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飞逝，当年的战士如今已是风烛残年。他们纵然生活困难，却从不曾埋怨哀叹。他们就这样安详地坐在自家四面漏风的棚屋里，微笑着默默凋零。
为了不当亡国奴,我们只有打出国门去!
抗战爆发以前，日本已是二十世纪的军事强国，有着健全的工业化生产基础，陆海空军队所使用的先进武器，全部是由自己设计与生产的，日军又有先进以及完整的军事组织体系与半世纪以上的征兵制度，因之日本的军力，无论是装备还是人员，都是现代化的作战结构。而中国还是处在十九世纪的落后国家，主要的军事观念还是来自一批前清遗老的领导人物，仍然以复杂的个人关系作为运作的基础，率领一支近乎文盲的军队，刚刚开始知道运用买来的一些二手军火，国家既没有工业化的经济结构来支持战争的后勤需要，就连征兵制度以及全民动员的总体战，还是完全在摸索的阶段。
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九一八事变)日本开始入侵中国东北的领土起，中日双方就处在不断地对立与危机之中，其中也经过几次局部与激烈的战火冲突，但是中日双方一直没有正式的宣战，中国在近五年又十个月的折冲与忍让下，被日本占领了整个东北，一半的内蒙古，三分之一的河北省，五千多万的中国人成为亡国奴。日本在中国的境内，事实上取得全部帝国主义宗主国为所欲为的特权，但是日本对于自己能否取得对抗苏联及与美国决战的战略优势，仍然充满着不确定，因此对华的侵略也就逐步地越陷越深，终于在卢沟桥事变的冲突中失控，迫使中国选择了最后关头的全面抗日作战。
中日双方这场全面与持续的历史大决战，总共进行了八年一个月又三天，两军双方总共进行过二十二次的会战(双方动员兵力在十万人以上)，一千一百十七次以上的战斗(双方兵力在一万人以上)，以及三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的小型接战，中国军方伤亡了三百六十万人，日军伤亡了一百一十万，中国平民死亡了三千五百万人，接近六千亿美元的财产以及无数的文物遭到日军的摧毁与劫掠。
以战争规模而言，这场决战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大与最为惨烈的战争，虽然最后中国终于与盟国一起战胜了日本，可是结局却是最为奇怪的悲剧:日本这个侵略者、战败国不但能够全身而退，不负责一文钱的赔偿责任，甚至能够保有它所侵略的琉球群岛。为全世界的正义、和平牺牲最大的中国，除了得到了一个战胜国的头衔外，只有无数军民的死伤，及社会与家族累积数世纪的基础完全被侵略者的战火消耗殆尽;虽在名义上成为创立联合国的四强，但是却丢掉了外蒙古二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还加上将东北的交通动脉、港口无偿给苏联使用。
在中日两国正式全面开战时，日本全面现代化已经有半世纪以上的基础，日本帝国在当时是全球最强的陆军与海军国之一，它又拥有堪称世界一流水准的工业基础，能够大量生产及自己研发最为先进的陆海空军武器。当然最为重要的是，日本近乎全民皆兵的总体战争体制，日本全国最为优秀的年轻人，都以参军为荣，军队体制完整，军官与士兵的训练与素质都有很高的水准，因此日军的战斗力，单以陆军野战师的有形兵力、火力相比，中国陆军(当然是与整编后的中央军)与日军需要三比一才能平衡。
但是事实上，就连中央军完成整编的二十个师的陆军部队中，大部分的德式装备也没有运到，若是以中国地方诸侯军队的兵力与火力作为比较，华军对日军需要五比一，甚至是八比一，才能达到战力平衡。如果加上日海、空军、战车与毒气的联合作战，日军更是占到绝对的优势。
而反观中国，就算在开战之时，全国还不能算是达到真正的统一，将近一半地区，还是维持半独立的状态，现代化的工业只在沿海商港零星的出现，国内连主要地区的道路交通，都没有完成，除了陆军使用的轻兵器与弹药可以自行生产(其实数量不足，质量也很差)，陆军重武器与海、空军的主要作战装备，还是全靠进口，不但经常是有钱买不到货，而且最多也只能买到别国淘汰的二手货而已。
