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个春天》 陈香梅著 文汇出版社出版
一个星期五的早上，十点一刻，我在办公室接到何登中校的电话。他还是一贯的开玩笑作风。
“你是否还想与‘老头子’作一次个别晤谈?”
“当然啦!我什么时候能……”
“同我一起吃午饭如何?”
“什么时候?”
“我大概十二点三十分来接你。”
“不，我的意思是我何时可以和老头子晤谈?”
“我们先吃午饭。”
他大笑。“你是一个难打交道的人，安娜。假如我告诉你先进行访问，我们可以稍后吃饭吗?”
“假如你告诉我先进行——好的!”
“来访问吧!”每逢急忙外出时，中央通讯社职员公用的吉普车总是不空，此次却例外地停在路边。二十分钟后，我身在何登中校的办公室。
他朝着我欣然而笑：“坐一下，安娜。”他进入将军的办公室，随手掩上身后的门。我颇感紧张地等待着。早在我们第一次的会见，我已感到与将军相处的无拘无束，可是几天过后，我再度感到与第一天仍然相同，有着敬畏与不安的情绪。
一个人要怎样晤见一位名人? 应当是我先提出问题，或是由他选择晤谈的方式? 如何起始? 在已与何登中校谈过将军早年的生活，以及在美国的军旅生涯，并读过他给我的书面资料，我还有上千的问题想问。我想多知道些，关于那个名叫克奈尔，喜欢在路易斯安那州田纳西河流域打猎、钓鱼，长着满头黑发的小男孩。以及有关那位年轻的飞行教官，他曾为他的航空理论做过长时期的艰苦搏斗，而竟于1937 年获准退休。我要多知道些，有关这位不屈不挠的人，他在中国业已证实他的理论——而今佩着两颗银星的空军少将。我要多知道些，所有的那些事情是如何发生的。
门开处，何登中校向我点头示意。“十分钟。”当我走向他时，被警告着。
他关上门，留下了我与陈纳德少将，他站起来，微笑着，指着写字台旁的一张椅子。
“请进，安娜，请坐……”
如同那第一天，他和蔼的语调祛除了我的紧张。注视着他的面孔，这般坚强、果决，但却不带一丝横暴，我就想起他迥异于常人的各种优点。
他被日本人憎恨与恐惧，在他们征服中国的道路上，他是一个难以越过的障碍。对他的上司，他是一名顽固的、善辩的叛徒，不幸却秉有天才异禀。对十四航空队的弟兄们，他是“一个人所能遇见的最接近神的人”。
对中国老百姓，他是一位拯救者，一位半神。
而对我……我不知道。是的，他是一个英雄。也是孕有一切的化身——坚强、勇敢、仁慈、温和。一个对他自己及能力明知确晓的人，所以他毋须和许多人一样，卑躬屈膝自甘下流，或必须恐吓或胁迫，奉承或取悦于别人，才能在社会上混。
我以欣赏的态度，听着和看着他谈话，我也欣赏他与生俱来的豪侠之气，他不以一种施恩及漠视的态度，对待一名初出茅芦的中国记者。相反的，他那彬彬有礼的风度，使我感到非常安适，他之接待我，令我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像是在被所尊敬的人接待着。
“谢谢，将军，你做了一趟愉快的旅行?”
“很成功。我抱歉没能向静宜告别，我晓得她起程，去从事一个良好的开始。”
我颇为诧异，他还知道这些小事。后来，我听说他熟知队上每一件事。“据说‘老头子’在飞行方面有一点聋，”将军的一个部下，一名战斗机的驾驶员，有一次对我说，“但是全队上进行的每件事，他都能听到——连中缅战场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也一样!”
