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下）
来源：360doc个人图书馆　作者：2018卟   2018-05-08 10:04:43

　　冯玉样出走与同盟军失败

　　在同盟军进攻多伦前夕(7月3日)，全力忙于“剿共”的蒋介石即从江西致电汪精卫，称冯玉祥“为共产荧惑”，“实行赤化组织”，“赤色旗帜日益鲜明”，要求行政院“速筹军事之彻底办法。”[《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7月6日，何应钦向南京报告集结优势兵力进攻察哈尔的方案，拟任命庞炳勋为“察哈尔剿匪总司令”，井令庞率领第10军、冯钦哉率领第7军、万福麟率领第119师、徐庭瑶率领第25师、何遂率领第55军一部以及冯占海部，于13日前，分别到下花园、涿鹿、沙城、怀来和独石口、龙关等地集结待命。

　　7月12日，多伦收复的消息传到南京后，汪精卫立即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极力贬低同盟军攻克多伦的壮举，称多伦“非取之日本军队之手，乃取之伪军之手，此等傀儡，何足一击”。[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19页。] 并决定增派宋哲元、王以哲、傅作义等部入察。至7月底，国民党人察部队已达16个整师，共15万余人，已形成大军压境之势，准备由庞炳勋指挥，分三路进攻张家口。在何应钦加紧进行攻察部署的同时，日军两个旅及伪军张海鹏部共2万余人，齐向察哈尔边境移动，准备进攻多伦等地。为了增加同盟军的财经困难，国民党政府以贪污罪将曾给冯玉祥捐款接济的朱庆澜调回南京办理交待。蒋军还封锁察省对外交通，使张家口等地的粮食、弹药接济断绝。

　　在日蒋进逼，战争处于一触即发之际，冯玉祥立即通电全国和西南当局，说明因抗日而“获罪于政府”，请各方主持正义，这个呼吁立即得到全国各方的响应。7月17日，国民党西南政委会电请北方各省当局各将领，“均应仗义直言，解此纠纷”，并劝庞(炳勋)、关(麟征)、冯(钦哉)等，“应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意为向背，不宜为个人所利用，为乱命所操持”。[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12～13页。]

　　国民党中委李济深、陈铭枢、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等，以强硬态度致电国民党中央与政府，指责当局派重兵入察，要求“速停入察之师”，“若仍一意冥顽，抑内媚外”，“我西南为党国生存计，为民族前途计，决取断然处置。”[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14页。]

　　7月24日，天津《民风报》在社评中指出：“蒋介石……倒行逆施，谋以武力解决冯玉祥之抗日力量，则其卖国罪恶更浮于吴三桂多倍。”认为爱国民众要“行使国家主人翁之天职，锄去此中国之李完用。”即使在国民党军队中，也有不少人不愿对冯玉祥用兵，宋哲元固不待言，冯钦哉也表示“我不能接受这个任务”，庞炳勋虽跃跃欲试，但他的旅长陈春荣却说：“冯先生是抗日的，先不必说别的，就是在人格上也不能打他。”[《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540、595页。]

　　在各方面舆论和西南实力派的压力下，蒋介石、汪精卫未敢立即言战，但仍坚持其取消政策。7月，蒋汪发出俭(28日)电，继续对冯玉祥进行造谣诬蔑，并提出最后通牒四项迫其接受：

　　“(一)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致使察省脱离中央，妨害统一政令，浸假成为第二傀儡政府;

　　(二)勿妨害中央边防计划，致外强中干，沦察省为热河之续;

　　(三)勿滥收散军土匪，重劳民力负担，且为地方秩序之患;

　　(四)勿引用“共匪”头目，煽扬赤焰，贻华北之无穷之祸。”[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28页。]

　　接着，冯玉祥向全国发出世(31日)电，答复蒋汪俭电，陈述兴师以来抗日经过，驳斥所谓“抗命”、“割据”、“赤化”等诬蔑。指出：“胜虽不足言功，但胜亦何至获罪”，“此真千古奇闻”。“祥屡次宣言，一则抗日到底，一则枪口决不对内。如中央严禁抗日，抗日既无异于反抗政府，则不但军事可以收束，即科我应得之罪，亦所甘心。”[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31页。]

　　同日，他在日记中悲愤地写道：“哀哉，同盟军!抗日何辜?竟而得罪蒋氏政府，致遭腹背之敌，更受轰炸之苦。”[《冯玉祥日记》，1933年7月31日。]

