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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上)
来源:360doc个人图书馆 作者:2018卟   2018-05-08 10:01:47

  抗日同盟军的酝酿

  1930年10月,冯玉洋讨蒋失败后,便到山西汾阳峪道河村隐居读书,准备东山再起。通过一段学习,冯对共产主义理论有了一定的了解,对共产党增加了好感,希望听听共产党人关于救国救民的意见。“九·一八”事变前夕,冯玉祥与中共北方组织建立了联系。随后,中共派肖明到峪道河面晤冯玉祥,商讨中国革命有关问题。冯玉洋表示愿在中共帮助与合作下,举旗抗日。冯还同意在他保存下来的骨干力量——汾阳军校中发展共产党员,因此共产党人便成了该校的核心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前往京、沪等地。他一方面向全国各界呼吁抗日,表示“誓死与全国同胞共赴国难,粉身碎骨,义无反顾”;另一方面,又在国民党召开的四届一中全会、军事委员会和“国难会议”上,连续提出许多救国提案。但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多方阻挠下,这些提案均成泡影。冯玉祥在报国无门的情况下,郁抑不申,于3月24日前往泰山重新隐居。

  冯玉祥由山西迁居泰山后,继续加强同两广方面、冯的旧部及共产党的联系,进一步学习进步著作,探寻抗日救国之路。1932年秋,中共北方组织通过王梓木等人,劝说冯要以实际行动发动民众抗日。这时,适逢冯的旧部宋哲元出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察省地处抗日前线,又是过去西北军活动的地盘,冯玉祥决心在宋的掩护下,开展抗日活动。1932年10月9日,冯玉祥由泰山抵达张家口,宋哲元等相迎于几十里之外。11月,中共北方组织代表肖明赴张家口与冯玉样交换组织抗日力量的意见,冯希望共产党派干部到张帮助筹组抗日大计。

  1933年5月下旬,长城抗战失败,冀东沦陷。日本兵临平、津城下,仍不罢休。5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对路透社记者声称:“日军现在密云、唐山线暂停进攻,日军以此进攻为消灭华军攻击长城之大本营,其军事动作目前告一段落……为保卫满洲国西境,日军有进占张家口之必要。”张家口为察哈尔首府。显然,日军在冀东得手后,又把侵略的矛头指向察哈尔。

  察哈尔省(1928年建省,1952年撤销)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乌兰察布盟东南部,位于热河、绥远(1954年撤销)之间,北与外蒙古接壤,南与晋、冀两省交界,扼塞北之要冲,为东西之通衢。特别是张家口,南瞰幽燕,北达漠北,为交通要道。日军如侵占该地,不仅可以从北面威胁、包围平、津、晋、冀,而且可以阻碍中国内地与苏联和外蒙古的陆路交通。

  1933年2月,日军侵犯热河时曾以一部逼近察、热交界地区。长城抗战开始之后,日军把进攻的重点放在长城各口,在察、热边境只有一小部日军和大部伪军。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为保障察、热边界的安全,曾令傅作义为第7军团总指挥,在察东一带布防。4月底,自古北口方向进犯的日军逼近密云,何应钦急调傅作义部至昌平加强北平的防守,察东防务空虚,日军乘机于5月11日侵占察东重镇多伦,继而侵占沽源。察省形势日益危急。

  1933年5月,中共河北省委为加强抗日同盟军的组织发动工作,成立了以柯庆施为书记的前线工作委员会(简称前委),具体领导张家口地区和同盟军中的工作。与此同时,中共北方组织还从陕西、北平等地抽调许多党的干部如谢子长、刘仁、闫红彦等到同盟军中工作。这一时期,大约有300名共产党员协助冯玉祥筹建抗日同盟军:有的负责起草抗日同盟军纲领等文件;有的负责联络党所影响的武装力量向张家口集中;有的经外蒙赵苏,试图取得苏联援助;有的帮助冯召集旧部和组织抗日武装。

  冯玉祥为了争取各方面的支援,于1933年1月7日致电两广的胡汉民、陈济棠、邹鲁、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呼吁:“现在已至最后之生死关头,非速图抵抗,不足以挽兹垂亡之局。”指出:“惟兹事体大,非群策群力,不能有所成就”,“应互相提携之”。

