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抗战传奇 | 不朽“飞虎队”
来源：王晓云 国家人文历史   2020-07-20 11:30:19

　　陈香梅女士这段饱含热情的赞誉，用来总结“飞虎队”这段历史无疑是非常恰如其分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缅印战区，第14航空队谱写了一段独特而无法重现的不朽传奇。

缝在飞虎队飞行员制服上的字幅，用来指示军民救护被击落的飞虎队员

　　中国空军最黑暗的时代

　　1940年，抗日战争已经进入最为艰难的第四个年头。枣宜会战中宜昌沦陷，日军以此为基地开展对陪都重庆的大轰炸;9月，日本海航最新型的零式战机进驻汉口机场，一次空战就击落击毁中国空军34架老式苏制驱逐机中的24架，一批经验丰富的中国飞行员壮烈殉国。随着《苏日中立条约》的突然签署和苏日媾和，曾经发挥重要作用的苏联空军支援人员及装备也开始撤离，使得已经消耗殆尽无法补充的中国空军陷入绝境。

　　在半年时间里，重庆遭受了数千架次的轰炸。“日本轰炸机像加拿大天鹅在春天从路易斯安那州飞向北方一样，摆着漂亮的V形阵……数百枚银光闪闪的燃烧弹洒落，大火昼夜不息。”这一切都被退役少校陈纳德目睹。作为前美军航空战术学校教员，他目睹了这支小型空军逐渐被消耗的全过程。

1943年，美国空军地勤人员在中国组装美国共和飞机公司生产的P-43战斗机

　　20世纪30年代，受意大利人杜黑的“制空权”理论影响，“轰炸机制胜论”在欧洲颇为盛行，英国首相鲍德温等政客都公开为之摇旗呐喊。美军也把重点放在水平轰炸技术上，力主战斗机俯冲轰炸的陈纳德郁郁不得志。但在中国，他却得到了蒋中正及宋美龄的信任，重操旧业承担起飞行员训练的老本行。1940年冬，在昆明航校担任顾问的陈纳德受委托前往美国，协助外长宋子文和驻美大使胡适，接洽美援航空武器的问题。陈纳德首先利用其个人人脉和多方斡旋，终获罗斯福总统授权，效法“不列颠之战”中的“老鹰中队”，以非官方渠道秘密组建一支500架飞机的志愿军，帮助中国尽快恢复已经消耗殆尽的空军。

1944年9月1日，艾伦拉森随第35照相侦查中队从印度来到同盟国中华民国，他得知中队被派往第14航空队——由陈纳德将军领导的、赫赫有名的“飞虎队”。一抵达昆明空军基地，艾伦就和他的一位战友一块儿到飞机跑道上，他们站在一架鼻翼上绘着鲨鱼图案的P40战斗机旁相互拍照，那是多么令人兴奋的时刻啊!(约翰.弗洛曼 摄)

　　这支部队完全是燃眉之急下的急就章，第一批运抵的战机是100架原本经澳洲运往英国北非战场的P-40战机，飞机匆匆涂上中国军徽，但仍然保留了英国沙漠黄和橄榄绿的迷彩，还有少数洛克希德赫德森和道格拉斯A-20也是截留的英军飞机。而第一志愿大队的100名空勤人员，则与“老鹰中队”从社会青年中招募不同，全部是有经验的美军飞行员。按照国际中立规则要求，所有的美籍飞行员均需先办理退役手续，与美军官方厘清关系，然后再与中国中央飞机修理公司签署合同，成为该公司的雇员，并持民间护照以游客的身份前往中国。自此，这些美籍空勤人员将不再听命于美国军队的指挥，他们的正式身份将成为中国空军美籍志愿飞行队员——也就是后来的“飞虎队”。

