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飞虎队”中国籍飞行员的回忆
来源：《中外书摘》 , 2006 (11) :36-38 作者：陈真 田川 林平芳   2017-05-25 14:16:36

　　龙启明，1923年出生于香港白领阶层，自幼饱尝当时香港华裔二等公民家庭之艰辛;青年时代，日军占领香港，父母双亲为日军所害，铸成其愤世嫉俗性格。1941年赴祖国大陆求学，因生活所迫，投考国民政府留美空军，成为飞虎队六名华籍飞行员之一。执行过飞越驼峰、轰炸滇缅、接收武汉等任务。本文是他的部分口述。

　　在香港的日子

　　我出生于1923年，我们龙家是一个官宦家庭，我的曾祖父是清末的一品大员，我爷爷是大地主。我的老家是清晖园，广东人都知道，是广东的四大名园之一。

　　我们兄弟姊妹是在香港长大的，一生下来就在英国皇家学院念书。即使是家里面吵架，都是用英语。我爸爸后来调到香港邮电司当副司长，一个月能拿几百块钱，在当时算不少的，家庭环境比较安定。我爸爸一直在那里干了几十年，周围全是英国人，中国人其实很受气。我特别记得十三岁那年的一件事。当时香港的学校礼拜三礼拜六都只念半天，我妈妈礼拜三炖了些汤，让我送给老爸。我走到电报局大门正要进去，碰到了电报局的第一把手，那人很胖，用手指着我说“Chinese back door”，意思是中国人走后门，正门都不能走。我解释说我是来给副电司送饭的，他还是那句：“no way， Chinese back door.”我一句话没说就走了后门，走时我就哭了。

　　1941年12月日本占领香港，但是香港政府不允许抗日。学校里的中国老师就偷偷地联系我们，捐款抗日。我爸爸也偷偷在家里开柜拿钱买国债抗日。但是那时候日本人经常杀人，而且还拉壮丁，我和我哥哥都正年轻，爸爸就让我们赶快先走。1942年5月底我离开香港，6月份到桂林后和家里人会合。

　　去印度

　　这个时候，正好国民党招考留美空军，我就去报名参加考试。1942年的10月10日(双十节)放榜，没想到被录取了，好高兴啊!先到宜宾，那有几架破烂的苏联飞机，学习理论上的东西。三个礼拜以后就到了昆明初级班了，飞的都是老飞机，如果单飞达不到二十个小时，就会被淘汰。我很快通过后就到印度去飞中级班了。在印度的军用航校好多国家的学生都有，有英国的、中国的、印度的和美国的。虽然都在一个大军营里面，都是盟军，但那时候还是有很多矛盾的。像我们跟英国人也打架，美国人则帮我们，中国人跟英国人打架，美国人肯定帮中国人打。

　　生死驼峰

　　后来我在美国前后一共待了四个多月，学习飞行。在美国训练毕业后，就回到了昆明。那时候驼峰航线需要飞行员，1943年开始我就专门飞驼峰。什么叫驼峰呢，英语叫hump，它是整个喜马拉雅山南边的最低峰。天晴的时候可以在中间飞过去，只需要爬高到两千米就过去了。但最大的问题是那里的山风变向很快，常常出现反卷风，当时也没有什么设备，也没有什么天文台，就是靠经验。新来的人经验少，当时我开飞机的时候，有一次飞着飞着眼看着前面那个山峰飞不过了，我就开始使劲地拉，可是拉不动。当时我是副驾驶，旁边那个机长一动也不动，我看着他，意思是帮忙拉一下。他只是笑一下，什么也不说。距离那个山大概只剩几公里路的时候，飞机突然就被风抬过去了。因为他飞熟了，有经验了，所以在驼峰上飞行不能硬来。

