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同盟军的酝酿和成立
来源：360doc个人图书馆　作者：吴成方   2018-05-08 14:17:51

　　1930年秋，我被北平党组织派遣到河北南部，做红枪会方面的工作，不久，又被改由河北省军委直接领导，联系人是廖划平。起初，我只有一个工作关系，名叫阎绍轲，他是磁县彭镇人。1927年，他在北平某大学读书并参加革命。大革命后，他回到原籍，同红枪会上层人物有联系并与他们结拜为兄弟。红枪会中有一位是学生出身而且同情革命的人。此人收纳了几百名红枪会会员组成民团，并担任了该民团的团长。当时，石友三派人在磁县地区以封官手段收集人枪，发展队伍。石友三派的人员中有个东北人，住在顺德车站附近的客店，我也住在此处。这样，我们相识了。我知道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同情共产党，从而也知道石友三本人当时不反对共产党。石友三示意其下面的人邀我去看他。我向来人表示，无意走部队的门路，朱接受邀请。这样一来，引起石友三对我格外重视。1931年8月，石友三因我不去见他，便亲自来客店访问我。时年7月，他在开封、顺德发动兵变，反对蒋介石和张学良。我最初和他意见一致，所以建议他突击之后，作撤退准备。他未能接受我的意见，结果在短暂的时间里，全军覆灭。在石友三发动突击式兵变时，我已回到北平。本来打算要向省军委汇报工作。但是，在我来北平之前，中共河北省委机关因叛徒告密，于6月份遭到敌人破坏。省委书记殷鉴、军委书记廖划平、委员薄一波、胡锡奎等多人被捕。廖划平很快就叛变了。这样，我就不能找军委接头了，便委托北平工业大学党支部负责人刘迟生，帮助我找有关党组织联系。

　　大概是在8月份，胡鄂公委托中共北平特别支部书记张祝唐找到我，让我谈了以往的工作情况。他们认为我在地方上开展斗争有一些经验并且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于是由胡鄂公介绍，我在北平见到了陈赓同志。陈赓是由中央派到北方来开辟新的秘密工作的。他当时邀我到天津去做他的助手。不久，我即到了天津，住租界某旅馆。陈赓同志到旅馆找到我，向我布置了创建华北政治保卫局的任务。

　　我们在旅馆谈了很长时间。他向我介绍了过去秘密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他指出，大革命时期广州和武汉做过重点，成了全国的政治中心。到了三十年代初，由于日军侵华日趋深入，使平津逐渐成为政治中心。平津及华北其它备地聚集的各方面杂牌军很多。国民党南京政府派来的特务也多，为敌效劳的汉奸也多。然而，与这些反动势力进行斗争的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市民以及爱国人士也很多。我们的斗争方针就是针锋相对。陈赓交给我一份用毛笔写的四十条工作任务，并向我交待说，这个工作机构叫做华北政治保卫局。我当场看完了四十条任务，简单归纳了四个方面的工作，记在脑子里，便把那文件撕掉了，四个方面的工作是:(一)特殊军事活动;(二)特殊政治活动(统战性质的);(三)保卫组织;(四)情报工作。需要说明的是，当时陈赓同志代表党组织只交给了我这么一个局的名义和这项重要的工作任务，并没有交给我一个现成的组织。我当时问他：“这是怎么一个组织形式?”他说：“根据现在的条件，中央不能派人，中央如果派人就需要提供大批经费。这个机构成立起来，也不能通知地方党的组织，不能从地方党组织调人。否则，平、津地方党组织一旦出了叛徒，这个机构就有暴露的危险。”我接着又问：“那我吸收来的干部，人家提出要入党怎么办?……”陈赓同志说：“你在工作中如果认为这个人可以入党，你就可以批。不用地方组织批，也不用中央批。”当叫，王明已经取得了中央领导地位。左倾路线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具体运用和发展，王明一伙没有认识到中国阶级关系有了明显的巨大变化，而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并在积极活动要打倒南京政府的中间派，断定为所谓“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主张打倒一切。白区工作在这种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了严重损失。我当时虽然还没有什么理论认识水平，但在实际工作中对这套方针有看法，因此便对陈赓同志说：“现在我们有的同志来参加党组织的会议，坐人力车都要从很远地方下来，原因是怕被其他同志看见汇报后，被开除出党。我们要与敌人打交道，什么方式都可能采取。按照现在这个路线，我无法做工作。”陈赓同志说：“你只要把工作搞起来，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办事，不执行打倒一切的政策。”后来，我才知道这一重要的指导思想是周恩来同志向陈赓口授的。当时，陈赓同志并不是直截了当讲，现在中央路线如何如何左，只是十分策略地在具体工作方针上提出正确意见。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提出这一点就很高明、很有深谋远虑。这就使我们开展工作有了头绪，特别是为以后与冯玉祥打交道、共同组织抗日同盟军，提供了党内指导工作的思想依据，陈赓同志与周恩来同志在我们党和中华民族遭受危难的时候，为顾全大局，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采取了很明智的斗争策略，这是从革命的总利益着想的，也是在具体行动上对王明左倾路线的抵制。我当时如果在思想上不明确这个问题，工作无论如何是干不成的，当然也就谈不上参与酝酿组织抗日同盟军了。

