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缅甸的英缅军共有20个师,一个旅,一个坦克旅,拥有坦克150辆,另有飞机45架和炮兵部队。除一个旅在东线缅泰边境外,其余部队都撤退到西线普罗美方面。
英缅军的组织情况是:军官多是英国人,也有少数印度人,缅甸人只能当兵。在英国人统治之下,缅甸人的地位极低,对外国人一律称“老爷”,“老爷”自然要把缅甸人当成奴隶了。所以缅甸人深恨殖民者。
缅甸人在军队中的反应便是消极抵抗,打起仗来枪一响就跑,军官们就鞭打棒敲,乃至于以枪杀来威胁,却仍旧遏止不住,这就是英缅军败退“神速”的关键。
1942年4月1日,英缅军放弃普罗美,5日,又放弃阿兰庙……就这样一路败退下来。
4月13日,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上将向中国远征军提出,请求接收沙斯瓦、唐德文伊、马格威防地,并请派远征军掩护英缅军向印度方面撤退。
英国同意中国远征军入缅的险恶用心开始逐渐暴露。
其实,这个请求如果提前在1941年上半年提出,中国方面作些准备,调遣十个军进入缅甸布防,并且保证军需物资充分供应,是会被接受的,但是现在,中国远征军仅动员了三个军,而且至5月中旬英方提出请求时,这三个军尚未集中。倘若答应这个请求,接过如此多防地,便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
杜聿明首先断然拒绝英方的无理要求,他对派来的胡敦参谋长说:“请你回去转告亚历山大将军,中国远征军入缅的目的是打通滇缅路,保证援助物资运往中国,并不是来给你们英缅军当护身符的。他想把烂摊子扔给我们一走了事,这种做法恐怕连你们的上帝也不会宽恕的!”
胡敦毕竟不如亚历山大老练,顿时面红耳赤,倒是林蔚觉得不便闹僵,给了胡敦一个台阶:“胡敦将军,请你回去转告亚历山大将军阁下,对这样的大事,我们必须请示蒋委员长后才能准确答复。”
当时也在场的史迪威却始终一言不发。一方面他深恨亚历山大的傲慢和拆他的台,另一方面他也知道目前中国远征军无此力量,杜聿明绝不会答应。
胡敦将会谈情况向亚历山大报告后,亚历山大委派他马上飞到重庆,向蒋介石先生提出即派一支强有力的部队掩护英军撤退。
亚历山大送走了胡敦,很有把握地等待蒋介石派部队来掩护。于是毫不吝惜地放弃了阿兰庙、沙斯瓦、马格威等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防地,一路败退下来,企图迅速脱离战场,把日寇“移交”给中国远征军。但是,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或者说日本人一点也不给这位“爵爷”留面子,就在这位“爵爷”率领七千人退到仁安羌时,日寇把他们堵住了,就像把手套摔在“爵爷”脸上,逼他决斗那样。
英缅军求援的电报雪片似飞向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司令部和参谋团,也飞向重庆最高统帅部,使刚刚到达的胡敦,不得不改口说他是突围而出特来求援的。
……
蒋介石的电报及时到了,命令参谋团派部队火速援救。
林蔚早已成竹在胸,当即以蒋介石的名义,命位于克遥克柏当的第六十六军新三十八师孙立人部火速驰援。这个决定得到了史迪威的赞赏。这是因为孙立人和他的新三十八师甚得美国人的器重。
孙立人(字仲能)系安徽省舒城县人,1900年出生,192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公费留学美国,在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学习一年获得工程学学位及工程师开业执照,但他却改志从军,又考取美国著名的弗吉尼亚军校,度过四年军校生活后,1927年以优异成绩毕业, 被中国政府派往英、德、法等国考察军事。归国后历任中央党务学校上尉军训队长、陆军教导总队中校营长、海陆空军总司令部保卫总队上校副总队长、税务警察总团特种兵团即第四团团长。
