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日本侵略军发动的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战役席卷豫湘桂三省，大片国土沦丧，侵略军一度打进贵州独山，直接威胁抗战中心陪都重庆。我国获得外援的唯一通道滇缅公路早被日寇截断，怒江以西早已陷入敌手。亡国的危险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
当时成都人心惶惶，我们都无心上课，老师在课堂上讲的都是当前的抗战形势，学校大门的墙上醒目的写着八个大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这个时候国民政府发出号召，动员知识青年从军卫国，“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直让我们青年学子热血沸腾。
当时我虽然只有十五岁，但个子已长到一米六五，看着同学报名参军，我也心动了，背着父母报名参军。
当时四川地区青年从军，是由设在成都北较场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代招，先后成立了三个教导团，重庆是教导一团，成都是教导二团，云南是教导三团。
青年学生入伍后，经过简单的训练分成四批，乘“驼峰航线”返空飞机运往印度。据我所知，当时成都地区有三千多青年学生自愿参军，其中大学生高中生各占百分之四十，其余的是初中生。
我是第三批走的，是顶替同班同学严德馨，他已报名并获批准，但父母不准他去，把他关在家里不准出门。于是我穿上他的军装用他的名字到皇城坝集合，当晚点名时，念到严德馨的名字时，我大声回答道。由于教二团是刚成立的部队，长官对学生兵不熟，很容易就过了关，正式成了一名学生兵。
当晚七时左右，部队离开皇城坝，徒步前往四十公里外的新津机场。
前来送行的同学凑了一点儿钱给我，因为父母并不知道我参军的事，我身上什么也没有。
那是1944年11月22日，说来凑巧，很久没跑过警报的成都，那晚居然飞来了十多架日本飞机，敌机就从我们头上隆隆飞过。后来知道，抗战八年，这天是成都最后一次受到空袭。尽管天已黑尽，敌机不可能看见我们，但为安全起见，带队长官还是让我们就近疏散隐蔽，待空袭警报解除后再出发。过了一阵天上又响起尖厉刺耳的飞机声，长官说这是绰号黑寡妇的美军夜间战斗机起飞迎战。
警报解除后，少了不少的人，原来城里的学生少有走过长路，他们走累了趁发警报居然在田坎上睡着了，清点齐后队伍继续向新津进发。
成都到新津有四十五公里，走了整整一夜，黎明前走到新津街上，带队长官敲开了还没营业的茶铺让我们休息，一进门大家躺在地上呼呼大睡，直到长官叫醒我们，各人解决吃饭问题，大家掏出自己的钱在街上吃了一顿，然后整队进入机场，在跑道边坐着等候上机。
一直等到下午两时，才让我们排着队登上了几架美国空军的C—47运输机，向云南飞去。
我们这些学生，没有谁乘过飞机，这些运货的飞机，都没有座位，只能坐在地板上，新鲜一阵后开始难受，晕机呕吐，没有谁能幸免。天黑时飞到了云南陆良机场，让我们下飞机休息，准备明天一早飞往印度。
晚餐是最难吃的红花米饭(那是最差的米)，清水煮得发黄的青菜叶，就这伙食也不容易，因为我们是学生兵，上面给予特别照顾。而我们旁边那些补充部队的壮丁更可怜，每人一碗清稀饭。我们口袋里都有钱，便把红花米饭送给壮丁，自己到机场外买食物。
晚上睡的是几间大房子，只有几排竹子搭的通铺，其他什么也没有，大家只好和衣躺下。第二天起床时所有人的鞋子都不见了，我想可能是那些壮丁偷了，他们都穿草鞋，还有不少人打赤脚。
我们只好光着脚上了飞机，天还没亮就起飞飞往印度。
喜马拉雅山群峰高入云霄，飞机只能从山峰间飞过去，那时候飞机密封性能很差，除了呕吐，飞机里冷得要死，听说前几批就有人冻死。
接近中午时飞机终于降落，一下飞机热浪扑面，我们赶紧脱了棉衣，个个都裸着上身。能说英语的川大同学向机场的美国兵询问后，才知道我们已到了印度阿萨姆邦的汀江机场。
我们坐在跑道边等候接运我们的汽车，跑道上大型运输机不停地起降，显得十分繁忙，起飞的都是运载送往中国的军用物资，降落的则是从国内送来的兵员。
