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飞虎队”在中国
来源：《百年潮》 , 2011 (5) :46-51 作者：西蒙·范·莱特   2017-05-25 09:31:30

　　我离开中国已经30多年了，我算是一个很幸运的人，中国给了我生命，美国给了我很好的成长环境。中国是我的根，美国是我的家。特别是我有幸和“飞虎队”结缘，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的先生、美国“飞虎队”飞行员彼特?莱特，在2007年去世前曾一再叮嘱我说：“你是个中国人，懂两国文化，以后要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多做点儿事。”多年来，我经常聆听美国“飞虎队”队员讲述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经历，听他们谈论从他们的角度看到的中国，一直被他们感动着，也一直很想把他们的故事带到中国来，因为他们在中国的故事值得我们了解。

　　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产物

　　“飞虎队”的正式名字叫“美国援华志愿队”，英文名字是“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简写就是AVG，“飞虎队”指挥官为美国人克莱尔?李?陈纳德。这支志愿队于1941年初开始筹建，1941年7月成立，1942年7月4日解散。尽管不同的文件标明的成立时间不同，比如说蒋介石政府和他们签的合约是8月1日到期，我说的7月初，是根据我看到的“飞虎队”队员个人和中国方面签的工作合约上的截止日期。这支军队在美国组建后，航行差不多一个月才抵达缅甸，在那里受训了三个多月。如果从“飞虎队”1941年12月18日全部转移到中国昆明那天起开始计算，它在中国实际上只存在了6个月零14天。

　　“飞虎队”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的一个政治产物。众所周知，当时的美国刚刚从经济大萧条的困境中走出来，国内的政治、经济很不稳定，美国国会代表着大多数美国人对当时国际局势的态度，那就是闭关自守，“各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他们对欧洲的战事持观望态度，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更是漠不关心。罗斯福总统不想与持中立态度的国会对峙，他不愿意花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多政治资本为中国与国会斗。1941年春天，罗斯福总统在宋子文和当时担任中国空军顾问的陈纳德一起游说下，才答应在白宫权限允许的范围内，利用《租借法案》，批准了美国“贷款给中国的计划”，并派特使直接到美军的基地为陈纳德招兵买马，直接与飞行员们面谈招募。被招募的这批军人必须脱下军装，以民间身份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这种不按常规的做法好处是快，但是让美国国防部极为不满，认为白宫的决定是政治行动，是失败的军事决策，白宫特使到基地招募是干扰军队的正常工作，从此种下了陈纳德与美军高级军事将领不和的种子：1945年9月2日，在美国航空母舰“密苏里号”接受日本投降仪式上，美国方面没有让为中国抗日战争立下汗马功劳的陈纳德出席。这件事至今仍使“飞虎队”队员们耿耿于怀。因为美国“飞虎队”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确实表现不凡，他们英勇善战，立下了赫赫战功。

　　被招募的“飞虎队”队员们以普通老百姓身份，与当时中美合作的中央飞机制造厂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工作合同。他们分别签的是制造飞机、修理和使用飞机的工作合同。这支民间的军队在军事上受陈纳德指挥，行政方面由中央飞机制造厂管理。罗斯福本来打算派三个空军大队支援中国：两个战斗机大队，一个轰炸机大队。结果由于当年发生了珍珠港事件，美国正式参加对日作战，因此其他两队未能成行，抵达中国的仅仅是最初的300余人，其中有100名飞行员，200多名军械兵、机械兵、无线电兵，还有一些指挥部人员和后勤保障人员、神职人员、医护人员等。因此在有关“飞虎队”最早期的文件上，都有“美国援华第一志愿队”的字样，就是因为原计划还有第二、第三大队。由于后面两队未能成行，美国援华志愿队也就把“第一”给去掉了，变成了“美国援华志愿队”。

