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队大战正规军：陈纳德与“飞虎队”的诞生
来源：衲曰 文/刘怡   2020-08-04 15:55:30

　

　　狂热的航空爱好者

　　46岁的“德州佬”克莱尔·李·陈纳德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天，是1937年5月31日，距离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账面上拥有超过300架各型飞机的中国空军，实际可出动的数量只有这个数字的2/3。而按照陈纳德的看法，它们之中只有91架适合用于现代空战。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十年休战”，对全球战斗机飞行员来说，都是一段灰暗的日子。主要大国纷纷厉行裁军减兵，缩减了陆海军航空兵序列内现役军官的数量;许多小有成就的飞行员由于未能在年龄撞线之前晋升至更高军衔，被迫就此退役，转入民航生涯。不仅如此，一度流行的“轰炸机万能论”，使得负责军备采购的国防官员相当怀疑战斗机的价值：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800马力一级的发动机实用化之前，结构单薄、起落架不可收放的单发战斗机，在时速和航程上都逊色于双发的轰炸机。在战斗机部队内部，重视格斗的“双翼派”和着眼于速度的“单翼派”也存在重重矛盾。从英国、德国到日本，围绕战斗机产生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了大战爆发。

　　严格说来，陈纳德的第一身份并不是职业军人，而是狂热的航空爱好者。他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读过一年农学，参加了陆军后备军官训练团的课程，直到25岁时才正式进入负责培训国民警卫队人员和预备役军官的本杰明·哈里森基地平民军训营。一战爆发后，陈纳德成为陆军通信兵部队的观测机飞行员，1922年又考取了驱逐机(战斗机)飞行员执照，一度担任过美国陆航战术学校驱逐机科的主任教官。在“战斗机无用论”流行的1934年，他和同僚海伍德·汉赛尔(美国战略空军创始人)、比利·麦克唐纳(后成为“飞虎队”早期飞行员)以及卢克·威廉森(后为达美航空首席试飞员)组成了人称“空中秋千组”的飞行表演队，驾驶3架波音P-12型战斗机在全美进行巡回竞技表演，展示编队进攻战术的效能。按照陈纳德的看法，假使不沉溺于单机格斗，而是以2～3机协同进攻，战斗机完全可以有效拦截轰炸机。

　　“秋千组”的努力没有打动美国军方，却吸引了来美考察的中国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常务委员毛邦初上校的关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是全球航空业的西部，每一家欧美主要飞机制造公司都在上海派驻有代表，指望将那些因为本国裁军而缺少买家的新机型推销到东方。每一种在本国陆海军的项目竞标中落败的原型机，都会被迅速装箱运往上海，等待来自中国空军的测试。同样频繁的还有航空人员交流：1932到1934年，美国陆航退役上校裘伟德领导的顾问团在杭州笕桥创办了新的中央航校，随后意大利教官在洛阳也建立了一所轰炸机训练学校。在柯蒂斯—莱特飞机公司销售代表威廉·鲍莱的推动下，中美双方合资建立了中国航空公司(CNAC)和中央飞机制造厂，形形色色的美籍飞行员与技术顾问也分批前往中国。1932年在“一二八”抗战中牺牲的美籍飞行员萧德便是波音公司驻华的试飞员。

　　1936年1月，“秋千组”在迈阿密举行完最后一场飞行表演之后，按照陆航战术学校的命令宣布解散。也是在那里，毛邦初向4位成员发出了前往中国的邀请。年纪较轻的威廉森和麦克唐纳很快接受了中航公司開出的机长合同：他们平时为中航驾驶商业客机，闲暇时间前往航校授课，以规避美国政府“不干涉政策”的影响，而资格更老的陈纳德还打算留在陆航做最后一搏。

　　但陈纳德的挣扎并没有持续太久：由于在“一战”结束后罹患西班牙流感，他长期受到中耳炎的困扰，听力出现严重下降;“秋千组”的频繁飞行又使他患上了支气管炎。加上他的倔犟脾气和对战斗机战术的偏执，始终无法获得升迁机会，1937年4月30日，陈纳德最终以上尉军衔退出现役。同年5月8日，在中央飞机制造厂顾问、前美国陆航飞行员小罗伊·霍尔布鲁克的邀请下，他乘坐著名的跨太平洋邮轮“加菲尔德总裁”号驶往上海，开始了对中国空军的考察。

