，我中共组织和当地人民群众积极支前，可说是事实上的国共合作、同仇敌忾的典范。这几点正是我们应该弘扬的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