　　不久，陈赓同志离开天津回上海去了。天津虽属大城市，但由于特务和叛徒的活动十分猖狂，尽管有租界，我们要打开活动局面仍然十分困难。于是，我便回到北平。

　　在我最初的工作关系里，先要提到的是张祝唐。这个人在1928到1930年间当过北平特别支部的书记。支部机关设在他家，地址是北平西单官房胡同九号。据我所知当时的特别党员有胡鄂公、毛俊可，许兴凯等，另外还有一个朝鲜人叫张寿山。后来，张祝唐本人失去了组织关系。由于各种原因这个特别支部也就不存在了。张祝唐的住宅是前后院。在其前院住着他的一位朋友，叫赵彦卿。此人是冯玉祥派到北平来的外交代表，曾经在西北军里做过冯玉祥的交际处长。1990年，冯玉祥、阎锡山同蒋介石的内战失败，西北军土崩瓦解，冯玉祥大势已去。最后，只有少量人马跟随冯玉祥到了山西汾阳。冯本人在此隐居，但不甘寂寞，便给赵彦卿一些经费，让赵在北平搜集各方面的情况，为他找出路。张祝唐这时已经参加了华北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便委托赵彦卿为我们搞一些情报，主要是各派政治势力反蒋的情况。赵彦卿曾经给冯玉祥做过牧师，很忠于冯玉祥。他在外面搞一个时期，就要回到汾阳给冯玉祥汇报。他把我们让他搞情报的事情向冯玉祥讲了。冯玉祥听了对赵说：“共产党现在是不要我的，我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但可以为共产党做一点儿情报工作，你尽可以与共产党方面联系，我也可以供给你情报。”于是，赵彦卿很快便为我提供了很多情报，其中包括一些冯玉祥与其他反蒋政治势力与蒋介石的来往信件和密码。这样中央得知了这些情况很惊讶，认为我们两三个月就搞了这样重要的情报，很有成绩。

　　在这个期间，我通过许多渠道在各行各业中物色可以为我们工作的干部，其中包括先后动员并起用了肖明、张金刃、张存实，吴化之等一批在当时失去了组织关系的北平地下党员。他们当中有许多失去组织关系是因为对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上台有意见，参加了“紧急会议筹备处”的活动。有的则是被敌人逮捕后又释放了。在工作中，我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

　　赵彦卿为我们做了一个时期情报工作，不久，表现有些消极。原因是，他曾邀我去见冯玉祥当面谈谈。我说：“好呀!但是得先看一看冯先生的表现。”这样一来，赵彦卿就不高兴了。他认为，你姓吴的这么大架子，冯玉祥这么一个资格，你还要看什么表现?不久，他又返回汾阳，把这件事对冯玉祥讲了。冯玉祥听罢反而说：“我过去不好，是需要有点儿表现才行。”经冯这样表态，赵彦卿又积极起来了，对我们的态度又变得客气了。1931年l0月，冯玉祥表示要送给我们党一些经费。我对赵彦卿讲，这笔经费我不收，如果冯执意要给我们，请他到上海亲自送交党中央负责人。我当时认为，在经费上是不能靠冯的，否则我们的工作就干不了，这些小关节也必须注意。这样，冯玉祥到了上海，我们收下了他赠予的钱，派胡鄂公会见了他。冯知道胡鄂公在北津军阀时期任过教育次长，认为胡是个政客，不象是我党水平较高的干部，因此不大满意。回到山西以后，他通过赵彦卿要求见我，由于冯玉祥这一时期与我们交往很主动，这样，我决定派肖明同志去山西与冯玉祥晤谈。

