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时宜的豫湘桂大溃败
来源：360图书馆   2018-07-06 14:37:09

　　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以苏军胜利告终，苏联由防守转为进攻，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战。

　　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欧洲大反攻拉开序幕。7月，美军在关岛登陆，获得了在中太平洋上继续进军的前进基地，美国在太平洋战场转入战略反攻。9月，盟军进入德国。10月，日本舰队在莱特湾战败，日本海军作为一只战略力量不复存在。

　　在中国战场，1943年日军在中国主要以扫荡和清乡为主，中国没有增加沦陷区。虽然进行了鄂西和常德会战，结果都是回到各自防御阵地。

　　一.大溃败的豫湘桂战役

　　1944年1月24日 日军大本营向中国派遣军下达了攻占湘桂、粤汉及平汉铁路南部沿线要地的“一号作战”命令。

　　此时日军在中国内地战场25个师团12个混成旅团，总兵力不足65万人(已有几个师团调往太平洋战场)。

　　1944年4月17日，日本中国派遣军“一号作战”启动(中国称为豫湘桂战役)。

　　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第12集团军共5个师又3个旅、1个飞行团(飞机168架)、第1集团军和方面军直属部队各一部，共14.8万余人，在第11、第13集团军各一部配合下，以攻占平汉铁路(北京一汉口)南段为目标，向郑县(郑州)、洛阳地区发动进攻。

　　中国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指挥8个集团军1个兵团共17个军约40万人，在第八战区和空军(飞机156架)各一部支援下，以第28集团军依托黄河南岸既设河防阵地抗击日军。

　　双方经过几次会战，日方最多时兵力达40万，中方兵力最多时达130万。

　　日方主要指挥官是冈村宁次和东久迩宫稔彦王。中国掌控全局的指挥是蒋介石、白崇禧。而蒋鼎文、陈诚、汤恩伯、张发奎、胡宗南、薛岳分别指挥了不同的战斗。

　　战至11月28日，日军南方军第21师一部从越南突入中国，向广西绥渌(今属扶绥)进攻，与南下日军会师。中国东北直至越南河内的大陆交通线被日本侵略者打通，战役以日军完胜结束。

　　此战日军伤亡约7万人，国军损兵60余万人。丢弃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贵州等省的大部或一部，国土20余万平方公里。丢掉城市146座，失去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沦陷人口6000万。

　　二.国军精锐尽出。

　　此次战役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1944年6月，陈诚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指挥豫中会战。

　　蒋鼎文不仅被称为“蒋介石的五虎上将”( “干将”陈诚、“忠将”顾祝同、“福将”刘峙、“飞将”蒋鼎文、“虎将”卫立煌) 之一，而且还被称为是何应钦的“四大金刚”( 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之一。

　　早年毕业于浙江陆军讲武学堂，后任黄埔军校区队长。曾参加讨伐陈炯明、北伐战争、蒋桂战争、蒋冯阎战争，第三、第五次对中共 “围剿”、镇压福建事变。抗日战争期间，历任第4集团军总司令、西安行营主任和第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中条山战役失败后，接替卫立煌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指挥当时兵力最多的战区。

　　参战的第一战区有副司令长官汤恩伯。31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三个军、第28集团军总司令李仙州三个军、第19集团军总司令陈大庆一个军、第15集团军何柱国一个军，泛东挺进军陈友新14个旅及支队、第79军赖汝雄部三个师、第4集团军孙蔚如两个军、第14集团军刘茂恩1个军、刘戡兵团两个军、第36集团军李家钰两个军、第39集团军高树勋1个军。

　　参战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两个师)。第34集团军总司令李延年五个军。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第二集团军司令长官刘汝明4个军。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长衡会战)、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桂柳会战)。

　　战争期间的1944年4月28日,蒋介石在白崇禧的陪同下来到广西，亲自指挥战役。

　　用不着细说，看看这些响当当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此次会战，国民党军是精锐尽出。蒋鼎文(黄埔军校区长)、陈诚(黄埔军校区长)、汤恩伯(中央陆校教育长)、张发奎(北伐老将)、胡宗南(黄埔一期生)、薛岳(北伐老将)、李延年(黄埔一期生)、李仙州(黄埔一期生)、陈大庆(黄埔一期生)、王仲廉(黄埔一期生)、何柱国(日本陆军军官学校生)、赖汝雄(黄埔二期生)、刘茂恩(保定六期生)、刘戡(黄埔一期生)、方先觉(黄埔三期生)、吕公良(85军中将参谋长、黄埔六期生，阵亡)。

　　三.整体大优势局部小优势的兵力对比。

　　表面上看，国军总兵力达到130万，日军40万。但日军并不是全线推进，而是通过逐个战役取胜。

　　1944年4月开始的豫中会战，日军由冈村宁次指挥，参战15万人。中方一战区副司令汤恩伯指挥4个集团军(第15何柱国、第19陈大庆、第28李仙洲、第31集团军王仲廉)沿黄河南岸西岸防御，由汜水经柴桥，再改沿新黄河西岸。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指挥4个集团军(第4孙蔚如、第14刘茂恩、第36李家钰、第39集团军高树勋)及第40军沿黄河南岸占领河防阵地，并与第八战区右翼衔接。总兵力约30万人。结果重镇洛阳陷落，平汉铁路南段被打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均被撤职。

