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第一面飞虎旗颁给了哪个部队？
来源： 民国大校场 文/阮发俊   2020-05-28 08:42:35

　吴其昌(1904年-1944年)，字子馨，号正厂，浙江海宁硖石人。1921年入无锡国学专修馆，师从唐文治先生治宋明理学。1925年入清华学校研究院，从梁启超治文化学术史及宋史，从王国维治甲骨金文及上古史。历任私立南开大学讲师、国立北平图书馆特约编辑委员、国立清华大学专任讲师、国立武汉大学史学系教授。全面抗战爆发后，随武汉大学西迁四川乐山，任教史学系直至逝世。

　　2013年冬，居住在北京的吴其昌女儿吴令华女士第四次将父亲的档案捐赠给海宁市档案馆，其中包括了一批包裹在旧报纸内的珍贵抗战史料，形成时间约在1940年前后，包含了盖有部队主官印章的《忠义事迹征访表》130多件、第六救济区绥远办事处采撰的《五临战役绥西民众协助抗战史迹》1件、《抗战护国贤豪事迹(传记)》若干件等。这批档案全部为纸质，大多是筒子页，竖排，用毛笔繁体书写，字迹工整，清晰可认。这批档案史料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为何会留存在吴其昌先生的遗物中呢?一时间茫然无绪。

　　档案中夹有两纸便条，其中的一页上写道“本件系军令部送来，拟寄与吴其昌先生参考”，署名“斌佳”。

　　署名“斌佳”的便条

　　这让我们想到参加了开罗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民国政治人物郭斌佳。经查阅《民国人物大辞典》，郭斌佳1930年代曾任武汉大学史学系教授，这就和吴其昌教授有了交集。经我们求助于武汉大学档案馆，发现一份1938年4月时任校长王星拱给郭斌佳教授的信函底稿，其上写道：“吾国此次抗战，实国家兴亡、民族隆替所系，在历史上之价值极为重大。本校为求记载精确，特着手搜集战时史料”，请其主持。

　　王星拱致郭斌佳的信

　　另外，在民国时期出刊的《国立武汉大学一览》上，1938年6月成立的“抗战史料编集委员会”由郭斌佳任主任委员，吴其昌为委员之一。

　　《国立武汉大学一览》

　　由此可以推测，这批档案应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提供给“抗战史料编集委员会”，以作编撰抗战战史的原始材料之用。主任委员郭斌佳将其中的一部分任务及相关资料分配给了吴其昌。吴教授1937年上半年曾在武汉的医院里动过手术，西迁时身体状况已不佳，40岁盛年时病逝乐山。他有无抗战战史专著问世目前暂无考证，但这两纸便条可以成为考证这批档案的真实性和唯一性的依据。吴其昌去世后，档案由其弟吴世昌打包封存，后交由吴令华保管，虽历经70年风风雨雨，仍得以幸存。

　　《忠义事迹征访表》有甲种和乙种之分，甲种记载的是个人事迹，乙种记载的则是团体事迹。其中的119件的内容是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冬季攻势之包头战役和五原战役两次作战中的忠义事迹。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军队经过一年的整训，于1939年底在北起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南至广西的战线上向日本侵略军发起了规模宏大的冬季攻势，以图消耗日军的战力，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政府抗战到底的决心。在战线的最北端，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率部出击，反攻包头。日军经此打击，受到震动，决定向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驻地五原发动攻势作战。五原所在的河套地区失守后，中国军队不甘受挫，持续反击，经过两个月的苦战，收复五原，终将日军和伪蒙军赶出绥西。五原战役是全面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少有的一场胜利收复失地的战役。参战部队的主体为国民革命军第35军，其时第35军下辖新编第31师(第91团、第92团、第93团)、新编第32师(第94团、第95团、第96团)、第101师(第301团、第302团、第303团)三个师，另有五临警备旅、炮兵第25团等也是参战部队。征访表详细记载了参战官兵的姓名、年龄、性别、籍贯、出身暨职业、服务机关或处所、生平经历及行谊、事迹发生地点及时间、采访人、采访时间、填报时间等信息，对忠义事迹有详实的描述。大多数表格上盖有采访人的印章，如“陆军新编第三十二师第九十四团团长关防”。采访时间为1940年6月至12月，记录对象多为军士、排长、连长等，年龄最小的21岁，最大的46岁。

　　尤为珍贵的是，对第35军新编32师95团1营五原战役事迹的征访记录也在其中，该营因此战的战功而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全国第一面飞虎旗，也是抗战时期唯一一个获此荣誉的营级单位。

　　第35军新编32师95团1营忠义事迹征访表

　　飞虎旗在抗日战争中是一项含金量极高的荣誉，其获得难度要远远高于青天白日勋章，且数量稀少，所以被视为特殊战功部队最高荣誉。整个抗战时期仅颁出20面，该营获得的是第一面。蒋介石为了笼络各派系军队团结抗战，没有将首面飞虎旗的殊荣颁给中央嫡系部队，而是授予了傅作义将军领导的旁系部队，其实是他的一种手段。此件档案正是这一真实历史面貌的反映，因此具有特别珍贵的价值。档案上记载：“赵(寿江)营长率全营殉国，其壮烈堪比宝山之姚子青营，而功尤过之。该全营官兵实国军之模范，堪足为吾人式也。”

　　《五临战役绥西民众协助抗战史迹》记述了五原、临河一带民众抗日事迹19则，是这批档案中唯一宣传民众抗战的史料。文章结尾有作者按：“日寇凶残，图灭我国家与民族，我全国同胞无问男女老幼，皆一致奋起以歼此顽寇，所谓众志成城，观上所记益信然矣。”

　　《抗战护国贤豪事迹(传记)》记述了国民政府对抗日战士褒扬、表扬及特恤等人员的事迹或传记，有1938年第64军155师参加豫东作战的63名官兵及参加赣北作战的89名官兵的忠义事迹;有第88师264旅参谋主任邓洸、第39军56师339团团长田荣昌、第34军201旅392团李鸿生中士的殉国事迹;有1937年至1940年上海、徐州、武汉、长沙、桂南、潮汕冬季攻势诸战役及敌后游击战期间的初中级军官的忠义事迹，其中徐州会战鲁南战场的第39师和武汉会战赣北战场的第16师、第142师的殉国人员事迹比较集中。值得一提的是，这批档案史料中不乏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英勇事迹的记载，如八路军特务团2营7连连长林农、排长李润等，在作战中壮烈牺牲，于1939年9月11日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亲自核准抚恤并予表彰。

　　林农、李润殉国事迹

　　形成于忠义事迹的发生地——绥远等地，一路走过重庆、乐山、北京，如今，这批档案安全地落户在海宁市档案馆，并编纂成《海宁市档案馆藏抗战英烈事迹档案汇编》，为中华儿女英勇抗战的历史增添了热血磅礴的珍贵史料。通过对吴其昌留存的抗战档案的编纂和研究，我们可以通过平凡人物的英勇故事见证抗日战争的大历史，更深刻更直观地解读抗日战争的悲壮与艰辛，对弘扬中华民族伟大抗战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感谢武汉大学档案馆吴骁老师对本文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