　　陈纳德的预期是在美国非官方的稳定渠道援助下，通过《租借法案》援助的美制飞机和志愿飞行员组成技术队伍，帮助中国培训和重建空军。但战事的发展迅速超出了预期，当志愿大队还在缅甸组装战机开展训练时，太平洋战争就全面爆发了。珍珠港遭到突袭，日军席卷南洋，兵锋直指印度，滇缅公路的重要性凸显。刚刚成型的这支小部队变成了护路队。

第14航空队和负责美军住宿的人员安在离昆明空军基地几英里外的地方搭建的休息营地。这里有一个美丽的湖泊，可以钓鱼、游泳和享用美食。许多到此营地休假的军人来自前线的前进基地。艾伦在此短暂停留期间，有几个飞行员也在那里。(艾伦.拉森 摄)

　　陈纳德将仅有的三个中队一分为二，两个中队驻扎滇缅公路的终点——昆明，一个中队派驻公路另一端的仰光，在那里协防英国空军。在昆明，“飞虎队”击落4架从河内来袭的日机，使昆明安享了一段时间的宁静。在仰光，“飞虎队”一次就击落日军8架九七式重轰炸机和5架九七式战斗机。1941年的圣诞节，日军派出88架轰炸机和战斗机再次空袭仰光，志愿大队只剩12架P-40，真正的以寡击众，但却击落了10架日机。

　　这些小胜逐渐积少成多，在中美英盟军将士中形成了深刻的印象，虽然此时滇缅地面战局的失败已经无法挽回，远征军撤往缅北野人山，志愿大队也面临着最为困难的时期，留在缅甸的P-40战机损耗到只剩4架。但志愿大队还要按照军方高层的要求，每天飞掠被围困的步兵部队头顶来鼓舞士气。随着滇缅战役的失利，“飞虎队”摧毁了怒江上日军搭建的浮桥，扼杀了日寇进攻云南的企图。

　　铝与血的基因

　　志愿大队的初战成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陈纳德及其精英飞行员的个人因素。德州牛仔陈纳德有着老美的实干和幽默，47岁时还驾机在日军战线上空执行侦察任务，人们有鼻子有眼地说他曾经击落过50架日本飞机。陈纳德熟悉中国，研习了4年来中苏飞行员的经验教训之后，他禁止飞行员与灵活的日本战斗机陷入危险的缠斗，而提倡利用美机机体强度好、速度快的优势，采用“俯冲—射击—脱离”的战术。

“血幅”是飞虎队员随身携带的一个布条，上面是民国国旗，下面用中文写着：“来华助战洋人(美国)，军民一体救护”。一旦坠机飞行员跳伞，只要被中国百姓发现都会被救起。很多百姓因此被日军杀害。这是1942年3月，一个美国后背上缝着“血幅”的飞虎队员在与他人聊天。

　　这种借鉴自苏联援华飞行员的打法，与当时美英乃至德国航空兵的空战条令完全背道而驰，但在技术上却存在合理性。志愿大队接收的美制P-40战斗机属于新式全金属结构战机，性能与以往帆木结构轻便灵活的战机有本质差别。仅仅重量就超过苏联援助的伊-16“小驴”战机一倍，比日军的零战也超出很多。但P-40战机拥有一台通用汽车公司的28升1200马力发动机，低速周旋不如日本飞机灵活，高速性能却极好，能承受超过9个重力加速度的过载。在驾机高速俯冲—拉起时，能明显感到眼球的血液在过载作用下迅速流走。P-40转入俯冲只需要2秒，零战则需要6秒，如此剧烈的动作，它的副翼吃不消。志愿大队只在高度或者速度占优势时才发动攻击。一旦陷入缠斗，P-40战机只要压低机头，速度指针就会迅速跳到440公里，零战只能看着它逃走。日本军方的喉舌“东京玫瑰”电台为此经常咒骂“飞虎队”是懦夫，从不敢留下来与日军飞机格斗，可见飞虎队的战术相当成功。