　　陈纳德把实际来华的美国空军第一大队100名飞行员分成三个中队：第一中队名为“亚当夏娃队”，是由原美国空军出身的飞行员组成;第二中队为“熊猫队”，为纪念中国而取其名，由原美国海军航空母舰飞行员组成;第三中队为“地狱天使队”，由原海军陆战队航空兵和剩下的海军航空母舰飞行员组成。第一、第三中队的人很喜欢他们的名字。觉得他们的名字很棒，就各自在自己的飞机上画了大同小异的图案。“熊猫队”的人虽然不知道怎么画熊猫，不过队里有一个叫博迪?奎斯的飞行员，参军前是很有名的漫画家，大家就让他为每个飞行员以熊猫为摹本，画一个卡通人物在他们飞机上，不要统一的图案。后来，由于这个漫画家在空战中牺牲了，未能在第二中队全部飞机上画上卡通画。因为我先生戴眼镜、喜欢拳击，所以奎斯就给他画了一个戴眼镜的、正在拳击的大熊猫;还有“德州牛仔”的样子;大卫?赫尔、约翰?纽克特等人的飞机上都有各自的卡通图案。目前为止，我收集到第二中队8个卡通形象。

　　独具匠心的战法及和谐的战斗团队

　　美国“飞虎队”是在缅甸经过数月的训练后，于12月初才陆续到达中国昆明。

　　“飞虎队”是一支匆匆忙忙凑起来的队伍。飞行员来自空军、海军及海军陆战队，他们开过的飞机有轰炸机、运输机，侦察机、水陆两用机、双引擎战斗机，就是没有开过P-40这种飞机，这种飞机本来是为英国空军制造的。当时有美国军事专家断言：“这支队伍存在不了几天。”但是陈纳德硬是不信那个邪，他要求“飞虎队”队员不仅要打胜仗，而且“还要活着回来”。陈纳德要他们放弃西方空军惯用的“三机一组”，即“一主机、两僚机”的典型的编组和战法，采取“两机一组”，即“一前锋、一后卫”的崭新的编组和战法。陈纳德给“飞虎队”队员们详尽分析美军P-40和日本军用战机的特点：美国的P-40比日机机身坚固，弹火杀伤力大，射程远。但是日机比P-40机灵活，有鉴于此，“飞虎队”队员必须采取迂回战术，打日机机队尾巴上的飞机，射出火力后利用P-40机身重的优势，快速离开战区，在射程外爬高回来再打，绝对不能和他们面对面在空中打绞杀战!这些小伙子是受过军队正规训练的，说“两机一组编组战法可以学，但打了就跑，似乎有点儿胆小鬼的味道”。陈纳德说：“只要人活着，就有机会打敌人。敌我兵力悬殊、你死我活的空中格斗不能让你们以一当十，否则只会让你们死得更快一点儿。想死，就按照你的战术打。”小伙子们一听，都说“谁想死啊”。于是，他们只好老老实实地学习和采用陈纳德发明的崭新的空中游击战战术。连续数月扎扎实实的战术训练，为“飞虎队”以后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最好的状况下，“飞虎队”也只有60多架飞机能够同时起飞，而他们要保护的是中国l/3的领土，即中国的东南部和中国抗日战争的生命线滇缅公路。“飞虎队”的飞机分散在中国的云南、广西、贵州、四川、湖南的十几个飞机场，平均一个飞机场只有几架飞机，最多的也就四五架。那时他们一架飞机，就是一支空军队伍。“飞虎队”常常是三四架飞机在空中共同等待日机的到来，日机一旦飞入“飞虎队”的射程范围，“飞虎队”队员便立即进行强烈的炮火射击，之后掉头就跑，当飞机在远处飞到高空以后，又反过头再在敌机屁股后面一阵猛打，直到敌机被击落。日军战斗机有时连“飞虎队”的影子都没看到就挨了打。每场战斗一直持续到或者日军逃回基地，或者是“飞虎队”的飞机没有油了才结束。“飞虎队”队员们充分利用P-40战机的优势，狠狠打击了敌人。