　　空中传奇的开端

　　这原本只是一场历时3个月的现场调研，最终却成为长达8年的空中传奇的开端。在与蒋介石夫妇直接会面后，陈纳德发现在中国存在着三项他梦寐以求的利好条件：一个重视空中力量的最高领导层;一群战斗热情高昂的年轻飞行员;以及在实战中检验战斗机截击战术的机会。但与此同时，他也必须面对中国缺乏自制现代化飞机的技术条件、与日本陆海航实力对比过于悬殊、燃料供应长期紧张以及飞行人员储备极为单薄的严峻现实。淞沪抗战期间，陈纳德和威廉森曾交替驾驶一架柯蒂斯“霍克”75M型战斗机，亲赴上海周边观察双方机队的交战状况，以积累关于对手的认知。随后，他决定接受中国方面开出的空军上校聘书。

　　但最初的开端并不顺利。战争爆发仅仅3个月，中国空军登记在册的346架作战飞机已经消耗至仅存81架，战前培养的熟练飞行员几乎牺牲殆尽，这意味着陈纳德要迅速组建一支可升空的机队，只能依靠外籍雇佣兵。1937年11月，原有飞行员已经悉数损失的中国空军第2大队第14中队，在汉口改编为“国际中队”，由陈纳德直接指挥，拥有9名外籍飞行员(分别来自美、法、德、荷四国)、4名外籍机械士和14名中国籍飞行员、23名本土机械士，以美国人文森特·施密特为中队长。但中国方面希望该中队承担的却不是陈纳德最擅长的战术截击任务，而是驾驶12架轰炸机去空袭日军的后方机场、车站和交通枢纽。

　　1938年2月，国际中队曾两次起飞轰炸安徽、河南的日军阵地和火车站，战果平平，所属飞机却在日机的报复中被炸毁大半。此后中方又提出由该队承担长途奔袭日本本土的任务，外籍飞行员认为风险过大，乘机索要巨额酬金。反复扯皮之下，中方最终在1938年3月底宣布解散国际中队，将所有外籍飞行员和机械士一概遣散。

　　对陈纳德来说，国际中队的失败并不是一段值得夸耀的经历，但他从中获得了三项经验：单是将一群草莽气息浓重的飞行老手组合到一起，并不足以造就一支有战斗力的机队，他们同样需要经过严格训练，灌输纪律意识和统一的战术思维;中国人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需要重视他们的感受;他本人终究不是一名优秀的轰炸机指挥官，值得他贡献心力的方向还是战斗机战术。而在一切条件就绪之前，他需要蛰伏和忍耐。因此，从1938年夏天开始，陈纳德有一年多时间处于“不务正业”的状态：他在湖北前线四处活动，观察苏联援华志愿飞行队与日机的空战状况，总结俄国战斗机格斗战术的缺陷。他在湖南和云南为中国培训了最后一批抵华的30架“霍克”75M型单翼战斗机的飞行员，参与保卫重庆的任务。他还帮助中国空军建立了第一套地面预警体系，通过密布的对空观察哨、简陋的电话和无线电通信网预报敌机空袭，为截击提供了预警时间。

　　1939年10月下旬，泛美航空公司的“加州快艇”号波音客机载着陈纳德和4名中国官员返抵旧金山，以执行在美国购买更多新飞机和招募志愿飞行员的任务。但最初的尝试碰了壁——在孤立主义气息浓重的美国本土，大众舆论对来自中国的求救基本置若罔闻。而罗斯福总统尽管对日本的野心已经有所提防，但也需要迁就公众心理，以便赢得1940年大选。为此他甚至考虑暂时将陈纳德扣押起来，使其无法返回中国。但12个月过后，情形开始逆转：日军开入法属印度支那，日美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骤然上升。

　　1940年11月，陈纳德与毛邦初再度赴美游说，这一次他们没有空手而归：12月21日，中美双方草签了批准对华出口军用飞机及其零部件，并允许非现役美国航空人员以志愿者身份前往中国服务的意向协议。上述项目的花费将由中国银行从美国援华贷款项目下支出，第一批将供应100架柯蒂斯P-40C型战斗机，从租借法案援英物资配额中允出。

　　P-40“战斧”是柯蒂斯—莱特公司在1938年为美国陆航开发的下单翼全金属歼击机，以结构坚固、防护充分、俯冲加速性极佳而著称。但英国空军在北非的实战中认定该机高空灵活性不足，高空爬升能力和加速性均逊色于其德国对手，火力也相当一般。不过这毕竟是一款安装有1150马力发动机的重型战斗机，当它们的对手是结构较轻的日本战斗机和缓慢、笨重的轰炸机时，劣势将被有效抵消。

　　为了驾驶这批新飞机，陈纳德以中航公司的名义在美国招募了99名退役飞行员，其中60人曾在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航空兵服役，39人是退役陆航飞行员，他们每人将得到600美元以上的月薪(陈纳德本人在中国的薪酬是每月1000美元)。另外还以每月250美元的价格招募了170多名地勤人员，包括9名美籍华裔机械士、1名华裔司机和1名医生。