“你是一个极简朴的人，将军，”我环视了一眼他的办公室，下了一句评语。除了他的写字台，两把靠臂椅子，我正坐着其中一把，只有一个小书橱，一只地图箱，在将军转椅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张大幅的中国及太平洋地图。
“我想是的，”他接口说：“我总想把工作做好，而不注重我私人的环境，汽油、飞机、补充兵员——这些才是我需要的。我可不需要装饰品。”
我想及许许多多要问的问题，可是现在我问了一个，所有同业都会问的平庸问题：“有什么新消息，将军? 任何新消息?”
“是的，”这个回答给予我不少惊异。他微笑着：“有一架飞机满载信件、香烟、肥皂，还有别的东西，都是有助士气的，刚从印度飞到。我们检查来货时，我想到怕足足有三周以上，我们都没有看到邮件，士兵的情绪消沉得可怕。因此，我派了一架DC-3 飞越驼峰接运邮件。但它却载着一批给中国士兵穿的球鞋回来。”
现在，说到这事，他脸上还能露出笑容，但笑容是凄凉的。我也微笑，但我有点想哭。别人已经告诉过我：“老头子”正和两个敌人作战——日本人，及新德里的美方高级军官。
1943 年末，与上一年的辛酸日子相比较，物资供应似较改善，因为在过去的一年中，陈纳德仅拥有很少的飞机，实际上没有什么补充兵员，其他的补给也很少，这种情形一方面是由于国防部的政策，要将大量的飞机及驾驶员派赴其他战场，一方面是因为史迪威的偏重地面作战的心理，还有驻扎新德里总部的毕索将军的不合作。1942 年的夏季，陈纳德将军只有四十架战斗机和七架轰炸机;而日本空军的实力有三百五十到四百五十架的飞机，自汉口至香港，自印度支那以迄缅甸，连成在一条长达二千英里的弧形线上。
这四十七架飞机，如在美国早已废弃，或以废料报废出售。但在此地，仍旧需要加以修理，再修理。引擎油过滤以后再用，直到那些破毁的P-40 阿里逊引擎都被这种废油阻塞了为止。尾轮的轮胎一直是不够用。中国的碎石机场跑道把四层的飞机轮胎划得褛褴不堪。许多驾驶员因为他们的尾胎外轮塞满了破布，而发生争吵。到1943 年六层轮胎方被使用。将早已过期的，全部P-40 引擎加以彻底的检查，有些引擎在空战中连续使用，长达三百小时，未经适当的修理。
在华东湿热的夏季里，陈纳德的驾驶员及机械师们，为着要促使敌方的攻击失常，以及保持他们微小的空中力量维持飞行状态，随时都在工作和飞行。很少的机械师有工作服，他们为省掉换衣服的时间，身上仅穿着汗衫，脚上穿着鞋在工作，烈日晒得全身起水泡，一阵骤来的暴雨带来寒栗。他们从日出之前开始工作，一直到日薄崦嵫，在煤油灯旁，在手电筒的照射下继续工作。被灯光引来的虫蚊，咬得周身刺痛。
如今，情况业已改善，五月间所举行的三巨头会议，对驼峰运输吨量有所决定，虽然罗斯福总统签字的命令已颁下，但实际运输仍未具体化。
关于这件事，后来将军告诉我，有几种理由。其中一个理由是中印缅战区司令着了魔的念头，要收复在缅甸丧失的领土，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一场“地狱里的战争”。为达成他这种意念，将供应中国的主要的物资转了方向。这个野心，再加上史迪威将军没有能力认清当时的局面，通达东京的大道，并非穿越缅甸茫茫一片瘴雾的丛林地带，而是在陈纳德将军，获有充分补给的空军，所撑开的一把空中之伞的遮盖下，横过中国的大平原及稻田地带。
史迪威及蒋介石之间的意见不合，也导致陈纳德及中国战场之缺乏支持，而史迪威的敌意，有时甚至加于陈纳德将军身上。史迪威已收回他向中国政府所作的诺言——由陈纳德指挥中国的各空军单位，取而代之的乃是在史迪威组织下的中印缅战区总司令部的毕索将军。
