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空的美国“飞虎队”传奇
来源：中国论文网   2017-05-25 10:50:37

　　著名导演吴宇森的新片《飞虎》即将开拍，讲述的是二战时期，美国空军飞行教官陈纳德组建空军志愿队，赴中国帮助中国空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这部电影的开拍，也将人们的视线引向了曾被遗忘的美国飞虎队身上。

　　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开始，日本侵略者凭借先进的空中武器，对中国战区实行狂轰滥炸，而中国空军因起步较晚，无论是飞行员的素质还是飞机的质量，都无法跟日军相比，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1941年，在罗斯福政府的暗中支持下，美国退役空军陈纳德以私人机构的名义重金招募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同年7月，陈纳德率领200多名队员来到中国，目的是帮助中国训练抗日空军部队，同时对日参战。因该队以“飞虎”为标志，故名“飞虎队”。

　　至抗日战争结束，飞虎队共击落日敌机2600架，击沉或重创223万吨敌商船、44艘军舰、13000艘100吨以下的内河船只，击毙日军官兵66700名，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历史是应得到尊重的。2011年是飞虎队来华70周年，谨以此策划纪念陈纳德将军以及成千上万的美国空军官兵在中国军民浴血抗日的8年中，所做出的巨大牺牲和杰出贡献。

　　美国飞虎队的组建历程

　　中国天空成为日军游乐场

　　1931年10月5日，11架日本战斗机和轰炸机陆续从沈阳机场起飞，下午1点40分炸弹从1300米的高空呼啸而下，这一天锦州成为第一个遭受外国飞机空袭的城市。

　　1937年事关中华民族存亡的抗日战争在7月7日的夜间爆发了。8月13日，在一阵阵掠过江面的晨风中，日本左士堡第二舰队的舰炮向岸上的中国守军射出了重磅炮弹。日军在强大的舰炮火力和轰炸机的配合下，计划在24小时内占领上海。但他们没有料到，第二天拂晓，一群中国空军的轰炸机飞临日本巡洋舰的上空。在黄浦江岸中国百姓的欢呼声中，中国空军击中了日军这艘7千吨的巡洋舰。

　　第二天中午12：00左右，日本海军的(陆武)航空队3096式轰炸机群，由台湾海峡飞临杭州湾上空。中国空军以高治杭为首，驾驶霍克三型驱逐机紧急升空应战，这场空战以中国空军击落日机6架，自己无一损失的战绩，使当时的国民政府将8月14日定为“中国空军节”。

　　尽管这次空战大捷缓和了时任航空委员会主任的蒋介石对眼下战局烦躁的心绪，但他对中国空军是十分清楚的。1937年日本已经有作战飞机2000架，而中国空军记录在案的400架飞机中只有91架可以升空作战。两个月后，拼光了老本的中国空军已无制空权可讲，中国的天空从此成为日本飞机的游乐场。

　　在那段日子里，升空执行作战任务的日本飞行员就像出游一样轻松，那些刚刚补充到飞行队的新飞行员每天的训练科目是向城市投掷炸弹。身上和心里流着血的中国人在问：我们的飞机在哪里?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将首都由南京迁到了重庆。作为战时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重庆很快就遭到了来自空中的蹂躏。从来只见过天上掉下雨点的人们，现在看到的是带着死亡奸笑声的炸弹。

　　早在1937年11月，日本人就在《航空部队使用法》中明确规定，至关重要的是直接空袭居民，给敌国民造成极大的恐怖，挫败其意志。在后来的《重庆抗战纪事》一书中，对1939年5月3日至4日，仅两天的大空袭中的伤亡数字作了如下记录：两天伤约3100人，死亡5400人。

　　此时在重庆长江的南岸上，有一名美国人目睹了因大轰炸燃起的熊熊烈火，也目睹了中国空军寡不敌众的现实。他在日后的文章中写到：“房屋毁于烈焰，民众死伤，我自觉以消灭敌空军为我们快乐的源泉。”他的名字叫克耐尔?李?陈纳德，当时的身份是中国空军的飞行顾问。

　　陈纳德组建“飞虎队”支援中国

　　陈纳德，1893年出生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考麦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25岁的陈纳德已经是一名出色的战斗机飞行员了。陈纳德的飞行绝技和后来被证实确有远见卓识的空中战术理论，使他刚被军队处理退役，就先后得到了当时苏联和中国两国政府各自发出的邀请，而他选择了中国。

　　陈纳德于1937年5月来到中国，他视察了中国空军的设施和训练中心，在仔细的观察后，他认为中国空军根本没有希望对抗即将入侵的日军，尤其对意大利人在洛阳设立的航空学校很是诟病，学员多半是富有子弟，根本不管会不会飞都轻松毕业。当陈纳德正准备写报告，卢沟桥事件爆发，在开战一星期后，日本人就夺得制空权。

　　当日机继续无情地对重庆进行轰炸时，在1940年10月，蒋委员长召见陈纳德，希望他及空军作战部主任毛邦初至美采购美机，并且召募美国飞行员来中国对抗日军。在多方努力下，陈纳德得到诸多美国内阁官员支持，在得到白宫的首肯之后，陈纳德开始努力采购战机及志愿人员，原本想购买500架战斗机中型轰炸机及150架运输机，在多方交设奔走下，只取得100架P-40B型战机的交易，这些战机原本销售于英国，英国认为性能不佳拒绝接受，寇蒂斯?莱特公司允诺提供英国更先进的战机，所以这批货才轮到中国，这是中国唯一可以取得的机种。

　　寻找自愿者驾驶这批飞机更是困难重重，后来还是罗斯福总统下令，陈纳德和其相关人员才能在任何军事基地召募志愿军，签约一年，除了特优薪水外，最诱人的待遇是每击毁日机一架中国政府便发500美元的奖赏。两个多月后，一支300多人包括飞行员、机械师、医生护士、文书和牧师的航空队被组织起来，它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飞虎队”。1941年7月10日登上了一艘荷兰客轮，他们作为第一批支援人员将前往中国。当时美国尚未对日宣战。

