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兵东南亚,迅速横扫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前锋直指缅甸。缅甸对中、英两国均具重要意义,从国际国内战略局势出发, 中、英决定在此联合进行对日战争。战争最终以盟国方面的失败而告终,中国远征军损失十分惨重。造成这一结局的原因很多,如盟国间战略战术上的不协调,缅甸 地理态势及人文环境的影响,英军战斗意志薄弱等,就中方言,两个主要指挥者史迪威和蒋介石对此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蒋介石对缅甸战场的最初设想
中国远征军大规模入缅,是在日军已占据缅甸南部沿海地区,英国被迫向内地退却后开始的。最初,为防止中国占据缅甸,英国竭力避免中方入缅,直到 日军在南缅攻势甚猛,英军难以抵挡,韦维尔才最终同意中国军队大举入缅。英国对中国远征军入缅表现出的三心二意,预示远征军在缅作战将不会一帆风顺。
中国准备出兵缅甸,主要是从中国本身战略利益出发。中国在缅最重要利益所在即保卫缅甸南部的仰光出海口,维持海外物资输入运输线。因此,中国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出兵缅甸抱积极态度,随时等待着对缅甸有宗主权的英方的邀请。1942年1月底,英方向中国求援后,蒋介石随即令待命中的第6军向缅 甸出动。2月14日,下达第5军入缅令,准备使用于同古、仰光附近地区,以保卫仰光为主要责任。显然,当时中国希望和英国一起,在缅南与敌决战,争取打垮 日军,保卫仰光。
然而,由于英方拖延,中国军队出动途中,形势发生重大变化。3月8日,仰光失守,缅甸出海口事实上已被封闭。同时,在东南亚战场,英美军队全面 溃败,日军控制南太平洋,其海军可前出到缅南海面,缅南出海口有效性大受影响。仰光失陷及英美在南太平洋的一系列失败,对中国方面形成重大心理冲击。在此 背景下,中国的出兵计划不得不随之发生变化。
3月9日,蒋介石电令“第五军入缅部队暂缓开拔”。随后,在与刚到任的美国派遣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谈话时,一改此前的积极态度,明确表示,仰 光失守后,原定进至同古地区协助英军反攻仰光计划必须重新考虑,强调此后中国军队在缅作战“实有应用纵深配备战略之绝对必要”。蒋介石此时计划:以腊戍、 密支那等缅北重镇为后方,以位于缅北的首都曼德勒为中心,“集结主力于曼德勒附近,诱敌深入,待与交锋之后,再反攻突破之”。之所以如此,主要基于如下几点:
一是对英军在缅甸继续作战的决心不表信任,担心中国军队倾力前突,后方空虚,一旦战事不利,将面临孤军深入的危险。3月19日,蒋与史迪威谈话时指出,由于指挥难以统一,“他日有撤兵必要之时,两国军队必陷入绝对混乱之现象而肇空前之危机”。
二是怀疑中英军队的协同作战能力。中、英在指挥权和联络上均不协调,仰光失陷前,中国在指挥权上虽愿让步,但英方并不愿意指挥中国军队,不愿承担由此而来的责任。仰光失陷后,蒋对英方又不放心,不愿将远征军交给英方指挥。
三是英国长期殖民统治造成当地民众对英军反感甚至痛恨,中国作为英国盟军,部队行动必然受到影响,而缅甸混乱的交通管理也将极大影响中国军队的机动。在得不到民众支持,又是出国作战,地形生疏,天时、地利、人和均处不利时,慎重行事,应属必要。
当然,蒋介石作出这样的选择,还有其不欲明言的原因。如前所述,中国出兵缅甸,最重要的是欲保住缅甸尤其是仰光的出海口,获得盟国战略物资的接 济,仰光及东南亚地区失陷后,这一目标已难以实现,在英国未表现出坚守缅甸决心的情况下,中国当然也不愿为英国作嫁衣,担当防守全缅的义务。
集中远征军在曼德勒地区作战,从蒋的立场看,还有几方面的有利因素。曼德勒扼缅北之咽喉,为缅北之屏障,同时,又是中国经缅北西向印度交通之枢 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保卫曼德勒,既可使之充当中国大西南地区的缓冲,以免日军直接威胁,又可保住中国经缅甸至印度的对外通道,维持获得外援的间接途 径。也就是说,仰光失陷后,守住曼德勒,即是中国在缅作战的最大利益目标。同时,一旦作战失利,中国军队以曼德勒为中心,后有密支那、腊戍等稳固据点,撤 兵也较为容易。另外,从缅甸地形看,以曼德勒为界,以南多平原地区,以北则为山地,依托山地作防御战对武器配备较落后的中国军队也显然更为有利。正因此, 在与史迪威谈话时,蒋介石一再要求史迪威以准备曼德勒作战为在缅作战基本要领。