军队战力低落的最为主要问题，还不在火力装备的不足。当时的中国饱经军阀割据的战乱，中国人民普遍看轻军人地位，当兵是走投无路的暂时选择，一有另外的机会，还是离开部队，军官的素质也是一样的低落，根本没有现代化科技的常识，不会运用现代化的作战方式(当然有少数的例外，中央军校即是一例，后来的知识青年从军又是一例)，而中国部队之间的所有无线电通讯，从战争开始到结束，日军都能监听与解破，更是造成中日战争中，华军在战场上失利的重大原因。
但是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政府不能立刻抗日，一向是“动口又动手”的，不过自己却少有参军的，造成爱国青年与文人，打中国政府内行，打日本兵罕见的局面。直到知识青年从军的运动兴起之后，中国的抗日精神，才真正突破了这个扭曲的结构。在军事专家的眼中，中国的部队有如拿着破旧武器的“苦力”，是自卫队与民团的形态，根本还不懂得现代化正规作战的战术。中国军队最大的问题是，将、校缺乏战略与战术的兵学修养，军队缺乏强大攻坚的火力，更没有高效率的后勤系统支持。当然中国也没有工业化的经济基础，与现代化的社会动员结构，可以支持全面的战争。这些就是国际战略专家，根本不看好中国作战的原因了。
就双方军力的比较而言，日本的陆军常备兵力为十七个师团，三个航空司令部，以及炮兵、骑兵、战车、化学兵等特种部队，总兵力三十八万，但是拥有四百万服过兵役，可以直接动员参战的后备部队。当时日军的师团，兵力编组上，相当于我国的军，最高指挥官是中将;日本的旅团，相当我国的师，最高指挥官是少将编阶;日本的联队，相当我国的旅，最高指挥官是上校编阶。日本“军”的编组，弹性极大，兵力比中国的集团军还要大。
当时中国的陆军部队共有一百八十三个师，以及炮兵、骑兵等特种部队，总兵力为一百八十万人，但是这些部队的编组、装备、训练，可以说是“八国联军”还要复杂与混乱。真正经过整编的部队，只有二十个师(同时多数的进口武器还没有到手)，同时华军根本没有受过军训的后备部队，征兵制度也才刚刚开始在部分地区试办，因此当时中国的人口虽多，但是能够征用的兵员却相当的缺乏，素质更低(单是体检就有一半以上不及格)，因此部队的实际人数，比编制上的规定要少许多，当时叫做“空名”。
在陆军战力中，日军拥有训练严格有素的军士官兵，以及重炮火力、加上战车、灵活的通讯设备以及大杀伤力的化学武器，并有良好的海空火力支持，更为重要的是，日军对于中国的情报搜集，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入与完整，后勤与兵力补充非常的具有效率(日军甚至拥有中国内地详细与精确的地图，但是华军却有时连粗略的地图都没有)。反观中国陆军部队在战场作战时，最为缺乏的是攻坚的重炮、反战车(坦克)武器及步兵用的轻重支持火力，此外中国军队的通讯与保密均差，后勤、医疗(几乎完全没有医疗可言)与兵力补充系统，可以说是乱无章法。
在海军而言，日本拥有完全自行设计与生产的世界一流的海军武力，日本有全球首屈一指的主力舰、航空母舰等完整的舰队，共有二八五艘大型的军舰，海军总吨位为一千四百万吨。而中国只有能够在内河与沿岸活动、小型、陈旧的舰艇五七艘，五万九千吨。因此以海军的战力而言，中国海军与日本海军是连正面交火的能力都不具备，只能进行偷袭、爆破以及施放水雷作战。
就空军而言，日本拥有自己设计与生产的各式空军飞机，其中属于陆军的航空部队有三十个联队，一二八个中队，一四四三架战机。属于海军的飞机共有七三架，部署在航空母舰上。而中国只有购买二手与拼装的各国不同型的飞机三五架，分成三十二个中队，更不要提中国的训练与后勤支持，在系统、经费与训练上的复杂与落后了。