　　肖明临行之前，我们一起商量了与冯玉祥会谈的要点：(一)根据“九一八”以后的形势，我们主张用抗日的旗帜，号召全国人民，各党派联合起来，一致抗日，收复失地，只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不提打倒英美等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以及其它杂牌军阀。这也是1931年秋后至1933年组织抗日同盟军的纲领。从此以后，冯玉祥在公开发表谈话和在一些书面文件中体现了这一精神。(二)冯玉祥自中原大战之后，已属在野失意的军人，过去的威信在逐步消失，当时，我们还没有普遍使用统战这个词，实际上做冯的思想工作，就是在搞统战。我们要向冯玉祥指出，现在你已经没有威信也没有明确主张了，你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做抗日工作，才会在政治上有方向、有出路。共产党在人民大众中是有威信的，你与共产党有一致的抗日主张，就逐步能树立威信。人民就会认为你是真革命。(三)冯玉祥找我们是在创造条件搞军事活动。他不仅仅只做一点情报传递工作，既然要搞军事活动，那就要批评他1927年的错误，要让他承认北伐战争同蒋介石搞妥协，与共产党分离是叛离革命。既然他主动我我们，就要指出他这一点。当然，谈这个问题时，要照顾冯的面子，最好只由肖明与冯玉祥俩人谈，别人均不要在场，我与肖明谈妥会谈要点后，即约见赵彦卿让他陪肖明去见冯玉祥。我对赵说：“我们共产党主张以诚相见。肖先生这次去山西，请冯先生既不要设酒宴也不要搞白菜豆腐(意即不要装模作样)。”肖明与冯玉祥经过坦率交谈，冯的思想豁然开朗，情绪很激动。他承认1927年背离共产党是错误的。他解释说，当时他认为国民党内部不团结致使宁汉分裂，他与蒋介石搞在一起，促使宁汉合流，结果等于拆了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的台。他声泪俱下地表示：“北伐的结果使我们自己打起来了。我没听共产党的话是不对的。把苏联专家和中共党员都送出国民军，想起来很痛心!”他希望今后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做些工作。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冯玉祥思想发展的转折。抗日同盟军成立之后，前委一些人按照王明路线的调子反对冯玉祥，把他看做是“最危险的敌人”。冯玉祥自己也感觉到共产党人中是有人对他有成见的。所以，他在1933年8月即使下野了，也没有再象1927年那样，对我们采取不利行动。如果当时换别人，也许会与我们翻脸的，因为他客观上认为你在内部拆了他的台。

　　肖明，冯玉祥会晤后，冯玉祥在政冶上有了主张，行动就有了明确的方针，他可以在原来的老部下中进行抗日动员活动了。1932年初春，冯玉祥旧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陇海铁路东段邳县驻军师长张华等拥护冯玉祥抗日。为了麻痹外界，冯玉祥转移到泰山读书，研究社会科学。他以高薪聘李达等任教。他的真实目的是想拉韩复榘。他向我们介绍说韩是可以革命的。当时韩复榘有15万军队。韩本人给外界的影响一塌糊涂，却对冯玉祥很客气，还派了部队保护冯。冯到泰山读书只不过是烟幕，做韩复榘的工作，冯认为不能派别人去，只有自己亲自去才行。这一时期，冯玉祥把他的儿子冯洪国以及老部下吉鸿昌、张华堂、陈天秩以及冯的警卫员王华峰等介绍给我们。由我们直接联系。我们派了蔡子微到张华堂的部队里做政治工作。派吉鸿昌去河南发动旧部投诚鄂豫皖红军。我们没有直接派人去泰山找冯玉祥联系。联系工作主要靠赵彦卿，有时也用冯洪国。后来，冯玉祥又派了他的内弟李连山与我们联系。

　　1932年夏末，宋哲元被任命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根据日军侵华的形势和华北特别是平、津、张长城一线聚集了许多杂牌军的具体情况，我们与冯玉祥商量，准备以察哈尔张家口为我们组织抗日的根据地。于是，冯玉祥在10月从泰山转移到张家口，住在被称为“爱吾庐”的冯氏小图书馆，表面上仍然是在读书，实际上是在党的领导下做抗日的组织发动工作。他根据我们的意见，提出一致抗日的主张，并派出了一些亲信，四处联络抗日力量，争取各界立持。起初，取得了阎锡山和一些东北军的默契，阎锡山袭示必要时可以派部队到察共同抗日。马占山领导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和方振武的抗日救国军表示投效。冯玉祥的许多旧部更是纷至沓来。