　　1944年5月展开的长衡会战，日军由第11集团军司令官横山勇指挥约20余万人，以攻占湘桂铁路(衡阳—来宾)为目标，向长沙、衡阳地区进攻。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4个集团军(共15个军)另2个军共约40万人，在空军(飞机181架)、友邻战区支援下，以既设阵地防御。1944年6月18日长沙陷落， 28日开始攻击衡阳， 7月8日衡阳守军方先觉部投降，衡阳陷落。会战结束。

　　1944年8月29日展开的桂柳会战，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第11、第23集团军、第2飞行团(飞机约150架)和第2遣华舰队一部，共约16万人，在南方军一部配合下，以打通桂越(南)公路为目标，向桂林、柳州进攻。中国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9个军、2个桂绥纵队、空军一部(飞机217架)，共约20万人，在黔桂湘边区总司令部的3个军支援下，以分区防御抗击日军。11月11日桂林、柳州分别失守，24日南宁失陷。国民党军溃退入贵州，日军以3000余人的兵力沿黔桂公路追击， 12月2日攻至贵州独山，遭到第29军孙元良部反击，被迫撤回广西河池。12月10日， 日军南方军第21师与南下第22师各一部在绥渌会合。从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全部打通。双方逐渐形成对峙，会战结束。

　　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就整个战役而言。国军是130万对40万。就具体战场看，豫中会战国军是30万对日军15万，长衡会战国军40万对20万，桂柳战场国军20万对16万。形成了国军兵力整体大优势，局部小优势。

　　四.国军装备并不落后很大。

　　就装备而言，1944年的国民党军已与抗战初期不可同日而语。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军援不断进入中国。部队在战争中得到煅炼，装备也大大改善。此时中国基本掌控了制空权，师一级配备了野战炮。部队单兵大部分换装了美式冲锋卡宾枪和手雷，轻重机枪装备到连一级。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中有这样一段话：“虽然，从去年(1943年初)以来，努力进行航空歼灭战，但随着美空军势力的不断增长，在中国大陆的制空权，可以断言已经属于美方。”、“……但从作战(指湘桂战役)开始以来，美军飞机冒着恶劣天气活动越来越猛烈。第11军的车辆部队及后方部队成了它们的攻击目标。……部队损失也与日俱增。当时军参谋部就曾指出，这也是衡阳进攻战延缓的一个原因。作战开始时，联合空军飞机总数估计为520架(其中美军340架，中、美混合100架，重庆空军80架)，到6月中旬已经超过600架”、“我第5航空军可能触动的飞机数从230架减少到220架，其比例将从原来的2比1降到接近3比1。进入7月份更减少到200架以内，到8月1日只剩有160，终于降到4比1。……从6月末到8月下旬，敌机来袭日平均为100架次。特别时7月下旬日平均达120架次。而在7月中旬敌机来袭120回，累计773架次。8月上旬来袭136回，972架次，同月中旬来袭171回，1007架次，增加趋势已可显见。”据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统计，1944年5月至9月，国军空军出动667批。

　　五.战略判断失误使战场处处被动。

　　此次作战国民党军方面早有预判，却认为日军仅是要打通平汉路和打击中国军队而已，没有想到日军更大的战略意图。

　　有文章称，日军大举进攻的情报是第五战区从上海得到的，从而致电汤恩伯：“敌寇此次进犯中原的兵力达五十万人，较从来任何战役进犯兵力为大，作战应该谨慎。”

　　战役发起后，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对关东军的参战于23日认为 “可能系敌人一面解决伪军，一面犯扰防我”的“欺骗技俩”。24日则判断日军目的有三：(一)因抽兵而先发攻势，以防我反攻。(二)声北击南，其目的恐仍在粤汉线。(三)打击有力之汤部，防其活动并妨害我之抽兵。直到5月13日，统帅部的《敌情周报》仍判断渡河日军人数“约四个师团强”(超过8万人)。而汤恩伯交战十天，才发现面对的是调来的华北日军第三十七师团。对情报不准，蒋介石在日中写下 “痛愤无已”。

　　由于战略判断失误，第一战区在豫中会战打完后就恢复态势，没有进行后续作战部署。

　　六.作战指挥不统一是失败的重要原因。

　　虽然蒋介石、何应钦(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和白崇禧(副总长兼军训部长)都参预了指挥，却没有系统的整体作战方案。

