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苏联为援华修筑运输专线，其援华空军有力打击了日寇
来源：新浪网   2024-07-22 14:09:41

　　众所周知，在20世纪30年代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苏联不可能公开支援遭受侵略的国家。一般认为是一些志愿者在国外参加作战。

　　为了遵守保密制度，苏联对国外的援助都用代号。例如，苏联对西班牙的援助在文件中被称为“‘X’战役”，对中国的援助被称为“‘Z’战役”或“‘Y’战役”。

　　神秘的Z战役

　　情报部奉命对“‘Z’战役”(对华军事援助)实施领导。

　　在战争初期各战场情况十分不利以及中国实际上已经完全失去与外部世界保持正常联系的可能、中国沿海已完全被封锁的条件下，运送我国武器、技术兵器和军事装备的手段对于组织和实施苏联给予中国的援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苏联必须在短期内把大量对中国军队生命攸关的军用物资进行远距离输送。

　　有关方面对情况进行认真研究后，认为从陆上经新疆运送军用物资和技术装备是最有效的方案(该方案随即成为基本运送方案)。

　　运输线示意图

　　为此，苏联政府采纳了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关于紧急建立萨雷奥泽克——迪化(乌鲁木齐)——兰州汽车运输线的建议，作为对中国方面一再恳求的回答。

　　运输线的总长度为2925公里。它始于苏联哈萨克斯坦的萨雷奥泽克铁路站，在苏联境内有230公里，一直到与新疆接壤的霍尔果斯镇，然后在中国领土上伸延，在新疆境内有1530公里，在甘肃省境内有1165公里。

　　实现这一方案，要完成工程技术上十分困难的任务：在山区开辟运输线，公路的很长一部分要在海拔1500到2000米的高地修筑，要通过为数众多的山隘，以及阴凉处温度达摄氏50到60度的新疆西部沙漠。

　　国防人民委员部第8285特种部队作为基本兵力，负责直接实施把武器和技术兵器通过“Z”运输线运到中国的全部交通战役。

　　工农红军总参谋部责成专门任命的人：由莫斯科派出的迪化工作站和兰州工作站站长，对汽车运输线的组织和活动实施领导(他们根据总参谋部的指示，通过两省地方政府，对汽车运输的组织及住宿点、饮食站、道路维修处的构筑实施领导)，负责领导上述工作的还有刚组建的以勘测队长和政委为首的勘察队司令部。

　　在运输线全线共建立了20个住宿点、饮食站、车辆加油站，其中18个在中国境内，组建了专门的道路警卫勤务部门。

　　为了把货物从苏联运送到中国，最初派出了三个汽车营和一个独立汽车连，装备750辆吉斯C-5、吉斯C-6汽车和一定数量的特种车和小汽车。

　　随后汽车数量扩大，又建立了一些机构和分队(警卫勤务、油料库、在两省有三个小医院和九个助理医生站及一个医疗仓库的卫生勤务、沐浴——洗衣特种列车、物资保障勤务等)。

　　由诺戈维岑大尉指挥的第1汽车营驻在萨雷奥泽克，由谢缅佐夫大尉指挥的第2汽车营和卡扎科夫指挥的独立汽车连驻在贾尔肯特(潘菲洛夫)，后备汽车第3营驻在阿拉木图。

　　所有用汽车运往中国的特别货物都先运到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终点站萨雷奥泽克。

　　为将货物转运到中国，动用了5640多节货车车厢。

　　为在“Z”运输线转运货物和人员，仅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就需要3510节机车车辆(棚车1442节，平车1246节，槽车563节)，这些车辆总共运行了1亿公里。每节车厢的行驶里程约达3000公里。

　　在“Z”运输线劳动的人员平均每年达2500多人，在运输线存在期间，总共有7000多名苏联公民曾在不同的单位工作(考虑了轮班因素)。

　　运输线自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秋至民国三十年(1941年)底一直在忙碌(第一批用汽车运输的军用物资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0月17日从萨雷奥泽克起运)。