　　冯玉祥到张家口不久，就向我们正式提出要求，派干部一起和他筹划组织抗日同盟军。当时，先期派到张垣的干部有张存实、武止戈、许权中等，他们主要是做军事工作，抓军队的。此后，又派了张慕陶等人去做政治工作。张慕陶原来的名字叫张金刃，因为他是河北紧急会议筹备处的头目，等于是罗章龙在平津的代理人，曾被以反党右派小集团的理由开除出党。这样，我对他说：“你这个名字最好不用了。”他改了张慕陶这个名字。他换个名字也好，以免到冯玉祥那里后，被人晓得有共产党去活动了。我当时知道包括肖明同志在内一些派到冯玉祥那里做抗日统战工作的同志，有许多人由于反对王明路线而失去了党的关系。尽管他们失去党的关系的情况各有不同，但大都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我觉得这些人干工作还是可以的，所以才用他们。如果当了叛徒，那就不能用了。我当时不去扯“筹备处”问题的是非。我对肖明有认识，他反正不会是反革命。张慕陶被捕过又释放了，究竟怎么回事，我撇开了。我们要组织抗日，他工作上有能力，会说，笔头也快，我们就用了他。我们在抗日同盟军酝酿发动时期，与冯玉祥在用人交道上是诚恳的，正大光明的。因此，冯玉祥一开始就委任许投中和宣侠父二同志为师长并为他们编了队伍。他对宣侠父同志非常信任，许多重要军事会议都让宣侠父和张慕陶参加。但是，我们与冯玉祥也有过误会。冯玉祥的一个亲信，大概是他的机要人员，叫王华峰。冯曾经派他和我们取得联系，此人是个共产党员。冯玉祥到张家口以后，王华峰与他一起住在小图书馆院内。有一天晚上，王华峰为了向一个曾经给冯管过军需的旧部逼取一笔钱，矛盾激化，他把对方打死了，次日，很快就破了案。冯玉祥审问王华峰，这究竟为什么?王华峰不讲。于是徐维烈(徐谦的侄子)便与王华峰吹牛皮说：“你是党里的同志，我也是党里的同志，事情既然这样了，你对党有什么交代就告诉我吧。”王华峰这才讲出了真情：“我是为给党弄一些经费。我对不起党。党没有让我做这件事。我没有请示，闯了这个祸。”后来，徐维烈把这个口供告诉冯玉祥。冯玉祥知道了这不是我们党搞的事情，与我们关系就更好一点了。我们与冯玉祥在政治上绝不打哈哈，搞儿戏。

　　到了1933年8月，抗日同盟军的发起准备工作已有了一些眉目。张家口有宋哲元二十九军的一个团。还有陆续赶到张家口的各杂牌队伍，如冯庸(北平冯庸大学校长)联系的东北流窜成股部队，马占山领导的东北义勇军，以驶内蒙地区的黄守中(我们在此前，曾与他建立了联系)领导的队伍和察哈尔地方上的民团武装等等。还有许多已建立联系，尚未到达的部队。我们与冯玉样商议，决定由他出任抗日军的总司令，并且在察哈尔组织新的抗日政府。这样，如果抗日同盟军的旗帜一经公开，事情就搞大了。我们事实上所做的工作是组织一个军队，已经超出了陈赓同志在天津最初交给我的那四十条的范围。同时，一旦旗帜公开，我们尚须派大量干部才行。基于此，必须到上海，向党中央有关部门直接请示汇报。这件事情已经发展到十分重要的地步，靠一般秘密写信汇报是来不及的。8月上旬，我到了上海，向中央有关负责人发出了请示报告并在秘密交通点等候指示，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十分焦急。然而一个月过去了，仍得不到答复。我只好于4月初回到北平。事已至此，不接着干下去也不行了。惨淡经营了一年半的抗日组军工作总不能半途夭折。张家口方面的情况逼人，抗日军行将崛起，需要找们党派大量的干部去开展各条战线的工作。而我们这方面，一没有很多干部能成批派去，二还有许多其它工作要做。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我不得不与地方党发生联系了，向他们介绍这一事情的经过，并请中共河北省委、平津地方党组织选派干部投入这一工作。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按规定是不应与地方发生联系的。但在工作任务中有一项保卫工作。主要是获得关于敌人对我们地下党组织以及外围团体的机关或个人采取行动的情报，及时以不暴露来源的方式向他们发出瞀报。这种事情做过几次以后，河北地方党组织就注意了，想找到我们取得联系。当时全总华北办事处的饶漱石作为地方党的代表向我们提出要设立一个秘密接头地点，定期联系交换情况或有不测也可及时通知。为方便工作，我同意了这个意见，并在我们一个外围群众家设了联络点。因为，与饶漱石有这个联系，抗日同盟军举事又迫在眉睫了，我使把我们一年多来与冯玉祥的联系情况以及组织抗日同盟军的计划和盘托出，向他做了介绍。我郑重向他提出，请中共河北省委考虑派得力干部到张家口去。当时，饶漱石向我表示，要为我们派个被称为“游击专家”的同志做军事工作。我表示同意。但是，他没有向我详细介绍这个人的情况。