　　在蒋汪大军压境准备进攻张家口的时候，日伪军两万余人也开始大举进攻多伦。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派遣兰衣社特务，利用同盟军成份复杂、政治态度不一的弱点，进行分化瓦解。包刚、冯占海、张人杰、李忠义等先后被收买，魏宗普、邓文等先后被暗杀，造成同盟军内部的思想混乱和动摇。

　　这时，中共同盟军前委日益背离中共北方组织根据周恩来在抗日同盟军酝酿初期指示的与冯玉祥等爱国将领合作的方针，执行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提出了一些不利于内部团结的口号，并公开反对冯玉祥的“里红外不红”的西瓜策略，使冯感到苦恼和疑虑。加之，同盟军的外援也被切断，原与两广方面约定的响应抗日，按月接济同盟军10万元的计划也落空了。

　　面对此种困境，冯玉祥于8月3、4日曾两次召开同盟军军政人员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冯玉祥最后不顾不同意见，决定取消同盟军名义，离察出走。他在会上表示，如引起内战，将使日军坐收渔人之利，希望宋哲元回察，同盟军名义虽不在，但可借宋的掩护，保存一部分力量。经过顾孟余、黄郛来往子北平、南京、江西交涉和宋哲元在冯玉祥与北平之间的斡旋，8月3日，何应钦秉蒋汪旨意，发表解决察事谈话，同意宋哲元返察。

　　8月5日，冯玉祥发电宣布自即日起“忍痛收束军事”，欢迎宋哲元返察，接收一切，并表示“抗日雪耻之念，愈挫愈坚。一息尚存，此志不渝”。[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

　　6日，宋哲无发表5日签署的复职通电。同日，冯玉祥通电全国，宣布交还察省政权，称：“顷原任察省主席宋哲元昨已抵察，兹自本日起，即将察省一切军政事宜，统交由宋主席负责办理矣。”[《国闻周报》第10卷第32期，1933年8月14日。]

　　7日，宋哲元部冯治安师接防张家口。9日，宋哲元派秦德纯接收察省军政各机关。当天，冯玉祥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辞去同盟军总司令职务。

　　11日，冯在日记中写道：这次离察“一为体谅明轩之苦衷，一为将来重整旗鼓，再作抗日讨贼之计”。[《冯玉祥日记》，1933年8月11日。] 14日，冯玉祥抱恨离开张家口，再上泰山隐居。

　　冯一离察，形势骤变。8月中旬，多伦复被日军攻陷。何应钦指挥宋哲元剿、抚并用。抗日同盟军虽由方振武代理总司令，但人心动摇，不易收拾。宋哲元按照何应钦“少编大遣”的旨意将抗日同盟军收编。收编情况如下：

　　(一)委阮玄武为商都警备司令。阮各部共编为2个团，富春部编1个团，归其指挥;(二)委张凌云为康保、宝昌警备司令，乜玉岭为副司令，所部编为2个团;(三)委黄守中为察省游击支队，所部编为2个大队;(四)委刘桂堂为察东游击司令，所部编为3个团;(五)孙良诚部编为1个团，暂归张允荣指挥，孙即日通电宋哲元，自解兵权离察;(六)刘震东部编为1个团;(七)唐聚五部编为1个团;(八)张砺生由省府聘为顾问，所部解散归还地方;(九)檀自新、张人杰、李忠义各部均照军分会规定编制;(十)姚景川、苏雨生、宋克宾、李子铎各师拟分别编遣;(十一)清乡司令韩青芳部已下令解散;(十二)冯玉祥部军官队4个大队及佟麟阁部独立旅约500余人均已遣散。另拟给方振武以名义，令其出洋，但他不愿离开军队，令阮玄武与彼商洽。

　　被收编的部队动摇分化，甚至掉转枪口对准抗日同盟军反戈一击。此时只有方振武、吉鸿昌爱国立场屹立不动，矢志抗日。

　　(二)同盟军的奋战与失败

　　由于冯玉祥出走，抗日同盟军发生严重分裂。在南京国民党政府的高压和重金收买下，同盟军大部分被宋哲元部收编或瓦解，只有方振武、吉鸿昌和中共掌握的部队共1.5万人未受大的波动。为了坚持斗争，方、吉二部和中共前委掌握的第2、第5、第16、第18师及党政军机关一同转移到张北一带。方振武、吉鸿昌到张北后，表示“既以抗日为起源，必以抗日为归宿。”

　　8月16日，方振武发表通电，宣布就任代理同盟军总司令职。8月24日，中共前委也在张北二泉井村召开扩大会议，成立了以柯庆施、吉鸿昌、张慕陶、宣侠父、许权中等7人为常委的军事委员会，任命吉鸿昌为北路总指挥。

