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上）
来源：360doc个人图书馆　作者：2018卟   2018-05-08 10:01:47

　　抗日同盟军的酝酿

　　1930年10月，冯玉洋讨蒋失败后，便到山西汾阳峪道河村隐居读书，准备东山再起。通过一段学习，冯对共产主义理论有了一定的了解，对共产党增加了好感，希望听听共产党人关于救国救民的意见。“九·一八”事变前夕，冯玉祥与中共北方组织建立了联系。随后，中共派肖明到峪道河面晤冯玉祥，商讨中国革命有关问题。冯玉洋表示愿在中共帮助与合作下，举旗抗日。冯还同意在他保存下来的骨干力量——汾阳军校中发展共产党员，因此共产党人便成了该校的核心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前往京、沪等地。他一方面向全国各界呼吁抗日，表示“誓死与全国同胞共赴国难，粉身碎骨，义无反顾”;另一方面，又在国民党召开的四届一中全会、军事委员会和“国难会议”上，连续提出许多救国提案。但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多方阻挠下，这些提案均成泡影。冯玉祥在报国无门的情况下，郁抑不申，于3月24日前往泰山重新隐居。

　　冯玉祥由山西迁居泰山后，继续加强同两广方面、冯的旧部及共产党的联系，进一步学习进步著作，探寻抗日救国之路。1932年秋，中共北方组织通过王梓木等人，劝说冯要以实际行动发动民众抗日。这时，适逢冯的旧部宋哲元出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察省地处抗日前线，又是过去西北军活动的地盘，冯玉祥决心在宋的掩护下，开展抗日活动。1932年10月9日，冯玉祥由泰山抵达张家口，宋哲元等相迎于几十里之外。11月，中共北方组织代表肖明赴张家口与冯玉样交换组织抗日力量的意见，冯希望共产党派干部到张帮助筹组抗日大计。

　　1933年5月下旬，长城抗战失败，冀东沦陷。日本兵临平、津城下，仍不罢休。5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对路透社记者声称：“日军现在密云、唐山线暂停进攻，日军以此进攻为消灭华军攻击长城之大本营，其军事动作目前告一段落……为保卫满洲国西境，日军有进占张家口之必要。”张家口为察哈尔首府。显然，日军在冀东得手后，又把侵略的矛头指向察哈尔。

　　察哈尔省(1928年建省，1952年撤销)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乌兰察布盟东南部，位于热河、绥远(1954年撤销)之间，北与外蒙古接壤，南与晋、冀两省交界，扼塞北之要冲，为东西之通衢。特别是张家口，南瞰幽燕，北达漠北，为交通要道。日军如侵占该地，不仅可以从北面威胁、包围平、津、晋、冀，而且可以阻碍中国内地与苏联和外蒙古的陆路交通。

　　1933年2月，日军侵犯热河时曾以一部逼近察、热交界地区。长城抗战开始之后，日军把进攻的重点放在长城各口，在察、热边境只有一小部日军和大部伪军。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为保障察、热边界的安全，曾令傅作义为第7军团总指挥，在察东一带布防。4月底，自古北口方向进犯的日军逼近密云，何应钦急调傅作义部至昌平加强北平的防守，察东防务空虚，日军乘机于5月11日侵占察东重镇多伦，继而侵占沽源。察省形势日益危急。

　　1933年5月，中共河北省委为加强抗日同盟军的组织发动工作，成立了以柯庆施为书记的前线工作委员会(简称前委)，具体领导张家口地区和同盟军中的工作。与此同时，中共北方组织还从陕西、北平等地抽调许多党的干部如谢子长、刘仁、闫红彦等到同盟军中工作。这一时期，大约有300名共产党员协助冯玉祥筹建抗日同盟军：有的负责起草抗日同盟军纲领等文件;有的负责联络党所影响的武装力量向张家口集中;有的经外蒙赵苏，试图取得苏联援助;有的帮助冯召集旧部和组织抗日武装。

　　冯玉祥为了争取各方面的支援，于1933年1月7日致电两广的胡汉民、陈济棠、邹鲁、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呼吁：“现在已至最后之生死关头，非速图抵抗，不足以挽兹垂亡之局。”指出：“惟兹事体大，非群策群力，不能有所成就”，“应互相提携之”。

