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上旬,关东军就以一部分兵力伙同伪军,不断从热河省蚕食察北,察东。重镇宝昌,康保失陷,张北危急。21日,同盟军兵分两路,向蚕食察哈尔的日伪军发起反击。其中一路有第5路军,察哈尔自卫军等部队,先北上张北,另一路骑兵第3师周义宣部往东前往赤城北上。
22日,北路同盟军第一梯队第5路军邓文部,从张北直取康保。防守康保的是伪军崔兴五部,仅几个小时的战斗就被击溃。同盟军占领康保。23日,第5路军和察哈尔自卫军从康保出发进攻宝昌,李忠义部从张北直插沽源,和占领赤城的周义宣部共同攻打沽源,结果沽源的伪军刘桂堂部摄于同盟军的声势,和吉鸿昌接洽反正。冯玉祥遂委任刘桂堂部为同盟军游击第6路,沽源收复。
1933年7月1日,同盟军猛攻宝昌,城中守军为伪军张海鹏部和崔兴五部。在同盟军的猛攻下,伪军弃城逃往重镇多伦。
多伦为察东重镇,是察哈尔,绥远,热河三省之间的交通枢纽。日军攻占热河后,派出日伪军将其占领。此战也是同盟军首次遇到日本关东军。
关东军骑兵第4旅团(又称茂木旅团)3000多人,加上建制完整的伪军李守信部,溃逃而来的伪军崔兴五,张海鹏部,炮兵部队。日军在城外修筑32座碉堡,用交通壕连接,作为外围阵地,用伪军驻守。同时,在丰宁一带,还有关东军第8师团为外援。
1933年7月4日,同盟军开始进攻多伦,战斗三天,日伪军逐渐松懈。7日,吉鸿昌下令总攻,同盟军邓文部,李忠义部,张凌云部同时发起猛攻,吉鸿昌也亲临前线督战,一举攻破多伦外围阵地。日伪军被迫退回城内。同盟军暂时休整,在12日突然发动全线进攻。同盟军爬城三次,终于攻入城内,与日伪军白刃格斗长达4个小时,日伪军不支,从东门突围,向关东军第8师团靠拢。至此,察东4县全被收复。中国人民欢欣鼓舞,各抗日团体纷纷发来贺电。
但是,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经过攻打4县的战斗后,粮弹缺少,无钱无衣,已经无继续进攻的能力了。加上国民政府封锁察哈尔省,禁止任何团体,个人接济“叛军”。同盟军处境十分艰难。蒋介石派出大批政客,间谍前往同盟军各部分化,收买。不久,冯占海,李忠义,鲍刚,檀自新等人或明或暗“归顺中央”,抗日英雄邓文被特务暗杀。同盟军由于其本身是各种武装的集合体,并没有一个真正,坚强的核心。顿时分崩离析。
1933年8月8日,关东军分两路入侵察东,北路攻多伦,南路打沽源,吉鸿昌部奋力抵抗,暂时迟滞了日军的攻势,但是缺枪少弹的同盟军处境越来越艰难。冯玉祥鉴于同盟军经费已无,又无外援,枪弹粮食均无法补充,内部不稳,不得不和国民政府接洽,宣布同盟军归顺中央,他个人辞去同盟军司令,解散同盟军司令部。不久,冯玉祥回到泰山隐居。
8月中旬,多伦失陷。此时,宋哲元奉何应钦之命,抛出了一个收编方案,该方案将同盟军大部解散,少部收编,对坚持不肯收编或解散的,则分化,收买甚至不惜武力解决。
同盟军大部宣布接受收编,如张凌云,佟麟阁,檀自新,乜玉岭,唐聚五等部。而一部分被解散。更严重的是,一些部队叛变投敌,如由土匪改编成同盟军的王英部,重新成为土匪 。蒙古族武装部,也投降日军,搞起民族分裂活动。
方振武部决定与国民政府对抗,向东往独石口转移,而吉鸿昌部则往绥远西进,想去宁夏。结果在二台子一带遭到晋绥军傅作义部和原同盟军的张凌云部的围攻,只得折回独石口,与方振武会合。
1933年9月10日,吉鸿昌,刘桂堂,方振武会同原热河失陷后失势的汤玉麟,在云州整编队伍,决定公开对抗国民政府,自立山头。改名为“抗日讨贼军”,宣布一边抗日,一边讨蒋介石这个“贼”。整编后,讨贼军6千多人南下进攻北平,企图夺取北平为根据地。9月21日,怀柔,密云被讨贼军攻占,进入了《塘沽协定》规定的非武装区,逼近北平。
日本关东军立即威胁讨贼军,要其限期离开,否则将予以“消灭”。为防止驻北平附近的原西北军石友三部受其影响,还专门派人恫吓石友三,如果石友三与讨贼军“勾结”,“皇军将绝不容许其存在”。并派飞机轰炸讨贼军驻地。10月初,何应钦调集中央军商震部,原西北军关麟征,庞炳勋部将讨贼军包围在昌平,大小汤山一带,激战十余日。讨贼军无后援,无补充,最终仅剩四五百人。不得不宣布接受国民政府“改编”。方振武,吉鸿昌化妆逃离。
至此,“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完全失败。冯玉祥隐居泰山,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进行抗日活动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24日处死,临刑前留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至于方振武,同盟军失败后长期隐居于香港,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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