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
来源：作者：共产党人   2015-03-25 12:02:07

　　吉鸿昌：我是中国人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国外的中国人往往会遇到这样的情景：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当时的中国，备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而就在1931年，纽约的街头出现了这样一个人。他的胸口佩戴了“我是中国人”的牌子，昂首阔步。这位身材高大的军人就是吉鸿昌。在这样屈辱的环境下，他想堂堂正正的做一个中国人。

　　“我母亲说跟他走在那大街上，挂着牌儿跟他一块走，我母亲是一米六的个子，我父亲一米九六，她说我觉得我也挺高大的，作为中国人的骄傲。每次出去都挂着牌，他的性格就是这样嫉恶如仇。你侮辱我个人我不怕，你不许侮辱我的国家、我的民族，”（吉瑞芝，吉鸿昌的女儿）

　　吉鸿昌此时是国民党的一位高级将领。他深切的感受到没有祖国就没有家，国家不强盛，就要挨打。1931年九一八事变，让苦难的中国再次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而此时，作为一名军人，吉鸿昌为什么远渡重洋了呢？

　　1895年，吉鸿昌出生在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父亲吉茂松是一位正直的农村知识分子。吉鸿昌很小就从父亲那里懂得了什么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913年秋天，不满18岁的吉鸿昌为实现救国的抱负，投军到冯玉祥的部队。由于他勇敢正直、屡建战功，很快从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名将军。

　　“而他自己生活非常简朴，补鞋补袜子，从来不喝一滴酒，不抽一根烟。让他到那个宁夏省县去代省长去，他一去就讲了，凡是做有这个官职的这个人，我们就每人送你们一个碗。” （吉瑞芝，吉鸿昌的女儿）

　　在这个碗上刻着“做官不许发财”几个字。做官不许发财，是父亲对吉鸿昌的警训，他把这句话烧制在自己日常使用的茶碗上，就是为了时时提醒自己。

　　1930年，吉鸿昌任国民军第22路军的总指挥，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虎视眈眈。由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吉鸿昌奉命攻打鄂豫皖苏区剿杀共产党。这时的吉鸿昌思想上经历着激烈的斗争。国家正处在危难中，而自己的枪口却要对准自己的同胞。这令他感到十分痛苦，于是，他对红军采取了一个特别的战术。

　　“遇到红军不对峙，绕开，把枪支弹药留下。当时老百姓中流传着‘吉军一来到，红军哈哈笑，又丢枪又丢炮’”。（高银芳，河南省扶沟县党史研究室主任）蒋介石很快发现了吉鸿昌的变化。他解除了吉鸿昌的兵权，并以考察的名义将吉鸿昌驱逐到国外。

　　临行前，九一八事变爆发，吉鸿昌发电报向蒋介石请命：“国难当头，应一致对外，愿提一师劲旅，北上抗日，粉身碎骨，以纾国难”，却未得允许。1933年5月，热河沦陷、长城失守，平津已被日军层层包围。国难当头，一心想拿枪战斗的吉鸿昌再也按捺不住，悄悄回国，参加了在张家口成立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而当时的同盟军面临着军需不足的严峻现实。

　　“那怎么办呢？实在是没有办法，他就赶快打电报给我母亲，他说你把所有的能够卖的都要变卖，买的电台买的枪。”（吉瑞芝）

　　抗日同盟军连一门大炮也没有，而要面对的是武装强大的日伪军。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吉鸿昌受命带领同盟军收复被日军占领的多伦县。多伦是察哈尔省的北大门，是日军夺取察哈尔的战略要冲，为此，吉鸿昌做好了决一死战的准备。在征战前夜，他在指挥部墙上写下了“宁作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吉鸿昌坚决打日本，他是打的赢也要打，打不赢也要打，巧打也要打，蠢打也要打，死了也要打。这个人有股傻劲。打仗的时候，吉鸿昌身先士卒的，他自己亲自冲锋陷阵，光着膀子打赤膊，一手拿大刀，一手拿手枪。”（陶汉章，原吉鸿昌将军司令部机要员）

　　经过五天的浴血奋战，7月12日同盟军终于收复多伦，这是从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收复失地。收复多伦，第一次沉重地打击了野心勃勃的日本军国主义，也极大的鼓舞了中国民众的抗日热情。但是在政府不主张抗日的背景下，蒋介石反诬同盟军破坏国策，令何应钦指挥16个师，与日军夹击同盟军，抗日同盟军被迫解散了。

　　天津和平区花园路5号有一座三层的英式小楼，人们把它叫做红楼。抗日同盟军解散后，吉鸿昌就住在这里。“我小时候呢，我很奇怪的，在三楼就有一个小间房子，这个他不让我们进去玩。为什么呢？那里面有一个印刷机。” （吉瑞芝）在女儿的眼里，父亲的这座红楼总是很神秘，其实，就在女儿出生的1932年，吉鸿昌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在这栋小楼里，吉鸿昌创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编印出版抗日刊物。红楼成了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

　　“他呢，特别愿意让我站在一个高台的小桌子似的，他就让我站在上面讲演，他总让我讲，我是中国人，不当亡国奴。” （吉瑞芝）

　　在红楼的日子，是吉鸿昌一家人相处的一段最温馨的时光，然而美好的一切很快就结束了。吉鸿昌的秘密活动惹恼了蒋介石。1934年，蒋介石命令军统特务对吉鸿昌等人实施暗杀。暗杀的计划落空后，蒋介石索性下令把吉鸿昌关进了监狱。在监狱里，他想尽办法和女儿通了一次电话。

　　“我接了电话就喊他：‘爸爸你快回来呀，为什么不回来呢？’可是他没有说出话来。” （吉瑞芝）

　　1934年11月24日，蒋介石发出了立时枪决的命令。吉鸿昌这位有血性的军人，为做一个挺起胸膛的中国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吉鸿昌愤懑的写下了就义诗：“恨不今日死，留作抗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吉鸿昌牺牲了，那年他39岁，他在给妻子胡红霞的遗嘱中写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胡红霞没有想到，在监狱里的那次会面，竟会是他们最后的诀别。

　　“一见面我母亲就忍不住了，本来我母亲还是很坚强的，抱着我就没有哭。后来一看见他就不行了，哎呀，一下眼泪就止不住了。我父亲就跟她讲，他说你呀一定要坚强，我觉得你一直是很坚强，你比我有福，我为之奋斗向往的那个社会，我看不见了，但是你能看见。你将来会，一定能看到，过上好生活。看到我们中国富强的那一天。” （吉瑞芝）

　　吉鸿昌看不到祖国强大的那一天，但是他看到了一种希望，并把希望的种子种在了他的家乡。当年吉鸿昌用自己全部的积蓄创办了吕北初级小学，他觉得，只有培养大量的人才，国家才能昌盛，国家昌盛了，自己才能做一个骄傲的中国人。

　　今天，走进这座小学，还能听到关于吉鸿昌的传奇故事。也许有一天，这些稚嫩的脸庞会读懂一个中国人的悲愤与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