　　随后，又请徐谦往访胡汉民、李济深，说明冯不顾蒋介石的压制，决心依靠各方支援，特别是西南方面的支援，以便发动民众和旧部抗日。3月21日，再派高兴亚去平、津拜见朱庆澜，请予经济上的帮助，联络吉鸿昌、石友三举义，找苏联驻天津总领事支援。

　　冯玉祥的抗日准备活动，遭到了蒋介石的阻拦，蒋企图用劝导和诱骗的方法，使冯离开察哈尔。1933年1月25日，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电请冯玉祥去南京。冯复电以“近感风寒”予以拒绝，并提出12项抗日救国主张，作为最后的呼吁。

　　随后，蒋介石又派王法勤等赴张家口敦促冯进京，并以监察院院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相许。但冯不为所动，表示：“蒋介石如决心抗日，当然可以合作，根本谈不到作官问题。”并说：“谁要是亲日妥协，谁就是我的敌人，决无合作之可能。”

　　3月上旬，蒋介石再派黄少谷到张家口，促其速往南京。冯说：“华北局势更紧，不但本人不应南下，蒋及中央委员皆应北上，现寇已深入，非坐谈抗日之时，只有大家上前线一拚。”

　　3月中旬，蒋介石由江西到保定期间，曾先后派李烈钧、马伯援请冯往保定会晤。冯以信相答，提出5条意见，即：不可与日妥协;补充前方饷、械、弹药;抚恤伤亡官兵;请蒋亲率大军收复失地;政治刷新，与民更始。

　　3月24日，孙科再电约冯到保定晤蒋。冯于次日复电说：函复蒋的意见，“如蒙采纳实行，则不独赴保，即任何驱驶，亦不敢辞。”

　　3月29日，蒋介石复派黄绍竑、熊斌，汪精卫派王懋功赴张劝冯进京。冯对他们说：“蒋若不认识过去之罪，痛改前非，与民更始，谁敢往南京去!”

　　数日后，国民党中央又电促冯氏南下，冯对周围的人表示：“宁为抗战而死，也不愿离开此地。”

　　蒋介石见诱冯之计不成，便施造谣中伤之法。但冯没有屈服，仍积极准备武装抗日。

　　冯玉祥为了组织武装抗日，于1933年3月电调驻山西汾阳军校学员到察。4月末该校3000余人抵张家口，随即扩编成师，师长支应进，所属3个团长均系共产党员，是为冯的基本队伍，拨归佟麟阁指挥。致力于抗日反蒋的原西北军将领方振武，经冯玉样派人联络后，于3月上旬从上海赶到山西介休，与旧部鲍刚、张人杰共组抗日救国军。4月上旬方振武率部从介休出发，开到河北邯郸后，由于何应钦不拨给火车，遂徒步北上，于5月20日进入张家口。

　　从东北、热河退入察省的抗日部队李忠义、邓文、黄守中等部，蒙古自卫军德穆楚克栋鲁普等部，以及察哈尔地方武装张砺生部，他们都表示服从冯的指挥，愿意与冯合作。冯玉祥在联络友军的同时，并着手建立基本队伍。此时，冯的旧部吉鸿昌、高树勋、孙良诚、张凌云等，先后抵张家口。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他们各自收编和装备了一部分抗日武装。此外，北平、天津及华北各地一部分爱国青年和学生，也赶来参加同盟军。这些部队虽然政治主张、原来的指挥系统不同，但都一致拥护冯玉祥出山，领导他们抗日。共产党的组织促成了这些武装的大集合。经冯玉祥同意，中共还组建了第18师，由许权中任师长，并在同盟军第2、第5、第16、第18师等部中，建立了抗日救国会、政治工作委员会和宣传队等组织。

　　冯玉祥准备抗日的行动，得到了察哈尔民众和全国各方面的支持。察省广大民众强烈要求武装起来，保卫乡土。1933年5月初，察哈尔各县代表在省府开会，推举汉、蒙民族代表乔嗜冰等4人到北平向军分会请愿，要求派兵抗日，收复失地。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当局先后致电冯玉祥表示支持;上海、北平、天津等城市及各地抗日救亡团体也纷纷电冯，促请早日实现抗日。5月7日，冯玉祥分别函复各地，并于9日在《大公报》上公开答复各民众团体，重申他抗日救亡的志愿和决心。