　　在对日作战中，美国“飞虎队”官兵患难与共，关系和谐，杀敌心切，斗志高昂。“飞虎队”的成员来自美国的39个州，其社会背景五花八门。他们当中既有名不见经传的中学生，也有名牌大学的高材生;既有一贫如洗的农民子弟，也有一掷千金的富豪后生;还有颇有名气的艺术家等。说得好听点是战斗团队，说得不好听简直就是“大杂烩”。在当时有严重种族歧视和严格社会等级观念的美国，如何将他们凝结为一体是个难题：在美国军队里，军官有军官食堂和俱乐部，士兵不得出入;不管什么场所，士兵见到长官都要敬礼。要改变这样的阶级意识和等级意识无异于一场革命。陈纳德以身作则，第一次见到这批小伙子的时候就告诉他们：“在中国，我们没有上下等级之分，只是分工不同。你们看到我不必敬礼，不必起立。”这在美国军队的高官眼里被认为是目无长官、目无军纪的行为。“飞虎队”于1942年7月4日应时局变化解散时，便与美空军将领产生了矛盾。当时美军中的一些将领对“飞虎队”采取空中游击战术取得的胜利又气愤又嫉妒，强硬地坚持要他们归队，并说“飞虎队”队员们加入空军后要重新培养他们的军人素质，不可再目无上级地自由散漫下去。经过战争洗礼和备受中美两国人民热爱的“飞虎队”不吃那一套。当时，“飞虎队”队员穿的是陈纳德从美国军需库里找来的美国军队过期的非洲和热带用的军服，一句话就是乱七八糟，什么式样的都有。当他们看到正牌军官穿着整齐干净的军服时，心里就有气。战地的“飞虎队”队员有的时候胡子不刮、脸不洗，看起来像杂牌军。“飞虎队”里有个王牌飞行员就问这些穿着整齐的军官：“请问漂亮的男孩子，你打下过敌机吗?”这些带有刺激性的话语使这些军官们恼羞成怒，于是他们之间发生了冲突。最后只有5名“飞虎队”飞行员和一些地勤人员在陈纳德的恳求下加入了美国空军，其他的飞行员都拒绝入编美国空军而回到美国。

　　与中国人民的战斗友谊

　　美国“飞虎队”官兵与中国军民结下了深厚情谊，相互支持，共同对敌。

　　中国地下工作者在全国各地布下了庞大的情报网，及时为“飞虎队”提供了大量准确无误的作战情报。中国《永不消逝的电波》这个电影，可以说是这个情报网的一个缩影。当时如果一架日本飞机在基地起飞，中国的地下工作人员就用各种渠道例如电话、无线电等及时发出信号，通知中国空军总指挥部，总指挥部就根据日机飞行的方位，立即通知附近机场，机场得到情报后，马上升起一个红灯笼，通知执勤的飞行员马上做好准备;升第二个红灯笼的时候，飞行员就在起飞道上待命;第三个红灯笼升起的时候，飞机马上升到指定的高度，等待敌机的到来。前面提到，“飞虎队”的飞机数量少得可怜，在以少对多、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占领制空权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飞机起飞降落时是战斗力最弱，也是最危险的时刻。“飞虎队”在屡次作战中能取得敌我伤亡比例悬殊的骄人战绩，地下情报网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美国“飞虎队”飞行员与地勤人员在共同的抗日斗争中，也与普通中国老百姓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当时，美国“飞虎队”出战回来的飞机都是耗尽最后一滴油才回来，很多飞机都被日军飞机打了很多洞，很多时候是飞机没油迫降在农田里，地勤人员还要把这些飞机搬运回基地，或者就地修理。没有拖车，没有厂房，他们就用大树做绞架，用竹子做梯子，晚上用煤气灯照亮来工作。他们在近乎原始的条件下，在时间紧迫、敌情紧急的情况下，进行着紧张的工作。当时飞机零件甚至缺乏到了要割牛角做橡皮圈的程度。负责机场管理、后勤、维修的中国人，既要克服不懂英语的语言障碍，还要承担最艰苦也是最危险的工作，他们在敌机轰炸的情况下抢修飞机的行为赢得了飞行员的尊敬，他们与飞行员们同甘共苦，共同创造了很多奇迹。

