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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国民党精疲力竭 日本拼死一搏
来源:凤凰历史 作者:胡博等   2018-07-06 14:32:10

  豫湘桂会战是1944年发生在中国抗日战场上三次会战的统称(日军称之为“一号作战”)。这三次会战按照先后顺序分别是豫中会战、长衡会战和桂柳会战。从日军4月17日在河南战场发动攻势作战起,至12月10日在广西地区结束作战为止,历时八个月,以中国军队的惨败而告终。

  中国军队为什么会在盟军已经取得优势,并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不断告捷的情况下遭此惨败呢?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下会战爆发之前中国军队的实际状况。

  1944年之前的中国军队主要以军为战略单位,若干军组成一个集团军,若干集团军又成为各战区的大战略攻守兵团。军在当时分甲乙两种,甲种军为三师制,乙种军为两师制。各师按《民国二十八年编制》开始分批由两旅四团制师精编为三团制,此后又继续精减,改善攻击火力的配备。具体体现在步枪兵的减少,和重轻机枪、迫击炮兵的增多。

  然而在经过艰苦的六年抗战后,军队总数虽然在不断增加,大部分部队却都因频繁作战而没能得到较好的整补。军事委员会为使前线各军都能够在战时承担起相应的作战任务,而从1943年开始正式实行后调师制度。根据《三十二年陆军各部队改进大纲规定》,三师制甲种军以一个师作战,一个师为预备队,一个师调往后方接受新兵训练;两师制乙种军,以两个团调往后方。

  尽管军委会作出了一系列保障各部队能持续作战的措施,但中国军队已经大部陷入极端疲惫的状态。对此,蒋介石也承认各部队“暮气太深,习染太重,而毫无生动的力量”,进而指出“各级官长久战怠生,形成种种弊习,而以战斗意志之低落、革命精神之消沉与军队纪律之废弛为甚。其间作战命令不能贯彻到底,作战报告徒事粉饰张皇、放弃重镇视为常事,失陷阵地恬不知耻,甚至所部违反命令亦不敢引律处治而反纵容包庇……”。第9战区参谋处则在长衡会战结束后的经验总结中直接指出“作战中,指挥官大多缺乏必胜信念、旺盛精神,许多部队士气衰落”。

  不仅前线作战部队如此,后方承担补充兵员的兵役机构也是弊端丛生,逃兵比例约占征募兵额的四分之一,导致前线部队缺额严重。以师为例,满编员额为10505人,但实际情况下人数多者8000余,少的只有4、5000人。陈诚就曾指出“每个军缺员1万人以上,所缺均是战斗兵”。军政部则认为各部队“平时缺额甚多,战端一起,已属无法补救……战役期间,各军建制,员兵终未足额……战斗纪律不甚严肃……士兵体力不强,且有逃亡事情发生”。

  此外,兵源日益枯竭(作为当时最为精锐的远征军甚至将征兵标准从1.56米再次至1.52米,“娃娃兵”因此日益增多)、军队生活水平不断下降(通货膨胀导致军队购买力飞速下降,许多部队一日两餐而不饱),以及军纪松弛(不少部队存在走私、赌博、吃空额、运烟土等现象)等诸多因素都导致了会战前中国军队战斗力的直线下降。

  我们再来看看位于中国大陆上的日本军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一度取得了制海权,但仅仅过了一年多,美军便重新夺回制海权。从1943年开始,日军在太平洋的战局不断恶化,在中国战场的制空权也逐渐丧失。同年11月25日,美军飞机轰炸台湾,使日军大本营感到美军在华空军不仅可以切断海上日军交通线,甚至可以随时袭击日本本土。

  在这种情况下,大本营重新判断形势改变作战方针。其要点是“东面岛屿一线,尽力阻止美军进攻,西面打通和保住中国大陆,以确保南北交通线”。因此,原本制订的“竭力维持占领区内的治安,同时采取短暂的出击作战,以图击溃中国的野战军”的战略方针被改变为“中国派遣军于1944年春夏季节,先由华北,继由武汉地区及华南地区分别发动进攻,击溃敌军,尤其是中央军,并先后将黄河以南、京汉铁路南部及湘桂、粤汉铁路沿线之要地,分别予以占领并确保之。其次……将桂林至谅山通道打通……如情况允许,将湘桂铁路一并予以修复”。

  位于中国战场(不包括关东军和台湾军)的日军师团按照1943年中国派遣军所定标准重新进行了划分,以甲乙丙三种来归类。

  甲种师团辖一个司令部(329人),三个步兵联队(各4098人),工兵(901人)、野炮兵(1959)、辎重兵(1170)联队各一,卫生队(400)、野战医院(610)、病马厂(119人)、通信队(233)和勤务队(95)等,满员编制为18411人。

  乙种师团分两类。第一类与甲种师团类似,但编制数要少于甲种,辖有一个司令部(119人),三个步兵联队(各3427人),工兵(401人)、野炮兵(882)、辎重兵(502)联队各一,野战医院(351)、病马厂(45人)、通信队(219)和勤务队(95)等,满员编制为12901人。另一类则缺乏炮兵、工兵、辎重兵等联队,取而代之的是大队级别的工兵队和辎重队,炮兵部队也被压缩成各步兵联队的中队和小队,满员编制为11675人。

  丙种师团辖两个步兵旅团(旅团各辖四个步兵大队),其余兵种编制与乙种师团类似,但是炮兵编制进一步下放到步兵大队,满员编制为11717人。

  除师团之外,日军在中国战场上还有战车师团、独立步兵旅团、独立混成旅团和骑兵旅团、军补充队(旅团级)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不断从中国战场抽调部队投入太平洋战场,为填补缺口,大量治安师团(此为1942年分类标准,对应1943年的丙种师团)开始出现,其战斗力不仅无法于此前的师团能比,且依然无法解决兵力不足的情况。对日军来说,一方面海上交通线受到威胁,另一方面又必须不断扩军以填补防区,这使不少部队的兵员素质急剧下降,武器供给也越来越少。反映到编制上,就是人数众多,武器数量越来越少,尤其是重武器的缺乏,导致部分部队无力承担攻坚任务(如独立步兵第6旅团所属独立步兵第214大队在安庆附近进攻中国军队时反遭重创)。

  为完成“一号作战”,日军大本营被迫再次进行国内总动员,征调新兵相继编组十四个独立步兵旅团,去接替各地区的守备任务,从而使接替区的老部队得以投入作战。此外又将原计划准备投入东南亚战场的三个师团留驻原防,以备“一号作战”之用。

  为夺回制空权,大本营还将第3飞行师团扩编为第5航空军,抽调关东军7个飞行战队编入该军,使航空兵力达到了空前了12个战队又3个中队。尽管如此,日军航空兵总数还是劣于中国空军和美国空军。但在会战期间,中美联合空军受燃料限制,反成全了日军航空兵。综上所述,日军为“一号作战”作了大量准备工作,虽说是困兽犹斗,但参战部队依然保有相当战力(尤其是第11军,各项补给都得到优先供给)。而中国军队却因“抗战意志衰退”、“军队战斗力降低”、“军纪败坏、军队腐败”,以及“人事矛盾”等多种原因而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防御,以致接连三场会战都以惨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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