史迪威的思路与蒋完全相反
但是,史迪威的想法一开始就和蒋介石大不相同。史对中国之行雄心勃勃,指挥军队建功立业,是史迪威衷心追求的目标。而他当时对中日两军的素质、特点、战斗力均未有全面了解,按照他“以最快的速度轻率地作出最生硬的结论”的个性,进攻战显然更符合他的选择。
当然,史迪威主张在缅甸进行积极的进攻作战,更主要的还源自于美、英的全球战略。美、英以欧洲战场为主要战场是不争的事实,美国对保持英国作战 能力的重视当然要远远超过中国。作为印度屏障,保住缅甸,对防止日本攻印,减轻英国在印度压力,使其在欧洲战场充分发挥作用有重要意义。这就是史迪威所 言:“日本已被迫在缅甸动用了可能派往印度、澳大利亚或其他地方的兵力。这是中国此时能够把它所拥有的东西———兵员———贡献给盟国事业的最好办法。” 因此,尽管史迪威对英国在缅甸的避战退却极感不耐,但仍然接受这一现实,并多次以中国军队作为英军退却的掩护。
正因如此,史迪威对蒋介石提出的缅甸作战意见不以为然,他坚持认为,应在同古集结中国军队主力,迅速夺取仰光,取得缅甸保卫战的迅速完全胜利。 3月9日,在与蒋的谈话中,他提出要在十日之内在缅发动大规模反攻。然而,此时中国军队不过刚刚出动,大部分部队尚在国内,十日之内反攻的说法近乎天方夜 谭。此后,史迪威事实上也未坚持马上反攻仰光,并在与蒋谈话时,当面有条件接受重点防御曼德勒的计划。不过,当其受命负责缅甸前线指挥并走马上任后,即把 蒋的计划完全置诸脑后,此后,一直到缅甸战役失败,史迪威实际都坚持和蒋思路完全相反的进攻战略。中国远征军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和史迪威的这一战略思路有 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蒋介石对史迪威作出让步
史迪威以中国远征军指挥官身份抵达缅甸后,立即准备将其在缅甸发动全线反攻的计划付诸实施。
史迪威的权限,是缅甸战役初期一个颇引注目的问题,蒋介石通常被指责为对史迪威放权不够并实行遥控,史迪威本人事后也一再抱怨自己权限不足,并 将失败主要责任归结于此。对此,首先应该看到,就缅甸战场言,史的身份是中国战区参谋长及中国军队在缅指挥官,因此,史有执行中国战区统帅基本作战意旨的 义务与责任,这一点,蒋在与史迪威谈话时曾明确加以指出,而史也以此为当然。其次,史迪威作为中国远征军的指挥官,有权在统帅部指挥下,行使前线的具体指 挥权。
在具体指挥权上,应该说,这一时期,蒋准备予史迪威充分权力。3月4日,蒋在腊戍接见杜聿明,令其对史绝对服从。15日,第200师师长戴安澜 致电蒋介石报告军情,蒋迟至25日才复电,并明确指示:“嗣后凡有请求应迳呈军部,因此间无法遥制也。”20日,又指示远征军全体官长“对史参谋长之命令 应绝对遵守”。不管蒋内心是否情愿,抑或此前他如何指挥,在美国派遣的史迪威面前,他的行动是谨慎的。当时史迪威本人也为此感到庆幸,他在日记中写道: “中国人接受了我的地位,这近乎奇迹。”当然,由于中、美文化的不同,施予者和接受者对权力理解不尽相同,在蒋看来,指挥权只意味着总体战略指导下的具体 实施权,而在史看来,指挥权即意味着他应该有驾驭整个战场的权力,其中当然包括对战略指导的变更,这又是蒋介石当时尚不愿接受的,史迪威感到的权力不足, 更重要的可能还在于此。
由于史迪威在战略思想上与蒋有着根本的分歧,而史又并不想放弃自己的见解。史迪威到前线后,力主中国远征军应在缅甸发动反攻,夺回被日军占领的 仰光,提出“同古会战,收复仰光”计划。21日,史迪威签发作战命令,规定:“我军决在同古附近拒止由培古方面北进之敌,并与英军协同作战”。中国远征军 主力投入同古方向,蒋强调的步步为营、重点设防计划只能徒托空言。
在决定中国远征军命运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对史迪威作出让步。放弃在曼德勒实行主力决战的计划,同意将中国远征军重心大幅度南移,在同古一线投入 重兵。固执的蒋介石之所以会作出这一让步,当然不是如史迪威自己认为的他的计划有多大的说服力,关键是因为有美国这一实力国家作后盾。但是,衡量当时缅甸 战场的实况,这一让史迪威满意的决策,战略上却并不明智。
史迪威的错误指挥