飞虎队不仅指飞行员，还包括地勤人员、机械维修师、办公室人员等。飞虎队地勤人员利用机头发动机散热器的侧面，描绘出硕大、张开的鲨鱼嘴。迪斯尼协会的罗伊·威廉斯还为飞虎队设计了一个队徽：一只插翅的猛虎。这是1942年，昆明机场，中国士兵和美国军械师对飞机进行检修。

　　P-40战机还有一些招人喜欢的优点，比如日机不具备的厚重座椅防弹钢板、被击穿不会漏油燃烧的自封油箱、火力强大射程远的6挺大口径机炮;两倍于英国喷火式战机或者德国梅塞施密特的航程等等。陈纳德帮助中国空军构建的预警网络，则可以让飞行员早早驾机起飞，在日军来临之前就爬升到有利的高度。

　　P-40战机的发动机仅具备一级机械增压器，当飞行高度超过4千米功率会快速下降，在高空作战为王的欧洲战场并不受欢迎，原本应被停产淘汰。但由于陈纳德指挥的志愿航空队和之后第14航空队的成功使用，加之两架才值一架P-51战机的造价，使得P-40战机称雄中缅印战区，成为二战产量排第三位的美制功勋战斗机。

昆明巫家坝机场，海拔六千英尺，飞虎队经常在此训练和执行任务。巫家坝机场是“飞虎队”员们眼中的家。抗战时，除了扩建巫家坝机场和云南驿机场外，云南先后在楚雄、保山、蒙自、沾益、陆良、羊街、呈贡等地抢建了十多个机场，供飞虎队使用。这是1942年左右的巫家坝机场俯瞰。

　　志愿大队的飞行员则主要来自美国陆军航空兵、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根据美国海军公开的文献表明原计划要招募300-400人来华，但在珍珠港事件前只完成了第一批100人的招募。从履历来看，这是一群了不起的飞行员，有西点毕业生，有企业号航母的飞行员，也有邮政飞机的货机驾驶员。这些年轻人为了金钱、荣誉或者战斗的刺激来到中国，莽撞散漫而勇敢，在动机上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白求恩们并无本质区别。

　　志愿大队的风气和驻欧美军飞行员有相当不同，为了破坏日军的电话线，他们会像中国飞行员那样节约子弹，贴地低飞用机翼割断电线。在日军强渡怒江时，飞行员大卫·希尔受命率4架P-40战机孤军突袭，在高差1600米的藏南险峻河谷中，连续4天轰炸将日军浮桥和工兵炸瘫，彻底断绝其过江入侵的企图。飞行员詹姆斯·霍华德在后来离开转调欧洲战场为轰炸机护航，曾遭遇30多架德国战机并击落其中6架，目击此景的轰炸机乘员这样评价他：“仿佛整个德国空军都升空了，但我们那一架野马战机扑上去和他们单挑，上上下下到处都是他的影子，他就是一支军队。”这也是一群狂妄自负的家伙，一次缅北某机场军官们在停机坪开会，有“飞虎队”员故意驾战机俯冲通场把他们吹得东倒西歪，但降落后才发现被他戏弄的竟然是蒙巴顿勋爵……志愿大队成员至少有5人后来军阶升至将军，但更多的人则是被敌机击落，被友军击落，迷航失踪，乃至在跑道上遭遇事故被螺旋桨打死。在滇池的水下至今还静静沉睡着300多架美国飞机，包括2架早期飞虎队的P-40战机。

飞越驼峰航线时，通常在机舱里有一个美国人和两个中国人。机长是美国人，副驾驶和报务员，几乎全为中国人。中国的百姓和士兵常常竖起大拇指夸赞飞虎队员“顶好”，有的美国队员还在自己的飞机上涂上汉语拼音的“DING HAO”。这是一个中国飞虎队员向美国队友竖起大拇指。