　　队员多半是勇敢、渴望冒险、性格不拘的年轻人，由于形式上并非正规军，他们的战术研究和训练反而得以自由挥洒。“陈纳德试图尽可能以接近平民生活的方式来管理这支队伍，他从不要求部下向他敬礼，他的志愿队员可以穿他们想穿的任何衣服。当着他的面我们称陈纳德将军为上校，而私下里呢，都叫他老头儿。这里并没有其它的任何意思，主要是我们喜欢这个老头儿，给他一个爱称而已。每次我们路过陈纳德将军的办公室，都会进去和他打招呼，甚至在他升任少将后也如此，而他无论多忙都会放下手中的活儿和我们寒暄几句。他非常平易近人，甚至能叫出每一个飞行员的名字。”其中一名飞虎队员回忆说。

　　不久，他们在昆明初试身手，首战便对日本战机予以痛击，此后连创击落日机的佳绩。在31次空战中，志愿飞虎队员以20架可用的P-40型战斗机共击毁敌机217架，自己仅损失了14架，5名飞行员牺牲，1名被俘。“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插翅飞虎队徽和鲨鱼头形战机机首名闻天下，其“飞虎队”的绰号也家喻户晓。

　　1943年，志愿航空队改为第十四航空队，除了协助组建中国空军、对日作战外，还协助飞越喜马拉雅山，从印度接运战略物资到中国，以突破日本的封锁，人称“驼峰航线”。航线从印度阿萨姆邦汀江，经缅甸到中国昆明、重庆。运输机飞越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的山峰时，达不到必需高度，只能在峡谷中穿行，飞行路线起伏，有如驼峰，“驼峰航线”由此得名。

　　飞机飞行时常有强烈的气流变化，遇到意外时，难以找到可以迫降的平地。飞行员即使跳伞，也会落入荒无人烟的丛林难以生还，日军飞机的空中拦截也给运输队造成巨大威胁。在这条航线上，中美双方3年多共向中国战场运送了80万吨急需物资，人员33477人，航空队共损失563架飞机，牺牲1500多人。第十四航空队还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军队的战斗，至抗日战争结束，第十四航空队共击落日敌机2600架，击沉或重创223万吨敌商船、44艘军舰、13000艘100吨以下的内河船只，击毙日军官兵66700名。

　　由于与某些政客存在分歧，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时，陈纳德被迫辞职。飞虎队大多数队员均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嘉奖，有十多名飞行员获得美、英政府颁发的飞行十字勋章。近二十年，中美关系改善，抗战史实陆续被披露，陈纳德与飞虎队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获得高度的评价。不少幸存的原飞虎队员回到中国，不畏艰险寻找飞机残骸和战友遗骨。

　　飞虎队王牌痛击日寇传奇经历

　　1940年底，蒋介石政府派代表团前往美国为飞虎队购买军机。美方在华盛顿的伯灵空军基地为中国客人和他们的顾问陈纳德展示了“寇蒂斯”P-40战鹰飞机，负责飞机展示的飞行员是约翰?阿里森少尉。

　　陈纳德后来在他的回忆录《战士的自述》中写道，阿里森“5分钟的展示，比我之前和以后看的任何人都更多的展示了P-40的性能。他降落后，他们指着这架P-40露出笑容，说：‘我们需要100架这种飞机。’我说：‘不，你们需要100个这样的飞行员。’”

　　陈纳德向来看人不走眼，阿里森是那种有着惊人天赋的飞行员。几年后，阿里森将驾驶P-40追随陈纳德在中国作战，在那里他第一次参加空战，就击落了两架日本飞机，也有的说他当时击落了3架，但是第3架飞机一直没有得到证实。

　　在中国痛击日寇的传奇经历

　　1942年7月中，阿里森来到衡阳，他被编到第75战斗机中队。那是陈纳德的3个王牌飞行中队之一，集聚了众多优秀的飞行员。领导第75战斗机中队的是李?希尔少校，他是一名在飞虎队成长起来的王牌飞行员。很快，阿里森就被提拔为副中队长。

　　7月28日夜，几名中国男孩在军营中用筷子敲击咖啡罐将他们叫醒，日军向他们发动了空袭。日军的这一次偷袭没有给阿里森和他的同伴造成太大的损失，阿里森心中暗暗发誓：“如果第二天他们再来，我一定在天上恭候他们。”第二天夜里，阿里森和同伴们提前将P-40停在机场边上，随时准备作战。P-40只有最小限度的舱灯，因此并不适于夜战。但是当警报响起的时候，他们毫不犹豫地起飞了。

　　阿里森的飞机升到12000英尺的高空，这时地面的无线电传来情报称有3架日本轰炸机就在他的头顶，阿里森继续拉升，瞅准机会将3架日机首尾切断。当准备发动进攻的时候，阿里森发现自己错误的估计了距离。他回来回忆说：“无线电突然中止，它被一枚子弹穿了个洞，我不能再讲话了，一颗子弹还从我的左臂擦过。我的降落伞也被打破了。这个时候，我降低速度进入它们编队的中央。我先朝右边的轰炸机开火，在平射的距离上我瞄准了它的机身，我敢肯定飞机上的人都被干掉了。接着，我转向了打我的那架轰炸机，并将它炸毁。最后被我干掉的是长机。”

　　这个时候，阿里森所处的高度是15000英尺，他的P-40能够运转但是已经受到严重损坏。他说：“我快速地下沉，降到3000英尺时，就在机场上空，飞机开始起火……飞机着火了，我必须做出决定是逃生还是与飞机在一起……因为高度太高速度太快，我无法将飞机落到跑道上。于是我打开了节流阀，幸运的是它还能工作，我知道前面两英里外有一条河。”阿里森的P-40滑过几个山头在水中降落，他自我保护得很好，前额受了点伤，但是牙齿没有受到伤害。一名年轻的中国男子乘木筏将阿里森从河中救起，回到衡阳后教会医院的医生为他缝合了伤口，但是下午他就返回飞行中队准备执行任务去了。

　　阿里森没有到中国战场之前，日军的空中力量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双方的力量对比大概是10比1，现在美国人占据了主动。阿里森曾经回忆说，靠着美国飞行员的杰出表现和陈纳德指示的英明战术，他曾经率领16架P-40应付“仅仅”40架日军战斗机而且始终占据着优势。