　　我是4月4日回到北平的。张慕陶很快由张家口赶到北平向我谈了张家口方面的情况，并且带来了由他起草的抗日同盟军纲领。按照我们最初与冯玉祥讲的一致抗日的意思，拟定不公开共产党的旗帜，不提关于南京政府如何反动，地方军阀如何不好的话。这个纲领无论有几条，但是一条最基本的宗旨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

　　5月中旬，方振武率领的抗日救国军和冯玉祥在汾阳的一部分军校师生陆续到达张家口、宣化。5月下旬，抗日同盟军总部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了察哈尔省的新政府，由佟麟阁(二十九军副军长)任察省政府主席。

　　不久，由饶漱石介绍给我的游击专家按照约定的方式和我见面了，我向他介绍了我们酝酿和组织抗日同盟军的经过和具体工作意见包括工作方针和各方面的工作关系都向他做了详细介绍。他当时都表示赞同，于是，我让肖明关照他到张家口具体接头的事情，我当时没有想到此人就是柯庆施，他向我说了一个化名，自我介绍说是当新闻记者的。事过之后，曾经与饶漱石一起在北方工作过的赵克昂同志才告诉我，此人是柯庆施。柯庆施(在张家口化名为张大鼻子)一到张家口，便着手组织了党的前线委员会。最初，张慕陶他们派到张家口时，没有命名什么组织名义，所谓特委是他们为工作上的方便而那样叫的。柯庆施陆续通过河北地方党组织调到张家口很多干部，其中有做工运、青年团、学校、抗日御侮救亡会等群众工作的，也有搞军队工作的。大多数是青年学生。在王明左倾关门主义的影响下，栖庆施初步熟悉了张家口的斗争情况以后，便采取了司我们那一套截然不同的做法，开始打倒一切。他和一些持相同意见的人认为冯玉祥、吉鸿昌、佟麟阁、方振武退些蒋名爱围将领都不是真心抗日，甚至也把他们视为最危险的敌人，疏远了抗日同盟军中的非党军事干部，对于外围系如晋军和东北军也不予理睬了，在党内，则对原来与冯玉祥一起工作的或属于我们派去的干部采取排斥的态度，或调离工作或撤销职务，甚至开除党籍。在工人、学生、士兵中发动了罢工、罢课、罢操的运动，公开反对冯玉祥。依然按照王明等人的调子说日本侵占东北和华北是以此为跳板进攻苏联，要紧急动员起来武装保卫苏联。

