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场」桂柳反攻：正面战场的收官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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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4月22日，在东线战场上，苏军攻入柏林。4月27日，在意大利北部，墨索里尼被游击队捕获，并于次日在米兰枪决示众。4月29日，希特勒在柏林自杀。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在轴心国阵营中，只剩下日寇一个国家仍然在负隅顽抗。

　　1945年4月1日，美军在冲绳登陆。4月5日，小矶国昭内阁倒台。7日，铃木贯太郎出任日寇二战期间最后一任首相。他在这一天得到通知，苏联决定不再延续1941年4月13日签署的《日苏中立条约》。同时，日寇通过侦察得知，苏军开始向远东地区集结部队。

　　急剧变化的局势，让日寇大本营不得不重新考虑在中国战场上的作战问题。

　　1945年4月18日，日寇大本营向中国派遣军下达1310号大陆令：考虑到美苏形势的演变，准备向华北、华中等重要地区集结兵力。

　　根据大本营的要求，部署在湖南、广西、广东、江西地区的第6方面军将逐步北撤。其中，第34军调往东北，划入关东军战斗序列;第11军和第23军所属第40和第104师团调往南京地区。第3、第13、第27、第34师团划入中国派遣军直属，其中第3师团从广西调往徐州，第13、第27和第40师团原计划也北调，但考虑到驻越南的第38军正在和法军交战，遂推迟3个师团的调动，计划在5月下旬再从广西出发，向济南和南京撤退。

　　5月28日，日寇大本营下达第1335号大陆令：为适应形势的演变，准备加强华中、华北的战略态势。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应设法迅速撤出湖南、广西、江西方面的湘桂、粤汉铁路沿线占领区，将兵力转用于华中、华北方面。

　　6月4日，日寇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中国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和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在大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派遣军主力控制在华中、华北地区，对中、苏采取持久战，同时挫败来攻沿海重要地区之美军，使本土决战容易进行。对美战备重点放在华中三角地带和山东半岛。即使到最后关头，也要确保南京、北京、武汉三地及周围重要地区。第23军收缩到广州、第13军收缩到福州、温州地区，抵抗美军在华东、华南地区的登陆。

　　此外，这次军事会议还决定：驻桂柳的第11军和驻长衡的第20军向北平、南京转移。

　　至此，日寇第6方面军所属的3个军全部收到了撤退的命令。此前，驻守在桂柳地区的日寇第11军已经放弃柳州以南的南宁和以西的河池。在接到上述命令后，第11军计划在6月下旬从柳州撤退;7月从桂林地区撤退;至8月末撤出桂北全县。在整个撤退计划中，第13师团第65联队临时划归第11军司令部直接指挥，担任全军后卫掩护任务。

　　在日寇正秘密实施战略撤退的同时，国民政府方面对反攻仍然十分谨慎。按照蒋的指令，新成立的陆军总司令部所辖4个方面军仍然以“避免决战、减少伤亡”为作战原则。在抗战的最后三年，军事委员会和各战区之间往来的电报中，“避免决战”时常出现。

　　按照战争进程划分，人们通常将全面抗战分为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自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日寇在中国战场全面进攻，绝大部分国土也是在这个时期丧失的;从武汉会战以后，日寇无力发动全面进攻，将大部分兵力用于维持占领区，仅以7个师团2个旅团在武汉地区组建第11军，用于对国民政府发动中等规模的进攻。

　　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开始从印度发起反攻，次年5月，中国远征军在滇西发起反攻。两支反攻部队旨在打通印缅公路，以便援助物资可以源源不断地进入内地。除此之外，在正面战场的其他地区，国民政府鲜有主动进攻的行动。

　　这里需要提到的是1941年12月美英首脑在华盛顿召开的阿卡迪亚会议。在此次会议中，美英正式结成同盟，并联合包括中国、苏联在内的26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不久之后，在罗斯福的提议下，蒋介石就任盟军中国战区司令。以此为标志，中国正式加入反法西斯阵营。

　　在阿卡迪亚会议之前，全面抗战已经进行了四年半。在此期间，国民政府得到过苏联、美国和英国的援助，但这些国家与日寇的关系也十分暧昧。起初苏联对国民政府的援助最多，但为了避免过度刺激日寇，苏联逐渐减少了对华援助。1941年3月苏联与日寇签订《日苏友好条约》。此后基本断绝了对国民政府的援助。

　　美国虽然支持中国抗战，并通过《桐油借款协议》和《租借法案》向中国提供军事物资，但在此期间美国与日本的贸易额是中国的5倍。英国对国民政府的援助更具有象征意义。

　　所以说，在全面抗战的前四年半中，国民政府抵抗日寇的侵略主要依靠的是自己的力量。他们在正面战场遏制住了日寇的攻势，使双方在战场上形成了一种均势。在这段时间，国民政府还于1938年～1940年发动过三次规模较大的反攻。由此可见，当时的国民政府和军队抗战热情高涨，守土卫国的意识强烈。