　　一方面在战场上随意调整部署，把各个方向上的部队调来调去。另一方面在防还是攻，守还是撤方面没有主见。

　　反观日军，冈村宁次的部队从北面向南打，横山勇的部队从中部打，日本南方军从南面向北进攻。不仅战略上相互配合，而且作战计划制订的非常详尽。

　　七.战区之间不配合，将帅不和影响了作战。

　　参加会战的有一、五、八、九等四个战区和国民党军总部指挥的部队。这些部队都有自己的既设防御阵地。随着战场情况的变化，各战区仍然坚持自己的任务，没有协同支援。

　　最先败的是豫中会战，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在两个方向上指挥。会战结束后，新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在豫陕边界附近的西峡口召集汤恩伯部师以上长官和河南专员以上行政官员检讨失败原因时提出了四不和，其中就有将帅不和。指的是蒋鼎文与汤恩伯争权夺利。连同一战区内指挥都不能统一，更况且其它战区部队了。

　　八.军政军民官兵不和使作战雪上加霜。

　　作战区域在曾经受到国民党决堤祸害最大的河南省，民怨较大。开战以后，地方不仅不支持国军作战而且多方掣肘。

　　河南长期由汤恩伯经营，这位蒋介石的爱将长期以贸易养军。设立鼎泰公司，把后方出产的桐油、茶叶、南阳绸等土特产运到沦陷区出售;又把上海等地的化妆品、日用品、汽油等物资运到后方脱手，从中收取利润。还设立物资管理处，操纵对日伪物资套购、交换及对蒋管区农产品收购和垄断。开设中华烟厂、在禹川开设陶瓷厂及毛纺厂。

　　《第一战区中原会战之检讨》中说汤恩伯的部队 “一经与敌接触，亦即南撤”。

　　国民党军在敌人面前没本事，对百姓却横行霸道。造成民众不仅不支持国军，还展开攻击。有的整团整营被缴械，还有不少国民党官兵乘机把收集的武器变卖给民众。包括汤恩伯的卫队都被缴械，新八军军长胡伯输佩带的白金左轮手枪也被民众缴获。汤恩伯的嫡系第十三军被民军打的到处跑。有资料显示，豫西民众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收缴国民党军队枪支达十万余支(此说可能有些夸大)。

　　《剑桥中华民国史》写道“1944年4月中旬，1944年4月中旬，日本6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河南)发起了进攻……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把5万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

　　当然，在21世纪的中国，这种民变变成了另一种说法。说缴国军械的是地方武装而非普通百姓，事实上当时的地方武装与普通百姓很难区分。虽然有地方自治军，这些地方武装仍然是由穷苦百姓组成。还有说是日军化装的，或者干脆说是被共产党游击队缴的械。

　　国民党一直宣传河南是沦陷区征兵最多的省份，然而这些兵很多是抓来的壮丁，官不拿兵当人看，逃亡率很高，战场举枪投降是常事。

　　九.史迪威不该为豫湘桂战役失败担责。

　　怪罪史迪威的理由一是史迪威作为战区参谋长和美军总司令，掌控着美国援助物资，只想完成他的反攻缅甸作战，甚至希望蒋介石的部队一败涂地，有机会全面地接受中国部队的作战指挥权。在蒋介石要求调回远征军部队时，史迪威阻拦。

　　从时间节点上看，此时豫中会战和长衡会战已经结束，国民党军虽然几次战败，但集中兵力参加桂柳作战尚有余力。投入远征军能起多大作用值得怀疑。

　　蒋介石与史迪威矛盾的关键是史迪威一方面对蒋介石的军事领导力长期怀疑，另一方面史迪威超意识形态坚持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方针被蒋介石反感。由于豫湘桂大溃败，美国政府借此要求蒋介石赋予史迪威以指挥中国军队全权，触动了蒋介石的根本利益和自尊心。导致最后摊派，史迪威被解职。

　　史迪威没有参预豫湘桂大会战指挥和谋划，把责任归到他身上显然不合理。

　　为蒋介石说话的人总想为豫湘桂大败找理由，一会儿说国军装备不好，一会儿说国军兵员不足。因为无法说共产党捣乱，就拿史迪威说事。

　　十.共产党部队主力没有参战豫湘桂会战。

　　如果说中条山战役可以找共产党武装不尽力的理由，豫湘桂战场没有共产党部队的主力。

　　当时共军八路军主力部队在山东、晋察冀、和山西太行地区以及晋绥。新四军主力在江苏和安徽，离南方战场较远。

　　日本战史有豫中会战时，八路军在敌后方发动局部反攻。参加进攻洛阳的日军63师团被急急召回。同时共产党太岳军区也展开了对敌进攻。这种小打小挠对豫湘桂战局影响不大，只能算作是一种响应式的支持。

　　蒋介石也不让共产党部队参战，这从蒋介石与史迪威的争论中可以看出。

　　当然，共产党力量牵制了国军一部分是事实。在此次战役中，胡宗南的部队只参加了两个师，主力仍在监控延安。这也是史迪威不满的地方。

　　无论是陈诚的《八年全面抗战的经过》和何应钦《八年全面抗战之经过》，也包括蒋介石的战后总结，都没有把豫湘桂会战的失败提及共产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