毕索之不屑补给中国远征军——哪怕是用以提高士气的最简单物品，使得陈纳德将军大惑不解。他永远无法寻求出一个理由，为什么毕索驻屯印度的总部，以及史迪威在重庆的总司令部，享有按时的邮件服务、肥皂、温暖的衣服、香烟以及剃胡刀，然而陈纳德的指挥部却一直在渴望着这些东西而始终无法获得。
将军时时感觉无法理解，为什么这多年来命运之神何以会把毕索送来，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穷追不舍。回溯至美国飞行战术学校的日子，毕索就与陈纳德的战术战略相左。他陶醉于他自己的理论，其中之一是他所称道的击落敌方轰炸机的最佳战术，那就是由战斗机垂悬一根锚链，用以实缠敌方飞机的螺旋桨。
我实感遗憾，以这种措辞，描述美国的官员们。他们所以如此，必亦有其个人的理由。但是我更深感遗憾，就我所知的，他们这些行动的后果，非仅及于陈纳德将军和他渴望补给的指挥部，并且扩至中国的人民，以及全面战争的进展。
我清晰地忆起，事隔多年后，我的丈夫握着拳头，猛击着他的手掌，对我说：“安娜，每当我想起，若是中国的部队及十四航空队，未曾遭受物资的封锁，我们所可能做到的事——可能多救活一些中国人，中国战事也可能提早一年结束——想起来我又要生气了。”
但，陈纳德将军真是一个坚毅不拔的战斗员。他虽然满腔怒火，仍然固执地为物资供应而战斗，正如他在中国上空为制空权而战斗，他永不放弃。
我莞尔而笑：“我希望今后不会有飞机运网球鞋来。将军，你能告诉我一点有关警报系统的情形吗?”
他点点头：“我最得意的事情之一，就是我们的警报网。安娜，这是我们制服日本人的唯一重要利器。你知道它怎样活动的吗?”
“知道，但这只能说是一种猜想。不管小镇或乡间的人，只要侦察出敌机的行踪，就用电话或无线电和你联络，是不是?”
“是的，我们的警报网组织良好，遍及全中国的万千人民，睁开他们的眼睛，竖起他们的耳朵，都在帮忙打胜这次仗。当一个监视哨听见他小城的上空有引擎的声音，他就用电话或无线电报告。有些电话的报告要转播好几次，才能到达此地，或者转到有无线电的地点。”
“在机场收到这类报告时，我们就在地图上的一点插一根针，表示这座小城的上空，已有飞机声。当第二个报告从另一个小城送到时，我们在地图上再插一根针。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敌机飞行的方向。再收到一两个报告后，我们的战斗机就凌空而去。又一个附加的报告送到，我们即以无线电指挥飞机，拦截的地点。这是我们阻挡敌机窜进昆明的方法。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的飞机出动袭击他们的海运及地面补给线时，日本人却无从收到这种警报。”
“但是，将军，除却警报网的利器，你制胜日本人的百分率中，必有别种因素存在。”
他又点点头：“是的，还有我们驾驶的飞机。P-40 紧急爬高或紧急转弯的性能，虽然赶不上日本飞机，但是我们的紧急俯冲，却驾乎日本之上。我们的飞机较重，装甲较厚，火力也强。”
“另一个理由乃是，我们的驾驶员几乎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时至今日，他们大多数是身经百战的老兵。日本的飞机被击中时，驾驶员经常是随机身亡。可是，我们的飞机被击中时，许多人都能千方百计地飞回来，于是那些飞机又重新的修补好。在一次空战错误下能生还的驾驶员，很难再犯相同的错误。”