　　但自从阿卡迪亚会议之后，国民政府决策层一直紧绷的神经反而松懈下来。抗战的胜利是以盟军取得决定性胜利为基础的，关键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击败日寇，而是考虑战争结束后的问题。所以在此后的会战中，国军从不主动向日寇发动反攻。当日寇进攻时，深知敌方并不是以扩大占领区为目的，遂尽量避免决战。1944年5月的滇西反攻，若不是罗斯福以停止物资援助相要挟，国民政府也并没有打算出兵。

　　所以说，整个全面抗战若以阿卡迪亚会议为界线，将正面战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国军浴血奋斗，第二阶段则养精蓄锐

　　1945年4月，日寇开始从南宁地区撤退。国军第2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发现日寇撤退后尾随追击。至5月底，该地区最后一支日寇第58师团第94大队撤离南宁，第2方面军于5月27日收复南宁。此后第46军向柳州追击，第64军向龙州攻击前进。至7月3日，第64军所部相继收复龙州、凭祥等地，将残留在桂南的日寇驱逐到越南境内。第46军则收复宾阳。

　　汤恩伯的第3方面军于5月初从桂西南丹、环江出击，向柳州以西的河池日寇第13师团第65联队发起攻击。至6月初，第3方面军收复河池、宜山等地，逼近柳州。此时第2方面军第46军也从南宁方向抵近柳州，国军遂向柳州发起进攻。6月30日，柳州光复。

　　随后第3方面军兵分三路，中路第29军沿桂柳铁路路攻击前进，左路第20军经融安、右路第71军沿桂柳公路向桂林方向推进。

　　国民政府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意识到日寇是战略收缩，所以陆军总司令部所属的四个方面军行动仍然非常谨慎。1945年7月3日，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向蒋汇报了今后的作战指导意见：第1方面军(卢汉部)仍继续执行原任务，固守滇南，并以有力一部伺机进入越南;第2方面军南下攻击雷州半岛，计划8月15日前攻占广州湾;第3方面军继续攻击桂林，并计划于7月底攻占之;第4方面军暂时保持原态势，准备进攻宝庆、衡阳。

　　对于陆军总司令谨慎积极的作战计划，蒋于7月8日致电何应钦：不必先行强攻，可用一部分兵力严密监视之。在桂林方向的第3方面军，如果敌有死守决心，则不宜攻坚，以免伤亡太大。

　　7月9日，中国战区美军作战司令部提议：陆军总司令部应从速制定进攻广州、香港的作战计划。其提出的作战设想是：先收复雷州半岛，利用广州湾港口，由海路加强补给，然后主力沿西江强袭广州。

　　但陆军总司令部不赞同美方的意见，他们认为：日寇仍在衡阳、曲江、赣州保有机动兵团，贸然进攻广州，主力侧背将受到威胁。如有不慎，将招致不可挽回的失败。因此坚持攻占雷州半岛后，先攻取衡阳、曲江，在第2方面军侧翼安全得到保障后，再向广州、香港进攻。

　　1945年7月14日，陆军总司令部制定《攻略桂林、雷州半岛、衡阳、广州、香港作战指导方案》。在第一阶段，第2方面军7月15日前攻略雷州半岛;第3方面军8月15日前攻略桂林。在第二阶段，第4方面军以主力攻占衡阳，第3方面军以及第3、第7、第9战区辅助之。在第三阶段以第3方面军主力及新编第1军进攻广州、香港。

　　在桂林方向，第3方面军各部正逐渐逼近桂林。7月17日，沿铁路线北进的中路第29军收复中渡、黄冕，距离桂林还有60公里。7月26日，第29军攻占永福，从南面抵近桂林近郊。在此期间，第3方面军右路第71军相继收复荔浦、阳朔，从东南方面抵近桂林;左路第20军收复百寿，从西边抵近桂林。

　　7月18日，第20军第134师急袭桂林北部兴安，击退守军独立第88混成旅团，攻占五旗岭，将湘桂铁路和湘桂公路切断。担任后卫的第88旅团和第13师团第65联队向第134师发起反击。经过反复争夺，日寇于7月24日重新攻占五旗岭。尚在桂林的日寇第58师团担心再次遇险，遂立即撤往全县。7月28日，桂林光复。

　　面对国军第3方面军越来越咄咄逼人的追击，日寇第20军决心以第58师团、独立第22和第88混成旅团在全州以北实施一次伏击，然后再退往湖南。8月11日，日寇放火焚烧全县，摆出撤退的姿态。同时以第58师团和独立第22旅团埋伏在全县以北，独立第88旅团佯装从全县北撤。

　　追击的国军误以为日寇已经撤退，遂于8月12日凌晨攻入全县，遭遇日寇的猛烈反击，被迫向南撤退。8月14日，全县再次沦陷。

　　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驻全县的日寇立即北撤，第3方面军随即重占全县。至此桂柳反攻战役结束。仍滞留在中国战场上的120多万日寇陆续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