　　编制了沿“Z”运输线运送苏联货物的标准运行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的全程持续时间为24昼夜(萨雷奥泽克至迪化距离900公里，用5昼夜;迪化至哈密距离690公里，用6昼夜：哈密至安西距离400公里，用5昼夜;安西至肃州距离260公里，用2昼夜;肃州至凉州距离490公里，用4昼夜;最后由凉州至兰州距离260公里，用2昼夜)。

　　如果考虑到地貌和气候条件复杂、在异邦行驶、需要休息和用餐，那么运行表安排是很紧凑的，每昼夜需要行驶120公里。

　　到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走完全程就只需18.5昼夜，车辆每昼夜行驶里程增大到168公里。

　　Z战役的重要部分——飞机

　　中方首先要求提供的飞机是最早从苏联运去的军用物资之一。

　　由于飞机外形尺寸奇特，运送十分困难，所以要拆御装运。飞机机身安放吉斯C-6上，机翼、尾翼、螺旋桨、备件和必不可少的物资分装在大箱子里，用吉斯C-5运输。运输飞机的汽车队通常有汽车50辆左右。

　　它们只能在昼间行驶。行驶中绝对禁止超越这些车辆。对面来车须停下，让运载整件货物的车辆通过。在通过山垭口、河流和其他难以通行地段时，汽车队派出调整员，保障车辆通过。

　　汽油供应发生了很多问题，因为中国当局只能保证少量供给。这样，部分汽油就只好依靠有效军事负载，从苏联运进(仅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就给运输线运去了1740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运量达2.7倍，即4718.8吨)。

　　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到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间，汽车在运输线上的总行驶里程达1722万公里，转运并移交给中方有效载重物品10965吨，苏方在两年内为建筑及运送物资、人员和燃滑油料等支出达991万卢布。

　　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0月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2月中，给中国运送货物占用了苏联5260辆货车。仅根据苏联政府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6月8日815/132号命令，经“Z”运输线向中国运送的装备就有飞机30架、飞机合用全套配件3套、航炮型飞机10架、机枪型飞机20架、20次出动所需弹药(航空炸弹总数达16458枚)、航空机枪弹药507.4万粒、弹链600万条。

　　除此以外，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还沿这一运输线运送了大量炮兵装备：带全套零配件的1930年型37毫米加农炮200门及其炮弹40万发，带全套零配件的76毫米山炮50门及其炮弹10万发，带全套零配件的重机枪1000挺，带全套零配件的杰格佳廖夫机枪3000挺，托卡列夫“马克辛”机枪400挺，7.62毫米俄式步枪子弹7000万发，7.9毫米德国式步枪子弹3000万发。

　　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9月至民国三十年(1941年)6月，苏联共向中国运送了1235架飞机、1600门各种口径火炮、14000多挺机枪、50000支步枪、1.8亿发子弹、31600枚航空炸弹、约200万发炮弹。

　　为了进行比较，可以列举其他一些数字。

　　蒋介石政府与英国和美国也达成了军事援助协议。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至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月15日，中国得到了70架飞机、15000吨炸药、20000吨铁路装备、20000吨炮弹和炸弹。其中英国提供了40架飞机和800吨炸药，美国提供了11架飞机和450吨火药。

　　苏联援华飞机情况

　　苏联开始向中国人民提供援助后，立即出现了苏联飞行员必须直接参加对日本空军作战的问题。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9月14日，蒋介石致电苏联政府，坚持请求尽快解决派遣志愿飞行员去中国的问题。提出请求的理由是，中国由于缺乏飞行干部，无法使用从苏联运来、中国极其需要的飞机。蒋介石很了解这点。

　　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前夕，中国空军名义上有500架飞机，但实际上能够参加战斗的只有100架左右，而且完全没有重型轰炸机，中型轰炸机也只有20架。

　　国家没有自己的航空工业(有进行维修和生产教练机的三个大厂和九个小厂)，不会制造战斗机，甚至没有备份零件。最微小的故障都会使飞机长时间失去战斗力。

　　这些飞机购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上述国家利用中国走投无路的处境，向它供应构造落后、本国军队早已淘汰的飞机。