因此根据当时协助国民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估计，假如中日双方一旦进行全面战争，中国的海军在一星期之内就失去战力，中国的空军可以支持一个多月，中国的陆军最多可以维持六个月，而中国的军火后勤生产量，也最多能够支持六个月的战争耗损。最糟的是，中国主要的工业与军火生产中心，只有点的分布，而且大都在日军第一波攻击距离之内。所以西方军事专家的观点看来，日军只要在会战的战场上，歼灭中国几个精锐的集团军，再占领以及摧毁中国的军火工业生产地，中国实在就无法再打下去了。
从当时的国际局势来说，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签订了轴心协定，至少在外交上，有欧洲强国的呼应。虽然苏联一直是日本最大的潜在敌人，日、美的关系也存在着矛盾，但是在当时，国际社会是以绥靖主义为外交主流，因此日本可以无视国联的呼吁与九国公约(Nine-Power Treaty)的要求，任意地侵略中国，而不至于担心自己受到外交与经济的孤立。而在当时，除了苏联要利用国民政府来消耗日本战力，因此决定给与中国一些实质的战争后勤支持之外(还是在国民政府容共之后才开始)，德国是考虑到蒋介石剿共的政策，以及防止蒋介石倒向苏联，因此是中国最大武器供应国(但是关键的三十个整编师、全德式武器的交易，并未成功)，并且允许德国军事顾问在华帮助蒋介石训练军队，拟定战略，而美国、英国都只愿意和中国进行一些武器的交易，并不愿意直接卷入中日之间的冲突。
除了这些国家不愿与日本爆发战争之外，另外的原因，就是根据国际战略专家的分析，中日之战，日本将居于绝对的优势，中日战争的时间单位将是以月来计算，因此任何对华的实质军事援助，在时间上都来不及发挥功效，而只会平白的得罪日本而已。当时西方国家的评估是，中日全面战争一旦爆发，最快一个月，最慢六个月，中国就会失去一切的作战能力，而向日本无条件投降。因此“三月亡华”论，并非日本强硬派军方一厢情愿的夸大说法而已，而是有科学分析、实际数据来支持的专家共识。
尽管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人民用令人难以想象的勇气和牺牲精神坚强的抵挡住了日本人的侵略，但必须承认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仍是一个全方位落后的弱国，特别是在中国西南的抗战后方基地，根本没有作战所必需的工业结构与能源供应。因此，中国需要从外国输入维持作战的必要资源，最主要的是石油、军火原料与各种零件的进口，这是支撑中国继续武力抗日的基本条件。
其实，在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岂只中国如此，日本、德国、英国、苏联，也全都一样:作战国若无法维持战争资源进口路线的畅通，战争就不可能持续下去了，当德国被迫放弃所占领的东欧油田之后，纳粹武力的失败，就是必然之结果。英国与苏联全是靠美国提供的作战资源才能打下去，因此当日军进犯缅甸后不管英国人怎么想，中国为了自己，为了把抗战继续下去，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只能出兵缅甸。
抗战时期中国困顿的民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国民政府虽然对日军的侵略进行了较为积极的抵抗，但由于敌强我弱，日军还是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包括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的大部分地区。
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几乎所有重要的大中城市都落入敌手，国民政府被迫西迁重庆，退居西南一隅。中国半壁河山沦入日军铁蹄之下，这不仅仅只是国统区被缩小的问题，更重要的在于日军所侵占的都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