　　一天一个来回，两天一个半来回呀，很艰苦的。早晨七点钟出发，飞三个小时到印度，马上加油啊，吃饭啊，一、两点钟就飞回来，来回六个多小时。按照航空的标准，飞行员一个月不能飞行超过一百个小时。但我们往往都飞一百五、六十个小时。因为没人飞呀，飞机就靠我们。原来公路还可以运转，后来公路也卡断了，整个战场就靠我们飞机运送的那些油。当时还经常出现“抽油”的现象。我们的一架飞机本身是八个汽油舱，那时候装八百八十加仑。飞行的时候油的耗量是每一小时就得要八十加仑，我们来回飞需要七个小时，就需要五百六十加仑汽油。但我们的飞机是装满这八百八十加仑的，所以中午到了目的地后还得把油抽出来，只留下刚刚够用的油。那么一旦路上遇到需要迫降的情况油就会不够用。所以我们飞行员都很反感。后来我们真的遭遇了一次。有一次，前面的一架飞机刚刚飞过驼峰，就被日本飞机击落了。我们怎么办呢?只好绕开日本飞机转圈，那下面是印度的一片茶园，可是飞机再转两圈油就没了。那个时候真是又想骂人，又想打人。没办法，你怎么办，日本人就在旁边。运输机是没有战斗力的，只能等着挨打。穿好所有的衣服，把头巾包好，准备迫降。幸好那个地方平地多，不会死人，但会把飞机摔烂。就在准备转最后一圈的时候，有人通知，日本飞机已经走了，解除了警报。飞机这个时候已经完全没有油了，动都不能动。

　　当时一天有一两百架飞机从印度飞昆明，所以天天摔飞机。头一天还一起吃晚饭，第二天早上一起走的时候还开玩笑，说飞回来你要送我一箱茶什么什么的，可是根本就没回来啊，摔死了。这都是很平常的事，对于怕死啊什么的，当时关键是没想那么多。

　　旁白：当时在志愿队中有条不成文的规矩，凡是战死者的遗物，除少数带回美国以告慰亲人外，其余物品即于当天晚上就地拍卖。队员们争逗、说笑，活像一只只秃鹰，人才刚刚死去，便群起而至，瓜分他的东西，几乎不近人情。但是，正如美国战史学家舒尔茨分析的那样：“这并不是志愿队员们的薄情寡义，在这种死亡每时每刻都可能降临任何志愿队员头上的日子，他们只能把悲痛埋在心里，再也无心举行公开的悼念活动。于是他们饮酒欢笑，及时行乐。因为他们清楚也许明天晚上就轮到拍卖自己的东西了。”

　　我们把汽油从印度运回昆明，还得把人――国民党的远征军运到印度，把他们当货物一样带过去。有一次我运他们的时候，飞机里面摇摆得不得了，我打开舱门一看，他们竟然拿了报纸草纸啊什么的，凑在一堆烤火，在飞机里面烤火!那还得了啊!马上把火扑灭。我说马上一个一个坐好，给我两排坐好，我说你不要命我还要命呢，飞机这样翻下去还得了!他们是怎么搞的呢?那时候国民党士兵穿的军服是很薄的，在昆明上飞机的时候，只有一件单衣，一开往喜马拉雅山成了高空飞行，好冷啊。我们飞行员穿着厚厚的皮夹克，前面还有个暖气，那时候的飞机，后面没有暖气。他们跟我说两天都没吃饭了。当时我们飞行员固定餐有面包啊，火腿啊，咖啡啊，什么都有的，我就拿来全部分给他们吃。三个月以后，有一次，我又送一批远征军去印度。在印度，有一个兵，穿的是远征军的军服了，那时候是英国样的，绑着带子的。跑到我面前敬个礼，问我不认识他了吗?我说你是谁，我怎么会认识你。他说你是送饼干给我吃的飞机师，我很感谢你。他说很感动的，饿了几天，是你送给我们吃的饼干。中国人那时候很苦的。

　　旁白：1943年，就在龙启明等中美空军驻扎的中国云南省发生了几十年罕见的大灾荒。人们开始以草根树皮甚至泥土为食，美其名曰“观音粉”，很多人因吃这种土肚胀而死。即便如此，昆明的人们仍然为飞行员们提供了大量的食物。当时一个美国人一顿饭吃的肉比很多中国家庭一年吃的还多。仅一天，昆明市就得为美军飞行员提供四十头牛，六十头猪，一千只鸡蛋。他们用最原始的生产方式尽着地主之谊，为这些时刻拿生命做赌注的飞行员们解决生活上的后顾之忧。

