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吹散了战争的硝烟，岁月湮灭了曾经坚固的工事，今日的中国香港街头，除了海防博物馆的展览和各类工地不时挖掘出的战争遗留炮弹外，已经很难寻觅当年香港保卫战的遗迹。然而，人们没有忘记战争带来的创伤，没有遗忘包括华籍英军、义勇军和东江纵队在内所有香港同胞的奋力抗争和不屈灵魂。走在中国香港的街头，探访散落在僻静山野的各处香港保卫战遗存，还能感受到74年前日本侵略者发起的那场残酷的战争。
广福桥：日军铁骑的震颤
在香港新界，大埔林村河之上，有一条红柱绿瓦的行人桥，老人们悠闲地坐在桥栏上，听着粤剧，品着香茗，惬意地享受着午后的悠闲时光。与行人道平行的单车道上，不时有锻炼的骑行者穿梭而过，带来一阵疾风。桥下的河道里，停泊着几艘小船，随着河水轻轻荡漾。
这道行人桥重建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看起来丝毫没有历史的沧桑感。只是走近桥身，才能看到上面安装着旧桥拆卸而来的石栏杆，桥头石上“广福桥”三个字清晰可见。
这里，本应是驻港英军抵抗日军的第一道防线，却成了任凭日军长驱直入、纵横驰骋的通途。
1941年12月6日至7日，即香港保卫战爆发前的那个周末，港督杨慕琦还在出席半岛酒店举办的慈善舞会，政府机关和商行照例休假，驻港英军的乐队为赛马会演奏助兴，部分官兵在球会畅玩橄榄球，很多市民忙于圣诞节前的采购，战争阴云笼罩之下的香港依然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
即将爆发的大战，是一场实力对比悬殊的战争。战争的一方，日本人已经在深圳河沿线严阵以待，如虎狼之师随时准备扑向香港这块他们觊觎已久的“肥肉”。日军兵力包括华南派遣军(第23军)指挥官酒井隆中将、第38师团师团长佐野忠义中将麾下的三大联队：228、229、230联队，以及北岛冀子雄炮兵团、第一炮兵队、第一飞行师团第45战队，还有新见政一海军中将指挥的第二遣华舰队，合计约4万人，构成了陆海空联合打击力量。
英军的实力则相对较弱，驻港英军三军司令莫德庇少将指挥的陆军主力为由英军和印度籍士兵组成的4个营，包括皇家苏格兰步兵团第2营、米杜息士团第1营、第7拉吉普团第5营、第14旁遮普团第2营和炮兵、工兵部队，共约11000人;为应对战事，英军从香港本地招募平民组成义勇军，主要由英国人、印度人和华人组成，人数为1387人;海军主力为3艘1916年S级驱逐舰、4艘浅水炮舰和部分炮艇;空军仅有5架老旧的战斗机可以投入战斗，分别为3架没有鱼雷挂架的角羚式鱼雷轰炸机、2架海象式水上侦察机。
能够让莫德庇少将稍感安慰的是，在其前任驻港英军司令贾乃锡少将向英国政府极力游说争取下，战前不足一个月内，英联邦国家加拿大派遣了来自温尼伯榴弹兵营及皇家来福枪营，共2个营1975人的援军抵达香港，使莫德庇能够指挥的陆军主力达到6个营。然而，这些加拿大士兵大多数为新兵，很多人第一次摸枪，缺乏战斗经验，对香港地形地貌一无所知，他们尚未做好准备来面对一场惨烈的战争。
12月8日，在发动对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偷袭行动的同时，日军开始对香港实施行动。凌晨，日本大本营向酒井隆中将发出“花开、花开”的暗号，命令其向香港发动进攻。作战从8日上午的空袭开始，来自广州的日军战机轰炸了香港，停放在启德机场的5架英军战机相继起火爆炸，一艘停泊在港湾的驱逐舰被击沉。
与此同时，日军兵分3路跨过深圳河，快速向香港新界地区进军。驻港英军按照战前拟定的作战计划，直接放弃了深港一线前沿阵地，派出工兵四处破坏大埔公路和九广铁路，并动用蝉号炮舰对岸轰击，企图延滞日军的进军速度。但是由于日军发起突袭，包括广福桥在内的部分桥梁并没有被摧毁，至8日黄昏时日军已占领新界大埔和沙田一带。
20世纪40年代，广福桥还是一道可容一辆大车经过的行车桥梁，日军的军马拖着山炮在桥面上轰隆驶过，留下让历史颤抖的回响。
城门碉堡：“东方马奇诺防线”的倒塌
在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香港城门郊野公园，有一条著名的徒步线路――麦理浩径横穿于此，是远足爱好者向往的人间胜境。