在同古展开会战的出发点,旨在迅速向日军发动反攻,夺回已被日军占据的仰光地区。但是,从当时战场总体形势衡量,这种思路已不现实。首先,从盟 国和日本对垒形势看,由于日军已控制泰国,日军在缅泰长达千里的交界地区对缅甸形成巨大压力,狭长的地理特征使缅甸尤其是位于南端的仰光防御需要从南到北 投入极大兵力,在英方并无防御缅甸决心的情况下,中国要独力担任这样狭长的防御地带,事实上难以做到,即使中国远征军夺回仰光,长期固守也相当困难。
其次,史迪威包括蒋介石对日军进攻缅甸的决心其实都估计不足。3月上旬,根据缅甸方面英军抵抗软弱、中国远征军开始出动的新形势,日本南方军决 定“捕捉战机,果断作战,迫使曼德勒附近之敌尤其中国军队进行决战,尽量于短期内歼灭之”。预定在5月底前基本完成作战。为此,该军决定除以原第15军继 续担任进攻作战外,再将第18、56师团及第三飞行集团等部增派到缅甸战场,同时以第38师团及近卫师团各一部为预备队。日军实际投入作战的部队达四个多 师团,大大超过中国估计的两三个师团之数,而中国到4月上旬实际可投入曼德勒及以南地区作战的部队只有5个师,考虑到日军的空中及火力优势,以及包括其在 与英、美军队作战中表现出的强大战斗力,这样的兵力对比对远征军十分不利。
再次,中国将主力投入同古地区,在军队的进退中都将受到友军协同、交通、后方运输和部分缅人蓄意破坏的更大压力。实施同古会战,关键是必须迅速 集结数个师的部队,在日军援军到达前,一举击敌取得成功。但按原定计划,远征军除第200师外,其余部队需在3月23日以后方能到达曼德勒东北地区,而曼 德勒到同古还超过由国内出动至曼德勒的距离。3月中旬,马格威机场被炸,盟军在缅甸的空中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日军取得在缅作战制空权,这一问题更加突 出。当时,史迪威对之未予足够重视,当战争大规模展开后,上述问题即一一暴露。史迪威日记载,铁路运输“因缅人发生工潮,曾停止数次”,整个交通状况“糟 糕透顶,职员们都已跑掉”,中国军队的运输计划无法正常进行,不得不临时从国内紧急抽调铁路员工到缅投入运输。
事实上,从双方力量对比看,欲在同古地区阻击日军并发动反攻的设想近乎天方夜谭。日后的实际战局进程显示,中国装备最精良的戴安澜第200师加 上庞大的第5军直属队在同古抵挡日军一个师团的进攻即显得十分勉强。因此,即使按照史迪威的计划,再出动一个师兵力投入战斗,也不太可能实现击垮敌人的目 的。在这一点上,长期指挥中国军队作战的蒋介石当然更有发言权,他对史迪威直言:“中国军队由于武器、装备和运输方面的缺陷,须三个师才能抵挡日本一个 师,在这种基础上发动进攻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些,虽然让人不无泄气之感,但确是符合当时中国军队实况的经验之谈。
正是有着上述的诸多考虑及对本身军队的了解,蒋介石一开始计议的曼德勒防御战不应视为单纯的消极避战。曼德勒靠近中国西南地区,“增援与给养之 供给,尚占优势”,在此作战,军队运输、后方威胁及第五纵队的消极影响都要比缅南小得多。可惜当时史迪威信心满怀,不能接受这种稳妥战法,而蒋介石又出于 种种考虑,不敢过分拂逆史迪威,以致部队倾力南下,选择了成功希望很小的缅南地区决战。结果在同古既难以集结优势兵力,对敌实施迅速打击,防御战又未能抵 御日军增兵后的强大进攻,战至3月30日被迫撤出同古。此后,远征军进退两难,一步步酿成日后难以收拾之局。
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失败,首先决定于交战双方的实力对比,当时,中方要想有效抵抗日军进攻确实困难重重,遭受挫折并不令人太感意外。不过,即便 如此,史迪威仍然对战争结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不注意缅甸战场实际,过多强调进攻,造成中国军队分割使用,疲于奔命,处处为英军堵漏洞的恶果,加剧了 远征军的溃败和损失。蒋介石在战役中、后段,因惧怕开罪美国,迁就史迪威的错误指挥,也应负一定责任。4月底,远征军败势已定时,蒋介石自己承认:“缅甸 战事失败之主因,是在作战方针为人转移,不能自主,而为情势所趋,不得不对美国有所迁就,然牺牲价值亦颇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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