　　当美国“飞虎队”飞行员作战遭受火力破坏迫降，甚至“飞虎队”队员受伤时，不管是在敌占区还是边远的乡村，中国的老百姓都不顾个人安危掩护他们，为他们疗伤、送水送饭，千方百计地救护他们并为他们联络到指挥部，把他们安全地送回基地。这批热血的美国青年深深地感激中国人民的救命之恩，他们亲身体验到中国人民对他们的深厚情谊，更坚定了他们誓死保卫中国人民的意志，他们对为什么打仗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我在这里不妨引用一段“飞虎队”队员雷恩关于他的飞机迫降后，被中国老百姓抢救的回忆：

　　我迫降在中国东南部的一个边远地区，那里的老百姓几乎没见过外国人，赶来查看的中国农夫一开始把我当成日本人，对我极不友好。他们花了几小时的时间来回奔忙，想找出我的来历，决定我的生死。我的飞机机翼下有中国空军的标志，可是迫降的机翼贴在地面上，他们没法看到，直到一个中国士兵赶到现场才给我一点儿希望。天黑以后，我跟看守我的人走进一个屋子，屋子里挤满了人，有火把照明。一个士兵在角落里用一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旧电话机讲话，终于他把听筒递给了我，电话的一端传来了我的朋友汉克的声音，我请他告诉这边的人我是他们的朋友，汉克照办了。原先以为我是敌人的中国农夫此刻变得非常友好，我在稻草里睡了一夜。第二天他们牵来一头有木鞍的小水牛，还有一个14岁的牧童以及一队士兵护送我。夜里我们就在人畜混合的农舍里过夜，那个小牧童还不止一次地让我用他的牙刷刷牙，我终于还是与他共用了一把牙刷。第二天，他们找来一副滑竿，由4个士兵抬着我走。但是我还是坚持自己走了很长一段路。经过三天的跋涉，我来到砚山并等了很久，与其他几名迫降的飞行员一起乘卡车来到一个火车站。我们又坐了两天的火车才回到了基地。我很感激中国人对我的帮助。

　　我再引一段查理?邦德的日记，看他是怎样得到中国老百姓救护的：

　　当我的上半身爬出座舱外，猛烈的气流把我的整个身子弹了出去。我感到脖子、肩膀一阵剧疼，意识到我的飞行服、围巾上还有火苗，我躺在稻田的水沟里灭了火，我觉得头剧痛，伸手一摸都是血，我的双手、颈部皮开肉绽，肩膀烧伤了，眉毛也烧掉了。一个老百姓走过来，手藏在背后，我向他比画着打电话说：“喂!喂!”他似乎明白我的意思，笑了。同时他把藏在背后的手拿出来，他的手里有一块大石头，他以为我是日本人呢，想用石头砸我。他带我穿过了一片简陋的棚屋，进入最后一间。那里有一部电话，在紧急情况下，肢体语言可以表达的事能让你吃惊。我不能与中国人沟通，但是他们明白我要一个医生。一个人拿起电话，把我的要求转到“飞虎队”，最后理查德医生出现在我的门口。缝合完我前额的枪伤，脖子后面的割伤，左手背上撞裂的伤口，又清理了左脸，还有右手臂和肩膀的烧伤。理查德医生要带我回基地，我的靴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丢了，只穿着一双湿漉漉的袜子。一位中国人给了我一双布鞋。很多人扶我上了吉普车。那天晚上，医生给了我安眠药。我睡觉前默默地感谢上帝让我活着，感谢中国老百姓的救命之恩。虽然我压着的背部烧伤疼痛难忍，可我很快就入睡了。我知道我还活着。