“最后的因素是我们的训练及战术。所有这些孩子们都有一段时间，相当厌烦我的声音，我会一遍再一遍地向他们说教;告诉自1937 年以来我亲身观察及研究日本的空中战术，所获得的一切。我们孩子中即使是最没有经验的，飞上天空打第一次战时，脑子里已灌满对付日本人的计谋，对于日本人的优点，他要回避;缺点，他要利用。”
当他叙说时，我注视他的脸，感受一种被吸引的感觉，但是我并没有忘记笔录。第一次晤见定下了以后的格式，无形中安排的免费午餐。或是，我全神贯注的神态激励了将军的谈话。
不管如何，虽然，每次晤见前，何登中校照例警告我时间限为“十分钟”，但是我们常常拖延到更久。总归是将军自己延长约晤的时间。我仿佛意识出他的感觉，何时要我离去。倘若我起身的时间太早，他会举手留下我。但，我经常知道的。我想，这是一种关系的发轫，延续到他生命的结束。
将军偶尔也担任询问者的角色。他问我是否喜爱我的工作?我接到父亲的信吗? 静宜欣赏旧金山不? 我们愉快的，职业性的关系似乎已日渐发展成私人间的友谊。
我因为工作的关系，常接到昆明市裴市长及云南龙主席的宴会邀请，在那些场合我与将军常有一些非正式的闲谈。这些简短的谈话，在一种社交的气氛中，常使将军表现得更为轻松。
为适应这种场合，我们并不局限于谈论本行，而是一般性的事物。他的学识、理解及智慧给予我深刻的印象，我一直珍惜我们的接触。但从1944 年至1945 年，我与陈纳德将军从无“约会”一类的事。
我抵昆明月余，很得意地接到将军的邀请，约我到他的官邸进餐。那是一栋坐落在一个平坦的斜坡上，瓦顶砖墙的平屋，俯瞰着下面的机场。这是中国空军替将军建筑的，并且希望能够赠送给他。希望在战后不论他的工作将他带至何处，他都能够想念他在云南的永久居所，而在那儿他曾把敌人的轰炸机从空中赶得不见踪影。稻田围绕着这栋小平屋，被洋杉的荫影覆盖着。
将军偕同他的幕僚和管家，在那里卜居将近三年。就我而言，它似乎是一个令人心往的地方，为的是将军住在那儿，我怀着出席第一次记者招待会的兴奋，于傍晚抵达。屋子收拾得很整齐，白色的窗框鲜明地衬出红色的屋瓦，绕着房子的四周，有经过修剪的花圃，里面长满了各式各样的鲜花，大多是昆明常见的美丽山茶花以及红玫瑰。房后的菜园里，将军种有秋葵荚及红绿两色的辣椒。种子是路易斯安那州诺伊州长，和将军的儿子儿媳约翰·陈纳德上校夫妇赠送的。从以前的谈话里，我知道将军喜爱狩猎。只要战事的重压许可他偷闲片刻，他时常选择这种消遣。那是从指挥一个少量的物资供应、人员、飞机，但需顾及遥远的空战，并且从中印缅战区的军方长官，取得更少量的支持及谅解的压迫与紧张的战事之余，所能选取的一种消遣。
如今，在中国他又寻觅了童年时代的爱好，同类型的小猎物。与人不同的，乃是他的猎获物是用以佐餐的。打猎后，他喜欢邀请几位朋友，享受一顿野鸭、缅甸鹅、野鸡或是鸽子的晚餐。那晚就是这样一个场合，我是他邀请的六七位客人之一。
一名面带笑容，中等身材的华籍仆人请我进入。他面庞浑圆，神色愉快，穿着典型的男仆衣饰：高高的领子，白色、浆硬的布短褂;黑色长裤，聚拢到脚踝，扎着一根带子;配着白布底的轻便浅帮鞋。他口操四川腔，向我致意，但我出于试验性的用英语回答。
他笑了：“我也能说一点英语，”他若有其事地说：“我叫‘炮艇’。”“炮艇”曾在一艘美国海军战舰上，做一名餐厅侍应生，因而得到这雅号。他膜拜将军，总是敏捷地满足他微小的要求。几乎是在他还未听懂所要做的事，就满口应道：“是的，先生!”实际上，他嘴里的“是的，先生”演变得如此机械，其实有时他的回答应该是：“不，先生!”