　　随着战事的发展，陈纳德的部队越来越壮大，战斗力也越来越强。1943年3月31日，阿里森率领9架P-40护送9架加强型B-24对宜昌的日军发动空袭。那次任务中，除了阿里森和另一名美国飞行员外，其他7名飞行员全部来自中国。由于两位美国飞行员不会说中文，7名中国飞行员的英语也不流利，使任务的危险程度陡然加大。突然，20架日本“零”式战机“像一把穿过云层的胡椒粉一样出现在眼前”，阿里森迎头发起进攻击落了一架日军战机，是否击落了这架飞机事后他表示不能完全肯定，接着他又向第二架日机发起进攻并将其击毁。这时候，一架日机也向阿里森发起了攻击，他的P-40的方向舵几乎被全部打掉。他说，“零”式飞机的子弹打击机身上发出像铃声一样的声音，他紧急求救，一名中国飞行员冲过来击落了那架日机，但是阿里森的飞机也被子弹击中。最后，他竟驾驶着严重受损的飞机安全返回了中国基地。

　　他给艾森豪威尔帮了大忙

　　1943年5月，阿里森回到美国，但不久之后他再次回到了亚洲。中缅印战区的战事打的异常艰苦，不仅因为日军的凶顽，也有热带丛林环境恶劣的因素。英国准将奥德?温格特向邱吉尔首相提出，要求美国增加对中缅印战区的支援，邱吉尔与罗斯福总统会晤后，罗斯福向阿诺德将军下达了命令。阿诺德非常乐意介入中缅印的战事，他下达了实施“9号计划”的命令，并选派两名杰出的军官作为计划的负责人。他们一个是传奇人物菲利浦?考克汉中校，另一个就是已升任中校的阿里森。阿诺德将军向他们简单介绍了任务内容，然后为他们送行说：“让那些文书工作见鬼去吧，赶紧去打仗!”

　　考克汉和阿里森是好朋友，他们性格互补。两个人都要求阿诺德任命对方为指挥官，但是阿诺德出人意料的、以一种不符合军事规程的方式果断的任命两人担任联合指挥官。他们打算成立一个空中突击队并得到了阿诺德将军的全力支持，有了这支突击队，温格特利用远程渗透力量从日军手中夺取缅甸的计划才能得以实施。考克汉和阿里森的任务是一项史无前例的挑战，他们要帮助温格特的陆军占领缅甸。

　　阿里森说：“我们自己的空军力量有限。我们把12000名步兵送到敌人防线的后面，我们从空中对他们进行支援。温格特没有装甲，没有重炮，需要我们从空中为他们提供重火力。”1944年3月5日夜间战斗打响，他们驾驶“韦科”CG-4A滑翔机把温格特的攻击部队、装备和骡马运送到指定的降落地点“百老汇”。阿里森以前从来没有驾驶过滑翔机，在那里他掌握了利用滑翔机向敌后投放兵力和装备的经验。

　　3个星期后，他接到来自考克汉的无线电信息，要求立即返回在印度海拉坎迪的基地。在那里，有两份电报在等着他，内容都是“立即向我汇报”，电报的落款一个是阿诺德，另一个是艾森豪威尔。他先接通了阿诺德。几个月后，诺曼底登陆行动即将在英吉利海峡打响，艾森豪威尔计划利用滑翔机把一部分兵力投放到诺曼底，此时此刻阿里森是他最好的“老师”。见面后，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参谋人员迫不及待地与阿里森谈起了用滑翔机投放兵力的经验。

　　阿诺德将军对空中突击小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希望能够再组建4支这样的战斗力量，他委派阿里森率领第3空中突击小组驻扎在南太平洋。阿里森后来参加了菲律宾登陆和冲绳空袭等战事。

　　阿里森87岁的时候还坚持锻炼身体，精力非常旺盛。他身材矮小，其貌不扬，虽然经历传奇，功绩显赫，但他向来说话温和，非常谦虚，即使在讲起自己经历的时候他还是谈别人的多，讲自己的少。

　　陈纳德与陈香梅的异国情缘

　　初次相遇

　　19岁的陈香梅从岭南大学毕业时，因才学出众，已经有一家杂志社和一家晚报想聘用她了，但最后她成了中央通讯社第一位战地女记者。她的第一项任务是写一篇第14航空队司令官陈纳德将军的人物专访。

　　当陈香梅走进一间标有“会议室”的大房间时，里面已经坐着十几位中国和外国的记者，清一色的男子汉。这时，会议室尽头的一扇门轻轻打开了。个头不高的陈香梅透过前排记者的肩膀，看见一个满头黑发的美国将军阔步进来，他那刻满皱纹的脸上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那件已经不新的皮夹克上嵌着两颗银光闪闪的将星。

　　记者招待会开始了，陈纳德以平稳的语调说道：“下午好，先生们!”当他的目光习惯地扫视会场时，看见后排有一件醒目的阴丹士林蓝旗袍，旗袍上面是一张稚气未脱的瓜子脸，后脑还露出两根小辫子，于是，连忙加上一句：“还有女士好!”陈香梅微笑着表示感谢。

　　与往常一样，记者招待会的主要内容是陈纳德介绍第14航空队近期抗战取得的战果，记者们也会不时问些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第一次采访战地新闻的陈香梅虽然绞尽脑汁想提一个精彩些的问题，但实际上却完全被陈纳德的话语吸引住了，直到招待会结束，她还想不出一个合适的问题。她随着男记者们准备离开时，看见陈纳德正微笑地朝她走来。陈纳德先和她打招呼，然后告诉她，陈应荣最近从美国写信给他，询问陈静宜的近况。陈香梅这才想起，在美国做领事官的父亲认识陈纳德，姐姐陈静宜也正在第14航空队做护士。一位威震长空的美国将军以这种聊家常的方式和她开始了面对面的谈话，陈香梅刚才还绷得紧紧的心一下子松弛下来了。于是，她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与他轻松地交谈起来，并愉快地接受了他一起喝茶的邀请。

　　离开第14航空队司令部时，陈香梅显得神采飞扬，步履轻捷，19岁的少女很难掩饰心中的感情。那天，姐姐陈静宜听见陈香梅不停地调换形容词来夸奖陈纳德，就微笑着问她是否爱上了这个飞虎将军。陈香梅连忙答道：“我只是崇敬他以及他为中国所做的事。”

　　有了第一次采访成功的经验，以后的采访就方便多了。频繁的接触使陈香梅对陈纳德的身世和业绩有了全面的了解，对他也愈发崇敬了。她把自己了解的写下来，于是有关陈纳德和第14航空队的报道、专访，不时刊登在昆明、重庆的报刊上。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陈纳德对这位活泼、聪明的中国小姑娘的好感也在不断增长。

　　“我会回来的”

　　1945年7月，陈纳德从美国军队中退役了。消息一传开，百姓们都依依不舍地前来与这位曾率领“飞虎队”英勇抗日的陈纳德将军道别，最后一个与陈纳德道别的是前来采访新闻的陈香梅。一双粗壮有力的手和一双纤嫩细小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久久没有松开。两人都没有说话，但一切又似乎尽在不言之中。不知不觉地周围已经没有人了，陈香梅低着头打破了沉默：“明天我会到机场为你送行的，将军!”