据估计，“战前中国工业90 %集中在华北华中华南的一些大中城市，日军占领了这些重要地区和工业城市，对国民政府的经济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打击”。
抗战初期，作为我国抗战大后方的西南地区，经济基础本就比较薄弱。随着大批军政公教人员和难民的涌入，政府财政支出迅速扩大，而收入则由于沿海省区的沦陷急剧锐减。
据统计，作为国民政府税收主要来源的关、盐、统三税(主要在沦陷区) ，1939 年与1936 年相较，分别减少了77 % 、56 %. 、89 %。而财政支出仅战费一项就远远超出收入。有人估计，战时每天所需战费五、六百万元，每年约20 亿元。如果照此计算，抗战8 年的战费开支折合战初币值当在160 亿元。
国民政府财政收入若按预算收入每年10 亿元计算，仅战费支出就是财政总收入的2 倍。实际上，国民政府财政收入并未达到预算数字，1938 - 1941 年间，每年财政收入只有4 亿元左右，较1937 年财政预算10 亿元，只收到40 %。
金融方面，战前东部富庶地区是国民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地。抗战爆发后这一地区很快沦陷，使国民政府财政收入迅速减少，1937 年8- 12 月每月财政收入平均只有1600 万元，比七七事变前减少了一大半;而战时军费开支却大大增加，抗战前两年国民政府每年财政支出已增至10 亿多元，而“1937 年下半年和1938 年这一年半间财政支出迅速增至3219 亿元，与这一时期716 亿元的财政收入相抵，亏短2512 亿元”，财政十分困难。
与此同时，随着战争的爆发和持续进行，金融市场开始出现恐慌，存户纷纷向银行挤兑提存，资金大量外逃。
工业方面:抗战以前，我国西北西南地区工业比较薄弱，以川、湘、桂、滇、黔、陕、甘7 省而言，其近代工业只占“全国工厂总数的6. 07 % ，占资本总额的4. 04 %和产业工人总数的7. 34 %”，其中“四川仅有电厂，水泥厂，面粉厂，纸厂，机器厂。陕西有纱厂，面粉厂。贵州有纸厂。后方规模较大之工厂，仅此而已”。即使在中央政府搬迁了部分工厂进入西北、西南后，工业依旧非常困难。
农业方面:粮食是关系到前方决胜、后方安定的头等大事。在1939 年前，大后方由于1937 年和1938 年连续两年粮食丰收，粮价相对比较稳定。但从1939 年年底开始，由于战区扩大、军队集中，战区难民迁入后方者甚多，后方人口急剧增加，粮食需求激增。粮价迅速上涨。1937 年上半年重庆米价每市斗为1. 32 元，到1941 年6 月涨至每市斗41. 87 元，增长31 倍。此时，国统区军队已扩大到400 万左右，加上内迁人口5000 万，粮食供应成为政府的第一要务，仅前方年需军粮就达7500 万石。而当时政府手上能掌握的粮食尚不足半数。于是引起粮价暴涨，一些城市甚至发生抢米风潮。
1939年2月日寇攻占海南岛、3月南昌、6月汕头潮州、8月深圳、11月南宁，阻断了中国与越南之间的运输线，同时又迫使法国停止利用滇越铁路向中国运送商品;1940年7月迫使英国停止开放滇缅公路，至此中国从国外进口商品就更为困难。
除了早已被日军占领的东北(所谓满洲国)以外，中国的现代工业主要集中在东部、特别是东南沿海。全国工厂的70 %分布于江苏、浙江、安徽三省。日本“以战养战”，侵吞中国的经济命脉。在敌占区，日伪政权的疯狂掠夺，使得我国民众陷入空前的苦难和赤贫境地。
1941年，由国外输入内地的物资只及1939年的三分之一。加上日军封锁长江，铁路大多陷入敌手，日军飞机的轰炸严重破坏了交通运输线。商品愈趋紧张，物价迅速上涨。
滇缅公路—抗战期间中国的生命线