　　这样动人的事例举不胜举。所以美国“飞虎队”的胜利与中国人民的帮助也是密不可分的。

　　2009年7月我去波士顿开会的时候，当“飞虎队”的老队员以及他们的子女、亲友知道我要来中国作“飞虎队”的相关介绍后，纷纷让我把他们的问候带给中国的朋友们。美国“飞虎队”老兵们感谢中国人民给了他们一个为中国服务的机会，他们为美国“飞虎队”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洒下血和汗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他们的子女、亲友让我告诉大家，他们谢谢中国老百姓的救命之恩。所有的人都告诉我说，他们会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继续努力做下去。大家都希望中国人民知道，“飞虎队”的家人和亲友永远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祝愿中国更加繁荣昌盛!

　　辉煌战绩以及历史影响

　　美国“飞虎队”实际在华的这6个月零14天的时间里的战斗记录是：共打下、摧毁日机298架;“飞虎队”32名飞行员，占飞行员数量的l/3，成为王牌飞行员;与日军作战出动的战机的平均比例是1∶14，在出战50多次战役中，没有一次战败;空战中，击毙1500名以上日军飞行员及座机内人员;“飞虎队”共23人在中国死亡、被俘(4人空战牺牲，3人被俘，6人在地面阵亡，10人死于飞行事故)。可谓战果辉煌，而且他们还创造出了美军战史上很多第一：“飞虎队”队员周?尼欧是美国在二战中第一个王牌飞行员;查理?欧德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个王牌飞行员;美国“飞虎队”在二战中是第一支常胜的队伍，一直保持着不败的纪录;敌我双方伤亡比例的悬殊，重创日军的骄人战绩，打出许多至今还被各国军事专家津津乐道的经典战例。这些战绩在二战最黑暗的时刻，给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带来了信心，给美国加入欧洲战场带来了鼓舞。

　　“飞虎队”在中国的胜利同样使美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当时，美国大大小小的报纸和无线电广播每天都在报道“飞虎队”的故事，有美国报纸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黑暗的时刻，‘飞虎队’的胜利无疑给美国人民带来一线光明。”有关“飞虎队”的漫画故事更是把飞行员吹神了，以至于美国的年轻人都向往参军当一名飞行员。小孩子天天趴在收音机旁边，收听有关“飞虎队”的作战故事。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小的时候看“飞虎队”的连环画入迷，他去上学时，还要让家人为他剪下那些漫画，以确保他能保存一份一天不差的关于美国“飞虎队”的剪报。他的房间里还挂着一幅比人还高大的那种画有鲨鱼的P-40飞机海报。那时候他才12岁，可见“飞虎队”在美国也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1942年7月4日，“飞虎队”被正式取消，接防的是美国空军十军团。陈纳德从国民党政府空军顾问身份回到美国空军任准将，指挥在中国的这支美国空军。原“飞虎队”5名队员加入该队，还有很多地勤人员留下，另外还有19名“飞虎队”队员留下两个星期，帮助接防的十军团的二十三战斗大队，帮助他们熟悉中国的飞行条件、地理标志。美国援华特遣队即第二十三大队下有三个中队，即第74、第75、第76中队，分别由“飞虎队”留下的那5名飞行员担任中队长和分队长。这支部队的飞行员认为，他们上受陈纳德准将指挥，下受成为中队长的“飞虎队”队员直接指挥，加上很多机械师、枪械师也曾经是“飞虎队”队员，所以他们认为称自己是“飞虎队”队员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有很多图案、徽章与“飞虎队”的差不多，也用那3个中队的图案。

　　大部分“飞虎队”队员回美国后，又各自加入了不同的兵种，活跃在各个战场上。有的参加了空军第十四军团，有的参加了驼峰航线运输队伍，还有的参加了太平洋战场的中缅印战区，直接与日军作战，也有的加入了由美国控制的中航公司。但无论在哪里，“飞虎队”队员们在各自的军种里均享受着英雄般的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