　　例如：所购买的美国轰炸机留空时间不多于四小时, “马尔蒂尼”、“亨克尔”、“卡普罗尼-101”、“菲亚特-BZ-3”等轰炸机的战术技术性能也很差。

　　战争开始前中国空军共有600名飞行员，但他们没有任何战斗经验。日本轰炸航空兵在飞机数量和飞行技术性能方面对中国空军占有13倍的优势。在中国作战的840架日本飞机中，有345架是轰炸机(双引擎中型轰炸机，双尾翼，带收放式起落架，装备3到5挺机枪，乘员7人，载弹量1000公斤，活动半径2000公里，最大速度330公里/小时; “萨伏亚” (Savoia)双引擎轰炸机，速度350千米——380千米/小时，载弹量800公斤，装备3挺机枪，乘员5到7人，储油量可供10个小时)，占全部飞机的43%。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让中国拥有的飞机望尘莫及的是日本飞机装备了用于夜间飞行的无线电台和仪表。飞机被漆成银灰色或深绿色。飞行员受过不错的攻击敌人机场、有效支援地面军队的训练，普遍实践过转移到新的陌生机场的行动。

　　歼击机每天主要进行对敌空中侦察，既从地面，也从航空母舰上起飞。日本人利用无线电通信引导轰炸机轰炸目标。在中国境内还有间谍无线电台引导敌方飞机攻击目标。

　　日军航空兵利用自己的优势，完全和局部夺取了制空权，不受惩罚地轰炸中国军队、工事、机场。中国空军在头几次战斗中就损失了三分之二的飞机，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底能够作战的飞机仅剩30架左右。

　　当时驻中国武官、旅级伊万诺夫曾证实：日军航空兵无论在前线还是后方都掌握了制空权。压制中国人的主要兵力是航空兵。它只要一出现在战场，就使中国人停止移动、射击、补给、联络，失去组织，还使后方产生恐慌。

　　根据中国空军司令部的资料，仅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2月1日至4月15日期间，日军航空兵就实施了有2336架作战飞机参加的500多次空袭，其中：轰炸机场120次(188架飞机参加);轰炸城市和工业中心171次(885架飞机参加);轰炸交通工具141次(992架飞机参加);其他空袭79次(271架飞机参加)。

　　中国的歼击航空兵总共约有30架各型飞机——英国的“斗士”(Gladiator)、“柯蒂斯”(Curtiss)、“菲亚特-32a”(Fiat-32a)，结构都已过时。但是，实际上只有5至6架陈旧不堪的“柯蒂斯”能飞，它们不能参加战斗，即便起飞，也只用来攻击飞向中国机场、没有歼击机护航的日军轰炸机。所有其他歼击机都已在战斗中或在机场上被日本人消灭。

　　就飞机而言，日军歼击航空兵与中国的相比，占有压倒性的四倍优势。中国根本没有新式飞机。

　　苏联援华飞行员情况

　　仅仅因为苏联志愿飞行员和当时最新式的航空技术装备来参加作战，中国歼击航空兵才免于被全部消灭，从而使情况慢慢好转。

　　中国领导人再三请求的根本原因，是在反对强大、经验丰富、装备精良的日军战争中，绝对必须捍卫中国的主权和独立。

　　根据这些请求，苏联除提供航空技术装备外，还向中国派遣了志愿飞行员和航空教练员。

　　由于情况复杂，为在中国作战而挑选、训练飞行员和教练员的工作要在极短时间内(一星期到一个月)进行。对到国外作战的候选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首先要考虑是否具有战斗经验、理论、战术和专业素养是否高)，选拔过程中要淘汰不符合所提要求者。

　　应该公正地说，选拔不可能不出差错，致使头几批歼击机飞行员中选了大量年轻的、还缺乏经验的飞行员及不久前才从苏军飞行学校毕业的学员，但这些差错很快就改正了。

　　头几批轰炸机飞行员和歼击机飞行员是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0月至11月从苏联前往中国的。每批要在中国逗留不超过八个月的时间，加上通常在路上耽搁的2到5个月。这样，每年在中国领空参加作战的苏联志愿飞行员总数约为400到450人。