　　“可那里也许不是最好的道别处。”陈纳德意味深长地回答。

　　他把手轻轻地搭在她肩上，她慢慢地抬起头望着他。他伸出双臂拥抱住她，弯下腰，与她热烈地、长久地吻别。她处在从未有过的激动之中，顺从地接受了这一西方式的道别。在微微的颤抖中她听见他轻声但充满自信的话语：“我会回来的!”

　　8月8日，陈纳德启程归国。成百上千的人来到昆明巫家坝机场为这位满载盛誉的将军送行。

　　这一年的圣诞节前夕，陈纳德又踏上了重返中国的旅途。临行前，陈纳德和妻子内尔办妥了离婚手续。由于战争，他们分居8年，一旦重聚，却发现彼此间已经无法共同生活了。

　　与第一次来中国时一样，陈纳德首先抵达上海。他刚走下飞机的舷梯，就有一群记者围上前来，他在记者中看到了前来欢迎和采访新闻的陈香梅。数月不见，陈香梅身上的阴丹士林蓝旗袍已经换成了漂亮的上海时装，显得光彩照人。陈纳德隔着老远就大声喊着：“安娜!安娜!”他伸出手，她也伸出手，两双手又紧紧地握在一起了。刹那间，陈纳德似乎觉得他此行就是为了她而来的。

　　夜幕降临时，他们俩来到了南京路上的国际饭店，这是上海当时最高的建筑物，有24层楼。国际饭店有两个餐厅，一个是在4层楼的西餐厅，一个是在14层楼的中餐厅。他们进了中餐厅，陈纳德知道陈香梅喜欢吃粤菜，回美国几个月了，他也想品尝一下正宗的中国菜。

　　侍者摆上酒菜后，陈纳德和陈香梅为小别重逢互相敬酒。随后，他两眼看着她，郑重地说道：“安娜，我有重要的事情告诉你。我已经是一个自由人了。”

　　这突如其来的话语使她一惊：“你的意思是你和你的太太……”

　　“对，我们离婚了，因为我们早就各自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说着，他的手伸过桌子，一把握住陈香梅的手，急促地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而且我想你也一定知道，我爱你，我要你嫁给我。”

　　陈纳德的话使陈香梅头昏目眩。尽管她崇敬他，或者说她在心灵深处已不知不觉地爱上了这位美国将军，但眼前的事情毕竟来得太突然了。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一下子面对一个在年龄上是她父辈的外国人的求婚，对于一个20岁的姑娘来说，实在有些不知所措。

　　陈香梅确实需要时间认真考虑一下。她明白，陈纳德在她心中已占据着别人无可替代的地位，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对他的感情，已经是爱恋多于崇敬了。但面对这位美国将军的求婚，她的心却轻松不起来。是的，他是一位威震长空的英雄，这使许许多多中国人崇敬他，这也是她爱上他的主要原因。但他又是一个比她大35岁的外国人。如果说年龄的悬殊常常使一个年轻姑娘在爱情面前却步的话，那么，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嫁给一个外国人，就更需要有不顾世人非议的非凡勇气。

　　陈香梅毕竟不是一个普通女子。她感觉出，陈纳德将军是在以他全部的身心爱着她，而她自己也真诚地爱他。这种超越国界的爱产生了巨大的力量，给了她勇气和决心去冲破那堵无形的墙。陈香梅觉得，自己不应懦弱退却。

　　好事多磨

　　虽说陈香梅做出了决定自己今后人生的重要抉择，但她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片非议和忠告声。陈香梅承受着沉重的压力，尤其是家中长辈的反对。陈纳德不愧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军人，把求爱、结婚也看作是一场战役。陈纳德的乐观情绪也感染了陈香梅，她决心和陈纳德一起去赢得这一胜利。

　　陈香梅鼓起勇气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外祖父母。外祖母的反应马上就在脸上流露了出来，她非常伤心。外祖父廖凤舒的反应不像外祖母那样外露，不过他的语调却更为坚定。他没有提到陈纳德和陈香梅间相差悬殊的年龄，但他反对外孙女与外国人通婚，就像当年他反对陈香梅的母亲与英国人热恋一样。“我们家族中还从来没有人与外国人结过婚，我不希望你在这方面成为第一个。”

　　“我爱他，外公。”能说会道的陈香梅这时只会重复这一句话了，但也就是这句话给了她力量和信心。

　　廖凤舒心软了下来。对女儿，他是一个严厉的父亲，可对外孙女，他要做一个慈祥的外公。“你请陈纳德将军到我们家来做客吧。”

　　陈香梅笑了，陈纳德听到这个好消息也笑了。

　　陈香梅的外祖母十分好客，摆出了丰盛的晚餐来欢迎著名的陈纳德将军。廖凤舒用流利的英语与陈纳德交谈，他说，陈将军的大名，如雷贯耳，他已经久仰了。陈纳德则表示能与一位博学多才的外交官相识是他的荣幸。晚餐后，廖凤舒颇有兴致地邀请陈纳德一起玩桥牌，并主动提出与他做搭档。廖凤舒喜欢打桥牌，但牌技却很一般。陈纳德在牌桌上是一位高手，但他的脾气不太好，与他搭档的人出错了牌，总要遭他一阵奚落。因此，牌局一摊开，陈香梅就忐忑不安起来。但这一次，陈纳德对搭档的牌技并不计较，他只想让廖凤舒玩得尽兴。

　　以后，只要廖凤舒想打桥牌，陈纳德有请必到。陈纳德的“桥牌战役”是一场持久战，他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因此总是兴趣不减地坐到牌桌边。陈纳德的韧劲和毅力证明了他对陈香梅的挚爱。两位老人渐渐地改变了原先的看法，赞同了外孙女做出的抉择。

　　陈香梅的父亲和继母在大洋彼岸听到有关女儿的消息后，立即赶回中国。陈应荣到上海后，把陈纳德撇在一边，只找自己的女儿谈话。他反对女儿与一个外国人结婚，尤其是这个人的岁数与他女儿相差太大。当父亲以年龄为由劝阻时，陈香梅动情地说：“我宁愿和一个我爱的人，共度5年或10年的日子，而不愿跟一个我没有兴趣的人相处终生。”