　　会议根据临时中央及河北省委关于集中力量创造红军和新苏区的指示，对同盟军的行动提出了向东、向南、向西发展三个方案，经过分析比较，决定向南发展，依托保定以西的太行山、依靠河北中部农民运动与党组织的良好基础，创建抗日根据地。方振武不同意前委南下路线，遂率部东进至独石口地区。

　　方振武、吉鸿昌继续高举同盟军抗日旗帜的行动，激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恼恨。蒋介石、何应钦急令宋哲元、庞炳勋、闫锡山等部，进攻、堵截同盟军，陷方、吉二部于东西南三面包围之中。为了使日伪军从北面围攻同盟军，何应钦于9月8日派殷同和日军勾结，商议夹击同盟军的办法。中共前委所部和吉鸿昌部为实现南进计划，在南进路线受阻的情况下曾两次西出商都，绕道南下，均遭闫锡山、傅作义部堵截：被迫折而向东，于9月9日到达独石口及其附近与方振武部会合。9月10日，方振武邀请吉鸿昌到赤城举行了云州会议。会议决定打起“讨贼联军”的旗帜，并推方振武为总司令。由于对当时敌情估计失当，会议作出了打进北平过中秋的错误决定。中共前委决定暂随方、吉二部出山，再图甫下冀中。

　　于是将其掌握的部队分成两部分：一部随方振武部，在长城线以西，经云州沿白河向东南发展;一部随吉鸿昌部，在长城线以东，绕道丰宁，经四海，向南推进。讨贼军在南进途中遭到蒋军和日伪军的跟踪追击。指战员们不顾危险奋勇迸击，于9月中下旬先后收复丰宁、怀柔、密云等县城，并进占顺义县之高丽营及板桥村。与此同时，中共前委所部与吉鸿昌部曾几次出山，试图南下越过平绥线，均遭蒋军拦截，被迫退回山中。10月上旬，中共前委所部、吉鸿昌部、方振武部会合于大小汤山地区后，遭到日伪蒋大军的四面包围和夹击。经过连日苦战，部队伤亡惨重，最后仅剩四五百人，且弹尽粮绝。在此情况下，方振武、吉鸿昌接受北平慈善团体的调停建议，于10月16日下午离开部队。

　　尔后，方、吉二人由商震部护送赴北平。商震不为己甚让他们途中先后寻机下车，方振武秘密他往，吉鸿昌辗转到天津。所余各部均被蒋军缴械。至此，名震一时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日、蒋军夹击之下，最后失败。

　　同盟军失败后，冯玉祥继续与共产党合作，进行抗日反蒋斗争。方振武被迫流亡香港。吉鸿昌则在天津从事抗日活动，于1934年11月9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24日在北平就义。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失败，首先是由于蒋介石施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以重兵进行围剿。其次是抗日同盟军主要领导人在关键时候动摇。冯玉祥矢志抗日，对蒋、汪妥协的政策十分不满，但对他们又抱有幻想。他钦佩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斗争精神，却又怕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群众的力量;在扩充抗日武装上，他着眼于收编旧部、反正的伪军和抗日义勇军，而不想扩大民众武装。这种矛盾心理决定了他的斗争立场不够坚定。加上抗日同盟军内部矛盾重重，当国民政府进行拉拢或威吓时便撒手出走，使抗日队伍顿时瓦解。第三是抗日同盟军内部复杂，主张不一。抗日同盟军是几种抗日力量的联合体，鱼龙混杂是必然的。由冯玉祥旧部骗成的各军，其长官有的是为了做官，有的原来就有隔阂;东北抗日义勇军各部队成分更为复杂，在同盟军兴起时蜂拥而至，一遇到复杂环境便各寻出路;反正过来的伪军在抗日问题上更是摇摆不定，他们和日、伪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形势逆转时，便又倒过去。这样庞杂的队伍在蒋、日的联合攻击下分裂、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第四是财政的困窘、供给的缺乏。察哈尔省面积小，塞外苦寒，物产不丰，人口稀少，经济落后。同盟军成立之初，冯玉祥寄希望于两广陈济棠、李宗仁，但陈、李只发了支持电。为解决财政上的困难，特别是械弹上的补给，冯玉祥曾派人见苏联驻天津总领事，要求苏联给予援助，但苏联担心给日本以口实，拒绝给予援助。由于经济上极端困难，抗日同盟军始终是“官兵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辛酸惨苦，困难万分”。要解决上述困难，单靠察哈尔一地和冯玉祥一人是无能为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