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前往京、沪等地。他一方面向全国各界呼吁抗日,表示“誓死与全国同胞共赴国难,粉身碎骨,义无反顾”;另一方面,又在国民党召开的四届一中全会、军事委员会和“国难会议”上,连续提出许多救国提案。但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多方阻挠下,这些提案均成泡影。冯玉祥在报国无门的情况下,郁抑不申,于3月24日前往泰山重新隐居。
冯玉祥由山西迁居泰山后,继续加强同两广方面、冯的旧部及共产党的联系,进一步学习进步著作,探寻抗日救国之路。1932年秋,中共北方组织通过王梓木等人,劝说冯要以实际行动发动民众抗日。这时,适逢冯的旧部宋哲元出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察省地处抗日前线,又是过去西北军活动的地盘,冯玉祥决心在宋的掩护下,开展抗日活动。1932年10月9日,冯玉祥由泰山抵达张家口,宋哲元等相迎于几十里之外。11月,中共北方组织代表肖明赴张家口与冯玉样交换组织抗日力量的意见,冯希望共产党派干部到张帮助筹组抗日大计。
1933年5月下旬,长城抗战失败,冀东沦陷。日本兵临平、津城下,仍不罢休。5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对路透社记者声称:“日军现在密云、唐山线暂停进攻,日军以此进攻为消灭华军攻击长城之大本营,其军事动作目前告一段落……为保卫满洲国西境,日军有进占张家口之必要。”张家口为察哈尔首府。显然,日军在冀东得手后,又把侵略的矛头指向察哈尔。
察哈尔省(1928年建省,1952年撤销)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乌兰察布盟东南部,位于热河、绥远(1954年撤销)之间,北与外蒙古接壤,南与晋、冀两省交界,扼塞北之要冲,为东西之通衢。特别是张家口,南瞰幽燕,北达漠北,为交通要道。日军如侵占该地,不仅可以从北面威胁、包围平、津、晋、冀,而且可以阻碍中国内地与苏联和外蒙古的陆路交通。
1933年2月,日军侵犯热河时曾以一部逼近察、热交界地区。长城抗战开始之后,日军把进攻的重点放在长城各口,在察、热边境只有一小部日军和大部伪军。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为保障察、热边界的安全,曾令傅作义为第7军团总指挥,在察东一带布防。4月底,自古北口方向进犯的日军逼近密云,何应钦急调傅作义部至昌平加强北平的防守,察东防务空虚,日军乘机于5月11日侵占察东重镇多伦,继而侵占沽源。察省形势日益危急。
1933年5月,中共河北省委为加强抗日同盟军的组织发动工作,成立了以柯庆施为书记的前线工作委员会(简称前委),具体领导张家口地区和同盟军中的工作。与此同时,中共北方组织还从陕西、北平等地抽调许多党的干部如谢子长、刘仁、闫红彦等到同盟军中工作。这一时期,大约有300名共产党员协助冯玉祥筹建抗日同盟军:有的负责起草抗日同盟军纲领等文件;有的负责联络党所影响的武装力量向张家口集中;有的经外蒙赵苏,试图取得苏联援助;有的帮助冯召集旧部和组织抗日武装。
冯玉祥为了争取各方面的支援,于1933年1月7日致电两广的胡汉民、陈济棠、邹鲁、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呼吁:“现在已至最后之生死关头,非速图抵抗,不足以挽兹垂亡之局。”指出:“惟兹事体大,非群策群力,不能有所成就”,“应互相提携之”。
随后,又请徐谦往访胡汉民、李济深,说明冯不顾蒋介石的压制,决心依靠各方支援,特别是西南方面的支援,以便发动民众和旧部抗日。3月21日,再派高兴亚去平、津拜见朱庆澜,请予经济上的帮助,联络吉鸿昌、石友三举义,找苏联驻天津总领事支援。