　　轰炸滇缅

　　到了1943年10月份，当时缅甸还比较薄弱，轰炸力量很少，需要派一个队过去试航，就叫我去了。这样我就加入了飞虎队。我很早就听说飞虎队了，它是1939年的时候，美国人陈纳德经过美国政府同意，弄了二十几架飞机，在美国招揽了一些会开飞机的飞行员到中国来，住在昆明。当时的中国政府给他一个许诺，生活上一切由中国提供，打下一架日本飞机提供五百美元的奖励。那个时候五百美元不少了。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当时他也是个战斗员之一。有一天他们正在洗澡啊，突然拉警报，说日本飞机到了。他连衣服都不穿了，光着身体，把一个保险伞套在身上，光秃秃地这样出去打。不讲究什么了，谁先上飞机谁有机会，亡命的样子。谁打下飞机就拿钱，打下两架他拿一千美元，当场兑现，他很高兴。

　　因为已经是1944年底了，日本已经没有航空力量。但是它有防空链，高空机枪。到那以后给我的目标就是日本仓库、机场和军事要点。轰炸是有具体分配的。比如今天你是侦察员，你今天准时飞，然后把目标拍回来。明天我有轰炸任务，我们两个人就去看那个侦察拍回来的片子。哪个目标，什么时候起飞，怎么怎么炸，司令官会跟你商量。我们就按照这个起飞。起飞以后呢，一般到高空三千米左右我们先通过目标，看看底下有什么火力，有时候一点反应都没有，我们就准备轰炸。虽然日本有高射机枪，但是我们不怕日本的枪，因为美国飞机负荷重，马力大，后边都是铁板，伤不着人。看准目标后，我们给投弹手信号，然后就开始“叭叭叭叭叭”把地面火力压下去，防止机关枪打我们。一个信号就把那弹窗全打开了，十二个弹先投六个，八个弹先投四个。飞机的前面后面都装有摄影机的，你不能搞假，把炸弹随便扔下就回来，那不行的。我最危险的一次是飞机屁股被打了十四枪，十四个洞。

　　日本人的飞机是很不错的，很轻，速度很快。而美国的飞机比较重，没有日本飞机那么灵活。一开始吃了很多亏，往往日本人飞机在前面，我们的飞机追它，我们的马力大，可是日本飞机突然来了个旋转，反过来追你。日本人亡命，太亡命了。

　　我的司令官对我很满意的，目标什么的打得都规规矩矩的，整个库房给它推平了，我恨不得亲手杀他们几个。

　　胜利

　　我是1945年8月10日知道美国投下原子弹的。当时还是保密的。我听到了外面的枪声，开始还以为出事了呢，后来才知道，弟兄们高兴得冲天开枪;当时身边也没有鞭炮，我也拿出枪啪啪冲天放。高兴得不得了，回家了，回家了!8月底，我得到通知，到汉口接收，我们在汉口抓了十个日本军人。他们曾经在汉口打下两架我们的飞机，抓了三个美国人，他们让自己的士兵穿着中国衣服扮演围观群众，让美国人游街示众，这些士兵就打他们，并拍了宣传电影，就说中国人恨美国人。游街完了，他们把美国人弄到机场，浇上汽油烧死了。我们把抓到的那十个日本人送到了上海，这是9月底了。我们在上海住在跑马厅的美国空军基地。当时电灯也没有，很冷清，街上的岗哨还是日本人，他们还要维持秩序，但是很多外国人、包括犹太人都放出来了，有些人还没见到过吉普车。那些街上的外国小姐，我们带她们到飞机场去看飞机。那时年轻嘛，许多女孩子跟着我们，叫你签字，陪你跳舞什么的。“双十节”的时候(1945年10月10日)，中国航空公司要招飞行员了。大家过去都很熟悉。他们的一个头儿说：“小龙，过我们这里来吧。”我说早就想脱离空军了，我打了个报告。我的英文名叫“艾迪”。我的上司说：“你以后到美国去发展不好吗?”我在美军服务很长时间了。他们战争以后也需要我们，年轻嘛。只要你愿意去，两个美国军官给你签字，就可以入美国籍了，一个队里谁都愿意给你签字，都是同事嘛。我当时结婚了，我不想去。他说到美国去了怎么怎么样。我说“不”。我说：“现在中国民航需要我，我不想到美国去。”我说：“我在香港长大的，我已经受够了洋人的气，不想再当二等公民了。”所以我就留下来了。退伍第二天，我就到中国民航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