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背景
中国方面
中国方面自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正面战场各参战部队虽受重大损失,但还具有再战力量。当时,正面战线第一线兵力已增至步、骑兵261个师又50个独立旅。国民党内虽然已经出现局部分裂和动摇,丑闻就是,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2月18日,国民党的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由重庆潜逃河内叛国投敌。先后随汪投敌的还有国民党要员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曾仲呜等十余人。但从全局来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己经形成,对团结中华全民族“共赴国难”正在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全国人民和爱国人士在积极支援抗战,国民党军队中许多官兵表现着较高的爱国热忱和实战精神,不少爱国将领督伤所部“为国效命”。与此同时,国民党最高当局在全民族爱国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和日本政府“不以国民政府为和谈对手”,“以击溃为根本方针”,“使蒋介石垮台”的压力下,不得不坚持着抗战。
日本方面
日本政府早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月11日)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案》、制定《陆军作战指导纲要》和根据此纲要而发布的《大陆命令第二百四十一号》中,已明确规定“大本营的意图在于确保占领区”,“如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企图扩大占领区”。并规定由西苏尼特、包头、黄河、黄泛区、合肥、芜湖至杭州之线以东的占领区为治安地区,而将作战地区仅仅局限在华中的安庆、信阳、岳州、南昌之间狭小区域内,兵力配备要限制在必要的最小限度内。同年10月25日,日军侵占武汉后,因兵力损耗较大,日本大本营为适应侵华战争旷日持久的局面,提出今后的方针是:“应重视政略的进攻,培植并加强新政权,使国民政府趋于没落,始克有效。然对被压缩中之国民政府如放任不顾,则仍有重大之祸根,必贻后患,故仍须适宜促使其崩溃。因之,有实行一部作战之必要”。同时日本对驻中国日军的任务进行了划分,分区而治。日本驻武汉地区的第11集团军实际上成为唯一的一支对中国进行野战攻击的部队,与中国湖南及其周围江西、广西地区扼守西南大后方的的中国政府主力部队形成对峙,并不断寻机攻击,企图以军事打击配合日本政府政治诱降的政略迫使重庆国民政府投降。为实现上述战略意图,日本政府在其国内迅速动员和组建新的兵团,逐次向中国增加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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