　　陈纳德和陈香梅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这胜利，对此时的陈纳德来说，比击落日本飞机更为激动人心;对陈香梅来说，则表明她凭借着自己的勇气又跨过了人生的一个重要关口。

　　美梦成真

　　陈纳德在返回上海的民用航空公司高级职员的午餐会上，宣布了他与陈香梅的婚约。那些高级职员们得知新娘就是中央通讯社那位年轻漂亮的女记者时，都纷纷上前向他们的总经理祝贺，并一致提议他使用一架民航公司的飞机去做蜜月旅行。

　　午餐会后，陈纳德忽然想起，他还没有给自己心爱的人买过一枚戒指呢。当陈纳德把那枚晶莹透亮的钻石戒指戴到陈香梅的手指上时，笑着说：“将来我会告诉我们的孩子，我花了1800万美元给你买了戒指。”陈香梅马上说：“别忘了告诉他们，钱是我借给你的。”他们俩一起笑了，笑得是那么的开心。

　　1947年12月21日，正好是星期天，57岁的陈纳德与23岁的陈香梅在虹桥美华村5号陈纳德的寓所举行了婚礼。美华村5号是一幢3层楼的小洋房，底楼2间，2楼3间，3楼l间。屋前是中国式的庭院，绿茸茸的草坪边上，排列着枝叶扶疏的树林。顺着曲折的小径，是一座红瓦顶的亭子。在上海这座大都市中，这真是闹中取静的理想居所。

　　陈纳德始终是个军人，保持着军人一丝不苟的作风。结婚第二天，他照例在早晨8点离开家门，从西向东穿越上海市区，到办公室去上班。

　　陈香梅对陈纳德以这种方式来度过他们的蜜月毫无意见。圣诞节那天，也就是他们结婚后的第4天，民用航空公司的职员都放假了，陈香梅却陪着陈纳德一起到外滩l7号处理未完的公务。这天开电梯的工人也放假了，他们俩只能手拉着手，一级楼梯一级楼梯地往上走，走完140级楼梯到7楼时，两人的脸上都沁出了汗珠。陈纳德望着新婚的妻子，连道抱歉，可陈香梅却说：“只要我们在一起，我就满足了。我们共同的生命正在开始。”

　　与病魔作战

　　1956年夏天，陈纳德夫妇带着两个女儿又回到路易斯安那州自己的家乡。这时，陈纳德患了多年的慢性支气管炎日趋严重，每日剧咳不止。向来对自己的支气管炎满不在乎的陈纳德开始告诉陈香梅自己身体不适，头痛剧烈。

　　8月下旬，陈纳德去华盛顿美军医院接受每年一次的身体检查。陈香梅留在家里照看孩子，但她不放心丈夫的身体，让他检查一结束就给家里挂电话。

　　3天后的晚上，电话铃响了。话筒里传来的不是陈纳德的声音，而是华盛顿美军医院院长的声音：“我们有一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你，我们在检查后发现将军的肺上有一黑点，目前还无法确诊是什么，所以要马上开刀。希望你能在场。”放下电话筒，陈香梅感到浑身发冷，四肢僵硬，脑子一片空白，唯有一个字老在眼前晃动：癌!这一天是1956年8月25日。

　　第二天，陈香梅怀着恐惧的心情看着陈纳德被推进手术室。在焦急的等待中，她发现陈纳德的床头留着一封给她的信。

　　最亲爱的小东西：

　　我并不怀疑明天手术后我仍会活着，与你以及我们挚爱的女儿们共同度过许多岁月。然而，你是明白的，一切事情都掌握在上帝手中，没有人知道他将于何时被召返他所来的地方。

　　设若一旦我不能再见你或与你同在，在精神上我将永久伴着你以及孩子们。我以任何一个人所可能付出的爱，爱你和她们，我同时相信爱将永垂于死后。

　　要记住并教导我们的孩子们，生命中确切的真谛，要品行端正，要诚实，忠贞，并以慈爱及他人……

　　3个小时后，主刀的医生走出了手术间，陈香梅紧张得不敢询问。但那个最不愿听到的字还是从医生的嘴里出来了：陈纳德将军肺上的黑点是癌，现在已全部切除。如果一年内癌细胞不再重现，陈纳德的身体就有可能恢复健康。

　　接下来的一年，陈香梅是在提心吊胆、战战兢兢之中度过的。可已知道自己身患绝症的陈纳德却泰然处之。每月一次的检查都传来令人宽心的消息。12个月终于熬过去了，但陈香梅看到的却是陈纳德身体没有恢复反而日渐衰落。

　　1957年的夏天，病中的陈纳德迎来了美国空军成立50周年大庆。由于被选为美国空军十大领袖之一，陈纳德应邀偕夫人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盛典。8月1日，美国空军举行3000人的午餐会。会上，空军总部宣布了20位划时代的代表人物，陈纳德将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亚洲战场的代表人选。当他登上主席台时，全场3000人起立致敬。那一刻，站在台下的陈香梅噙着激动的眼泪，她感到陈纳德在对日战争中作出的贡献得到了崇高的酬赏。

　　空军庆典后不久，医院传来了不祥的消息：陈纳德的肺上又出现了斑点。陈纳德仍镇定地面对病魔，不愿向它屈服，但病魔在他的体内却越来越猖獗。陈纳德知道这将是自己一生中惟一的一次无法取胜的战斗了。他让医生告诉他实情，以便对自己最后的岁月作出安排。面对这样一个坚强的汉子，医生据实相告，他还可以活3至6个月。这时已临近1957年年底了。

　　听到这一消息，陈香梅的心在颤抖，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陈纳德却平静地将她抱在怀里，让她不要难过，似乎这不过是一个很平常、很普通的消息。

　　1958年7月27日，陈纳德离开了人间，终年67岁。

　　陈纳德去世后，陈香梅带着一双还未满10岁的女儿。那一年，她才33岁。

　　有不少人认为，陈香梅与陈纳德的结合太不幸了，两人婚后在一起只生活了10年多一点的时间。但陈香梅却有自己的看法。她认为人的生命不过是短短的数十年，似昙花般瞬刻即逝，在生命的旅途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有所爱并被爱的，而她却深深地爱过一个人，又被这个人深深地爱过，这是真正的幸福。尽管这一切来得太迟，去得又太快，但她还是感到比许多人更幸福。