　　大队在极其恶劣的物质条件下作战，饱受疟疾和霍乱的侵扰，驻地医院只有3、4个医生护士、一瓶碘酒，用挥发很快的航空汽油来为病人退烧。大量全新的P-40战机存放在英属印度，而驻防昆明的志愿大队只拥有少量老款的P-40战机，没有无线电，没有新式的光学瞄准具，也没有对地轰炸所需的炸弹挂架。如果战机故障，基本只能去坠毁的同型飞机上拆零件。但志愿大队的工程师队伍相当强悍，他们给P-40战机改造了挂架，可以挂苏联轰炸机撤走时遗留的120公斤炸弹，这也是当时中国空军仅有的航空炸弹。后来改造的P-40战机携带一枚500公斤重磅炸弹，通常一枚就足以炸断日军架设在缅甸河流上的桥梁，前后有200多座桥梁被这种战机摧毁，因此又称之为B-40轰炸机。其中一位机械师纽曼，是陈纳德的密友，后来担任通用电气副总裁、主持设计F-4“鬼怪”战斗机发动机。此人用日本坠机零件和自制的螺旋桨成功修复出一架零式战机，供美军进行技术评估。这也是整个二战期间美军获得仅有的两架零战之一。

　　志愿大队从建立到解散，在7个月的空战中出现了19位王牌飞行员，击落日机229架，而自己只折损了22名飞行员和地勤人员，接收的129架P-40战机损失了78架，和盟军其他阵线相比有着较高的交换比。

　　牛鞭末端的航空队

　　“飞虎队”的辉煌很快被美国本土用来正面宣传。在日军凌厉的攻势下，珍珠港的装甲战舰被打断脊梁翻沉港内，麦克阿瑟丢下几万菲律宾的驻军败走澳洲，香港和新加坡在短暂的抵抗之后都纷纷沦陷，而这支活跃在滇缅地区的小型孤军的表现却显得格外突出。

　　珍珠港事件三个月后《生活周刊》某期杂志里，曾经展现过这样鲜活真实的40年代。翻过一篇讲童星秀兰·邓波儿成长烦恼的八卦新闻，接下来是大幅的图片报道：芒果林中简陋的中央飞机修理公司，摔得稀烂的日本飞行员，涂着鲨鱼头的掉漆战机，开吉普叼烟卷的老美。报纸广告上用整版展示陈纳德给通用汽车的书信：“在滇缅战场上我们用贵厂发动机驱动的战机击落200架敌机，没有因为发动机故障丢失过一架飞机，望再接再厉，中国陆军美籍航空志愿飞行队，陈纳德中校。”

在中国某处，当空袭警报拉响时，配备降落伞的美国飞行员们飞快地跑向他们的战机，升空驱赶来犯的日军飞机。这些驾驶美国飞机的队员在飞机引擎下方画了张鲨鱼嘴。陈纳德将军的空中力量也包括轰炸机队，一直执行定期轰炸日军据点的任务

　　“飞虎队”已经成为美国人民的明星，但此时的志愿大队也到了无法作战的低谷。然而，以寡击众的最艰难时期也已经过去，美国的战争机器全面启动。实际上，珍珠港事件的当月，美国军方已经决定将这支编外的“志愿军”重新归建。

　　陈纳德自然不愿意将这支本属于中国空军的独立力量拱手交给美军，何况当下滇缅战事如此紧迫。更为可恶的是，来接班的居然是导致他离开美军航校的死敌比塞尔中校，一个“轰炸机制胜论”者。此人并不熟悉中国战场，如果他担任驻华美军航空兵总指挥，那将是一场灾难。但中缅印战区最高指挥官史迪威将军和陆军航空队司令阿诺德将军施加了压力，威胁将切断志愿大队本来已经非常脆弱的补给。

抗战期间，蒋介石、宋美龄与“飞虎队”陈纳德将军合影。1941年陈纳德在美国招募了100多名飞行员和机械师，建立了“美国志愿航空队”到中国协助抗战。“美国志愿航空队”又被人们叫作“陈纳德飞虎队”

