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我与苏联援华军火的运输工作
来源：人民政协报 作者：汪晴江 汪莹   2023-02-09 15:02:47

　　汪晴江1892年出生，早年在上海求学，思想进步，曾受教于章太炎、邵力子、于右任等。辛亥革命后，原清朝政府的大清银行就改制为“中国银行”。汪晴江即以祖业为资，投入中国银行，和张公权、梅兰芳、黄金荣、杜月笙等沪上闻人一道成为早期中国银行董事之一。

　　1934年，我受中国银行董事会之命，领衔到西安筹建中国机器打包公司，投资总额为300万银元。机器为进口德国纺织机器。当时陇海铁路已由陕西渭南修到西安，并将继续修筑。因西安已不再是棉花的集散地，为投资效益计，我向天津中国银行董事会建议，将厂址改在盛产棉花的咸阳。董事会同意后，即退售原购西安北门外的200亩建厂用地，将西安中国机器打包公司改迁至咸阳建设，仅首期建设材料从西安往咸阳转运就征用了2000余辆胶轮大马车，一年后建成投产。此厂为西北最早、规模最大的近现代化棉纺工厂，将当时陕西经阳、三原、渭北生产的棉花统一收购经粗加工后打包供应全国棉纺大厂做纺织原料。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列咸阳纺织厂为后方8大纺织厂的第4位。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抗战开始。苏联援华军火物资要从新疆运至内地，需在咸阳设置一个大中转总站。临时选择地址、建设库房都成难题，一时无着。因我与任过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先生系老朋友，原中央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和新任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也和我相熟。时国民政府第一军团司令胡宗南刚到陕西无处办公，已应我邀，将我公司的一座三层砖木、混凝土结构的新式小洋楼以楼梯为界，分开各使一半，胡宗南将此作为军团司令部驻地。又经邵力子从中斡旋，商定将中国机器打包公司设在北塬上距市区十几里路的20余间窑洞库房腾出，作为苏联援华军火的转运总站仓库。这样便于保密，对外可佯称:大批苏联援华军火物资是“从新疆运到西安中国机器打包公司和咸阳纺织厂的羊毛原料”。能为抗战效力，义不容辞，我马上答应。并派人将北塬上的窑洞仓库腾空移交给西安行营和国民政府军委会有关部门管理。

　　1937年11月11日，第一批苏联援华抗战军火物资到了新疆，十几天后就作为“羊毛原料”经兰州运到了咸阳。当时我们都称运输苏联援华军火的车队为“羊毛车队”。清一色的美国道奇卡车，由中国战勤运输军火部队驾驶、苏联顾问押送，我们称他们为“俄国人”。车内装有枪炮、弹药、坦克车、军用仪器，车上用帆布包盖的十分严密，车队到咸阳一般都在晚上，仓库附近由军警戒严，以保安全。

　　军火运到后，即由军委会和西安行营的官员负责清点分发，有的继续运往重庆，有的就地分配给黄河河防部队和各战区部队，也有极小部分运至延安发给中共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

　　运军火的车队一来就是几十辆、上百辆。为掩人耳目，每次车队到咸阳，我都带领几个可靠职员前去办理所谓“接受羊毛”手续，实际上是一个做给外人看的幌子。

　　作为东道主，每次“运羊毛”的车队到后，我都率人照例先是慰问，送上烟草、茶叶、水果，在当时接待条件最好的中国机器打包公司招待所休息就餐。晚上还要组织厂里的女工和附近学校的女学生和苏联派来押送军火的顾问联欢。俄国顾问和运输车队的官兵都喜爱跳交谊舞。有时还由我率本厂由京剧名角余叔岩亲自培训的厂业余京剧票友班，为运输队的官兵演唱京剧。内容多为颂扬民族英雄和抵抗外侮的剧目。

　　从1938年春起至1941年夏期间，每年的3月至10月，都有苏联援华的军火经由新疆运到咸阳中国机器打包公司的库房。

　　天长日久，消息逐渐走漏，日本人的奸细先是将咸阳打包厂听成“大炮厂”报告给日本军方，说咸阳打包厂是一个制造军火大炮的重要军事目标，该厂的仓库是苏联援华军火的中转总站，遂引来日本鬼子的飞机对我厂的几次轰炸。

　　记得1937年12月12日，日机第一次轰炸了西安、咸阳，所幸厂里只落了几个炸弹，损失不大。

　　1938年11月23日，日机又轰炸了西安、咸阳，此次厂里损失较重，有几个车间被炸毁，经抢修后才恢复生产。

　　1939年1月18日、4月2日、7月7日日本飞机猛烈轰炸西安、咸阳，将中国机器打包公司和咸阳纱厂几乎夷为平地。所幸军火转运站仓库设在塬上较为隐蔽，未受损失。

　　当时咸阳中国机器打包公司和咸阳纺织厂占地200余亩，有厂房几十万平方米。职工最盛时多达500余人。抗战时期生产的32支纱布大多是作为军用。不少产品由小商贩输往陕北供应八路军。那时有禁令不得售送棉纱、棉布供应陕北，以供应前线部队为主。但小商贩知道我与诸多国民党党政要员较好，经常打着我的旗号，说这全是汪总经理的货，遂得以通过国民党军警设在三原、铜川等地的检查站运往陕北。有时被一些军警扣押了运往陕北的棉布，商人就托我去担保，为了厂里的利益和与商贩的业务关系，我曾亲自出面具结担保了几次。

　　在最后的几次轰炸中，有一颗近两米、比壮年男子还粗壮的炸弹落在厂内，砸到了一间房屋，但没有爆炸，经工兵查看是“哑弹”，拆除了引信、炸药后，我将空炸弹壳留下来，亲自在上面用油漆写下“不忘国耻”四个字，用水泥做了底座，矗立在工厂饭堂的大门前用以激励全厂职工不忘国耻，努力生产以支援抗战。

　　当苏联援华军火车队返国时，还会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将没有国民党政府颁发出国护照的八路军和中共的领导人及中共烈士遗孤暗中运往苏联。这些由陕北或国内各战区来的中共人士就乘苏联援华军火车队从我的咸阳纱厂启程经兰州、新疆去苏联学习、治病、养伤和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

　　西安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汪晴江尚在重庆，他给西安发密码电报，让当时的中国咸阳纱厂厂长傅道伸先生将工厂全部设备、原料、账目完好交给人民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汪晴江担任了纺织部驻西北办事处第一副主任、西安纺织同业公会主任，1981年以90岁高龄在天津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