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抗战遗迹
来源：搜狐历史   2017-05-31 15:01:34

　　在香港，关于香港保卫战有一个专有名词“十八日战事”，即1941年12月8日至25日，日军在18天时间内打败在港苦心经营100年的英军、占领香港。时光吹散了战争的硝烟，岁月湮灭了曾经坚固的工事，今日的香港街头，除了海防博物馆的展览和各类工地不时挖掘出的战争遗留炮弹外，已经很难寻觅当年香港抗战的遗迹。然而，安于享受和平的人们，不应该忘记战争带来的创伤，不应该回避这场战争所带来的发人深省的惨痛教训。在“8.15”日本投降71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记者探访了部分战争遗存，回望75年前的那场惨烈战事，思考这场战争所带来的惨痛教训。

　　昂船洲炮台，义勇军的炮弹误伤了自己的部队

　　夏日的傍晚，笔者穿过一条劈山而建的登山小道，来到了昂船洲西炮台遗址。昔日威武的6.2英寸口径重炮已经难觅痕迹，只剩下一个圆形的混凝土基座，周围长满了茂盛的杂草，透露出几许孤寂、荒凉的意味。极目远眺，近处维多利亚港两岸繁华、远处九龙和新界的靓丽风景尽收眼底。

　　长久以来，扼守维港西面进出口的昂船洲，一直是英国苦心经营的军事重地。从1881年至1905年，英国军队相继在此兴建了东炮台、中炮台、南岸炮台、西炮台、亚比安炮台及百夫长炮台共6座炮台。然而，在香港保卫战中，负责驻守昂船洲炮台的，不是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而是港英当局在战前临时招募平民组成的义勇军。

　　香港防备薄弱，与英国政府的消极态度有关。英国首相丘吉尔说：“如果日本对我们宣战，我们根本不可能守住或驰援香港。增加我们势必将在那里遭受的损失是不明智的。不但不应增加守军，还应把兵力减少到象征性的规模，那里发生的一切冲突必须在战后的和会上处理。”在英国人的眼中，孤悬海外的香港并没有防守的价值和固守的可能性，防务等级采取的是最低标准，即意味着英国仅仅向香港提供支持拖延行动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兵力。二战爆发后，驻防香港的部分重型战舰陆续调往新加坡等地区投入作战，皇家空军又不愿意增援香港，使得香港海空军力量十分薄弱。面对迫在眉睫的战争，港英当局迫不得已招募在港的英国人和华人组成义勇军，驻守昂船洲、西湾等炮台，协助英军作战，一些大炮的战备弹药仅为15发。

　　1930年代，英军在九龙半岛北部苦心经营了一条“醉酒湾防线”，自称“东方马奇诺防线”，号称可以固守半年。不曾想日军的一次夜袭，即攻破了防线中的核心部分——城门碉堡。英军指挥官命令昂船洲炮台向攻占城门碉堡的日军开炮，然而义勇军操作不够熟练，部分炮弹打入了在碉堡南侧金山的英军阵地，炸向了自己的部队。此时，占据城门碉堡的日军趁机架设山炮，一并轰向了金山守军，导致金山守军遭遇较大伤亡。在与日军相持几天后，义勇军主动炸毁了炮台设施，撤往香港岛。

　　站在西炮台遗址，记者陷入了沉思——在殖民者的眼中，当面对重大威胁时，只想保住英国本土的利益，哪里会管香港的死活?国不可一日无防，军不可一日无备。一个国家、一支军队在备战上态度消极、在训练上马虎了事，必然会遭受失败灭亡的惨景。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条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值得所有军人深刻思考。

　　奥斯本塑像，谨以缅怀一个英勇的异国灵魂

　　位于香港中环的香港公园，环境幽静，绿树成荫，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好去处。探访香港公园的记者发现，这里原本是英军占领香港后，最早的兵营所在地。目前的茶具博物馆，是原驻港英军三军司令官邸。在公园内，还可以找到旧兵营的界石。

　　在原三军司令官邸前侧，树立着一尊持枪的英军士兵塑像。这尊塑像原本安放于原驻港英军奥斯本营区(现驻香港部队九龙东营区)，主要用于纪念在香港保卫战中，为救战友英勇牺牲的加拿大温尼伯榴弹兵营准尉约翰•奥斯本。香港回归祖国之前，这尊塑像搬移至现址。

　　香港保卫战爆发前一个月，在卸任驻港英军司令贾乃锡少将向英国政府极力游说争取下，英联邦国家加拿大派遣了来自温尼伯榴弹兵营及皇家来福枪营共2个营1975人的援军抵达香港。然而，这些加拿大士兵大多数为新兵，很多人第一次摸枪，缺乏战斗经验，对香港地形地貌一无所知。他们只携带了轻型武器奔赴战场，重型武器据说已经装船、随后即将运达，但直到香港沦陷，那船武器还未到港。