“一·二八”淞沪抗战,日寇虽看到时机尚未成熟而停止进攻,但与国民党签订协议,规定上海区域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国民党无奈,只好将正规军改编为税警总团,表面任务是缉私,实际上是用以防备日寇再度进攻。所以税警总团的装备都优于一般军队,第四团列为特种兵,装备又在其他各团之上。“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税警总团即以第八军番号参战,孙立人部在苏州拒敌,身先士卒,11次负伤。由于伤势过重,送往香港治疗。伤愈后归部,奉命赴长沙重组税警总团,1940年11月,该总团改编为新三十八师,归第六十六军建制。
由于孙立人既非黄埔将领,又是留美军人,所以甚得美国人赏识,史迪威更是器重,以为孙立人必是亲美的,可以利用他在国民党军队中建立起一支亲美派。当然,这需要时机,史迪威也在等待这个时机的到来。
新三十八师是第六十六军入缅先头部队,当时正在中路克遥克柏当设防,是距仁安羌最近的中国远征军。
但是,孙立人接到驰援命令却煞费踌躇,因为命令中介绍敌情,说是英缅军七千人被围。兵法云:倍则攻之,十则围之。根据理论推断,必是日寇主力到了仁安羌。但是克遥克柏当的防务又不能遗弃,所以抽不出太多的兵力去驰援,最多只能抽出一个团,这无异于杯水车薪。
然而,命令是参谋团以蒋介石名义发的,他不能违抗,甚至不能犹豫,只能硬着头皮,亲率第一一三团乘汽车星夜赶往仁安羌。
其实英缅军这次被围,完全是咎由自取。他们在放弃马格威等防地后,忙似丧家犬,急如漏网鱼,根本不顾什么战略战术,只想在撤退时,与追击的日寇比速度。结果侧翼空虚,日寇便以一部从侧翼绕到后方,占领仁安羌油田,切断英缅军退路;又以一部占领拼墙河渡口以北,阻击救援。只不过因为兵力不足,所以围而不攻。
很显然,日寇很了解英国人,虽不进攻,却切断其水源,使其不战自乱。果然,至16日,英缅军断水两昼夜,那些军官便歇斯底里大叫着:“上帝啊,仁慈的主啊,可怜可怜您的仆人吧!”他们纷纷向亚历山大要求缴械投降!亚历山大也丧失了信心,因为他知道现在能够拯救他们的,唯有中国远征军。他自己最清楚都干了些什么,因此,他不相信中国远征军会在此时伸出援助的手。他只抱一线希望,那就是胡敦在重庆,会向蒋介石提出要求。但这是没有把握的事,为安抚下面的军官以控制住缅甸士兵,他答应24小时后若无援军,便可考虑投降。
新三十八师驰援部队到达拼墙河,已是3月17日黄昏,距亚历山大许诺的24小时只差几小时了。
孙立人下车后即率领第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登上高地,观察敌情。经望远镜仔细观察后,都不免大为惊讶。因为他们看到的战场上交战的双方太反常了,按常情被包围的一方,必然要组织突围,向外攻击;包围的一方会向里攻击,逐渐缩小包围圈,但是,孙立人等人所看到的情况是交战双方“相安无事”,毫无攻击的迹象。日寇只是用一门山炮不时向英缅军打上几炮,毫无目标,好像只是告诫英国人:我们是有准备的,休想突围,英缅军也不时还几炮,同样无目标,好像也只想表示,我们是有抵抗能力的,还不会投降。
孙立人和刘放吾观察后不觉疑问重重,根据观察分析,日寇兵力约两个联队,英缅军以七千之众,应战两个联队应该绰绰有余,何以竟被包围得动弹不得?
孙立人与刘放吾商量:以一个团攻击两个联队,是敌强我弱,很难取胜。他们寄希望于发动攻击后,被围英缅军会作出响应,里应外合,将敌击溃,至少能转移突围。于是决定发起对日寇的攻击,却不料打响后是次日凌晨,被围英缅军并无“里应外合”反应或趁机突围迹象,倒是盲目的炮打得欢了,也有了“示威性”的枪声。尽管这些对进攻部队无直接帮助,却也让日寇不得不分配实力监视英缅军“动向”,不能集中优势实力应战一一三团的攻击。
展开攻击后,双方火力都十分猛烈。19日拂晓,孙立人命第一一三团第一营营长杨振汉率部强行渡河。
日寇在对岸组织交叉火网阻击渡河部队,孙立人命集中炮火和机枪压制日寇火力,杨振汉即率第一营冒枪林弹雨涉渡,登岸即展开肉搏战,终于占领了一线阵地。日寇组织反扑,阵地三失三得。由于后继部队跟上,予敌以重创,这才站稳一线阵地,并向纵深发展。
孙立人又命第一一三团第三营为另一路,向油田方面进攻。
第三营营长张琦率部来到油田,当即向日寇进攻。日寇负隅顽抗,火力十分凶猛。第三营组织几次冲锋,都被打退下来,张琦焦躁起来,撤回进攻部队,集合全营训话,他嚷道:“第二百师在同古坚守12昼夜,打得鬼子人仰马翻!我们新三十八师就是孬种?攻这么个阵地,鬼子枪一响就吓得屁滚尿流滚回来了!活要活得像条汉子,死要死得像个样子!这一回我带头冲——子弹从胸膛打进去的是英雄,从屁股打进去的是狗熊!”
张琦拔枪就要上,几个连长一齐拦阻,纷纷说:“请营长指挥,我们带头冲!”