　　抗日同盟军的正式成立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与发动，组建抗日同盟军的条件业已成熟。在盘踞多伦的日伪军南侵，沽源不守的形势下，冯玉祥于1933年5月24日主持召开了有中共代表参加的各方军事首领会议，决定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26日.在张家口举行全省民众御侮救亡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一致公推冯玉祥为同盟军总司令。冯于当天向全国发表了就职通电，通电指出：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得寸进丈，直以灭我国家，奴我民族，为其绝无变更之目的。握政府大权者，以不抵抗而弃三省，以假抵抗而失热河，以不彻底局部抵抗而受挫于漱沪平津。即就此次北方战争而言，全国陆军用之于抗日者不及十分之一，海空军则根本未出动;全国收入用之于抗日者不及二十分之一，民众捐助尚被封锁挪用。要之，政府殆始终无抗日决心，始终未尝制定并实行整个作战计划。且因部队待遇不平，饥军实难作战。中间虽有几部忠勇卫国武士，自动奋战，获得一时局部胜利，终以后援不继而挫折。选者，长城前线不守，敌军迫攻平津，公言将取张垣。不但冀察垂危，黄河以北悉将不保。当局不作整军反攻之图，转为妥协苟安之计。方以忍辱负重自欺，以安定民心欺人。前此前敌抗日将士所流之血，后方民众为抗日所流之汗，俱将成毫无价值之牺牲。一时之苟安难期，他日之祸害愈深。国亡种奴，危机迫切。玉祥僻居张垣，数月以来，平津沪粤，及各省市民众团体，信使频至，文电星驰，责以大义，勉以抗日。玉祥深念御侮救国，为每一民众所共有之自由，及应尽之神圣义务。自审才短力微，不敢避死偷生，谨依各地民众之责望，于民国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以民众一分子之资格，在察省前线，出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有一分力量，尽一分力量，有十分力量，尽十分力量，大义所在，死而后已。凡真正抗日者，国民之友，亦我之友。凡不抗日或假抗日者，国民之敌，亦我之敌。所望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寇，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谨布腹心，敬祈赐予指导及援助。”

　　当日，冯玉祥改组了察哈尔省政府，委任佟麟阁代理主席。

　　随后，冯玉祥先后公布了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的组成人员和编制序列。总司令为冯玉样，总参谋长为邱山宁。下辖：

　　由冯玉祥的旧部组成的有：

　　第1军，军长佟麟阁，辖彭政国第1师、支应遴第2师和刘克义独立旅。7月25日，第24师富春部、第25师马冠军部也拨归该军节制。

　　第2军，军长吉鸿昌，辖周义宣骑兵第3师、徐荣华第4师、宣侠父第5师和李廷振第6师。

　　以上两军均有共产党员作骨干，战斗力比较强。

　　第6军，于6月30日编成，军长张凌云，辖乜玉岭游击师、胡云山骑兵第2师。

　　骑兵挺进军，总指挥孙良诚，辖雷中田第1挺进军、高树勋第2挺进军。

　　由方振武抗日救国军组成的有：

　　第1军，军长张人杰，辖宋铁林、杜光明、宋克宾第1、第2、第3师和崔国庆独立旅、谷有祺独立骑兵旅。

　　第4军，军长米文和，辖王中孚教导师。

　　第5军，7月25日编成，军长阮玄武，辖汲汉东第16师、许权中第18师。该军有共产党员作骨干

　　由东北抗日义勇军组成的有：

　　第5路军，总指挥邓文(邓文被刺死后，檀自新继任总指挥)。该军系黑龙江抗日义勇军马占山旧部改编而成，辖邓文兼师长的骑兵第10师，檀自新的骑兵第11师，吴松林(后改霍刚)的骑兵第12师和郭凤来、唐忠信的骑兵第21旅、步兵第1旅。