一个小时后十多辆美军的十轮大卡车开来，首先把我们送到消毒站，在这里所有人都脱得精光，一丝不挂地排着队进淋浴场，脱下的衣服全部扔进一个大火坑烧掉，戓许是英国人怕我们带来什么传染病。
洗完澡出来通过一段发衣服和装具的过道，每人抱了一大堆到草地上穿，全套英式军装，从内衣裤衩到鞋袜，应有尽有，还有水壶、背包、子弹带，十分奢华。
不过英国人的服装既宽又长，川大外语系一个叫陈发光的矮个子裤脚竟卷了十二圈，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接着汽车把我们拉到一个叫“董不董马”(Domodoma)的地方(至今我也不知道它的中文译名)，这里设有中国驻印军的招待所，这里搭满了帐篷，十个人住一顶，食物是大米和罐头，配有行军锅，得自己煮饭吃。
我们学生都不大会煮饭，而且柴火得自己到旁边的树林里拾，拾来的都是湿柴，很不好烧，好在附近驻有美军，我们要来汽油，一顿饭煮熟，烟熏火燎，都成了花脸。
我们帐篷旁边有条约二十米宽的小河，对岸就是森林，有很多野猴，晚上我们睡下后这些野猴就成群结队过来偷东西，早晨起床后我的鞋帽全被偷走，挂在河边的大树上，我只好请卫兵放了几枪吓走野猴，再游过去取回来。后来我们把食物藏好，野猴就不再来了。
招待所对新来的学生兵重新登记造册，并重申必须填写真实姓名和年龄，于是我从严德馨改为吴玉章，十五岁。
新登记的名册上交驻印军总部，等候上级分配。
在招待所住了十来天后，来了两辆军用吉普车，上面印有CHINESMP的字样，还有几辆大卡车，招待所就要我们上车。懂英文的说这是宪兵，大家纷纷说我们是来打日本鬼子的，谁稀罕当什么宪兵!都不愿上车。
接人的一个长官说，你们身处战区，路途不安全，我们是护送你们到作战部队的，于是大家才上了车。
一路上来往军车很多，几乎见不到平民。中途路过军事检查站，要停车接受检查。
旁边有卖香蕉的印度小贩，那时成都人都没见过香蕉，就花四个卢比买了一大堆，约有二十公斤，大家分着吃稀奇。
汽车走了五个多小时，离开刚修好的中印公路，拐向一条小道就到了一座空无一人的营区。这个营区原来驻有部队，不久前都开往前线作战。营区有十多顶大帐篷，周围都是大森林。
留守老兵给大家分发美军的K级口粮，一盒口粮可食用一天，里面有奶粉、饼干、罐头、糖果、一包纸烟、一包火柴，还有一粒维他命，再有就是预防疟疾的药片，森林里蚊子很可怕，咬你一口会送命。
第二天队伍集合，来了一个戴眼镜的瘦高个子，很斯文，佩戴中校领章，他自我介绍是驻印远征军独立宪兵队队长，叫高瘦影。他首先说欢迎同学们投笔从戎，到异国他乡印度参加抗日战争。“听说你们这些热血青年不愿当宪兵，都想上前线直接打鬼子，这种爱国热情我能理解。只是你们并不了解宪兵是干什么的。宪兵就是军事警察，警察在街上维持社会秩序你们能理解，但军队和战场也需要人去维持秩序，这就是宪兵的工作。保卫重大军事设施和高级军事机关，通往前线的军用公路和重要桥梁、弹药库等，都是宪兵的工作。战争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有前方也有后方，没有强大的后勤支持，前方就不可能打胜仗。何况在今后你们的宪兵工作中，也可能负伤甚至流血牺牲。你们所在的地方印度阿萨姆邦，是世界上雨量最多的热带雨林，马黄蜂、毒蚊子、食肉蚁，一不小心就会夺去你们生命，更不说日本鬼子派出的奸细会袭击军火库、加油站和重要桥梁。”他接着说，“一般的部队对士兵都有体罚，但在我们这里是绝对禁止体罚的，若有哪个军官违反，你们可以直接找我。你们不是一般的士兵，是从学校投笔从戎的学生，胜利后你们还要回到学校继续你们的学业，将来为国家民族做更多的事。现在我向你们敬礼。”
说完挺直身子庄重地敬了军礼。
那时候的军队军官是不会给士兵敬礼的。
队长这番话让我们这些刚踏进军队的孩子十分感动，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几天后我们这三百多学生兵就进入新建的训练营地，进行严格而紧张的训练，教官大都是美国军人。三个月后顺利毕业，原来的驻印军宪兵队扩充为中国驻印远征军副总指挥部独立宪兵第三营，队长高瘦影中校升为上校营长，我是第四连二排五班的下士。
我们这个班有十二人，班长李明木上士是老宪兵，班里有大学生四人、高中生四人、初中生两人。