　　例如，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5月月中在中国的飞行员有421名，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5月则有424名。计算去中国的苏联志愿飞行员总数时，应该指出，根据军事历史学家瓦尔塔诺夫引用的档案材料，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5月，在中国的苏联志愿飞行员约有1800名(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6月有1300名，内有轰炸航空兵飞行员700多名，歼击航空兵飞行员约700名)。另外还应加上从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空军培养本国干部的200多名航空兵教练员和技师。总数应接近2000人。

　　在这些人中，仅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就有约430人因表现出奋不顾身精神和英雄气概而得到奖赏：11人成为苏联英雄，14人荣膺列宁勋章，193人荣膺红旗勋章，125人荣膺红星勋章，80多人荣膺奖章。

　　轰炸航空兵各大队人员的补充并前往中国，根据飞行员的训练程度一批批地进行。

　　苏联援华航空队的战绩

　　在苏联飞行员驻留中国的第一阶段，双方作战行动都很积极，空战规模和频度也大，参战飞机数量创下了最高纪录。这一阶段也是双方最重要、最困难的阶段。

　　飞行员要应付敌压倒的数量优势，应付不熟悉的日军航空兵战术，适应中国数量极少、欠发达、构筑不好的机场网。

　　侦察组织得很差，使飞行员无法对敌人飞机、机场、高射炮兵进行必要的了解，得到必需的情报，因而只能对日军进行差不多盲目的轰炸。飞行员们不知道目标附近是否有高射炮兵和歼击航空兵，不知道它们有多少并且配置在何处。指示目标不具体，有时道路或山区目标的指示范围达30到60公里。在此条件下，只好从2000到3000米高度对目标实施轰炸，而从安全角度看，最有利的高度不应低于4000米。正是在这样的高度上，轰炸机装备的M-100发动机功率最大，使日军歼击机追不上它们。因此，这一阶段的特点是苏军轰炸航空兵损失最大。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7月一个月内就被击落162架飞机，其中有快速轰炸机53架和重型轰炸机3架。

　　根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空军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5月前在空中击落和在机场消灭日军飞机625架，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底前击沉和击伤敌人150多艘战舰和运输船。

　　由于苏联飞行员采取了成功的行动，日本空军在中国的猖獗性大大下降。

　　如果说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到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它常常以20到25机编队突击中国军队浅近纵深，对大的工业和行政中心则以100架飞机分若干编队行动，那么到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4月前，便只能偶尔实施单机飞行和以约10架飞机组成的小编队实施空袭。

　　战斗中，阿诺索夫、巴布洛夫斯基、克列夫佐夫、卡尔片科、穆拉维约夫、诺沃德拉诺夫、波梅兰佐夫、费奥多罗夫、沙利莫夫、斯科罗姆尼科夫、普罗科菲耶夫率领的轰炸机乘员组表现尤其突出。

　　根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秋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春期间，除轰炸航空兵飞行员外，苏联还有约700名歼击航空兵志愿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在中国服务。

　　由苏联英雄普罗科菲耶夫大尉率领的第一批101名歼击航空兵飞行员早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9月月中就被派到了中国。

　　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至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年中，苏军歼击飞行员参加了16次空战，出动了47次，空袭时间达1400小时。仅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1日至12日，苏军歼击机就进行了7次战斗出动，其间击落日军轰炸机10架。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月30日，他们又在洛阳上空击落日军1架轰炸机和4架歼击机。2月18日，日本空军又在武汉空域损失了12架飞机。当日本人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2月企图在兰州实施轰炸时，又被击落30架飞机。他们在3月也遭到了同样的损失。

　　根据中国历史学家们的资料，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7月至10月武汉会战期间，日本空军损失了758架飞机和1064名飞行员。

　　根据苏联官方关于在“Z”运输线执行任务的歼击航空兵各大队人员情况的统计，到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月21日共有63位苏联志愿者在中国牺牲。而在中国的土地上捐躯的苏联飞行员则有200多名。

　　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至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5月月中，有24名歼击机飞行员在空战和空难中牺牲，9人受伤。39架苏联飞机被击落，5架在空难中坠毁，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间共有195名苏联公民在中国牺牲和失踪：其中指挥员146名、初级指挥员33 名、战士7名。此外，还有7名指挥员和2名初级指挥员失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