　　中国最后一位飞虎队员的传奇一生

　　在浙江省杭州市的一个普通的生活小区里，生活着一位叫吴其轺的老人。他曾是抗日战争中闻名中外的“飞虎队”飞行员。

　　2010年10月13日零时28分，吴其轺老人安详辞世，享年92岁。有人说，他的辞世可能意味着曾经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叱咤风云的飞虎队的历史上，中国再无亲历者。

　　吴其轺，1918年出生于福建闽清。当年的吴家是福建闽清的一个大家族，吴其轺的父亲吴銮仕是当地著名乡绅。在离乱年代，吴銮仕让膝下9个子女均接受了高等教育，并先后将两个儿子送上抗日战场。

　　1936年，吴其轺考入黄埔军校，同年转到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即投身于抗日战争。1943年，他凭借优异的飞行成绩和一口流利的英语转入陈纳德组建的中美混合联队第14航空队的第5大队，成为素有“飞虎队”之称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中的一员。

　　“参与88次空战，作战时间800多小时，打落日本飞机6架，3次被击落，4次飞越驼峰死亡航线，见证了日军的芷江洽降，亲历了南京日本投降仪式。”这是吴其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作战经历。

　　当一切成为历史，吴其轺只留下一枚飞行优异十字勋章、一枚航空奖章以及一枚单位集体荣誉勋章。这些用生命换来的荣誉，见证了吴其轺的青春与热血，一度成为他在艰难困苦中生存的动力。

　　不幸的是，30多年前家中遭受洗劫，3枚勋章一并丢失。“勋章代表了父亲的一生。”吴其轺的小儿子吴缘说，1980年起，吴其轺开始了漫长的寻找，一找就是29年。

　　“父亲每年都给美国空军总部写信，希望补回勋章，几乎一年一封。”吴缘说，美军援华空军第14航空队第5大队协会、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武官，凡是想得到的、能联系上的，都写过信。

　　最终，吴缘找到了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飞虎队”第5大队协会，协会会长正是吴其轺当年一起飞行的战友。2009年5月，第5大队协会来信：美国空军总部将给吴其轺补发十字勋章和航空勋章，不日就将寄到。

　　如今，十字勋章和航空勋章已经作为捐赠物陈列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而唯一留在家中精心保存的，是一枚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纪念章。在吴其轺眼中，这枚纪念章一直被他视为生命的里程碑。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远赴美国西点军校航空分校留学归来的吴其轺在台湾被授予中校军衔。这时，一封父亲的家书扭转了其一生的命运。在家书中，其父言辞坚决而恳切地希望他能回到大陆，一起建设新中国。

　　几经辗转，吴其轺来到杭州，任职浙江大学。1954年3月8日，吴其轺在一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待遇，被遣送到余杭农场，接受学习改造，这一去就是整整20年。

　　上世纪70年代，吴其轺在清波针织手套厂当了一名拉货的三轮车夫。没有人知道，这个车夫曾是开着战斗机与日本军机空中格斗过的优秀飞行员，曾是美国西点军校的高材生。吴缘说，“平和”是父亲扛过人生岁月的秘密武器，为此他给儿孙取名：吴缘、吴量、吴边、吴争、吴端。

　　1979年，吴其轺平反昭雪。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他被更多的人想起来。如今，吴缘已经着手为父亲写一本40万字的回忆录。他说，虽然父亲生前一直强调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但他毕竟是战争的证言者。“写下这40万字，一方面缅怀先严，一方面也借由父亲的一生表达战争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

　　“飞虎将军”陈纳德缘何在大陆销声匿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陈纳德始终以消灭日本空中强盗为自己的职责，没有卷入当时的国共纷争。虽然在感情上他和国民党更为接近，但是和共产党也有着一定的合作关系。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曾多次营救过在作战中因飞机被击中而跳伞的美国飞行员。1944年7月3日，陈纳德曾为此专门致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表示感谢。

　　然而，当日本侵略者被赶出中国，国共冲突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时，陈纳德对待国共两党的态度却大不一样了。陈纳德从一个退役的美国尉级军官，一跃成为声名显赫的飞虎将军，战后又成为民用航空公司的总经理，离不开他在中国受到的特殊待遇，这使他与最初邀请他来华，后来又不断支持他的蒋介石夫妇和国民政府结下了不解之缘。面对国共两党的生死之争，他不可避免地会成为蒋介石的支持者。同时，作为民用航空公司的总经理，寻求商业利润也是陈纳德支持国民党的重要因素之一。

　　“两航”起义

　　1946年，再次来华的陈纳德组织中国民用航空公司，旋改称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空运大队，负责包运美国“救济”物资。1947年底，善后救济总署解散。此后，陈纳德开始积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进行军事性空运和营救工作。1949年5月，上海解放，陈纳德在解放军攻打上海之前将民用航空公司总部转移到广州。不久，广州亦被解放，陈纳德将总部迁到了香港。陈纳德一到香港，就帮助蒋介石夺取了“两航”飞机的财产。

　　中国航空公司与中央航空公司是原属国民党交通部的两大航空公司，他们是民国时期航空业的两大支柱。1948年，随着人民解放军展开的摧枯拉朽的军事攻势，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已成定局。国民党当局命令“两航”公司总部及主要资产撤至香港等地，以便将来全部撤至台湾。

　　1949年11月，迁至香港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宣布起义，接受新成立的北京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两家航空公司的总经理刘敬宜、陈卓林率领12架飞机飞往北京，留港的“两航”人员则组成职工委员会，接管了“两航”财产。“两航”起义后，在香港及美国均有资产，其中停放在香港启德机场的飞机有：“中航”的DC-4型运输机5架，C-46型运输机18架，DC-3型运输机7架，PBY 客机1架，共31架。“央航”的CO-NVAIRS-240型运输机5架， C-46型运输机18架， DC-3型运输机17架，共40架。“两航”合计71架飞机。“两航”起义切断了国民党西南地区的空中补给线，加速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进程。

　　“两航”起义后，中国政府立即向港英政府提出，这些飞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拥有。1949年11月12日，周恩来总理在致起义员工的信中，宣布“两航”公司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财产，同时任命刘敬宜为“中航”总经理，陈卓林为“央航”总经理。