毕业后我们以班为单位分散在各处值勤，我们班同美国宪兵一起工作，朝夕相处，大家英语水平提高很快，七十年过去了，至今一般英语对话我还能凑合。
在总部担任禁闭室守卫工作中，我曾被水冷式电机的蒸汽烫伤，在美军第十四野战医院治疗两周，结识了一位十七岁的美国女护士路易丝，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她教我学英语，我教她读中文。出院后她经常开着吉普车来找我，有时去看美国电影，或参加医院的周末舞会。日本投降后她邀请我到美国，尽管我们感情很好，但我更想念父母，想念家乡，同时也想回成都继续读书，就跟随部队返回祖国，不久她也离开印度回国。
宪兵的工作很繁杂，有时候担任副总指挥部的警卫，有时候负责中印公路沿线无人值守加油站和军火库的巡查，有时候在通往新平洋的鬼门关检查站值勤，防止回国车辆私自夹带黄金鸦片，因为印度的黄金鸦片价格比国内低很多。
1944年8月密支那攻克后，我同战友陶在廉(金陵大学学生)奉命前往密支那劳军，我们带上电影机为中国军队放映电影，陶管放映机并同步解说(这些美国电影对白全是英语，中国官兵根本听不懂)，我负责发电机。
那时密支那刚被攻克，密支那本是一座伊洛瓦底江三面环绕的美丽城市，经过三个月的残酷争夺，已经成了一片废墟。我曾到市区看过，没有一幢完整的建筑，道路上布满弹坑，车辆完全不能通过，就是徒步都得非常小心。市里原来茂密的树木都被炮火摧毁，剩下的都是几人合抱的大树，不过枝丫都被炮火扫光，树干上密密麻麻的都是弹孔。
密支那战役打得非常惨烈，为了夺取这座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中印公路必经此地才能到达中国)，驻印军付出了重大牺牲，几千名驻印军将士在这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永远长眠在这异国的土地里。
我们在密支那待了十多天，那时驻印军各部队都在密支那孟拱一带休整，放完电影后我们回到雷多，继续执行巡查保卫任务。
雷多在印度东北部最偏远的地方，紧邻野人山，英国人把这片地方划给中国军队管理，建立了中国人当司令的雷多军区。
我和战友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在林中或河边练习射击，而雷多军区规定不准在野外随便打枪。这一天我和战友牟正伦在河边练习射击河中流动的木块，把它们当作浮动靶。
枪声惊动了总部的警卫部队，一个中尉排长带着几个兵闻讯赶来，这个中尉说原来是你们两个宪兵乱打枪，我管不了你们，今天可是郑将军命令我们来的，请跟我去见郑将军。
那时年轻气盛，天不怕地不怕，去就去。
驻印军副总指挥(总指挥是美国将军史迪威)郑洞国中将问我们知不知道军区的规定，我们说知道。
那为什么还乱打枪?
我们说练好枪法好上前线打鬼子。
郑将军见我们年纪小，都佩戴粉红色领章，便和蔼地问：“你们都是学生兵，多大了?”
我回答是四川成都的学生，今年十六岁。
郑将军说：“这么小的学生娃娃，怎么想起到印度当兵?”
我们齐声回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郑将军笑起来，起身走到我身边，摸着我的头说：“回去吧，以后可别随便乱打枪，要打一定要到靶场去打。”
那个中尉有些奇怪：“就这样算了?我还以为郑将军要重罚你两个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我们正在中印公路上巡查和守卫从印度加尔各答到中国云南昆明的两条输油管，我们欣喜若狂，没想到这下还能活着回家乡!
当年9月14日我们全营在汀江机场集中，乘飞机直飞广西柳州，在柳州机场停留几天又奉命飞往上海，在国耻纪念日“九一八”的晚上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我们是第一支到达上海的中国军队，沦陷八年的上海市民奔走相告，成千上万的上海人涌到机场欢迎，这空前的盛况让我们这些学生兵感动得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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