走近麦里浩径六段M124标距柱，细心的探访者就会发现“荒废战壕、切勿内进”的警示标语。经过一番仔细寻找，笔者找到了掩藏在青草丛中的台阶，拾级而下来到一处宽阔的大厅，设有密集的机枪眼、小口径炮的炮座和通风口，周边有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的交通壕。交通壕的入口处，刻有“摄政街”“牛津街”等伦敦街名，铭刻着那些曾经驻守在此的英军对故土的眷念。在一处墙壁上，“若林队占领”的刻字触目惊心。
这里就是城门碉堡的遗迹，是当年驻港英军苦心经营的“醉酒湾防线”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固守九龙半岛最重要的屏障。1934年至1938年，英军修建了横跨九龙半岛北部的大型防御工事“醉酒湾防线”，以西部的葵涌醉酒湾为起点，穿过金山、城门水库、毕架山、狮子山、大老山，直至东部西贡牛尾海，全长约18公里，沿线遍布地堡、机枪阵地、战壕、水泥掩体等防御工事。因充分利用山峰等有利地形、易守难攻，英国人得意地称之为“东方马奇诺防线”，声称至少可以坚守半年时间。
1938年，英军决定把香港防卫重心退回港岛，并且把“醉酒湾防线”的用途更改为拖延日军推进，不再用以死守，防线因此而停工。直至1941年11月中旬，随着形势趋于紧张，驻港英军才陆续重返“醉酒湾防线”，继续修整工事，熟悉地形，进行备战。英军苏格兰营、旁遮普营和拉吉普营分别驻守防线的左翼、中段和右翼。
1941年12月9日晚，日军228联队抵达位于“醉酒湾防线”左翼中段的城门碉堡前沿。这时，日军收买的当地线人提供了一个绝密情报：本应由120人组成的苏格兰营A连驻守的城门碉堡，当晚只有30多人驻守，防卫较为薄弱。228联队队长土井定七大佐喜出望外，擅自改变作战计划，连夜发动对城门碉堡的偷袭。日军从碉堡上方的通气口向下投掷手榴弹，把很多英军炸死在碉堡内。经过一番激战，日军以较小的代价歼灭守军，至10日凌晨占据阵地。 虽然土井大佐作战有功，但因打乱了日军进攻部署，受到了日酋酒井隆中将的严厉斥责。228联队下属的第10中队指挥官若林东一中尉因率先攻克城门碉堡观测站，部队自身损伤又较其他中队要少，因此攻占城门碉堡的战功便记在了他身上，被树立为日军攻占香港的功臣。1943年，若林东一战死于太平洋战场上。
74年之后，再观“若林队占领”，依然让人感到阵阵悲痛。这几个字，见证着“东方马奇诺防线”的轰然倒塌。
昂船洲炮台：香港义勇军的悲壮
夏日的傍晚，穿过一条劈山而建的登山小道，来到了昂船洲西炮台遗址。昔日的威武重炮已经难觅痕迹，只剩下一个圆形的混凝土基座，周围长满了茂盛的杂草，透露出几许孤寂、荒凉的意味。极目远眺，近处维多利亚港两岸繁华、远处九龙和新界的靓丽风景尽收眼底。
扼守维港西面进出口的昂船洲，是驻港英军苦心经营的军事重地。从1881年至1905年，英国军队相继在此兴建了东炮台、中炮台、南岸炮台、西炮台、亚比安炮台及百夫长炮台共6座炮台。到1912年，除西炮台外，其他炮台均遭废弃。1935年英军调整布防，西炮台共设有3门重炮，但1937年有2门转移至其他炮台。香港保卫战期间，整个昂船洲只剩下西炮台的一门6英寸口径的海防炮，应付凶猛来袭的日军。
负责操作昂船洲炮台的，是刚刚从平民中征召入伍的香港义勇军，而不是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1941年12月10日，当英军指挥官得知城门碉堡失守后，命令昂船洲炮台向城门碉堡开炮，企图压制日军的攻势。然而，义勇军忙中出错，部分炮弹打入了在碉堡南侧金山的英军阵地。此时，占据城门碉堡的日军趁机架设山炮，一并轰向了金山守军，导致金山守军遭遇较大伤亡。
12月11日中午，英军司令莫德庇少将下令驻守“醉酒湾防线”和九龙半岛的部队全部撤离，固守香港岛。由于英军此前已制定了完善的方案，撤退过程大致顺利，在撤走途中还破坏了各类工事和油库、仓库等重要目标。昂船洲炮台继续发炮，掩护英军的撤离，在与日军激烈交火中，大部分炮台设施遭到摧毁。11日下午，香港义勇军破坏了炮台后，乘船横渡维港，安全抵达香港岛。至12日，日军占据九龙和新界的绝大部分地区。
至此，英军原本希望固守半年的“醉酒湾防线”，在交战仅2天后，就连同整个九龙半岛一并落入日军手中。而昂船洲沦陷之后，日军在此扩建海军基地，建立无线电接收侦听设备，原本威武的西炮台阵地，因为地势高、地盘大、风景好，成为日军休闲娱乐、开展运动的处所。
奥斯本塑像：缅怀一个英勇的灵魂
位于香港中环的香港公园，环境幽静，绿树成荫，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这里原本是英军占领香港后，最早的兵营所在地。目前的茶具博物馆，是旧驻港英军三军司令官邸。在公园内，还可以找到旧兵营的界石。