  随后,又请徐谦往访胡汉民、李济深,说明冯不顾蒋介石的压制,决心依靠各方支援,特别是西南方面的支援,以便发动民众和旧部抗日。3月21日,再派高兴亚去平、津拜见朱庆澜,请予经济上的帮助,联络吉鸿昌、石友三举义,找苏联驻天津总领事支援。

  冯玉祥的抗日准备活动,遭到了蒋介石的阻拦,蒋企图用劝导和诱骗的方法,使冯离开察哈尔。1933年1月25日,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电请冯玉祥去南京。冯复电以“近感风寒”予以拒绝,并提出12项抗日救国主张,作为最后的呼吁。

  随后,蒋介石又派王法勤等赴张家口敦促冯进京,并以监察院院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相许。但冯不为所动,表示:“蒋介石如决心抗日,当然可以合作,根本谈不到作官问题。”并说:“谁要是亲日妥协,谁就是我的敌人,决无合作之可能。”

  3月上旬,蒋介石再派黄少谷到张家口,促其速往南京。冯说:“华北局势更紧,不但本人不应南下,蒋及中央委员皆应北上,现寇已深入,非坐谈抗日之时,只有大家上前线一拚。”

  3月中旬,蒋介石由江西到保定期间,曾先后派李烈钧、马伯援请冯往保定会晤。冯以信相答,提出5条意见,即:不可与日妥协;补充前方饷、械、弹药;抚恤伤亡官兵;请蒋亲率大军收复失地;政治刷新,与民更始。

  3月24日,孙科再电约冯到保定晤蒋。冯于次日复电说:函复蒋的意见,“如蒙采纳实行,则不独赴保,即任何驱驶,亦不敢辞。”

  3月29日,蒋介石复派黄绍竑、熊斌,汪精卫派王懋功赴张劝冯进京。冯对他们说:“蒋若不认识过去之罪,痛改前非,与民更始,谁敢往南京去!”

  数日后,国民党中央又电促冯氏南下,冯对周围的人表示:“宁为抗战而死,也不愿离开此地。”

  蒋介石见诱冯之计不成,便施造谣中伤之法。但冯没有屈服,仍积极准备武装抗日。

  冯玉祥为了组织武装抗日,于1933年3月电调驻山西汾阳军校学员到察。4月末该校3000余人抵张家口,随即扩编成师,师长支应进,所属3个团长均系共产党员,是为冯的基本队伍,拨归佟麟阁指挥。致力于抗日反蒋的原西北军将领方振武,经冯玉样派人联络后,于3月上旬从上海赶到山西介休,与旧部鲍刚、张人杰共组抗日救国军。4月上旬方振武率部从介休出发,开到河北邯郸后,由于何应钦不拨给火车,遂徒步北上,于5月20日进入张家口。

  从东北、热河退入察省的抗日部队李忠义、邓文、黄守中等部,蒙古自卫军德穆楚克栋鲁普等部,以及察哈尔地方武装张砺生部,他们都表示服从冯的指挥,愿意与冯合作。冯玉祥在联络友军的同时,并着手建立基本队伍。此时,冯的旧部吉鸿昌、高树勋、孙良诚、张凌云等,先后抵张家口。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他们各自收编和装备了一部分抗日武装。此外,北平、天津及华北各地一部分爱国青年和学生,也赶来参加同盟军。这些部队虽然政治主张、原来的指挥系统不同,但都一致拥护冯玉祥出山,领导他们抗日。共产党的组织促成了这些武装的大集合。经冯玉祥同意,中共还组建了第18师,由许权中任师长,并在同盟军第2、第5、第16、第18师等部中,建立了抗日救国会、政治工作委员会和宣传队等组织。

  冯玉祥准备抗日的行动,得到了察哈尔民众和全国各方面的支持。察省广大民众强烈要求武装起来,保卫乡土。1933年5月初,察哈尔各县代表在省府开会,推举汉、蒙民族代表乔嗜冰等4人到北平向军分会请愿,要求派兵抗日,收复失地。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当局先后致电冯玉祥表示支持;上海、北平、天津等城市及各地抗日救亡团体也纷纷电冯,促请早日实现抗日。5月7日,冯玉祥分别函复各地,并于9日在《大公报》上公开答复各民众团体,重申他抗日救亡的志愿和决心。