冯玉祥的抗日准备活动,遭到了蒋介石的阻拦,蒋企图用劝导和诱骗的方法,使冯离开察哈尔。1933年1月25日,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电请冯玉祥去南京。冯复电以“近感风寒”予以拒绝,并提出12项抗日救国主张,作为最后的呼吁。
随后,蒋介石又派王法勤等赴张家口敦促冯进京,并以监察院院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相许。但冯不为所动,表示:“蒋介石如决心抗日,当然可以合作,根本谈不到作官问题。”并说:“谁要是亲日妥协,谁就是我的敌人,决无合作之可能。”
3月上旬,蒋介石再派黄少谷到张家口,促其速往南京。冯说:“华北局势更紧,不但本人不应南下,蒋及中央委员皆应北上,现寇已深入,非坐谈抗日之时,只有大家上前线一拚。”
3月中旬,蒋介石由江西到保定期间,曾先后派李烈钧、马伯援请冯往保定会晤。冯以信相答,提出5条意见,即:不可与日妥协;补充前方饷、械、弹药;抚恤伤亡官兵;请蒋亲率大军收复失地;政治刷新,与民更始。
3月24日,孙科再电约冯到保定晤蒋。冯于次日复电说:函复蒋的意见,“如蒙采纳实行,则不独赴保,即任何驱驶,亦不敢辞。”
3月29日,蒋介石复派黄绍竑、熊斌,汪精卫派王懋功赴张劝冯进京。冯对他们说:“蒋若不认识过去之罪,痛改前非,与民更始,谁敢往南京去!”
数日后,国民党中央又电促冯氏南下,冯对周围的人表示:“宁为抗战而死,也不愿离开此地。”
蒋介石见诱冯之计不成,便施造谣中伤之法。但冯没有屈服,仍积极准备武装抗日。
冯玉祥为了组织武装抗日,于1933年3月电调驻山西汾阳军校学员到察。4月末该校3000余人抵张家口,随即扩编成师,师长支应进,所属3个团长均系共产党员,是为冯的基本队伍,拨归佟麟阁指挥。致力于抗日反蒋的原西北军将领方振武,经冯玉样派人联络后,于3月上旬从上海赶到山西介休,与旧部鲍刚、张人杰共组抗日救国军。4月上旬方振武率部从介休出发,开到河北邯郸后,由于何应钦不拨给火车,遂徒步北上,于5月20日进入张家口。
从东北、热河退入察省的抗日部队李忠义、邓文、黄守中等部,蒙古自卫军德穆楚克栋鲁普等部,以及察哈尔地方武装张砺生部,他们都表示服从冯的指挥,愿意与冯合作。冯玉祥在联络友军的同时,并着手建立基本队伍。此时,冯的旧部吉鸿昌、高树勋、孙良诚、张凌云等,先后抵张家口。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他们各自收编和装备了一部分抗日武装。此外,北平、天津及华北各地一部分爱国青年和学生,也赶来参加同盟军。这些部队虽然政治主张、原来的指挥系统不同,但都一致拥护冯玉祥出山,领导他们抗日。共产党的组织促成了这些武装的大集合。经冯玉祥同意,中共还组建了第18师,由许权中任师长,并在同盟军第2、第5、第16、第18师等部中,建立了抗日救国会、政治工作委员会和宣传队等组织。
冯玉祥准备抗日的行动,得到了察哈尔民众和全国各方面的支持。察省广大民众强烈要求武装起来,保卫乡土。1933年5月初,察哈尔各县代表在省府开会,推举汉、蒙民族代表乔嗜冰等4人到北平向军分会请愿,要求派兵抗日,收复失地。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当局先后致电冯玉祥表示支持;上海、北平、天津等城市及各地抗日救亡团体也纷纷电冯,促请早日实现抗日。5月7日,冯玉祥分别函复各地,并于9日在《大公报》上公开答复各民众团体,重申他抗日救亡的志愿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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