　　我得知柯庆施在张家口的这些做法，意识到饶漱石和柯庆施对我搞了鬼。最初，他们佯做完全同意我讲的意见，在张家口的各方面关系，我们都承认。我当时实心实意地表示说：“你(指柯)去了以后，如果有困难当地解决不了，还可以找我，我想办法帮助你。”我当时请求河北省委派干部以及向柯庆施介绍情况并不是移交工作。结果，柯庆施到张家口以后就搞夺权，成立前委。这样，在客观形势上就形成了我们移交工作。我想饶漱石如果不是骗人，他为什么会向我胡吹一通“游击专家”的。冯玉祥正在踌躇满志地组军抗日，以待东山再起，忽然朋友们换了态度，把他当作了敌人，他当然不会同意更不会理解这种做法的。但是，他接受了历史的教训，没有(当然也不可能)再走反共道路。他在军事和政治上依然任用着我们一些干部。这样，我们一些同志按照柯庆施的意见去进行工作，实际上有困难，更不听他的，又到北平来找我商量。于是柯庆施他们便放出空气说，我这里搞了“第二党”。形势愈来愈复杂，柯庆施等人不希望我们继续再按照原计划工作下去，而我们又不宜也不可能投注大批力量参与领导抗日同盟军斗争。事已至此，我不能争这个领导权了，我只好撤出来，但是，在张家口的早期派去的同志由于工作关系和其它各种原因是不能一下子撤出的，他们只得接受柯庆施前委的领导。我们起初与冯玉祥商定的不打倒南京政府，不提反对张学良等军阀，而只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这样，一些地方杂牌军人甚至军阀一看没提他们，就会有想法不与我们为敌，我们甚至可以逐步争取他们来抗日。抗日同盟军在成立时，对外界公布机构，几乎都是冯玉祥的班底。局外人根本看不出红色。这样做可以先麻痹日军和蒋介石，使他们不摸我们的底细。如果照这样先搞下去，壮大了我们领导的武装力量，是能够做出更大的成绩来的。刚刚造成了一个局面，我们便自己把自己公开了，又贴标语，又搞游行示威，又搞罢工集会，普遍宣传一些党内的左倾口号。国民党特务很快把这些情况报告了蒋介石、汪精卫南京政府。蒋、汪公开指责冯玉祥的“罪状”之一就是联共赤化，并且着手布置在军事上围攻察哈尔。这样前后两阶段、两条方针，已经改变了我们与冯玉祥起初商定的抗日纲领，使得我党领导的张垣抗日和冯玉祥再度出山抗日，同样遇到了日益明显的困难。

　　抗日同盟军成立以后，6月中旬开始北进收复察东失地。这一军事行动是由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研究决定的，但是前委派干部做了配合行动。共产党员吉鸿昌担任了总指挥。抗日军—举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三县。7月上旬经五昼夜血战收复了塞外名城——多伦。这一仗是日军入关后吃的第一仗。国内外报纸一宣传，共产国际很快也知道了，苏联方面也知道这里有共产党的活动，但不是中央直接搞的。因为王明等人能随时与共产国际联系，这些活动内容不是王明吹的那套东西。于是，共产国际马上又让我党中央尽力支持抗日同盟军，并且在军事上应如何行动还提出了一个意见。9月份，我已经到了上海。上海中央跟我谈的时候说，让我赶到察哈尔去。可是，这已经为时晚矣!冯玉祥已经宣布下野。宋哲元按照北平军分会的少编大遣方案赶到察哈尔收编、遣散抗日同盟军。对于坚持抗日的队伍，宋哲元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则进行追击、围剿。由前委领导的部分武装力量和吉鸿昌，方振武领导的部分队伍从坝上已经开入了所谓“中立区，准备进攻北平，但被蒋、日、伪军夹击而遭到失败。共产国际晓得了部分情况不让乱搞。但是到了这个地步，我也没有扭转局面螅办法，最终，没有再到北方来。

　　冯玉祥这次出山，重新登上政治和军事舞台，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号召抗日才起家成势的。1933年8月中旬，他被迫宣布下野，离开张家口，重新登上泰山过“读书”生活，与前次不同，是不得已而为之。虽然在张垣抗日中，冯玉祥与共产党相处得有光明也有阴影，不是十分顺心。但是，在后来的岁月里，他确实实践了他曾经向肖明讲过的：“愿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进行工作”这个诺言的。他与共产党一起在民族危机的关头，发起组织抗日同盟军，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也曾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我党领袖的赞扬。抗日同盟军最终虽然于北平郊区昌平、顺义地区遭受目、伪、蒋的夹击而失败，但是，其从酝酿到成立以及取得的鼓舞人心的战果，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后来的我党领导下的陕北武装斗争、北方抗日战争和对原西北军系统的爱国军人统战工作，也具有深刻的影响。

　　注：本文经由刘涓迅同志1982年3月访问吴成方后，根据吴老口述整理而成。原载《张家口地区党史资料》总第33期，这次选用时对个别地方作了调整。刘涓迅同志原为张家口市文联秘书长、市政协文史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