　　75年前，当英军从新界、九龙节节败退后，最终与日军在香港岛爆发激战。1941年12月19日下午3时，加拿大温尼伯榴弹兵营A连在毕拿山与日军激战，奥斯本准尉在战斗中数次将日军投掷的手榴弹掷回敌军阵地，作战十分勇猛。但当他捡起最后一枚手榴弹时，即将爆炸的手榴弹已经来不及抛出去了，只见奥斯本毫不犹豫，一下子扑在手榴弹上面，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至少6名战友的安全。后来，英国政府向他追授代表最高军事荣誉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成为香港保卫战中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军人;港英当局还将九龙塘兵房命名为“奥斯本军营”，以资纪念。

　　在香港保卫战中，加军援军共牺牲290人，在战俘营约有300人受虐致死，用血肉之躯为保卫这座对于他们完全陌生的远东殖民地作出了巨大牺牲。加拿大援军最高指挥官罗逊准将，是在香港保卫战中牺牲的职级最高的指挥官，也是加拿大在二战中阵亡的最高将领。

　　然而，在作战中，英军与加军缺乏统一有力的作战指挥和顺畅的团结协作机制，有时还陷入各自为战的困境。战后，在驻港英军司令莫德庇少将亲自撰写的报告中，指责加军放弃抵抗、拒绝上阵作战、营长醉酒误战等重重问题，在他罗列的英勇战士名单中，竟然没有一个加拿大人。

　　在香港西湾国殇纪念坟场，加拿大援军的白色墓碑整齐排列，无言地诉说着：军队的联合不是简单的人数叠加，而应是战斗力的聚合。相互的指责和猜忌，不但不能形成一个强大的作战集体，反而会形成1+1<2的不利局面。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攥指成拳、聚沙成塔，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

　　赤柱炮台，见证驻港英军最后的抵抗

　　在香港岛最南端的赤柱半岛，临海而建的赤柱炮台气势磅礴，居高临下扼守着东博寮海峡，直面辽阔的南中国海。登上一号炮床，规模宏大的战备工事可藏纳百余名官兵同时作战;远望二、三号炮床，曾经的防卫工事已经改为卫星通讯站，建有成群的卫星通讯天线，是港岛对外联络的通信枢纽。

　　赤柱炮台兴建于1937年，主要用于防范日军从香港岛南段大规模登陆，3个炮床上各放置一座9.2英寸口径的重炮。这里是香港岛南段防卫的要塞，在港岛防卫作战中，英军西旅指挥部即在此开设。

　　1941年12月25日，这一天在香港被称为“黑色圣诞节”。经过18天激战，25日下午，在日军前锋部队抵达港督府前的花园道时，驻港英军司令莫德庇告知港督，他的部队已经弹尽粮绝、无力抵抗。在港英当局高官纷纷劝说“避免更大伤亡”后，港督杨慕琦宣布向日军投降。

　　在港督下达投降命令后，绝大部分英军举起了白旗、放弃了抵抗。驻守赤柱的东旅指挥官华里士准将虽然接到了投降命令，但是他却不敢相信，因为此前，他对港英高官反复宣称的“英军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颗子弹”深信不疑。他要求进一步确认消息，但是通讯已经中断，英军指挥部杳无音讯。华里士准将便继续指挥赤柱炮台的3座9.2英寸口径大炮猛烈轰击日军，造成了日军较大伤亡。直到26日凌晨，华里士的副官将投降手令带回，东旅才宣布投降，并交出了所有的武器。

　　在香港保卫战中，英军共计有1679人死亡，1042人失踪，10818人被俘;日军则有692人死亡，1662人受伤。驻港英军司令莫德庇，受到了日军指挥官酒井隆中将的鄙夷和嘲讽，因为日军认为，近八成的部队放弃抵抗、向敌军投降，是一个军队指挥官的耻辱。而英勇抵抗的加军罗逊准将，则得到了日军的尊重，其遗体被日军安葬于牺牲地，并立碑纪念。

　　赤柱炮台上空的海风徐徐吹拂，饱经沧桑的古老工事仿佛在向人们讲述这样一个道理：有血性、敢亮剑，是一支军队能够战胜强敌、夺取战争胜利的精神支撑。对于军人来讲，时刻都要保持横刀立马的豪气、敢打必胜的底气、舍我其谁的霸气、宁死不屈的勇气，甘愿为守卫神圣的国土打出最后一颗子弹、流尽最后一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