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奋战与失败
来源：《察哈尔抗日实录》，作者:赵谨三   2017-05-12 15:12:35

　　由于冯玉祥出走，抗日同盟军发生严重分裂。在南京国民党政府的高压和重金收买下，同盟军大部分被宋哲元部收编或瓦解，只有方振武、吉鸿昌和中共掌握的部队共1.5万人未受大的波动。为了坚持斗争，方、吉二部和中共前委掌握的第2、第5、第16、第18师及党政军机关一同转移到张北一带。方振武、吉鸿昌到张北后，表示“既以抗日为起源，必以抗日为归宿。”

　　8月16日，方振武发表通电，宣布就任代理同盟军总司令职。8月24日，中共前委也在张北二泉井村召开扩大会议，成立了以柯庆施、吉鸿昌、张慕陶、宣侠父、许权中等7人为常委的军事委员会，任命吉鸿昌为北路总指挥。

　　会议根据临时中央及河北省委关于集中力量创造红军和新苏区的指示，对同盟军的行动提出了向东、向南、向西发展三个方案，经过分析比较，决定向南发展，依托保定以西的太行山、依靠河北中部农民运动与党组织的良好基础，创建抗日根据地。方振武不同意前委南下路线，遂率部东进至独石口地区。

　　方振武、吉鸿昌继续高举同盟军抗日旗帜的行动，激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恼恨。蒋介石、何应钦急令宋哲元、庞炳勋、闫锡山等部，进攻、堵截同盟军，陷方、吉二部于东西南三面包围之中。为了使日伪军从北面围攻同盟军，何应钦于9月8日派殷同和日军勾结，商议夹击同盟军的办法。中共前委所部和吉鸿昌部为实现南进计划，在南进路线受阻的情况下曾两次西出商都，绕道南下，均遭闫锡山、傅作义部堵截：被迫折而向东，于9月9日到达独石口及其附近与方振武部会合。9月10日，方振武邀请吉鸿昌到赤城举行了云州会议。会议决定打起“讨贼联军”的旗帜，并推方振武为总司令。由于对当时敌情估计失当，会议作出了打进北平过中秋的错误决定。中共前委决定暂随方、吉二部出山，再图甫下冀中。

　　于是将其掌握的部队分成两部分：一部随方振武部，在长城线以西，经云州沿白河向东南发展;一部随吉鸿昌部，在长城线以东，绕道丰宁，经四海，向南推进。讨贼军在南进途中遭到蒋军和日伪军的跟踪追击。指战员们不顾危险奋勇迸击，于9月中下旬先后收复丰宁、怀柔、密云等县城，并进占顺义县之高丽营及板桥村。与此同时，中共前委所部与吉鸿昌部曾几次出山，试图南下越过平绥线，均遭蒋军拦截，被迫退回山中。10月上旬，中共前委所部、吉鸿昌部、方振武部会合于大小汤山地区后，遭到日伪蒋大军的四面包围和夹击。经过连日苦战，部队伤亡惨重，最后仅剩四五百人，且弹尽粮绝。在此情况下，方振武、吉鸿昌接受北平慈善团体的调停建议，于10月16日下午离开部队。

　　尔后，方、吉二人由商震部护送赴北平。商震不为己甚让他们途中先后寻机下车，方振武秘密他往，吉鸿昌辗转到天津。所余各部均被蒋军缴械。至此，名震一时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日、蒋军夹击之下，最后失败。

　　同盟军失败后，冯玉祥继续与共产党合作，进行抗日反蒋斗争。方振武被迫流亡香港。吉鸿昌则在天津从事抗日活动，于1934年11月9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24日在北平就义。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失败，首先是由于蒋介石施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以重兵进行围剿。其次是抗日同盟军主要领导人在关键时候动摇。冯玉祥矢志抗日，对蒋、汪妥协的政策十分不满，但对他们又抱有幻想。他钦佩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斗争精神，却又怕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群众的力量;在扩充抗日武装上，他着眼于收编旧部、反正的伪军和抗日义勇军，而不想扩大民众武装。这种矛盾心理决定了他的斗争立场不够坚定。加上抗日同盟军内部矛盾重重，当国民政府进行拉拢或威吓时便撒手出走，使抗日队伍顿时瓦解。第三是抗日同盟军内部复杂，主张不一。抗日同盟军是几种抗日力量的联合体，鱼龙混杂是必然的。由冯玉祥旧部骗成的各军，其长官有的是为了做官，有的原来就有隔阂;东北抗日义勇军各部队成分更为复杂，在同盟军兴起时蜂拥而至，一遇到复杂环境便各寻出路;反正过来的伪军在抗日问题上更是摇摆不定，他们和日、伪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形势逆转时，便又倒过去。这样庞杂的队伍在蒋、日的联合攻击下分裂、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第四是财政的困窘、供给的缺乏。察哈尔省面积小，塞外苦寒，物产不丰，人口稀少，经济落后。同盟军成立之初，冯玉祥寄希望于两广陈济棠、李宗仁，但陈、李只发了支持电。为解决财政上的困难，特别是械弹上的补给，冯玉祥曾派人见苏联驻天津总领事，要求苏联给予援助，但苏联担心给日本以口实，拒绝给予援助。由于经济上极端困难，抗日同盟军始终是“官兵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辛酸惨苦，困难万分”。要解决上述困难，单靠察哈尔一地和冯玉祥一人是无能为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