在旧三军司令官邸前侧，树立着一尊持枪的英军士兵塑像。这尊塑像原本安放于原驻港英军奥斯本营区，主要用于纪念在香港保卫战中，为救战友英勇牺牲的加拿大温尼伯榴弹兵营准尉约翰奥斯本。香港回归祖国之前，这尊塑像搬移至现址。
时光回溯至74年前。随着九龙半岛的英军全部撤回香港岛，战事延伸至英军固守香港的第三道、也是最后一道防线(第一道防线为港深边境;第二道防线为“醉酒湾防线”;第三道防线为香港岛)。作为重点防守的要塞，英军沿着香港岛海岸线，构筑了一圈包括摩星岭炮台、白沙湾炮台、西湾炮台、歌连臣炮台、赤柱炮台等在内的密集工事。驻港英军回撤港岛后，莫德庇少将将守军重新编成东旅、西旅两个旅，负责港岛东部、西部的守卫任务。每个旅下辖英军、加军和印度籍士兵各一个营，进入沿岸工事，投入对日军作战。
从1941年12月12日开始，日军和英军隔着维多利亚港，进行激烈的炮战。期间，日军数次派出特使劝英军投降，遭到港督杨慕琦拒绝。日军还安排了两次试探性的登陆行动，也被英军顺利击退，战事进入短暂的胶着阶段。
12月18日，日军第二遣华舰队在港岛南面出现，佯装从南侧登陆，干扰英军判断。而日军主力则于12月18日晚选择从香港岛北岸的太古、北角等地登陆，向守军实力较弱的印度籍拉吉普营发起猛攻，香港保卫战进入决战阶段。在当夜的激战中，日军相继占领鲤鱼门要塞、西湾炮台，并向南大潭及浅水湾推进。拉吉普营营长卢连臣中校率领印军沿柏架山道撤退。
12月19日，占领登陆阵地的日军源源不断地向港岛调兵遣将，占领了港岛东部沿海阵地和三座山头，英军东旅向南撤退，旅部迁至香港岛最南端的赤柱。
此时，日军集结优势兵力，向侧翼暴露、防线出现漏洞的英军西旅发起猛攻，进攻目标是黄泥涌峡。这里是西旅旅部所在地，一旦失守，英军西旅将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
英日双方爆发了激烈的争夺，最终于19日上午10时左右，日军230联队占领了西旅指挥所。在旅长罗逊准将率领下，包括秘书和厨师在内的20余人均拿枪应战、向外突围，不幸全部阵亡。加拿大援军最高指挥官罗逊准将，成为在香港保卫战中牺牲的职级最高的指挥官，也是加拿大在二战中阵亡的最高将领。日军为其英勇抗争的精神所折服，在指挥部前为罗逊准将举行了安葬立碑仪式。战后，港英政府拆掉了这座坟墓，迁葬至西湾坟场。
19日下午3时左右，加拿大温尼伯榴弹兵营A连在毕拿山与日军激战，奥斯本准尉在战斗中数次将日军投掷的手榴弹掷回敌军阵地，作战十分勇猛。但当他捡起最后一枚手榴弹时，即将爆炸的手榴弹已经来不及抛出去了，奥斯本毫不犹豫，一下子扑在手榴弹上面，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至少6名战友的安全。英国政府向他追授代表最高军事荣誉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成为香港保卫战中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军人;港英当局还将九龙塘兵房命名为“奥斯本军营”，以资纪念。
赤柱炮台：驻港英军最后的抵抗
在香港岛最南端的赤柱半岛，临海而建的赤柱炮台气势磅礴，居高临下扼守着东博寮海峡，直面辽阔的南中国海。登上一号炮床，规模宏大的战备工事可藏纳百余名官兵同时作战;远望二、三号炮床，曾经的防卫工事已经改为卫星通讯站，设有成群的卫星通讯天线，是港岛对外联络的通信枢纽。 赤柱炮台兴建于1937年，主要用于防范日军从香港岛南段大规模登陆，3个炮床上各放置一座9.2英寸口径的重炮。这里是香港岛南段防卫的要塞，在港岛防卫作战中，西旅指挥部即在此开设。
1941年12月20日至25日，日军与驻港英军在港岛进行了激烈争夺，英军节节败退，相继丢失炮台山、金马伦峡、马己仙峡、礼顿山等防线，兵力基本龟缩至太平山部分阵地和赤柱半岛一带。最为致命的是12月23日，日军攻陷港岛最大的水库即大谭水库，守卫水库的义勇军第三连全部战死;25日，日军攻陷英军守卫的最后一个水库黄泥涌水库，彻底切断了英军东旅和西旅。此时，城内水源、煤气、电力全部中断，卫生环境日差，传染病横行，日空军不时轰炸，不少市民死亡。
1941年12月25日，这一天在香港被称为“黑色圣诞节”。25日下午，在日军前锋部队抵达港督府前的花园道时，港督杨慕琦宣布英军投降。傍晚，港督杨慕琦、驻港英军三军司令莫德庇少将等港英当局高官乘坐天星小轮横渡维港，来到设在九龙半岛酒店的日军指挥部。酒店因为盟军的空袭而停电，在336房间，烛光映照着杨慕琦惨白的脸色。他成为1781年英军将领康沃利斯向美军投降以来，英国160年历史中首位因失守殖民地而投降的官员。这些港英高官当即被软禁在半岛酒店，后来被关押至多个不同监狱。直到二战结束，解放中国东北的苏联军队，无意中在沈阳战俘营发现了杨慕琦，他才得以恢复自由。1946年，杨慕琦复任港督。