　　私相授受

　　陈纳德得知这些消息后立刻意识到：如果共产党把还停留在香港机场上的71架飞机运回大陆，改装成轰炸机，对台湾发动空袭，这将立即置在台湾立足未稳的国民党政权于死地。他还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说，人民解放军正在训练伞兵，他认为这批飞机可以帮助人民解放军轻而易举地登上台湾岛，占领国民党的最后一个据点。在陈纳德看来，这71架飞机对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实在是生死存亡的大事。他决定帮助蒋介石，尽一切可能阻止这批飞机落入共产党之手。

　　于是，陈纳德连夜同创办民用航空公司的副总经理魏劳尔商量计划。11月10日，魏劳尔飞赴台北面见蒋介石，与国民党当局商量对策。但是，他失望地发现国民党官员对这起突发事件束手无策。空军司令周至柔对“两航”起义暴跳如雷，但是，由于“中航”和“央航”的总经理都曾是空军的高级官员，所以他关心的是自己在这一事件中的责任问题，而不是该事件对于台湾存亡的影响。随后，魏劳尔直接向蒋介石和盘托出了营救71架飞机的“中立计划”。魏劳尔指出由民航空运公司作为国民党政府的代理，变更飞机的产权或者采取其他任何必要的行动防止飞机落入共产党手中。

　　蒋介石对陈纳德在他危难之机主动援手相助十分感激，一口答应采用他们提出的办法。11月13日，台湾“国家航空委员会”暂时吊销两航的飞机登记证。

　　魏劳尔返回香港后，陈纳德立即组织实施“中立计划”。陈纳德在香港雇佣了一班印度锡克人守卫飞机。民用航空公司的人还趁“两航”职工不注意之际把“两航”飞机的轮胎全放了气。

　　当时英国政府正打算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愿就此得罪北京。港督葛亮洪宣布，在与中共未达成协议之前，任何一架飞机都不得离开香港去大陆，同时还下令民用航空公司撤走走进机场的锡克人。锡克人一离开，“两航”职工便占领了飞机，并声明在英国政府没有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飞机归“两航”职工委员会所有。港英政府对此不置可否，飞机实际控制在“两航”职工手中。

　　港督的声明表明香港政府无意采取措施帮助台湾的国民党获取这些飞机，并准备将这些飞机转交给共产党。这无疑宣布陈纳德要作为台湾国民党政府代理的计划的失败。陈纳德知道，要使中国共产党得不到这些飞机的唯一办法，现在就只有将飞机的所有权转到美国手中。于是，陈纳德打算由民用航空公司买下“中航”和“央航”的产权，然后由民用航空公司收回在启德机场上的71架飞机。

　　美国国务院全力支持陈纳德，他们也反对让新中国拥有“两航”的这批飞机。根据国务院一位负责官员的说法，尽一切可能阻止共产党获得这批飞机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为如果中国共产党获得这批飞机，它们“将变成中国向东南亚渗透的工具”。美国国务院为陈纳德一路开放绿灯，陈纳德得以“两航”产业为基础在美国航空署顺利地注册了民用航空有限股份公司。1949年12月11日，陈纳德在美国新成立的民用航空公司以475万美元的期票，换取了两航的产权，以此掠夺了本属新中国的飞机。12月12日，国民党“行政院”院长阎锡山以信函形式通知陈纳德、魏劳尔：

　　阁下出价购买中航公司及央航公司之呈请，经中华民国政府最高当局已接纳。

　　中华民国政府兹将中航公司及央航公司全部资产飞机、零件、机器、工具以及一切凡属于该两航公司范围内之其他财产，包括全部政府所占有之股本或其他业主契据等售给并转让于阁下，阁下现系该项财产之唯一所有人。

　　此项售卖及转让系经阁下洽约而成者。兹证明上述交易以此为最后及完全。本院经咨会外交部准备全部有关此项转售之必需证件，根据尊意而转移于任何外国政府。

　　其他任何必需以资证明阁下对该项财产之所有权文件，亦经饬令政府全体官员协助办理。

　　对于陈纳德企图非法占有“两航”留港财产之事，新中国中央政府迅速表明自己的严正立场。周恩来总理在12月3日发表的声明中说：“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为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所有，受中央人民政府民航局直接管辖。‘两航’公司留在香港的资财，只有我政府及其委托的人员，才有权处置，决不容许任何人以任何手段侵犯、移动或损坏。有被非法侵犯，香港政府必须负完全责任。”

　　12日，陈纳德、魏劳尔和阎锡山签约后，23日，中国民航局局长钟赤兵又发表声明，不仅重申12月3日周恩来总理声明的基本精神，而且指名抨击了陈纳德和魏劳尔，指出他们与国民党的勾结是“私相授受，毫无根据”。

　　香港婉拒

　　魏劳尔和蒋介石谈妥购买“两航”飞机产权返回香港后，立即带领民用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和机械师来到启德机场，拆下了“两航”飞机的轮胎，并扬言要用卡车堵住机场跑道，阻止这批飞机起飞。

　　陈纳德和魏劳尔曾设想使香港法院颁布了一道禁令，不准“两航”职工留守启德机场，守卫并拆除有“争议”的71架飞机。但是，当时英国政府准备承认新中国，不愿因此而得罪中国。11月17日，香港总督葛亮洪做出了息事宁人的决定，宣布在中英签署航空协定之前“两航”飞机不得飞往大陆，同时也命令民用航空公司人员离开启德机场。因此，“两航”的飞机一直控制在“两航”职工之手，而陈纳德却无法真正获得他们已经买下的飞机。

　　陈纳德只得回美国搬救兵，希望美国政府出面说服英国和香港当局，让他真正控制“两航”飞机。12月中旬，美国国务院代表霍尔姆斯和战时美国战略服务处负责人威廉?多诺万专程前往伦敦活动。霍尔姆斯向英国外交部表达了美国政府对于“两航”产权的严重关注，希望英国政府采取一切措施，预防“两航”飞机落入共产党之手。多诺万也告诉英国外交部官员：美国人已经买下了“两航”的产权，并且打算利用这批飞机在亚洲大陆的边缘地区建立一条连接新加坡至东京的航线，这条航线对于阻止共产主义在远东的蔓延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他直言不讳地要求英国当局使香港法院尽快在法律上做出有利于美国根本利益的裁决。

