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军事行动
来源：《察哈尔抗日实录》，作者:赵谨三   2017-05-12 14:55:53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军继续扩大对察东的侵略。日军骑兵第4旅和伪军张海鹏、崔兴武等部在侵占多伦、沽源等地后，准备分两路侵犯张家口：一路由多伦西侵宝昌、康保，再南下张北，逼向张家口;一路由沽源进犯独石口、赤城，继而西侵张北，钳击张家口。

　　6月1日，日军开始轰炸独石口，4日陷宝昌，8日占康保，张北危急，张家口震动，冯玉祥急调第6、第16军和自卫军等部驰赴张北防御。方振武调抗日救国军一部到独石口应战。冯玉祥令张凌云为龙关、赤城警备司令，率兵一旅北上，与方部协防独石口，以稳定察哈尔的局势。

　　冯玉祥针对同盟军成份复杂、装备不一、紊质差异大等特点，加速整训部队。在政治工作方面，冯玉祥除同意在部队中建立抗日组织，并通过《民众日报》等报纸宣传抗日，加强思想教育外，还“轮流召集驻张部队讲演，每日排四五小时。”[《大公报》1933年6月8日。] 每次一提及东北三省与热河，广大官兵“都愤慨激昂，甘心拼命杀敌”。在军训方面，冯玉祥每天巡视部队，组织操练，除调各地方武装到张家口操练外，还对各部队进行了调整编制、补充械弹、筹发给养、安抚伤兵等工作。经过整训，使疲惫之师焕发了精神。

　　冯玉祥还实行了若干改革措施和其他抗日准备工作。规定全省最高权力机关为“察哈尔民众御侮救亡大会”，同盟军的一切行动，施政方针，都由大会作出决议。为了求得军民协力抗日，还筹组召开“民众抗日同盟军军民代表大会”，由各县民众代表与军事将领参加，共同讨论军民抗日各项事宜。

　　抗日同盟军的一切行动与措施，都以民众的名义出现。为此，冯玉祥于5月26日改组了察哈尔省政府，委任佟麟阁代理察省主席兼民政厅长，张允荣为财政厅长，吉鸿昌为警备司令兼警察处长、公安局长，省府其他机构未作变动。

　　5月27日，在张家口召开了工人、士兵、学生;市民共3000人参加的民众大会，决定成立张家口市“察哈尔民众抗日御侮救亡大会”，选举10名代表负责筹备工作。同日，冯玉洋颁布了三项革新政治令：

　　(一)免除苛捐杂税;

　　(二)释放政治犯;

　　(三)停止党费由公市支付。[《国闻周报》第10卷第23期，1933年6月12日。]

　　冯玉祥还颁布了严惩贪污令，批准了创办《抗日前线》、《民众日报》和《国民日报》，以加强抗日宣传。

　　1933年6月15日，冯玉祥在张家口召开了抗日同盟军第一次军民大会。

　　到会代表有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61人，中共党员宣侠父和张慕陶也参加了大会。会期5天，通过了民众抗日同盟军纲领决议案，确定了同盟军的性质、纲领和任务。明确了“同盟军为革命军民之联合战线，以外抗暴日，内除国贼为宗旨”，“否认一切卖国协定，并反对任何方式之妥协”，“誓以武力收复失地”，“主张对日断绝国交”，“联合世界反帝国主义共同奋斗，以完成中国之独立自由”，“实现抗日救国的民众政权”;取消苛捐杂税，改善工农、贫民、士兵生活;释放爱国政治犯，“保障抗日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武装之自由”。[河北省政协文史会：《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6～203页。]

　　同时，还通过了军事问题、财政政策、军队政治工作与协助民众运动和军委会组织大纲等决议案。大会根据军委会组织法，决定组织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作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领导机关，负责处理同盟军的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等重大事务。会议选举军事委员35人，候补军事委员29人。尔后，由军事委员会互推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宣侠父、张慕陶等11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徐惟烈任秘书长，冯玉祥为常务委员会主席兼总司令。

　　至此，同盟军抗日准备基本就绪，察省出现了抗日救国的大好形势。但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却对此坐卧不安，责令北平军分会取缔同盟军又找不到借口。于是大肆造谣诽谤，攻击冯玉祥“勾结共产党”，“勾结苏俄”，“别有他图”，甚至诬称冯“名为抗日，实为联日”等等。但冯不为蒋、汪的攻击所动，针对他们的诬蔑，先后采取了三项措施：

　　第一，适当调整同盟军工作方针，放弃内外一样红的“胡罗卜”方针，采取“内红外不红”的“西瓜”方针。

　　第二，通电全国，逐条批驳南京、北平方面的攻击、郑重声明，他“只知反对屈辱妥协，抗日到底。此心此志，有如皎月”。[《国闻周报》第10卷第24期。]

　　第三，请各报记者到现地采访报道，让全国了解察省真相。

　　6月14日，冯玉祥对上海《时事新报》记者说：“中日双方所商停战协定，其范围仅限于河北及平津，察哈尔从此益陷于一发千钧之境，本人乃当仁不让，起而自卫。”他表示：“我决不离开张家口，等着敌人到来，我要和他拚个你死我活，我如离开此地;我就是怕死。”[《时事新报》1933年6月21日。] 这些话真实地反映了冯玉祥抗日的一片赤诚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