　　1942年3月，在蒋介石、宋美龄、史迪威和比塞尔的会谈中，蒋介石坚持未来的美军驻华航空队仍然由陈纳德指挥，意见被史迪威接受。驻华美军航空队将改编为一支美军航空特遣部队，由已经提升为准将的陈纳德指挥，原定接管这一职务的比塞尔担任驻印度的第10航空队指挥官，成为陈纳德的上司。一些老队员因为厌恶比塞尔，申请脱离志愿大队返回各自原来的陆海军部队服役。

　　陈纳德的几个主要中队长留了下来，成为新成立的特遣队第23大队的中坚——这就是新的“飞虎队”。陈纳德将军还动用东方式的谋略，申请让比塞尔的第10航空队第16中队来昆明轮战，并借机将这支部队纳入自己旗下，再未归还。在接下来的9个月里，飞虎队又击落了149架来袭的日机，并向华南、缅甸和印度支那的日军倾泻了数百吨的TNT。

　　转机终于到来。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罗斯福总统鉴于志愿大队的突出战绩，以及杜利特轰炸东京取得的奇袭效果，认为轰炸日本将极大地鼓舞中国人民的士气，因此特批成立驻华美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为少将指挥官。驻华空军的装备和后勤方面有了大幅度的提升，逐渐开始装备欧洲空军部队才有的P-47、P-51等新式战机和夜间侦察机。

　　随着第14航空队的成长，原本的后勤问题愈发突出。中国战场远处于盟军补给线“牛鞭”的末梢，在纽约布法罗飞机厂生产的P-40战机需要绕道南非或者经南太平洋过澳洲，经过近2万公里的海运到达卡拉奇，在那里装上印度轨距不一的铁路系统运抵阿萨姆邦，再由中印空运师的运输机穿越暖湿气流笼罩下的怒江、澜沧江峡谷，送达昆明。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中国境内的道路河流状况更为糟糕，将油料和弹药运抵前线机场，还需要两个多月时间。

　　同时，美国的工业体系虽然能够提供航空装备，但航空队人力仍然存在缺口，成为扩军的瓶颈。陈纳德又想出了一个大胆而合理的办法，从中国空军抽调飞行员，充实第14航空队各单位的兵员实力。最初先将中国空军战斗机飞行员12人编入第14航空队第23大队，之后在第14航空队的基本构架基础上，他又组建了中美混合团，实际上将中国空军的第1轰炸机大队、第3、5战斗机大队纳入指挥框架。这些部队如果独立于在美军指挥体系之外，其获得装备和补给的机会将会小很多。中美混合团特殊在于使用美军的战机和后勤体系，主官为美军人员，但普通飞行员基本都为中国空军人员，飞机均采用中国空军的十二道光芒的青天白日军徽。

卡萨布兰卡会议后，盟军领导人视察在中国的美国空军部队，路过一架P-40战斗机时的合影。从左至右：英美联合行动组英方参谋长约翰·迪尔元帅、陈纳德准将、美国陆军航空部队司令亨利·阿诺德中将、中缅印战区最高指挥官约瑟夫·史迪威中将、美国第10航空队司令克莱顿·比塞尔准将

　　最终，第14航空队在美军中仍然属于最小的一支部队，在全盛的1944年只有17437人，战斗机535架，轰炸机156架。作为对比，驻欧的第8航空队拥有35万人的庞大兵力，40个重轰炸机大队和十多个战斗机大队，一次轰炸就可以出动超过1300架重型轰炸机和超过900架新式战斗机。而第14航空队的轰炸机运输机和战斗机总和也不过七八百架，每月的补给量，比第8航空队空袭德国一次所投炸弹的重量还小。这样的差异导致了第14航空队很少有欧洲战场遮天蔽日的机群，也较少使用B-24“解放者”等重型轰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