  抗日同盟军的正式成立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与发动,组建抗日同盟军的条件业已成熟。在盘踞多伦的日伪军南侵,沽源不守的形势下,冯玉祥于1933年5月24日主持召开了有中共代表参加的各方军事首领会议,决定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26日.在张家口举行全省民众御侮救亡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一致公推冯玉祥为同盟军总司令。冯于当天向全国发表了就职通电,通电指出: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得寸进丈,直以灭我国家,奴我民族,为其绝无变更之目的。握政府大权者,以不抵抗而弃三省,以假抵抗而失热河,以不彻底局部抵抗而受挫于漱沪平津。即就此次北方战争而言,全国陆军用之于抗日者不及十分之一,海空军则根本未出动;全国收入用之于抗日者不及二十分之一,民众捐助尚被封锁挪用。要之,政府殆始终无抗日决心,始终未尝制定并实行整个作战计划。且因部队待遇不平,饥军实难作战。中间虽有几部忠勇卫国武士,自动奋战,获得一时局部胜利,终以后援不继而挫折。选者,长城前线不守,敌军迫攻平津,公言将取张垣。不但冀察垂危,黄河以北悉将不保。当局不作整军反攻之图,转为妥协苟安之计。方以忍辱负重自欺,以安定民心欺人。前此前敌抗日将士所流之血,后方民众为抗日所流之汗,俱将成毫无价值之牺牲。一时之苟安难期,他日之祸害愈深。国亡种奴,危机迫切。玉祥僻居张垣,数月以来,平津沪粤,及各省市民众团体,信使频至,文电星驰,责以大义,勉以抗日。玉祥深念御侮救国,为每一民众所共有之自由,及应尽之神圣义务。自审才短力微,不敢避死偷生,谨依各地民众之责望,于民国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以民众一分子之资格,在察省前线,出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有一分力量,尽一分力量,有十分力量,尽十分力量,大义所在,死而后已。凡真正抗日者,国民之友,亦我之友。凡不抗日或假抗日者,国民之敌,亦我之敌。所望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寇,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谨布腹心,敬祈赐予指导及援助。”

  当日,冯玉祥改组了察哈尔省政府,委任佟麟阁代理主席。

  随后,冯玉祥先后公布了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的组成人员和编制序列。总司令为冯玉样,总参谋长为邱山宁。下辖:

  由冯玉祥的旧部组成的有:

  第1军,军长佟麟阁,辖彭政国第1师、支应遴第2师和刘克义独立旅。7月25日,第24师富春部、第25师马冠军部也拨归该军节制。

  第2军,军长吉鸿昌,辖周义宣骑兵第3师、徐荣华第4师、宣侠父第5师和李廷振第6师。

  以上两军均有共产党员作骨干,战斗力比较强。

  第6军,于6月30日编成,军长张凌云,辖乜玉岭游击师、胡云山骑兵第2师。

  骑兵挺进军,总指挥孙良诚,辖雷中田第1挺进军、高树勋第2挺进军。

  由方振武抗日救国军组成的有:

  第1军,军长张人杰,辖宋铁林、杜光明、宋克宾第1、第2、第3师和崔国庆独立旅、谷有祺独立骑兵旅。

  第4军,军长米文和,辖王中孚教导师。

  第5军,7月25日编成,军长阮玄武,辖汲汉东第16师、许权中第18师。该军有共产党员作骨干

  由东北抗日义勇军组成的有:

  第5路军,总指挥邓文(邓文被刺死后,檀自新继任总指挥)。该军系黑龙江抗日义勇军马占山旧部改编而成,辖邓文兼师长的骑兵第10师,檀自新的骑兵第11师,吴松林(后改霍刚)的骑兵第12师和郭凤来、唐忠信的骑兵第21旅、步兵第1旅。

  由察哈尔省自卫军编成的有:

  察哈尔的自卫军,军长张砺生。该军由张北、商都、宝昌等县的民团编成,辖张子光、曹汉相、白振宝第1、第2、第3师和王德重、焦朴斋第1、第2支队。

  独立第13师,师长任平治。

  由热河抗日民军编成的有:

  第18军,军长黄守忠,辖于立志第32师、谭世林第33师、阎尚元第34师。

  骑兵第4师,师长姚景川。

  另外还有由蒙古、绥远地方部队编成的部队。蒙古军有:第1军,军长德穆楚克栋鲁普;第2军,军长卓特巴扎普;自卫军,军长富龄阿。

  由绥西土匪王英编成的游击第1路也于5月参加了抗日同盟军。山东贯匪刘桂堂曾一度投日,在抗日同盟军成立时,派人向冯玉祥接洽反正,冯委其为第6路总指挥。

  从抗日同盟军的组成可以看出,冯玉祥对待各支队伍,不管过去历史如何,现在只要抗日,都给予接纳、欢迎。

  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成立,使全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为之振奋。北平、天津、上海、河北、山东、广州、武汉等地抗日团体和爱国人士,纷纷致电冯玉祥,声援同盟军。

  1933年5月29日,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肖佛成、邓泽如、李宗仁、邹鲁等联名通电,对冯玉祥“总领抗日之师,誓还我河山”的壮举,表示坚决支持,并充当“后盾”。

  5月31日,以张作相领衔的东北军50多位将领公开通电响应,称赞冯玉祥的抗日宣言“词严义正,足发好谋”。表示“谨率数十万健儿,……誓真抗日,重奠山河”。

  6月20日,东南5省民众抗日救国会在贺电中盛赞冯玉祥誓师抗日为“起九死之国魂,系千钧于一发,无待还我河山,功已不在禹下。”

  为支援同盟军,朱庆澜从上海汇款4万元,广东、广西方面各汇款10万元。在全国民众的支持和鼓舞下,同盟军将领纷纷表示抗日决心。佟麟阁、吉鸿昌等13名将领联合通电,表示“愿在我公领导之下,团结民众,武装民众,矢誓以满腔热血洒疆场,保我山河,复我失地。”

  方振武发表通电,痛责蒋、汪政府与日妥协,“阳借停战之名,阴行卖国之实”。他挥泪陈词:“振武头可断,骨可折,对此辱国丧权之外交,一息尚存,决不承认。惟有率我武装同志,誓死杀贼,争中国之人格,救民族之危亡。”

  抗日同盟军的军事行动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军继续扩大对察东的侵略。日军骑兵第4旅和伪军张海鹏、崔兴武等部在侵占多伦、沽源等地后,准备分两路侵犯张家口:一路由多伦西侵宝昌、康保,再南下张北,逼向张家口;一路由沽源进犯独石口、赤城,继而西侵张北,钳击张家口。

  6月1日,日军开始轰炸独石口,4日陷宝昌,8日占康保,张北危急,张家口震动,冯玉祥急调第6、第16军和自卫军等部驰赴张北防御。方振武调抗日救国军一部到独石口应战。冯玉祥令张凌云为龙关、赤城警备司令,率兵一旅北上,与方部协防独石口,以稳定察哈尔的局势。

  冯玉祥针对同盟军成份复杂、装备不一、紊质差异大等特点,加速整训部队。在政治工作方面,冯玉祥除同意在部队中建立抗日组织,并通过《民众日报》等报纸宣传抗日,加强思想教育外,还“轮流召集驻张部队讲演,每日排四五小时。”[《大公报》1933年6月8日。] 每次一提及东北三省与热河,广大官兵“都愤慨激昂,甘心拼命杀敌”。在军训方面,冯玉祥每天巡视部队,组织操练,除调各地方武装到张家口操练外,还对各部队进行了调整编制、补充械弹、筹发给养、安抚伤兵等工作。经过整训,使疲惫之师焕发了精神。

  冯玉祥还实行了若干改革措施和其他抗日准备工作。规定全省最高权力机关为“察哈尔民众御侮救亡大会”,同盟军的一切行动,施政方针,都由大会作出决议。为了求得军民协力抗日,还筹组召开“民众抗日同盟军军民代表大会”,由各县民众代表与军事将领参加,共同讨论军民抗日各项事宜。