从1935年7月7日日寇向卢沟桥驻防军队进攻，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抵御了武装到牙齿的百万日军。而支撑中国抗日战场的全部战备物资以及大后方经济供应的运输大通道，则给中华民族抗战最终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这条由滇缅公路、驼峰航线以及中印公路组成的大通道上鲜为人知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开始恢复它的本来面目。
人们无法想象，没有滇缅公路，中国抗战的历史将会如何书写。
这条穿过了中国最坚硬的山区，跨越了中国最湍急的河流，蜿蜒上千公里的运输干道，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是一条不折不扣的生命线。
日本人根本不相信中国的抗战能坚持到滇缅公路修通的那一天。
日本人更不会相信，严重缺乏施工机械的20万中国劳工———绝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孩子，是他们用双手在崇山峻岭间开凿出埋葬日本占领梦想的交通大道。港口沦陷，中国孤立无援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了中国北方的京津地区，南京、上海、汉口、广州等华东、华中和华南地区。中国主要的大城市，95%的工业，50%的人口，中国沿海几乎所有的港口，先后落入日本人的手中。迅速占领中国的沿海重要城市和港口，不仅可以摧毁中国本来就十分可怜的国防工业，还可以堵死国际上援助中国的海上通道，这样，孤立无援的中国就只能一步步灭亡。
日军进攻上海时，中国向国际社会发出救援呼吁，但只有苏联表示支持，因为它自己的远东边境同样受到日本人的威胁。1937年8月中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贷款总价值3亿美元用于中国，400架飞机提供给中国空军，另外500名苏联军事顾问和6个空军战斗机中队也在中国战斗，直到欧洲战争全面爆发。
当时，一条长达2700公里从兰州到苏联边境的公路已经开通，从1938年到1940年足够武装15个中国师的苏联装备通过这条西北公路进入中国。1941年4月，苏联和日本签署《苏日中立条约》，从此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停止了。
苏联在对华援助上的局限性，国民政府看得很清楚。所以早在抗战一开始，就在考虑另外的求助渠道。当时，旅居在海外的华侨得知祖国遭遇日本侵略后，纷纷捐款捐物，筹集了大批国内急需的药品、棉纱、汽车等物资。同时迫于当时抗日救亡的严峻形势，国民政府还拿出极为珍贵的外汇从西方购买了大量的汽车、石油、军火等。这些物资就堆放在越南的海防港。
海防港是前法国殖民地越南的一个港口，也是滇越铁路的起点，这条铁路从海防港到云南的昆明。中国的沿海港口被日军占领后，滇越铁路成为中国唯一的国际运输通道，而堆放在海防港的中国进口军火物资就成为了关系中国生死存亡的希望所在。但是，滇越铁路距离日本人占领的广东太近，而且铁路一路穿行在高山峡谷之中，一旦遭遇日军轰炸很容易全线瘫痪。所以从安全、实际的角度看，中国应该在大后方云南建设一条通往印度洋的交通线。云南省主席主动建议
1937年8月，云南省主席龙云乘飞机从昆明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向蒋介石提出一项宏大计划，即《建设滇缅公路和滇缅铁路的计划》。
龙云此举固然是基于抗日救亡的考虑。但另一方面也想借此来发展云南的地方经济。滇西是云南较富饶的地方，但在地理方面，这里是中国也可能是世界最崎岖的山区。因受横断山脉的大山大河所隔，这里山高谷深，民众备受交通不便之苦，往来交通唯有山间驿道，物资全靠马帮驮运。抗战爆发，云南成了大后方，如果能够借助中央的财力、物力和技术人员把梦寐以求的滇缅路修通，岂不是天赐良机?