起坐间里一名较年轻，较肥胖的炮艇版本，正在向六七位客人及将军的“家属”送饮料。这名仆人，穿着和炮艇一样，被呼做“戏船”。我听说他爱吃，贪睡。可是一旦醒来，用着迅速、静悄的碎步走动。他听命于“炮艇”，我怀疑，私底下他也侍候“炮艇”。
聚集在这间中等大小的起坐间里的人，有将军，他从火炉前过来，迎接我;还有他的幕僚葛伦准将，金特莱上校——将军的私人医生兼十四航空队的军医主任。
将军在马克斯威尔基地时的两位飞行老伙伴威廉逊和麦唐纳，也包括在这一群里，另外还有几个人，其中有两三位女客。我现已不复记得她们的姓名。
一条猎犬跟在将军身后，摇晃而行，将军与我寒暄时，他站在主人的身旁。这只狡黠可爱的小狗，带有近似人的表情，抬头望着我，同时用一种试探性的友情，摆动着它的小尾巴。往后，我断定他确是很聪明的。
“这是乔，”将军介绍着，他俯视，加上一句：“乔，这是安娜。”“喂，乔。”我招呼它，弯下腰，让它嗅嗅我的手，拍拍它满头光泽的黑毛。这是一个终生友谊的开端。乔是我所知道的最忠实、最聪明狩猎的狗，它陪着将军飞过千千万万里的空中航行，住过以往或者以后再也没有其他的狗所停宿过的上好旅邸。终其一生，乔是将军忠贞可靠的伴侣，躺在他身旁，只有他移动的时候才移动，好似一条忠实的小影子一般，永远追随着他。将军挚爱它。多年后，我们在外旅行，接到乔病重的信。匆匆束装折返，但已太迟，乔竟离我们而去。我想，这是仅有的一次，我看见将军的眼里有着一片泪水。我婉谢喝鸡尾酒，取了一杯茶。屋里饭前的气氛轻松、和谐而愉快。我们几已忘却，这所房子是在战争地带，任何时候的警报长鸣声，就可以完全扯破温暖、快活的空气。陈纳德将军看来比任何时候都更心情愉快。我感到高兴，我们的政府给了他舒适的家，这个家，在间歇的片刻，足以供他逃避每日紧张的生活。
前一天，将军在短暂的狩猎中所猎获的脆嫩小鸽子，是一道美味的菜。由大师傅按照路易斯安那州的食谱所烹制的。我留意到将军的盘子旁边，放了一小碟红辣椒。幸运常眷顾我，我从不尝食辣椒。我原不知道这种红辣椒是所有品种中最辣的一种，将军在路易斯安那州时就能吃了。他面不改色地咀嚼，吞咽。菜园里还有一种辣椒，味道较淡，这种刺激性的东西，是为将军特别储备的。
一个人的深度幽默感常被忙碌的工作所遮掩，被无动于衷的神情所隐藏;对于喜欢在餐桌上絮聒不休的人，将军有一套对付他的治疗剂。他会彬彬有礼地把那一小碟辣椒，递给那位闲话说得最多的人，同时突然放一大口在嘴里，津津有味地嚼着。
“你一定要尝一点，真好吃。”他还笑着说。这位受宠若惊的客人，除了预获警告外，一定会跟着将军的样子，嚼起辣椒来。其后果总是可观的。这个不幸的牺牲者，
嘴巴和喉咙像着了火，眼泪滚滚涌下，喘着气，闭着眼四处摸索冰水，在这餐饭的短暂时间里，他喋喋不休的喧噪是有效的抑制住了。
晚餐后，在起坐间里，我坐在毕来·麦唐纳身旁，他是中国航空公司的驾驶员，根据将军的说法，他是位最优秀的掌握飞机操纵杆的人才之一。
“你喜不喜欢这些鸽子，安娜?”毕来问我。“味道美极啦!”他点点头，露齿而笑：“我有同感。他们是按照将军家乡路易斯安那州的老法食谱所调制的，味道可真好啊。你信不信，我们跑去打猎，猎获了很多鸽子，接连吃了好多天，他从不生厌，我可不行。一连吃了三天的鸽子，有一天，他有事出去了，我们的厨师走进来，向着我笑，对我说道：‘好消息，毕来先生——我又找到一些鸽子，烧来佐餐。’我对他怒目而视，说道：‘你把那些剩下的该死的鸽子，给我埋起来。今晚我要吃一块大而厚的嫩牛排!’”