  抗日同盟军的一切行动与措施,都以民众的名义出现。为此,冯玉祥于5月26日改组了察哈尔省政府,委任佟麟阁代理察省主席兼民政厅长,张允荣为财政厅长,吉鸿昌为警备司令兼警察处长、公安局长,省府其他机构未作变动。

  5月27日,在张家口召开了工人、士兵、学生;市民共3000人参加的民众大会,决定成立张家口市“察哈尔民众抗日御侮救亡大会”,选举10名代表负责筹备工作。同日,冯玉洋颁布了三项革新政治令:

  (一)免除苛捐杂税;

  (二)释放政治犯;

  (三)停止党费由公市支付。[《国闻周报》第10卷第23期,1933年6月12日。]

  冯玉祥还颁布了严惩贪污令,批准了创办《抗日前线》、《民众日报》和《国民日报》,以加强抗日宣传。

  1933年6月15日,冯玉祥在张家口召开了抗日同盟军第一次军民大会。

  到会代表有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61人,中共党员宣侠父和张慕陶也参加了大会。会期5天,通过了民众抗日同盟军纲领决议案,确定了同盟军的性质、纲领和任务。明确了“同盟军为革命军民之联合战线,以外抗暴日,内除国贼为宗旨”,“否认一切卖国协定,并反对任何方式之妥协”,“誓以武力收复失地”,“主张对日断绝国交”,“联合世界反帝国主义共同奋斗,以完成中国之独立自由”,“实现抗日救国的民众政权”;取消苛捐杂税,改善工农、贫民、士兵生活;释放爱国政治犯,“保障抗日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武装之自由”。[河北省政协文史会:《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6~203页。]

  同时,还通过了军事问题、财政政策、军队政治工作与协助民众运动和军委会组织大纲等决议案。大会根据军委会组织法,决定组织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作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领导机关,负责处理同盟军的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等重大事务。会议选举军事委员35人,候补军事委员29人。尔后,由军事委员会互推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宣侠父、张慕陶等11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徐惟烈任秘书长,冯玉祥为常务委员会主席兼总司令。

  至此,同盟军抗日准备基本就绪,察省出现了抗日救国的大好形势。但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却对此坐卧不安,责令北平军分会取缔同盟军又找不到借口。于是大肆造谣诽谤,攻击冯玉祥“勾结共产党”,“勾结苏俄”,“别有他图”,甚至诬称冯“名为抗日,实为联日”等等。但冯不为蒋、汪的攻击所动,针对他们的诬蔑,先后采取了三项措施:

  第一,适当调整同盟军工作方针,放弃内外一样红的“胡罗卜”方针,采取“内红外不红”的“西瓜”方针。

  第二,通电全国,逐条批驳南京、北平方面的攻击、郑重声明,他“只知反对屈辱妥协,抗日到底。此心此志,有如皎月”。[《国闻周报》第10卷第24期。]

  第三,请各报记者到现地采访报道,让全国了解察省真相。

  6月14日,冯玉祥对上海《时事新报》记者说:“中日双方所商停战协定,其范围仅限于河北及平津,察哈尔从此益陷于一发千钧之境,本人乃当仁不让,起而自卫。”他表示:“我决不离开张家口,等着敌人到来,我要和他拚个你死我活,我如离开此地;我就是怕死。”[《时事新报》1933年6月21日。] 这些话真实地反映了冯玉祥抗日的一片赤诚之心。

  (二)进行察东战役

  同盟军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即针对察东四县失陷,日伪军可能进攻张家口的形势,组织了收复察东的战役。为打好这一仗,冯玉祥调集方振武的救国军、吉鸿昌的第2军、邓文的第5路军、张凌云的第6军、李忠义的第16军等部组成北路军,以方振武为前敌总可令,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作战。北路军分成左右两路,分别由吉鸿昌和方振武兼总指挥,于1933年6月21日开赴张北附近待命。共产党员掌握的第2、第5师均为这次北征的主力。原在张北的察哈尔自卫军张砺生部及其他地方武装亦配合行动。