第九连连长不等张琦再说,挥枪喊声“冲!”便带着第九连冲了上去。
张琦在阵地上观察,发现日寇火力十分密集,这样硬拼,肯定伤亡会很大,于是决定率第八连迂回到左侧进行偷袭。不料他的行动被鬼子发现,部队刚迂回到偷袭地点,鬼子一梭机枪子弹打来,张琦躲避不及,胸部中弹,士兵们急忙拥上来,要将他抬下去,他坚决不肯,只让警卫张祖龙草草包扎,继续指挥部队进攻。
士兵们见营长浑身是血,犹不肯退下火线,顿时斗志昂扬,喊杀之声震天撼地,一颗颗复仇子弹向鬼子射去。
由于分兵夹击,第三营终于将鬼子击溃,夺得油田阵地。但张琦营长却因流血过多光荣殉职。
孙立人指挥第一一三团将日寇大部歼灭,残敌逃窜,战斗已经结束了,却仍不见英缅军行动,这倒颇使他暗暗吃惊,以为英缅军在被围几天中发生了不幸情况,或者大部已经伤亡,因此命第一营营长杨振汉带一连人搜索侦察,进入英缅军阵地看个究竟。他自己在等候消息时,惶惶不安地与参谋长何钧衡商讨:倘若英缅军有不测,何以善其后?他们甚至以为这比让他们冒险驰援更为棘手。
过了不久,杨振汉由一名英国军官驾驶着一辆吉普车送了回来报告:“师座,亚历山大将军请师座去面谈。”
孙立人不免一愣,“亚历山大……他……还好吗?里面的英缅军将士……还好吗?”
杨振汉意味深长地一笑:“报告师座,他们……他们活得棒极了!”
“这……搞的什么鬼名堂!”孙立人当即与何钧衡坐上吉普车去见亚历山大。
孙立人首先看到的,是阵地和营房内外到处可见横七竖八歪躺着的英缅将士,倒真像是街头濒于倒毙的乞丐,这样的军队不用说突围,就是派一排人进来便可以通令他们缴械;其次是亚历山大这位绅士派头十足的“爵爷”,原本笔挺的将军服,变得邋遢不堪;原本修饰得油头粉面的仪容,也变得胡子拉碴。他的整个形象不止老了十岁!
“孙……将军……”亚历山大踉踉跄跄地奔过来拉住孙立人的手问道:“您真的把日本鬼子都打跑了吗?”
“是的……”孙立人惶惑地答道,“怎么,难道您还有什么怀疑吗?”
“啊不,不……可是……那个营长说您只带来一团人……这……太不可思议了……”
因为他们二人是用英语对白,何钧衡听不懂,便急着问。当孙立人翻译后,他听得哈哈大笑:“本来包围他们的日寇兵力并不多嘛。”
当孙立人将何钧衡的话翻译告诉亚历山大,这位“爵爷”无论如何不肯相信。“他说的是实话。”孙立人证实道,“从俘虏口供中得知,他们的兵力不过两个联队,相当于我们中国军队两个团。”
两个联队将拥有战车的七千英缅军包围,而且几乎困毙,亚历山大无论如何也不肯相信。但是,有战俘作证,他又否认不了。因此,他抓紧了孙立人的双手,乞求道:“将军阁下,关于日军的数字,绝对不能告诉新闻界,否则……这将是古今战史一大笑话……”
直到孙立人再三保证绝不外传,亚历山大才松了一口气。“孙将军,我要向英皇陛下替您和您的新三十八师请功;要求英皇陛下向您和您的部下颁发最高荣誉勋章!”
仁安羌战役,在中国远征军所经历的战役中,只能说是一个极小的战役,根本不值一提。但是,就因为这一战役解救了被围七千英缅军,“意义”就被无限扩大了。又因为亚历山大绝对不愿成为“古今战史一大笑话”,他对外“宣传”将两个联队说成“两个旅团”,只有这样,才能“恰当”解释他的七千带甲之士被围困的“原因”。如此一来,就三十八师以一个团的兵力,击溃日寇两个旅团,也就成了“中外军史上前所未有的以少胜多战例”,以讹传讹,直至几十年后,还有人津津乐道呢!
受益者自然是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当时中、英报刊大肆宣扬“仁安羌大捷”,几乎神化了孙立人,使孙立人名噪一时。又因为孙立人毕业于美国军校,被视为“亲美派”,所以英、美两方都乐于宣扬他,对他的“好感”倍增。尔后新三十八师退到印度,也受到特殊待遇,各部供应也都优于其他部队。
对此事唯一愤愤不平的,是新三十八师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他认为这一仗是他率部队打的,功劳却归了师长孙立人,甚至几十年后他的儿子刘伟民先生还在为乃父奔走呼吁争功。
其实,仁安羌战役真正的英雄应该是壮烈牺牲的新三十八师一一三团第三营营长张琦。但他的军职更低,“提不起来”,战后连追悼会都没有,就如同中国远征军共伤亡的近二十万所有将士一样,唯有二百师师长戴安澜的牺牲,受到国共两党领导人怀念并名垂青史,其余阵亡将士(团级至十名之多),都成了无名英雄。
刘放吾被“埋没”,也因当时军职太低。●
(本文节选自方知今所著《中国远征军》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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