　　由察哈尔省自卫军编成的有：

　　察哈尔的自卫军，军长张砺生。该军由张北、商都、宝昌等县的民团编成，辖张子光、曹汉相、白振宝第1、第2、第3师和王德重、焦朴斋第1、第2支队。

　　独立第13师，师长任平治。

　　由热河抗日民军编成的有：

　　第18军，军长黄守忠，辖于立志第32师、谭世林第33师、阎尚元第34师。

　　骑兵第4师，师长姚景川。

　　另外还有由蒙古、绥远地方部队编成的部队。蒙古军有：第1军，军长德穆楚克栋鲁普;第2军，军长卓特巴扎普;自卫军，军长富龄阿。

　　由绥西土匪王英编成的游击第1路也于5月参加了抗日同盟军。山东贯匪刘桂堂曾一度投日，在抗日同盟军成立时，派人向冯玉祥接洽反正，冯委其为第6路总指挥。

　　从抗日同盟军的组成可以看出，冯玉祥对待各支队伍，不管过去历史如何，现在只要抗日，都给予接纳、欢迎。

　　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成立，使全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为之振奋。北平、天津、上海、河北、山东、广州、武汉等地抗日团体和爱国人士，纷纷致电冯玉祥，声援同盟军。

　　1933年5月29日，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肖佛成、邓泽如、李宗仁、邹鲁等联名通电，对冯玉祥“总领抗日之师，誓还我河山”的壮举，表示坚决支持，并充当“后盾”。

　　5月31日，以张作相领衔的东北军50多位将领公开通电响应，称赞冯玉祥的抗日宣言“词严义正，足发好谋”。表示“谨率数十万健儿，……誓真抗日，重奠山河”。

　　6月20日，东南5省民众抗日救国会在贺电中盛赞冯玉祥誓师抗日为“起九死之国魂，系千钧于一发，无待还我河山，功已不在禹下。”

　　为支援同盟军，朱庆澜从上海汇款4万元，广东、广西方面各汇款10万元。在全国民众的支持和鼓舞下，同盟军将领纷纷表示抗日决心。佟麟阁、吉鸿昌等13名将领联合通电，表示“愿在我公领导之下，团结民众，武装民众，矢誓以满腔热血洒疆场，保我山河，复我失地。”

　　方振武发表通电，痛责蒋、汪政府与日妥协，“阳借停战之名，阴行卖国之实”。他挥泪陈词：“振武头可断，骨可折，对此辱国丧权之外交，一息尚存，决不承认。惟有率我武装同志，誓死杀贼，争中国之人格，救民族之危亡。”

　　抗日同盟军的军事行动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军继续扩大对察东的侵略。日军骑兵第4旅和伪军张海鹏、崔兴武等部在侵占多伦、沽源等地后，准备分两路侵犯张家口：一路由多伦西侵宝昌、康保，再南下张北，逼向张家口;一路由沽源进犯独石口、赤城，继而西侵张北，钳击张家口。

　　6月1日，日军开始轰炸独石口，4日陷宝昌，8日占康保，张北危急，张家口震动，冯玉祥急调第6、第16军和自卫军等部驰赴张北防御。方振武调抗日救国军一部到独石口应战。冯玉祥令张凌云为龙关、赤城警备司令，率兵一旅北上，与方部协防独石口，以稳定察哈尔的局势。

　　冯玉祥针对同盟军成份复杂、装备不一、紊质差异大等特点，加速整训部队。在政治工作方面，冯玉祥除同意在部队中建立抗日组织，并通过《民众日报》等报纸宣传抗日，加强思想教育外，还“轮流召集驻张部队讲演，每日排四五小时。”[《大公报》1933年6月8日。] 每次一提及东北三省与热河，广大官兵“都愤慨激昂，甘心拼命杀敌”。在军训方面，冯玉祥每天巡视部队，组织操练，除调各地方武装到张家口操练外，还对各部队进行了调整编制、补充械弹、筹发给养、安抚伤兵等工作。经过整训，使疲惫之师焕发了精神。

　　冯玉祥还实行了若干改革措施和其他抗日准备工作。规定全省最高权力机关为“察哈尔民众御侮救亡大会”，同盟军的一切行动，施政方针，都由大会作出决议。为了求得军民协力抗日，还筹组召开“民众抗日同盟军军民代表大会”，由各县民众代表与军事将领参加，共同讨论军民抗日各项事宜。

