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湘桂大战，国民党的滑铁卢
来源：观察者网，作者：房宁   2018-07-06 14:25:00

　　日本：困兽犹斗 绝地反击

　　1944年初，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第7个年头，这时从欧洲战场到太平洋战场再到中国战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德日意三个法西斯轴心国中，意大利已经战败投降，德国在北非战败，美英联军从欧洲南部西西里登陆，苏军在东线发起了战略反攻。在太平洋战场，日本失去了马绍尔群岛，保障日本本土安全的“绝对国防圈”暴露于美军攻击之下，日本赖以生存的海上交通线受到严重威胁，日军在整个亚洲战场正在被逐步分割，作战体系面临瓦解。形势危急，困兽犹斗，为保证本土安全和战略资源供应，日本不得不寻求从中国战场突破，希图固守东亚大陆以坚持长期战争。

　　1944年初，日本军部制定了“一号作战”计划(Ichi-gō Sakusen)亦称“大陆打通作战”，策划从华北开始，向南打开经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直至东南半岛的贯穿中国大陆至东南亚的路上战略通道，目的是形成东亚大陆的一体格局，以挽救太平洋海战失利造成的被动局面。1944年4月至12月，日本陆军由北向南发动了贯穿中国大陆的大规模进攻战，最终打通了从中国东北直到越南的战略大通道。由于这场战役的重点战场在河南、湖南和广西三地，故中国方面一般称为“豫湘桂大战”。

　　1944年4月，日军首先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以日军第12集团军为主力，纠集近15万日军，以攻占平汉铁路(北京一汉口)南段为目标，向河南郑县(今郑州)、洛阳地区发动进攻。日军在一个多月里击败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指挥的8个集团军加1个兵团的40万大军，37天陷38城，占领了郑县、许昌、洛阳等河南各个战略要地。

　　5月25日，即日军攻占洛阳的同一天，日方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率日军第11集团军等部20万人发动湘桂作战，重点攻击湖南长沙、衡阳等地，至8月8日，日军横扫湖南，击败由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的4个集团军另2个军约40万人，占领长沙、衡阳等战略要地。

　　8月，日军占领衡阳后，立即从湖南、广东、越南三个方向分进合击，以打通桂越(南)公路为目标，向广西推进。日军16万人最终击败了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统领的约30万大军，相继占领全州、柳州、桂林、南宁等战略要地。至1944年12月10日，日军在广西绥渌会师，至此贯穿东亚大陆的战略交通线全部打通。历时8个月的豫湘桂大战以日军获胜告终。

　　国军：兵败山倒 一溃千里

　　1944年的日本已是强弩之末，日军在战略上完全陷于被动，战略资源和后备动员能力濒临枯竭。在这种情况下，由国民党中央军主导中国正面战场竟然再次出现了抗战初期那样的大溃败。短短的8个月中，包括中央军在内的国民党军队损失兵力近六十万，丧失了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等5省大部和贵州一部，丢掉了洛阳、长沙、福州、桂林4个省会城市和郑县、许昌、宝庆、柳州、温州等146个中小城市，丢失衡阳等7个重要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伤亡平民约6000万。

　　豫湘桂大溃败不仅是军事上、战场上的大溃败，也是国民党、国民党军队在政治上、精神上的一次大溃败。在参与豫湘桂大战的国民党中央军以及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军队中许多将领是在7年抗战中久经沙场的战将，有不少人在抗战初期还有过不俗的表现。如参加过台儿庄大战和武汉会战的汤恩伯，参加过淞沪会战、指挥过武汉会战、发明过抗战期间著名的“天炉战法”的薛岳，国民党元老、主张坚决抗战的张发奎以及抗战初期颇有战绩的桂系军阀将领等，他们却在豫湘桂大战中一败涂地。

　　处于抗战胜利前夕的关键时期，国民党以及国民党各路军队再一次暴露出国民党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一个重要执政集团的痼疾——山头主义、相互倾轧。毛泽东早在井冈山上实行武装割据时，就清楚地看到了政治对手国民党的这一致命缺点。当部下提出“红旗能够打多久”疑问时，毛泽东从容地告诉部下对手的这个死穴。按照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理论，中国国民党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集团，其内部交易成本极高。在豫湘桂大战中国民党体系内部的交易成本有时竟然高过了战场失败的代价，应当说，这是豫湘桂大溃败最根本的政治原因。

　　衡阳保卫战是豫湘桂大战中最惨烈一战，是抗战期间中日双方伤亡最多、攻防时间最长的一次战斗。国民党中央军第10军约1.7万人固守衡阳，日军纠集近9万精锐攻城，经过3次总攻，历时47天，最后以日军伤亡3万人的代价攻陷衡阳。守卫衡阳的第10军在军长方先觉率领下浴血奋战，大部伤亡。破城之际，方先觉欲举枪自裁被部下救下，经部下劝导，方先觉竟慨然长叹：“那就这样吧!不是我们对不起国家，是国家对不起我们。不是我们不要国家，是国家不要我们”，遂率部投降。此前一直英勇无畏的方军长何出此言、此举?

