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为何出人意外地迅速沦陷?这要从广东沦陷前的情况谈起。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所需的军械、汽油、药品等军需物资都需从海外进口。战争爆发后不久,华北、华中各大城市沦陷,日本海军对中国的海岸线,北起秦皇岛南至北海进行了封锁,但香港、澳门(分别属英国、葡萄牙租借地)不在封锁范围之内。广东毗邻不受日军封锁的香港,当时国内所需的抗战物资,从香港运到广州,再通过粤汉铁路转运内地各省。内地用以换取外汇的蚕丝、茶叶等土特产,也经粤汉路集中于广州,再转运至香港,出口国外。鉴于抗战初期广州已成为中国海外交通的唯一门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广州设立了“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主办国际运输事务,由广州市长曾养甫兼任该处主任。当时在广州市区以及河南的芳村、花地等地设有存放抗战物资的仓库。粤汉铁路货运量比抗战前增长了几十倍。抗战初期,广东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中国接受国外援华物资的重要国际运输线。
正因如此,日方认为,攻占广东,切断这条国际运输线,就可削弱中国人民继续抗战的力量,迫使国民政府投降,达到迅速灭亡中国的目的。但一方面日军在华北、华中的战争,遭到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牵制了大量兵力,另一方面要对广东开战,日本还有国际关系上的顾虑。由于广东周边是英、美、法、葡的势力范围,为避免外国干涉,日本虽野心勃勃,但在抗战爆发后一年多时间内,尚未对广东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只是利用它的空、海军优势对广东城乡实施狂轰滥炸,并占领沿海岛屿,以破坏和封锁海陆交通。当时日本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有作战飞机2700架,而中国只有305架。广东的防空力量很弱,广大城乡处于不设防状态。日军对广东的轰炸集中在铁路交通沿线和作为中国贸易中心的广州市区,目的是破坏中国的国际运输线。日军每天出动飞机数十架,连续疯狂轰炸未设防的广州市区。市内无数民房、工厂、店铺、机关、学校被炸,连外国领事馆、教堂、教会学校都未能幸免。当时宋庆龄、郭沫若、廖承志、夏衍、巴金等人都曾在广州亲历大轰炸的灾难,他们都曾发表演说或著文谴责日军暴行。蒋介石也曾致电世界反轰炸不设防城市大会,指出广州是不设防城市(因为广州不是作战区域,广州市没有多少军队和军事设施),谴责日军的轰炸行为。据统计,从1937年7月至1938年6月一年内,日机轰炸广东2000多次,其中广州市800多次,广东是全国16个被日机轰炸的省份中受空袭最多、受损最严重的省份。在日本空军疯狂轰炸广东各地的同时,日本海军也在广东沿海进行侵略活动。日军先后占据了万山群岛、东沙、西沙、三灶等十几个岛屿,在一些岛上修建机场、营房,作为海陆空军基地。1937年12月,日本海军占领了中山三灶岛,在岛上进行疯狂的烧杀,全岛14个村庄变成焦土。随后,日军在岛上修建军用机场。为供给粮食和出于军事警备的需要,日本先后分两批向三灶派驻移民,特别指定从日本最南端的冲绳县选派,以适应广东亚热带气候,移民一般都是举家迁移。到1943年底日本移民到三灶岛共计有90多户、400人左右,形成了一座“冲绳村”。日军在此修建了机场后,轰炸珠三角的飞机多从三灶起飞,不再从之前的台湾或从海上的航空母舰上起飞。
到1938年9月,欧洲局势发生变化,英、法与德、意法西斯签订慕尼黑协定,将捷克拱手出卖给德国,充分暴露了英、法的软弱无能,因此日本消除了进攻广东会引起英、法干涉的顾虑。9月7日,日本大本营御前会议正式作出攻占广州的决定。此时日军在武汉的作战,遇到中国军民英勇抗击,陷入苦战之中,它试图在广东采取军事行动,牵制和调动中国兵力,特别是通过占领广州,切断外援通道。
1938年9月下旬,日军在青岛、上海、大连等地进行登陆作战训练,并于10月上旬在台湾澎湖马公岛集结待命。10月9日,日军舰艇和木船500艘,飞机100多架,总兵力7万多人,向大亚湾进发。12日凌晨2点,日军先头部队开始在澳头登陆。日军在武汉会战激烈之际进攻广东,让蒋介石始料不及。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一直认为由于英国的利益关系,日本不敢贸然进攻广东。在武汉会战期间,他将广东4个师兵力以及广西的军队调到武汉,广东兵力空虚。负责广东防务的是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2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12集团军下辖3个军(8个师),驻守在从潮汕到珠江口的漫长海岸线上,兵力分散,且戒备松懈。广东军事当局对日军情况一无所知,日军登陆后,连日方统帅及军队情况都不清楚。余汉谋仓皇失措,用兵错乱,连失要地。日军登陆后,沿惠州、博罗、增城、从化长驱直入,直逼广州北面。10月21日下午,日军机械化部队3000人冲入广州,广州沦陷。广东军政机关撤往粤北。
广州为何出人意料地迅速沦陷?其主要原因有:
军政当局战争麻痹思想严重。蒋介石对日本的进攻战略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日本顾忌英国,不敢过分威胁香港,不会大举进犯广东。广东军政当局也与其最高统帅一样,对敌情存在严重的麻痹思想。在日本进攻广东前的10月4日,余汉谋曾接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情报,称日军在台湾集结准备进攻广东。但余汉谋不以为意,不作任何军事防范部署。10月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得到日军在惠州沿海活动的情报,但广东军事指挥部仍置若罔闻。广东军政当局的战争麻痹思想从以下事例中得到充分证明:当时担任广东作战的日军二十一军参谋长田中久一少将(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广州中山纪念堂签署投降书的日方代表),为了摸清登陆点大亚湾的情况,在进攻广东前一个月的9月18日,派一名侦察参谋带3人到万山群岛进行战前侦察。到达万山群岛后,因随身带去的电台发生故障,失去联系。田中久一久等不见音讯,亲自带了5名侦察人员,化装成渔民,前往万山群岛,上岛后因地形不熟而迷路,田中久一和其中一名侦察人员被当地民团抓住,但中国方面对此没有引起警觉,居然相信他们自称是台湾渔民的假话,没有拘留审问,就把田中久一释放了。当晚田中久一坐上前来接应他的汽艇逃去香港,在香港日本秘密特务机关的安排下,乘飞机返回日本。日军登陆广东前夕,恰逢“双十节”和中秋节,中国守军连以上军官大多离开部队到广州、香港度假,待发现日军集结大亚湾时,军事当局急忙通知军官们赶回营地。当时有些军官正在电影院看电影,看到银幕上打出紧急通知,才匆忙赶回部队。广东当局对战争的麻痹思想,是广州迅速沦陷的主要原因。
国民党统治内部矛盾重重。抗日战争前广东在陈济棠统治下处于半独立状态。1936年7月,陈济棠下野,广东结束了半独立的军事割据局面,正式统一于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权。但中央政府与广东地方政府的矛盾并未消除。蒋介石虽然任命在统一广东过程中有功于己的陈济棠部将余汉谋为第四路军总司令(抗战爆发后,改为第十二集团军),掌握广东军权,但因其非嫡系军人,并未加以信赖。为了加强对广东的控制,蒋介石把广东的党、政权力交给其信任的黄慕松(任省政府主席,不久黄慕松去世,由吴铁城接任)和曾养甫(任广州市长兼省财政厅厅长)),中央势力逐步插入广东。此外,为削弱广东非嫡系部队实力,蒋介石把第四路军军费削减了40%,兵力裁减了30%。余汉谋自知在国民党内没有其他派系支持,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与蒋发生磨擦,小心翼翼,表面上对蒋言听计从。当时广东当局内部也矛盾重重,军事大权掌握在余汉谋手中,成为地方实力派,政府机关权力由吴铁城掌握,党务和财政则由曾养甫把持,掌握广东党、政、军权力的三“巨头”明争暗斗,形成“三足鼎立”局面。此外,由于蒋介石错误地认为日本不敢进犯广东,不重视广东防务,不仅没有增加广东的防守力量,反而为了削弱地方实力派军事力量,在抗战爆发后先后将广东军队调防淞沪、南京、武汉等战场,调出兵力占了第十二集团军总兵力的50%。留在广东的兵力仅有6万人左右,分配在漫长的海防前线,兵力不足,难以抵御日本强大的海陆空军进攻。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后,余汉谋为了保存自己实力,始终不愿把全部力量投入作战,令前线守军相机撤退,致使广州在日军登陆9天后就迅速失守。由于广东当局内部派系矛盾重重,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中心,军政当局只顾逃命,不管民众死活,沦陷前广州一片混乱。民众此前因为信赖当局,没有及时疏散,工厂也未及时迁移,人民生命财产蒙受了巨大损失。广州不到10天就失守的消息传出,海内外为之哗然,广东民众用广东军政当局三巨头的名字编了一首民谣来加以讽刺:“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无甫(谱)”。不久,蒋介石对这次作战不力的将领进行处分,余汉谋革职留任,吴铁城、曾养甫被免职调任。
日本特务、汉奸活动频繁。早在抗战爆发前日本在汕头就设立了特务指挥部,作为在华南地区进行谍报活动的指挥中心,下设香港、广州、琼崖等分支机构,形成层层情报网。抗战前日本在广州、汕头、海口、北海、顺德等地都派有著名的间谍,这些间谍在日军侵略广东时起了重要作用。如女间谍今井芳子在1926年奉命与一名中国留学生结婚,随丈夫至广州,在沙面租界开设“长良食堂”,以此为据点,进行谍报活动,日本称她“是在中国活动的最出色的女间谍之一”。日本特务活动还深入到广东社会的下层,在潮汕地区引诱贫苦农工和失业者,成立梅花党,暗中拍摄潮汕沿海地形。汕头是日本在华南间谍活动的主要地区,很多商店、学校、旅店都有间谍出入。在广州沦陷前,汉奸的活动十分频繁,潜伏广州的日本特务、汉奸在抗战初期,为轰炸广东的日机发信号,指示空袭目标。当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大举进攻广东时,汉奸为日军带路,四处活动,为日军插旗,虚张声势,扰乱中方军心和部署,成为日军侵粤的帮凶。
日军占领广州地区后,以广州为中心的国际外援通道被切断。此后,中国的国际运输线转到西南地区的滇缅路和“驼峰”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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