　　抗日同盟军的一切行动与措施，都以民众的名义出现。为此，冯玉祥于5月26日改组了察哈尔省政府，委任佟麟阁代理察省主席兼民政厅长，张允荣为财政厅长，吉鸿昌为警备司令兼警察处长、公安局长，省府其他机构未作变动。

　　5月27日，在张家口召开了工人、士兵、学生;市民共3000人参加的民众大会，决定成立张家口市“察哈尔民众抗日御侮救亡大会”，选举10名代表负责筹备工作。同日，冯玉洋颁布了三项革新政治令：

　　(一)免除苛捐杂税;

　　(二)释放政治犯;

　　(三)停止党费由公市支付。[《国闻周报》第10卷第23期，1933年6月12日。]

　　冯玉祥还颁布了严惩贪污令，批准了创办《抗日前线》、《民众日报》和《国民日报》，以加强抗日宣传。

　　1933年6月15日，冯玉祥在张家口召开了抗日同盟军第一次军民大会。

　　到会代表有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61人，中共党员宣侠父和张慕陶也参加了大会。会期5天，通过了民众抗日同盟军纲领决议案，确定了同盟军的性质、纲领和任务。明确了“同盟军为革命军民之联合战线，以外抗暴日，内除国贼为宗旨”，“否认一切卖国协定，并反对任何方式之妥协”，“誓以武力收复失地”，“主张对日断绝国交”，“联合世界反帝国主义共同奋斗，以完成中国之独立自由”，“实现抗日救国的民众政权”;取消苛捐杂税，改善工农、贫民、士兵生活;释放爱国政治犯，“保障抗日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武装之自由”。[河北省政协文史会：《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6～203页。]

　　同时，还通过了军事问题、财政政策、军队政治工作与协助民众运动和军委会组织大纲等决议案。大会根据军委会组织法，决定组织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作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领导机关，负责处理同盟军的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等重大事务。会议选举军事委员35人，候补军事委员29人。尔后，由军事委员会互推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宣侠父、张慕陶等11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徐惟烈任秘书长，冯玉祥为常务委员会主席兼总司令。

　　至此，同盟军抗日准备基本就绪，察省出现了抗日救国的大好形势。但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却对此坐卧不安，责令北平军分会取缔同盟军又找不到借口。于是大肆造谣诽谤，攻击冯玉祥“勾结共产党”，“勾结苏俄”，“别有他图”，甚至诬称冯“名为抗日，实为联日”等等。但冯不为蒋、汪的攻击所动，针对他们的诬蔑，先后采取了三项措施：

　　第一，适当调整同盟军工作方针，放弃内外一样红的“胡罗卜”方针，采取“内红外不红”的“西瓜”方针。

　　第二，通电全国，逐条批驳南京、北平方面的攻击、郑重声明，他“只知反对屈辱妥协，抗日到底。此心此志，有如皎月”。[《国闻周报》第10卷第24期。]

　　第三，请各报记者到现地采访报道，让全国了解察省真相。

　　6月14日，冯玉祥对上海《时事新报》记者说：“中日双方所商停战协定，其范围仅限于河北及平津，察哈尔从此益陷于一发千钧之境，本人乃当仁不让，起而自卫。”他表示：“我决不离开张家口，等着敌人到来，我要和他拚个你死我活，我如离开此地;我就是怕死。”[《时事新报》1933年6月21日。] 这些话真实地反映了冯玉祥抗日的一片赤诚之心。

　　(二)进行察东战役

　　同盟军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即针对察东四县失陷，日伪军可能进攻张家口的形势，组织了收复察东的战役。为打好这一仗，冯玉祥调集方振武的救国军、吉鸿昌的第2军、邓文的第5路军、张凌云的第6军、李忠义的第16军等部组成北路军，以方振武为前敌总可令，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作战。北路军分成左右两路，分别由吉鸿昌和方振武兼总指挥，于1933年6月21日开赴张北附近待命。共产党员掌握的第2、第5师均为这次北征的主力。原在张北的察哈尔自卫军张砺生部及其他地方武装亦配合行动。