　　原来在第10军与日军殊死搏斗的一个多月里，周边国民党数万大军作壁上观，见死不救坐看友军覆亡。当年红军长征渡湘江时，桂系军阀与国民党中央虚与委蛇，迟迟不扎住“口袋”，放红军主力过江。后来到解放战争时的淮海战役，“党国”命运已是悬于一线，国民党黄埔系中央军中竟然还有人阳奉阴违坐看黄伯涛主力兵团被解放军全歼。这样的故事真是数不胜数。

　　美苏：重新安排战后秩序

　　在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中国战场竟然出现了一次突如其来大溃败!豫湘桂大战的结局深刻改变了中国的战后格局和历史走向。最重要也是影响最深远的变化就是有能力主导战后政治格局安排的反法西斯盟国美国和苏联态度的变化，由此改变中国的国际环境。

　　1943年随着反法西斯战局的转折，为防止新的世界战争并瓜分即将到来的胜利果实，美苏英等盟国开始考虑战后世界格局安排。从这一年开始美英等国主持召开一系列盟国多边会议讨论战后安排问题。1943年11月22～26日，美国、中国、英国三国政府首脑在开罗举行盟国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参会，会议发表《开罗宣言》明确宣告：在战争结束后，日本必须将东北三省、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给中国，使朝鲜独立。

　　开罗会议后不到半年，中国战场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大溃败，美国深受震动继而强烈不满。在“二战”期间中美之间一直矛盾不断，美国政府及军方对中国国民党以及军队颇有看法。这些矛盾和成见集中反映在美国及美军驻华最高首长史迪威将军身上。豫湘桂大溃败，使史迪威对国民党政府长期积聚的不满达到了顶点。他向美国建议由自己全权指挥中国军队，甚至要将共产党军队也纳入。罗斯福总统旋即晋升史迪威为四星上将并致信蒋介石，让其交出指挥权并由美方直接分配援华物资。虽然经过蒋介石的极力抵制，史迪威最终离开了中国，但国民党政府在美国领导层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不可挽回地跌落了，国民党政府被剔除出了开罗会议形成的美中苏英反法西斯四大领导国的行列。对国民党政府来说，更直接和严重的后果是美苏英等盟国领导集团要重新安排亚洲战后的政治格局。

　　1945年2月，美苏英三国首脑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在苏联的雅尔塔举行会议，全面讨论战后世界秩序及政治安排。而在一年前开罗会议上风光一时代表中国的蒋介石夫妇却不见了踪影。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及中国做出的最重大的决定是美国及盟国邀请苏联出兵中国，结束对日战争并承认战后苏联在华取得利益。被视为战后世界政治格局蓝图的《雅尔塔协定》规定：在德国投降、欧洲战争结束后二至三个月之内，苏联协助同盟国参加对日战争，因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侵害帝俄旧有权利应予恢复，包括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的一切岛屿均须归还苏联，维护苏联在中国大连商港的优先权益并使该港国际化，恢复旅顺港口苏联海军基地的租借权，中苏设立公司共同经营合办中长铁路、南满铁路并保障苏联优先利益。

　　后面的历史大家都很清楚了。1945年8月9日，150万苏军向驻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全线出击，迅速击垮号称百万的日本关东军。几天后日本宣布投降。8月18日日本关东军放下武器，苏军随后占领中国东北全境。苏联占领东北，特别是长期占领和管辖大连和旅顺地区，对中国战后格局以及中国解放战争起到了重要的而深远的影响。在国共内战发生后，苏联为共产党军队进驻东北提供了方便，遂使东北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最重要的战略根据地和后方，而苏联在共产党军队进驻东北初期以及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对东北的共产党军队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这对共产党军队是至关重要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大连和旅顺的苏联军事基地。在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东北主要城市和大片区域，但大连、旅顺在苏军的驻守下成为国统区中的一个“准解放区”。淮海战役的重要指挥员粟裕曾经说过：华东和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的煎饼和大连的炮弹。在解放战争中苏联在大连为解放军生产了大量炮弹和修理火炮，后来解放军在大连周边建立兵工厂产生大量军火，特别是火炮和炮弹。在军事史上的火炮时代，人民解放军最终在火炮等武器装备方面取得了优势并最终击败国民党军队，“大连的炮弹”功不可没。