  6月22日,张砺生部首战康保,经3小时战斗,守敌崔兴武部向东逃窜,同盟军收复康保。23日,同盟军兵分两路:左路军吉鸿昌、邓文、张凌云、张砺生部进击宝昌;右路军李忠义部直趋沽源。

  沽源伪军刘桂堂部于26日通电反正,使伪军张海鹏之一部陷于孤立,同盟军击退该部,收复沽源。7月1日,左路军在宝昌外围痛击伪军张海鹏、崔兴武等部。伪军遭打击后东逃多伦,宝昌又告收复。同盟军完全收复察东三县后,又乘胜发起多伦战斗。

  多伦为察东重镇。它既是冀、热、察、蒙之间的交通枢纽,又是塞外商业中心和军事要地,日本把它视为攻掠察绥两省的战略据点。多伦城由日军骑兵第4旅和伪军一部固守,城外筑有八挂炮台32座,及内外交通壕和电网等工事。根据敌情、地形,7月4日,吉鸿昌在大榆树沟主持军事会议,决定集中4个师,采取先发制人的方针,一举攻克多伦。其部署:以张凌云部为左路,以李忠义部为中路,以刘桂堂部为右路,以吉鸿昌、邓文部为总预备队。会后,各路部队向多伦外围地域集结。7日23时,同盟军分路向多伦发动进攻。日伪军凭借工事与火力,拚命顽抗,攻城部队奋勇冲击。经过两天三夜激战,至10日晚,吉鸿昌见久攻不下,乃亲率敢死队,赤膊匍匐前进,连续三次指挥登城,均未奏效,伤亡200余人。

  11日拂晓,同盟军又数度攻城,突遭日机轰炸,伤亡甚重,乃暂退原阵地待机。为扰乱敌人后方,吉鸿昌暗派副官率士兵40余人,化装成伪军潜入城内。12日晨1时,吉鸿昌利用夜暗再次组织猛攻。当攻城部队接近城垣时,潜入城内的部队立即鸣枪响应。敌闻变大乱,同盟军乘势从北、西、南三门攻入城内。经3小时巷战,日伪军残部从东门逃窜。

  至此,失守72天的多伦遂告收复,察东四县全归同盟军之手,成为“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之举。在察东战役中同盟军共歼灭日伪军1000余名,自己伤亡1600余人。

  抗日同盟军北征的胜利,给全国民众带来希望。各地抗日组织、爱国团体和爱国人士(将领),或函电交驰,纷纷祝捷;或捐钱捐物,支援前线;或强烈要求蒋介石授冯以重任,供给粮弹,收复东北四省。7月14日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致电冯玉祥和吉鸿昌,称赞说:“政府之所不敢为者,而公等为之。政府之所不能克者,而公等克之。尽筹硕划,岂惟大快人心,直使今后之欲为石敬塘、秦桧者,将有所畏慑,而不敢逞行其私。”[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2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64页。]

  7月16、17日,李烈钩、程潜、蒋光鼐、蔡廷锴、李宗仁、李济深、陈铭枢等先后电贺冯玉祥克服多伦。电文说:“捷音传来,逻迩欣慰。激已死之人心,伸大义于天下。”表示“从种种方面设法策应”。[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2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70~77页。]

  7月26日,天津《益世报》在《再论察局》一文中指出:从“九·一八”起,“我们只有失陷领土的故事,并没有什么人做过收复失地的工作”;现在“有之,吉鸿昌收复多伦为第一次。”切望“当局勿功秦桧而罪武穆”。在捐款方面,各省当局和各民众团体共捐近40万元。海外13华侨团体亦发出通电,吁请旅居国外的爱国侨胞给同盟军以军晌支援。为把抗日爱国斗争从察哈尔扩展到热河和东三省,冯玉祥决心“自率十万饥疲之士,进而为规复(东北)四省之谋,一息尚存,此志不懈。”[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2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80页。]

  7月27日,在张家口正式成立了以冯玉祥为委员长的“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委员由同盟军高级将领担任,并发出成立通电。电文称:“慨日东北覆亡,普天同愤”,“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职责所在,全力赴之。”[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2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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