　　6月22日，张砺生部首战康保，经3小时战斗，守敌崔兴武部向东逃窜，同盟军收复康保。23日，同盟军兵分两路：左路军吉鸿昌、邓文、张凌云、张砺生部进击宝昌;右路军李忠义部直趋沽源。

　　沽源伪军刘桂堂部于26日通电反正，使伪军张海鹏之一部陷于孤立，同盟军击退该部，收复沽源。7月1日，左路军在宝昌外围痛击伪军张海鹏、崔兴武等部。伪军遭打击后东逃多伦，宝昌又告收复。同盟军完全收复察东三县后，又乘胜发起多伦战斗。

　　多伦为察东重镇。它既是冀、热、察、蒙之间的交通枢纽，又是塞外商业中心和军事要地，日本把它视为攻掠察绥两省的战略据点。多伦城由日军骑兵第4旅和伪军一部固守，城外筑有八挂炮台32座，及内外交通壕和电网等工事。根据敌情、地形，7月4日，吉鸿昌在大榆树沟主持军事会议，决定集中4个师，采取先发制人的方针，一举攻克多伦。其部署：以张凌云部为左路，以李忠义部为中路，以刘桂堂部为右路，以吉鸿昌、邓文部为总预备队。会后，各路部队向多伦外围地域集结。7日23时，同盟军分路向多伦发动进攻。日伪军凭借工事与火力，拚命顽抗，攻城部队奋勇冲击。经过两天三夜激战，至10日晚，吉鸿昌见久攻不下，乃亲率敢死队，赤膊匍匐前进，连续三次指挥登城，均未奏效，伤亡200余人。

　　11日拂晓，同盟军又数度攻城，突遭日机轰炸，伤亡甚重，乃暂退原阵地待机。为扰乱敌人后方，吉鸿昌暗派副官率士兵40余人，化装成伪军潜入城内。12日晨1时，吉鸿昌利用夜暗再次组织猛攻。当攻城部队接近城垣时，潜入城内的部队立即鸣枪响应。敌闻变大乱，同盟军乘势从北、西、南三门攻入城内。经3小时巷战，日伪军残部从东门逃窜。

　　至此，失守72天的多伦遂告收复，察东四县全归同盟军之手，成为“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之举。在察东战役中同盟军共歼灭日伪军1000余名，自己伤亡1600余人。

　　抗日同盟军北征的胜利，给全国民众带来希望。各地抗日组织、爱国团体和爱国人士(将领)，或函电交驰，纷纷祝捷;或捐钱捐物，支援前线;或强烈要求蒋介石授冯以重任，供给粮弹，收复东北四省。7月14日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致电冯玉祥和吉鸿昌，称赞说：“政府之所不敢为者，而公等为之。政府之所不能克者，而公等克之。尽筹硕划，岂惟大快人心，直使今后之欲为石敬塘、秦桧者，将有所畏慑，而不敢逞行其私。”[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2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64页。]

　　7月16、17日，李烈钩、程潜、蒋光鼐、蔡廷锴、李宗仁、李济深、陈铭枢等先后电贺冯玉祥克服多伦。电文说：“捷音传来，逻迩欣慰。激已死之人心，伸大义于天下。”表示“从种种方面设法策应”。[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2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70～77页。]

　　7月26日，天津《益世报》在《再论察局》一文中指出：从“九·一八”起，“我们只有失陷领土的故事，并没有什么人做过收复失地的工作”;现在“有之，吉鸿昌收复多伦为第一次。”切望“当局勿功秦桧而罪武穆”。在捐款方面，各省当局和各民众团体共捐近40万元。海外13华侨团体亦发出通电，吁请旅居国外的爱国侨胞给同盟军以军晌支援。为把抗日爱国斗争从察哈尔扩展到热河和东三省，冯玉祥决心“自率十万饥疲之士，进而为规复(东北)四省之谋，一息尚存，此志不懈。”[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2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80页。]

　　7月27日，在张家口正式成立了以冯玉祥为委员长的“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委员由同盟军高级将领担任，并发出成立通电。电文称：“慨日东北覆亡，普天同愤”，“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职责所在，全力赴之。”[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2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