　　中共：问鼎中原 争雄天下

　　豫湘桂大溃败在中国国内自然引发了巨大震动和变化。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当时中国一支重要政治、军事力量，但长期以来，中共及其军队尚不能与国民党中央政权争锋抗衡。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承认并接受了国民政府的领导，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也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的整编。但是，临近抗战结束的一场大战改变了一切。

　　豫湘桂大战开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密切关注战局动态。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会议上说：“河南战役已打了一个多月。敌人不过几个师团，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不战而溃，只有杂牌军还能打一下。汤恩伯部官脱离兵，军脱离民，混乱不堪，损失三分之二以上。”毛泽东进而分析，国民党军队的无能表现是“国民党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观，得到了丧失战斗力的结果”，反观共产党的强悍则是“以五年半的苦战奋斗，得到了增强战斗力的结果”。他敏锐地预言：“这一种情况，将决定今后中国的命运。”

　　实际情况应验了毛泽东的预见。首先，从战场上的客观形势看，1942年以后，日军日益把共产党军队及建立的敌后根据地作为主要攻击目标，由此共产党及军队和根据地遭受了严重打击，根据地人口下降到5000万以下，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减少到30多万。这是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及军队最为困难的时期。但1943年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变化，共产党及军队处境有所改善。而豫湘桂大战开始后，华北的大量日军精锐被抽调向南打通战略大通道，而共产党、根据地的压力大为减轻。随着日军南进，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对日军的局部反攻，1944年中连克70余座城市，至1945年春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已发展到19个，总面积约95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国土面积的近十分之一，解放区人口超过9500万，占当时中国总人口近四分之一。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近100万之众，另有民兵220万。应当说，国民党在遭受豫湘桂大溃败之时，恰是共产党的大进军、大扩张之际。

　　到1945年抗日战争临近胜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此前按其实力它基本上还是属于一个地方性的割据政权和武装，尚不能和国民党分庭抗礼。但豫湘桂大战之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解放区已经完全超越了民国时期大大小小的地方“诸侯”，共产党所控制的区域已经遍及大半个中国，控制的地域和人口与国民党中央政府实际控制的区域与人口已经可以匹敌。简言之，到1945年共产党已经迅速地成长为一个具备问鼎中原，争雄天下的政治集团。

　　1944年的形势从根本上改变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战略。在此前，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在十分谨慎规划战后中国的政治格局，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中国革命一定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毛泽东从抗日战争开始就反复告诫党内和军队要打持久战，不能急于求成。他借用愚公移山的寓言，说明打日本要用几代人的努力。对于抗战胜利后的政治格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倾向于建立联合的“民主政府”，利用“宪政”限制国民党的权力。1944年3月1日，即豫湘桂大战开战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还向党内发布反映上述方针策略的“关于宪政问题”的通知。但是，到1944年年底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面对如此不堪一击的国民党，坐拥百万大军和上亿人口的中国共产党怎能再寄人篱下?!

　　中国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不要说共产党人，就是连盟国老大美国人也看的明明白白。1944年6月，罗斯福总统派副总统华莱士赴重庆面见蒋介石，要求他改变消极抗战和反共政策，并说明美国准备向延安派出军事代表团的意图。7月22日，也就是衡阳保卫战决战关头，美军观察组悄然降落延安。美军观察组的重要使命是就近了解中国共产党，评估中国的政治格局与形势。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记录下了中国政治形势的起伏和心态的涨落，他们看到了1944年下半年中共气势高涨，他们已经意识到共产党要在战后与国民党一决雌雄的决心。

　　1945年4至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这是中共抗日战争的总结会，也是解放战争的准备会。会议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拥立毛泽东为党的领袖，确定解放全中国，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为党的奋斗目标，从而在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摆开了与国民党一决雌雄的架势。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闭幕式上发表激昂讲话，他说，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六大”，那是一个要把中国引向黑暗的大会;另一个是共产党的“七大”，是把中国引向光明的大会。毛泽东最后说：“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

　　历史以成败论英雄。中国国民党曾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曾经强大过，曾经统一过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及其军队担任着正面战场抗战任务，也曾付出过艰苦努力。但最终国民党及其军队失败了，在抗日战争最为重要的关头失败了。这一败，彻底改变了外部形势，彻底改变了内部格局，军事上丧失了实力，政治上丢失了人心，形神俱散，短短5年后便在大陆上灰飞烟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