对于蒋介石来说，开辟新的国际运输通道当然是此时头等重要的军国大事。当时日军正疯狂进攻上海，这座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眼看就要落入日本人之手，40万中国军队在上海拼死抵抗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从上海尽可能地撤出工厂、抢运物资而争取时间。所以蒋介石对龙云提出建设滇缅路的计划非常赞同。建设滇缅铁路由于工程过于艰巨，暂缓修建。而滇缅公路的建设则马上着手进行。
1937年10月，也就是上海沦陷前的十多天，国民政府官员火速赶到昆明，同云南省政府协商，11月初，即确定了滇缅公路的路线。
滇缅公路的路线确定后，龙云旋即派特使缪云台前往缅甸，与统治这里的英国殖民政府洽谈在缅甸修路事宜。双方经过谈判最终达成协议。
就在谈判期间，抗战局势急转直下，11月20日，日军占领上海，接着又攻占杭州、苏州等地，首都南京危在旦夕，国民政府被迫宣布迁都重庆。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消息传出，全国军民悲愤万端，发誓决不屈服、抗战到底。但此时，仅存的国际运输通道滇越铁路由于日军的破坏，每天的运输量正日渐减少。计划修建的滇缅公路一下子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蒋介石严令:滇缅公路要如期完工
1938年1月，滇缅公路总工程处紧急成立。随后，滇缅公路的全线开始了具体线路的勘测工作。
据当年滇缅公路管理局局长谭伯英回忆:勘测工作始终是由不到30个人进行并完成的。仅有的测量工具是普通的酒精水准仪。
1938年1月日本政府发表声明，不再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蒋介石毅然辞去所有行政职务，宣布从今以后，专门率领军队与日军作战。并严令:无论有多大困难，滇缅公路都要如期完工。
由于抗战形势日益紧迫，滇缅公路的很多路段只好一边勘测一边施工。此时，真正的麻烦来了。公路建设需要大量受过训练的技术人员。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在战前就十分缺乏。抗战开始后尤为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滇缅公路的总工程处只好对流落到昆明的一些有文化的年轻人进行培训。
由于时局的空前紧张，龙云主观地认为滇缅公路可在3个月内修通。因此他严令公路沿线地方当局必须在1937年底以前开工建设，限期3个月之内先建成一条可以通车的简易公路。这种公路只需先把路基平整出来，再在它的上面铺上碎石，用压路机压平就行。筑路中坚:老人、妇女和孩子
1938年初，滇缅公路沿线约20万各族劳工被征集到公路上。由于严重缺乏施工机械，他们只能用自己的双手来修筑一条世界最崎岖的长达上千公里的公路。
各族劳工中的绝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因为云南的青壮年大都已开赴中原参加抗战。
工程开始后，人们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疟疾大规模爆发，很快夺去了很多筑路者的生命。原滇缅公路工程师娄性回忆了那触目惊心的日子:怒江芒市这些低洼的地方都有恶性疟疾，恶性疟疾就是牛蚊叮了以后，发抖、发烧，然后贫血就死掉了。一批人倒下，又来一批轮换上，死得太多了。
疟疾尽管如此猖狂，但滇缅公路的建设却从未因此而停止过。在一些人死去之后，马上又会有一些人替补上来。但是在云南这个人烟稀少的地方，能够替补的只能是那些老人、妇女和孩子。
说到滇缅公路修建之难，其实主要难在公路经过的80%的路段是崇山峻岭。而这其中有一半是要通过坚硬的岩石地段。在这些地方，筑路者只能通过爆破来开山劈石，为滇缅公路强行开辟出道路。
滇缅公路不仅穿越了中国最崎岖的山区，而且也跨越了中国最湍急的河流:怒江和澜沧江。怒江的意思就是一条容易发怒的河流。每当雨季来临，暴涨的江水毫无阻挡，一泻千里。澜沧江也完全一样。
费时一个月，材料运抵建桥工地。两边的桥塔已经建好，下一步就是铺设钢索。这需要派人把一卷很长的绳子带过河去，绳子的另一端连着建桥用的钢索，人过河以后，就可以在对岸把钢索拉过河去。工程师们试图用船把人渡过去，但是，往往船刚一下水，就被湍急的河水冲向河中的礁石，撞成碎片。无奈之下只有派水性好的人带着绳子冒险游过去。一些水性很好的汉子陆续下水，但大多都失败了。最后，终于有一位强壮的汉子成功地游到了对岸。今天，在他生前居住的大桥附近的村子里，他的名字“王兆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在1938年间，怒江和澜沧江上一共架起了3座大型的钢索大桥。
它们分别是:惠通桥、昌淦桥和功果桥。这些桥成为滇缅公路上的咽喉，没有它们，整个滇缅公路的畅通就无从谈起。
1938年8月底，经过20万人的艰苦努力，滇缅公路终于通车了。由于武汉会战局势紧张，公路修通后几乎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其时《云南日报》专门为此发表社论，称滇缅公路的完工，就像给中国建立了一条强有力的输血管一样。在大后方，几乎所有的报纸都争相报道了这个极其鼓舞人心的消息。
滇缅公路的建成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据不完全统计，有两三千人将生命永久的留在了这条公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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