在港督下达投降命令后，绝大部分英军放弃了抵抗。驻守赤柱的东旅指挥官华里士准将虽然接到了投降命令，但是他却不敢相信，因为此前，他对港英高官反复宣称的“英军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颗子弹”深信不疑。他要求进一步确认消息，但是通讯已经中断，华里士准将便继续指挥赤柱炮台的3座9.2英寸口径大炮猛烈轰击日军229联队，造成了日军较大伤亡。直到26日凌晨，华里士的副官将投降手令带回，东旅才宣布投降，并交出了所有的武器。
至此，香港保卫战全部结束。为期18天的战事中，英军共计有1679人死亡，1042人失踪，10818人被俘;日军则有692人死亡，1662人受伤。英军司令莫德庇受到了日军指挥官酒井隆的鄙夷和嘲讽，因为日军认为，近八成的部队放弃抵抗、向敌军投降，是一个军队指挥官的耻辱。
战争中及战后，日军相继发动了西湾炮台屠杀、慈幼修道院屠杀、赤柱炮台屠杀等惨案，并对香港平民进行了残酷的烧杀抢掠。投降的英军被关押在赤柱营，数百名战俘受虐致死。此外，运送1816名英军战俘前往日本的“里斯本丸号”被美军鱼雷击沉，1000余名战俘丧生。
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
东江纵队的传奇
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有一座十二边形的纪念龛，里面存放着为保卫香港而阵亡人员的名册和铸刻阵亡队伍名称的木匾，墙上镶有“英灵不灭、浩气长存”八个醒目大字。
香港抵抗日军侵略的历史，凝聚着华人的不懈抗争，流淌着华人不屈的鲜血。香港同胞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和强烈的民族感情，与全体中华儿女一道救亡图存、投身抗战，为赢得抗日战争胜利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的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历史不会忘记，在整个民族抗战过程中，香港同胞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踊跃为国内的抗争捐款捐物，积极转运战备物资，组成回乡服务团投入抗战，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历史不会忘记，千余名华人加入了英军和义勇军，英勇地参加香港保卫战。在英军战败投降前，近1000名华人及混血儿士兵被要求脱去军装、混入平民，避免不必要的伤亡。随后，他们有的加入英军服务团，有的还参与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
历史更不会忘记，在香港沦陷后，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这一支唯一的抗日武装，继续在此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他们捡起英军遗留的武器，先后参与大小战斗上百场，伺机袭击日军据点，夜袭启德机场、炸毁市区4号铁路桥、破坏沙田铁路隧道，截击日军运输队，伏击汉奸、特务，成为让日本侵略者胆寒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在此期间，港九大队克服重重困难，从香港营救出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等700多名知识分子。此外，他们还向盟军提供军事情报，营救了8名因日军击落其飞机而跳伞到九龙的美国飞行员，长期支援英军服务团进入香港建立情报系统，营救了包括赖廉士爵士、祈德尊爵士在内的多名英军战俘，还有荷兰、比利时、印度等国的人士近百人，在国内外影响很大，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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