　　1950年1月4日，多诺万又赶到香港与港督葛亮洪会面，希望香港当局在“两航”产权归属悬而未决的情况下，能以行政手段扣留停在启德机场上的71架飞机，不让共产党分子占领或破坏这些飞机。港督葛亮洪回忆说，多诺万和他谈话时，“盛气凌人”，并威胁说，如果葛亮洪不满足他的要求，他将去伦敦告葛亮洪的状，让葛亮洪难堪。港督出于对香港与中国新政权的关系考虑，不愿采取明显偏袒民用航空公司的措施。他不仅拒绝发布命令，而且还拒绝两名来自美国国内民航局的巡察员接近这些飞机。他还托词说这一问题应由法院解决。

　　陈纳德还委托律师通知港英政府，民用航空公司已买下了“两航”飞机，并希望港英政府用行政手段扣留这些飞机，并阻止“两航”职工对飞机的破坏。港英政府的答复是，“两航”产权的归属问题应由法院解决。

　　陈纳德希望香港法院能对“两航”产权问题尽快做出司法裁决。他知道在英国政府未承认新中国的情况下，“两航”产权当然不会判给一个未被承认的新政权。然而，香港法院却不急于开庭审理此案，以拖延的办法来对付多诺万和陈纳德的催促。

　　香港当局的这一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已经起义的“两航”员工，他们想方设法从停在启德机场的飞机上拆下重要部件，悄悄运回大陆，用于国内民航事业之急需。而陈纳德则无法接近他们声称已经买下的飞机，甚至美国航空署要检查这些已在美国注册的飞机时，也遭到了香港当局的婉拒。

　　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正式承认新中国。23日，香港地方法院开庭审理“两航”产权的归属问题。在法庭辩论中，陈纳德提出他的民用航空公司应被看作是“两航”财产的管理人。这一观点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美国政府通过它驻香港总领事表示美国人的财产必须受到保护。中国政府也以占有英国在上海的仓库相威胁。“两航”起义员工的代表则针锋相对，理直气壮地宣布“两航”财产理所当然地应归属中国人民政府。经过一个多月的法庭辩论，香港地方法院做出裁决：解除旨在冻结“两航”资产及飞机的临时禁令，驳回了民用航空公司作为“两航”财产管理人的要求。

　　陈纳德对此不服，没有接受这一司法裁决，他坚持要求香港法院对此案重新审理，这一强硬态度得到美国政府全力支持。2月24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美国政府已向香港当局和伦敦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在一次国会辩论中，共和党内有影响的议员诺兰甚至指出美国政府应向英国政府明确表示“由于他们最近对中国的承认以及最近将71架飞机移交给中国的行为，实际上已经加速推动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英国政府不要再希望从我们这里获得帮助以阻止共产主义在欧洲的蔓延”。

　　但是，英国对美国发出的强烈不满并未有所收敛。2月27日，英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指出英国政府不能也不愿干预香港法院的裁决。两周后，首批1000吨飞机零部件从香港运往大陆。

　　美国施压

　　美国政府随后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甚至以削减经济援助相威胁。当时英国国内经济不景气，在财政上仰仗美国，美国的压力迫使英国政府做出了让步。5月10日，英国政府突然颁发枢密院令，命令香港当局扣留“两航”飞机和器材，直至其归属问题“通过完整的法律程序”得到解决为止。这道敕令意味着香港法院应该重新审理“两航”财产的归属，而毫不顾及新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应该拥有的合法权力。港督葛亮洪就指出：英国枢密院“公然践踏法律并且在实际上制定了一项新的法规，这一法规无疑将这些飞机转交给了美国人”。在接到英国枢密院法令之后，港督只得遵照办理。香港警察阻止对飞机的拆卸，并且扣留了即将离开香港运往大陆的50箱飞机零部件。由于通过完整的法律程序一般需要数年，“两航”飞机被无限期滞留在香港。

　　陈纳德对此兴高采烈。尽管“两航”飞机的归属问题依然悬而未决，但他感到使新中国暂时无法获得这批飞机也是一个不小的胜利。

　　新中国政府对英国的“枢密院令”十分不满，5月17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向英国驻中国代办胡阶森递交了抗议书。抗议书对英国政府扣押中国财产的行为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英国政府立即解除“两航”飞机的扣押。

　　为了两面应付，英国政府一方面未因中国政府的抗议而改变态度，另一方面，香港当局也并未严格看管“两航”飞机。实际上，“两航”员工仍可以不受限制地出入机场，启德机场上的“两航”飞机仍然控制在他们手中。当时，“两航”员工悄悄地将飞机上的零部件拆下运回大陆。陈纳德因此多次向香港政府提出抗议，但香港当局始终未同意民用航空公司的人员进入启德机场，也谢绝了他们清点“两航”财产的要求。

　　1951年3月，香港地方法院再次开庭审理，在中方代表缺席的情况下，法院依然判决“两航”财产归新中国所有。

　　陈纳德不肯就此罢休，他决定提出上诉。根据法律程序，首次上诉得向香港最高法院提出，只有在首次上诉被驳回后，英国枢密院才受理第二次上诉。但是，陈纳德明白，向香港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是徒劳的，他肯定会被驳回。他试图越过香港最高法院，直接向枢密院提出上诉。由于英国政府的两面应付政策使得英国政府此时不愿尽快结束这一案件。因此，陈纳德的这一努力未获成功。

　　一年后，英国枢密院接受了陈纳德的上诉。1952年7月，陈纳德飞抵伦敦，准备在“两航”案件上做最后一搏。由于朝鲜战争的影响，英国政府将天平倾向了美国。1952年7月，枢密院否决了香港地方法院的判决，裁决将40架“两航”飞机归陈纳德的公司所有，余下的飞机由香港最高法院审理裁决。7月10日，香港最高法院判决，将“两航”余下的31架飞机判给民用航空公司。

　　次日凌晨，香港的水陆军警全部出动，包围了启德机场以及“两航”存放器材的仓库，赶走了“两航”员工，以武力抢走了应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两航”留港财产，并将其中的40架飞机交给了陈纳德的公司。随后，美国方面从菲律宾开来航母一艘，将这些飞机逐一吊装上船，运回美国。

　　经过三年努力，陈纳德终于利用这一时期美英的特殊关系，“打赢”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为打赢这场官司，陈纳德先后花掉了250万美元的律师费用，还偿还台湾的国民党当局200万美元购买飞机的款项。三年下来，停留在香港启德机场上的飞机，只剩下了空壳子。尽管如此，陈纳德仍有一种满足感，他曾把这一成功看做是他一生中与创建“飞虎队”和率领美国第14航空队同样重要的第三件“杰作”。

　　然而，也正是由于这场官司以及他在中国解放战争中对国民党军队的帮助，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陈纳德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