我大笑：“我相信你，但很难说——它们是这么的好吃。你是在中国第一次协助将军工作的吗?”
他微笑着，摇了一下头，他的眼睛回望过去。“啊，不是，”
他说，“在美国，在早年飞行马戏团的时日里，我们就在一起了。”
他低声轻笑，“那是真的!”
“告诉我一些将军的往事。”毕来带着人们回忆过去时光所有的愉悦，诉说出来。那些时光随着岁月的消逝，在回忆中仿佛更为欣喜，为的是苦难与拂逆在记忆里日趋模糊，而足资喜乐的情景却历久犹新。
陈纳德坚持拥护的一个意见——后来的事件证明全然正确——是早年的一名有着辉煌战功的德籍战斗员，名叫波义尔克最初创立的。这个理论的正确性就是陈纳德将军支持的。波义尔克发现两架飞机可联合成一小队，联手作战。他也熟知旧式的作战定律，即熟知两个敌对外力间的火力差，在同一因素下，等于火力单位面积的平方比差。其所代表的意义是两架飞机编队飞行，攻击一架飞机，所具有的优势并非二比一，而是四比一。
稍后，另一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显赫的战斗英雄尼克架芬再度证实了这个理论的正确性。尼氏卓著的环圈飞行从不甘被联军所击败。直到戈林出掌兵符，拆散圆圈阵式，又采用单打独斗的老战术，因此大部飞机迅速被消灭。
在此期间，陈纳德在阿拉巴玛州的马克斯威尔基地空军战术学校担任战斗技术的高级飞行教官。正当他倡导战斗机延长作战领域，并增强发射火力时，他的长官们却在建议淘汰战斗训练课程。更重要的是陈纳德正强调战斗机的基本策略，乃系联合行动与战术作战。我记得他的一位后期学生库特尔将军，现在的北美防空司令，有一次对我说：“你知道陈纳德早期担任我们的飞行教官时的绰号吗? 他被称为‘神’。”
当时，约翰·库利少将，战术学校的司令官，正在力拒取消战斗课程的拟议时，亲见海军部主持的空中特技队表演。他立即任命陈纳德组织一个独立性空中特技队，使其不隶属于海军。
选择队员的方式甚为简单。当陈纳德在空中驾机，把操典上的每一种花式做完，被邀请伴同的飞行生在整整半小时内，必须端坐而不倾侧。全部试测的队员中，仅三个人合格，当时的空军下士毕来·麦唐纳是其中之一，另二人是洛克·威廉逊和汉生(现在的汉生少将，已退休)。
毕来说：“密西西比的玛肯机场落成典礼中，我们参加公开表演后，就开始构思这个名词：‘三人飞行秋千’。那天晚上，我们在一家酒吧里，唱着这首抒情的歌曲，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名称，可由我们加以发扬光大。”
以后三年，这三名勇敢的飞行员，遍及全国各地，表演他们的空中特技。包括在克利夫兰举行的国家空中竞技。他们玩出每一种已知的空中特技，及几种尚不为人所知的。他们飞行时永远保持完美的队形，而且密密相接，在地面上的人看来，他们的飞机几乎就要互撞，事实上，飞机的间隔距离绝不超过三英尺;可是，这种在地面上看来毫不费力的玩意儿，在天空却需要几百小时的训练才能达成。每一次空中表演前，三个人都要接受最严格的训练，以达到体能最佳状态，好像拳击师准备出应大比赛前一样。
“老头子与我是这样密切地开始合作的。”毕来说。他高兴得咯咯地笑：“他那时候做的另一件事，就是驾一架军机，做远程练习飞行，然后再飞回来。一次，他外出打猎，射杀了一只鹿，在飞机上载回来。他将鹿头放在机舱外面，故意低低地飞，自己则蹲在座舱，使外面的人无法看见。结果是附近有一半的居民相信，他们看见一只鹿在驾驶飞机!”