　　“飞虎队”正式成立

　　1941年春夏之交的中国，整个海岸线几乎已被日军占领;加之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陆续被关闭、云南上空成为前线，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在中国境内完成志愿飞行队的训练和整编。有鉴于此，中美英双方达成秘密协议，允许陈纳德的人员使用英属缅甸的东吁(旧译同古)机场和仰光的明加拉当机场。P-40运抵仰光后，由美籍技术人员和中央飞机制造厂从云南雷允派出的技师在当地组装。第一批飞行员则在1941年7月底抵达缅甸。平心而论，他们远未达到陈纳德的预期——陈纳德最初希望招募到100名和“空中秋千组”四人一样，经验丰富、驾驶技能娴熟的“老鸟”，实际到来的则大部分都是初出茅庐的海军轰炸机飞行员，只有1/3的人接受过战斗机课程训练。有鉴于此，他在训练中严格灌输了一套避免一对一狗斗(近距离格斗或缠斗)、最大程度利用俯冲速度优势的截击战术，即“俯冲—拉升”。P-40以两机或三机为一个编队隐蔽在高空，待日军轰炸机出現后，迅速俯冲开火并随即脱离接触。每名飞行员在投入实战之前，都须经过超过130个小时的空战强化训练，不合格者将被淘汰。而中方地勤人员也在装配和维护中不断积累熟练度。

　　1941年8月1日，这支中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在东吁正式成军，下辖3个中队，由陈纳德担任总指挥。到那时为止，实际具备战斗力的机组还不到1/6。但经过4个多月的强化训练，到当年12月初美日战争爆发前夕，整支部队已经具备执行战斗巡航任务的能力。12月10日，即日美正式开战后3天，陈纳德亲率志愿队总部和第1、第2中队飞赴昆明巫家坝机场，第3中队的21架飞机则部署到明加拉当。而他们所依托的力量还不至于此：整个西南内陆都密布着陈纳德一手打造的地面预警观察哨，在雷允的中央飞机制造厂内部署了20多部电台，构成志愿队的指挥中心，等待着日本陆航飞机的主动来袭。

　　1941年12月20日一早，10架日军九九式轻型轰炸机从法属印度支那的河内升空，在无护航状态下飞向昆明。志愿队第1、第2中队提前起飞20架P-40实施拦截，击落敌机6架、重伤3架(日方承认在战斗中损失3架、1架重伤坠毁)，己方仅有1架在迫降时损毁。12月23日，驻缅甸的第3中队也旗开得胜，与英军一起拦截从暹罗飞来的日军轰炸机群，共击落8～10架九七式重型轰炸机(日方承认损失7架)，自身损失3架(另有3架在地面或迫降时损毁)。

　　圣诞节当天，日军出动新型一式战斗机“隼”掩护九七式轰炸机再度空袭仰光，被第3中队和英军联手击落35架(日方承认损失10架)，P-40仅有2架被击落。从那时起到1942年7月初，志愿队在缅甸、暹罗、昆明、雷允、桂林、衡阳等地先后与日本陆海军航空兵交手102次，以不到100架飞机(通常可用机数在60架左右)的兵力累计击落和炸毁日机296架，为滇缅公路和仰光港多争取了两个半月的畅通时间，而自身仅被击落12架(另有61架在地面或迫降时损毁)，损失航空人员26人。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形势的转变，美国对华航空援助的力度和规模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1941年3月，中国被纳入租借法案受援国。同年7月23日，罗斯福总统签署JB-355号备忘录，决定除去此前提供的100架P-40C外，进一步向中国提供144架P-40型和125架P-43型战斗机、66架轰炸机和35架运输机，费用从租借法案调拨的5300万美元空军发展费用中支出。1942年7月4日，陈纳德志愿队正式脱离中国空军系列，重新改编为美国陆航第10航空队驻华特遣队;陈纳德也恢复了美国陆军现役军人身份，军衔晋升为准将。

　　但这支志愿队还以一种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留在了中国人的记忆中：1941年12月，第一次在昆明上空见到机首绘有鲨鱼嘴图案的P-40的昆明市民在激动之中，将这些飞机称呼为“飞老虎”。第二年2月，迪士尼公司应华盛顿中国军需处的邀请，为陈纳德部队设计了带翼老虎形象的标志。从那时起，美籍志愿队以及随后的驻华第23战斗机大队、第14航空队就获得了一个近乎永久性的称谓——“飞虎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