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样出走与同盟军失败
来源：《察哈尔抗日实录》，作者:赵谨三   2017-05-12 15:06:48

　　在同盟军进攻多伦前夕(7月3日)，全力忙于“剿共”的蒋介石即从江西致电汪精卫，称冯玉祥“为共产荧惑”，“实行赤化组织”，“赤色旗帜日益鲜明”，要求行政院“速筹军事之彻底办法。”[《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7月6日，何应钦向南京报告集结优势兵力进攻察哈尔的方案，拟任命庞炳勋为“察哈尔剿匪总司令”，井令庞率领第10军、冯钦哉率领第7军、万福麟率领第119师、徐庭瑶率领第25师、何遂率领第55军一部以及冯占海部，于13日前，分别到下花园、涿鹿、沙城、怀来和独石口、龙关等地集结待命。

　　7月12日，多伦收复的消息传到南京后，汪精卫立即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极力贬低同盟军攻克多伦的壮举，称多伦“非取之日本军队之手，乃取之伪军之手，此等傀儡，何足一击”。[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19页。] 并决定增派宋哲元、王以哲、傅作义等部入察。至7月底，国民党人察部队已达16个整师，共15万余人，已形成大军压境之势，准备由庞炳勋指挥，分三路进攻张家口。在何应钦加紧进行攻察部署的同时，日军两个旅及伪军张海鹏部共2万余人，齐向察哈尔边境移动，准备进攻多伦等地。为了增加同盟军的财经困难，国民党政府以贪污罪将曾给冯玉祥捐款接济的朱庆澜调回南京办理交待。蒋军还封锁察省对外交通，使张家口等地的粮食、弹药接济断绝。

　　在日蒋进逼，战争处于一触即发之际，冯玉祥立即通电全国和西南当局，说明因抗日而“获罪于政府”，请各方主持正义，这个呼吁立即得到全国各方的响应。7月17日，国民党西南政委会电请北方各省当局各将领，“均应仗义直言，解此纠纷”，并劝庞(炳勋)、关(麟征)、冯(钦哉)等，“应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意为向背，不宜为个人所利用，为乱命所操持”。[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12～13页。]

　　国民党中委李济深、陈铭枢、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等，以强硬态度致电国民党中央与政府，指责当局派重兵入察，要求“速停入察之师”，“若仍一意冥顽，抑内媚外”，“我西南为党国生存计，为民族前途计，决取断然处置。”[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14页。]

　　7月24日，天津《民风报》在社评中指出：“蒋介石……倒行逆施，谋以武力解决冯玉祥之抗日力量，则其卖国罪恶更浮于吴三桂多倍。”认为爱国民众要“行使国家主人翁之天职，锄去此中国之李完用。”即使在国民党军队中，也有不少人不愿对冯玉祥用兵，宋哲元固不待言，冯钦哉也表示“我不能接受这个任务”，庞炳勋虽跃跃欲试，但他的旅长陈春荣却说：“冯先生是抗日的，先不必说别的，就是在人格上也不能打他。”[《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540、595页。]

　　在各方面舆论和西南实力派的压力下，蒋介石、汪精卫未敢立即言战，但仍坚持其取消政策。7月，蒋汪发出俭(28日)电，继续对冯玉祥进行造谣诬蔑，并提出最后通牒四项迫其接受：

　　“(一)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致使察省脱离中央，妨害统一政令，浸假成为第二傀儡政府;

　　(二)勿妨害中央边防计划，致外强中干，沦察省为热河之续;

　　(三)勿滥收散军土匪，重劳民力负担，且为地方秩序之患;

　　(四)勿引用“共匪”头目，煽扬赤焰，贻华北之无穷之祸。”[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28页。]

　　接着，冯玉祥向全国发出世(31日)电，答复蒋汪俭电，陈述兴师以来抗日经过，驳斥所谓“抗命”、“割据”、“赤化”等诬蔑。指出：“胜虽不足言功，但胜亦何至获罪”，“此真千古奇闻”。“祥屡次宣言，一则抗日到底，一则枪口决不对内。如中央严禁抗日，抗日既无异于反抗政府，则不但军事可以收束，即科我应得之罪，亦所甘心。”[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31页。]