“1936 年，在中国担任飞行教官的洛伊·霍勃请老头子介绍六个美国飞行员，前来杭州参加中国航校的工作，我就是其中之一。他本人则不能前来，因为他的支气管炎转趋严重，致使他1936 年末及1937 年初缠绵病榻。病情稍有好转，他本人即应蒋夫人之聘，前来中国。这是我们两人第二次共事。”
“那时你在哪儿?”我问道。
毕来笑了：“我在日本的时候见到老头子。当他从日本神户那条老的‘加斐尔总统号’轮船的跳板上走下来，我就会见了老头子。当时我在中国任飞行教官，可是我去迎接他，在事前要费一番手脚的。我的护照上注明是歌舞技艺团副经理的头衔，否则，我绝对无法从日本领事手里弄到签证。”
“真有一个歌舞技艺团吗?”
“啊，是的，我就随同该团旅行，留意战略方面的军事情报。我在大阪就把他们摆脱，跑到神户来接老头子。我们雇了一辆敞篷汽车，把照相机藏在外衣里，四处游历，判断潜在目标。我们记了许多重点，照了好几打相片，把工业中心，航运孔道等等都记载下来，最后登轮回中国。所摄取的情报比国防部的档案里的还要多。当然，那时我们并不知道，而且认定美国政府必有充分的情报供应。”
“他们并没有?”我不胜惊异地问道。
毕来嗤之以鼻：“我应该要说他们没有! 老头子同我讲过，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四年，在华盛顿的机密情报手册里，有关日方陆、海两军的飞机情况，都是一片空白。”
“你们两位在那里咕哝些什么?”我身后传来一阵慢吞吞的说话声，我掉转头，发现陈纳德将军正向我们微笑，他坐在一只圆椅里，在炉的那一面。
“我刚刚向安娜撒了几次谎。”毕来裂开嘴，笑着说。
“不是谎言，”我争辩道：“他刚才告诉我，将军，一些有关你早年在空军部队中奋斗的事——在你面临此地一些难题之前。”
将军沉思地凝视着小狗，它放纵地伸卧在将军的脚前。“我猜毕来说得对，”他说：“我已经挣扎并勉强支持这么多年下来，如果每件事都变得顺利，我真不知道，我将如之何。”他补充说，屋里的每个人都大笑起来。
就在这个以及同样的别个夜晚，我开始认识将军。从他的部下们钦慕的话语里，以及同他的接触中，认识了他品行上超人的魅力，认识了他深藏的鞭策力，认识了他的人情味和友善。
在1943 年的战时昆明，在我业已发轫的新生命中，这些温暖得闪着火光的夜晚，宛似人生旅途上的幸福里程碑。
1947 年，我们婚后，再度访问这幢小平房，发现它被保管得很好，但却无人居住。四野风光看来依然如故，可是，一种改变令我充满至大的骄傲：通往机场的一条附近大道，已被命名为陈纳德路，还有一座陈纳德机场。
(摘自《一千个春天》 陈香梅著 文汇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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