　　同日，他在日记中悲愤地写道：“哀哉，同盟军!抗日何辜?竟而得罪蒋氏政府，致遭腹背之敌，更受轰炸之苦。”[《冯玉祥日记》，1933年7月31日。]

　　在蒋汪大军压境准备进攻张家口的时候，日伪军两万余人也开始大举进攻多伦。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派遣兰衣社特务，利用同盟军成份复杂、政治态度不一的弱点，进行分化瓦解。包刚、冯占海、张人杰、李忠义等先后被收买，魏宗普、邓文等先后被暗杀，造成同盟军内部的思想混乱和动摇。

　　这时，中共同盟军前委日益背离中共北方组织根据周恩来在抗日同盟军酝酿初期指示的与冯玉祥等爱国将领合作的方针，执行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提出了一些不利于内部团结的口号，并公开反对冯玉祥的“里红外不红”的西瓜策略，使冯感到苦恼和疑虑。加之，同盟军的外援也被切断，原与两广方面约定的响应抗日，按月接济同盟军10万元的计划也落空了。

　　面对此种困境，冯玉祥于8月3、4日曾两次召开同盟军军政人员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冯玉祥最后不顾不同意见，决定取消同盟军名义，离察出走。他在会上表示，如引起内战，将使日军坐收渔人之利，希望宋哲元回察，同盟军名义虽不在，但可借宋的掩护，保存一部分力量。经过顾孟余、黄郛来往子北平、南京、江西交涉和宋哲元在冯玉祥与北平之间的斡旋，8月3日，何应钦秉蒋汪旨意，发表解决察事谈话，同意宋哲元返察。

　　8月5日，冯玉祥发电宣布自即日起“忍痛收束军事”，欢迎宋哲元返察，接收一切，并表示“抗日雪耻之念，愈挫愈坚。一息尚存，此志不渝”。[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

　　6日，宋哲无发表5日签署的复职通电。同日，冯玉祥通电全国，宣布交还察省政权，称：“顷原任察省主席宋哲元昨已抵察，兹自本日起，即将察省一切军政事宜，统交由宋主席负责办理矣。”[《国闻周报》第10卷第32期，1933年8月14日。]

　　7日，宋哲元部冯治安师接防张家口。9日，宋哲元派秦德纯接收察省军政各机关。当天，冯玉祥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辞去同盟军总司令职务。

　　11日，冯在日记中写道：这次离察“一为体谅明轩之苦衷，一为将来重整旗鼓，再作抗日讨贼之计”。[《冯玉祥日记》，1933年8月11日。] 14日，冯玉祥抱恨离开张家口，再上泰山隐居。

　　冯一离察，形势骤变。8月中旬，多伦复被日军攻陷。何应钦指挥宋哲元剿、抚并用。抗日同盟军虽由方振武代理总司令，但人心动摇，不易收拾。宋哲元按照何应钦“少编大遣”的旨意将抗日同盟军收编。收编情况如下：

　　(一)委阮玄武为商都警备司令。阮各部共编为2个团，富春部编1个团，归其指挥;(二)委张凌云为康保、宝昌警备司令，乜玉岭为副司令，所部编为2个团;(三)委黄守中为察省游击支队，所部编为2个大队;(四)委刘桂堂为察东游击司令，所部编为3个团;(五)孙良诚部编为1个团，暂归张允荣指挥，孙即日通电宋哲元，自解兵权离察;(六)刘震东部编为1个团;(七)唐聚五部编为1个团;(八)张砺生由省府聘为顾问，所部解散归还地方;(九)檀自新、张人杰、李忠义各部均照军分会规定编制;(十)姚景川、苏雨生、宋克宾、李子铎各师拟分别编遣;(十一)清乡司令韩青芳部已下令解散;(十二)冯玉祥部军官队4个大队及佟麟阁部独立旅约500余人均已遣散。另拟给方振武以名义，令其出洋，但他不愿离开军队，令阮玄武与彼商洽。

　　被收编的部队动摇分化，甚至调转枪口对准抗日同盟军反戈一击。此时只有方振武、吉鸿昌爱国立场屹立不动，矢志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