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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飞鹰——抗战期间苏联志愿航空队援华始末(一)
来源:北京日报   2017-06-01 08:39:53

刚刚执行完作战任务的苏联志愿飞行员。

  在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中,最著名的国际援华抗日力量是美国的“飞虎队”。其实,在“飞虎队”之前,还有一支来自外国的志愿航空队,他们在抗战 形势最危急的时候来到中国,与中国人民共患难4年多,同日本侵略者激战长空,其作用和贡献甚至超过了“飞虎队”。

  这群翱翔在中国蓝天的战鹰是苏联志愿航空队 。

  在抗战初期,在英、美等国对中日战争还采取中立立场的时候,苏联是第一个援助中国抗日的国家。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援华飞机有1000多架,空军志愿队有2000余人。在多次空战、轰炸中,苏联志愿航空队击沉日本兵舰十几艘,击落、击伤敌机数百架,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超过200名苏联飞行员血洒中国长空。

  这一段蓝天碧血的历史,值得中国人永远缅怀。

  失守的天空

  1937年8月14日,即淞沪会战爆发后的第二天,日军鹿屋航空队18架九六式陆上攻击机由台北起飞,轰炸大陆沿海机场,其中9架飞临杭州上空,准备破坏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军用机场笕桥机场。

  日本的轰炸机几乎是肆无忌惮地在中国领空横行。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的空军没有对日本侵略者形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在“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的262架飞机甚至都没有升空,就被日军全部缴获。

  但这次,大摇大摆来轰炸笕桥机场的日本飞机付出了代价。

  一队中国空军的战斗机忽然钻出云层,咬着日本轰炸机喷吐着复仇的火焰。那是刚刚从河南调至淞沪战场的中国空军第4大队,大队长是中国空军王牌飞行员高志航。

  经约30分钟激烈战斗,高志航大队击落日机3架,击伤1架,本队只有1架战斗机轻伤。此次空战是中国空军抗击日军空中袭击的第一次作战。首战获胜,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日斗志。国民政府将8月14日定为“空军节”。

  而这场胜利,险些成了中国空军抗战史 的“绝笔”。

  日本的九六式陆上攻击机是侵华期间轰炸中国的主力轰炸机,但其对空火力薄弱。而高志航大队所驾驶的飞机是美国产的霍克3型战斗机,主要作用就是空战。这场空战,中国空军占据了短暂的优势。然而这样的优势只能保证一场战斗的胜利--以当时中日双方的空军实力对比衡量,日本侵略者掌握的优势是压倒性的。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不久,1937年5月,刚刚从美国空军退役的陈纳德,在宋美龄的邀请下来到中国,以专业顾问的身份对中国空军开始考察。陈纳德的考察结论很令人沮丧:中国空军名义上有500架飞机,但实际能飞、能空战的只有90架左右。

  事实表明,陈纳德的说法可能还有“客气话”的成分。据中国抗战资料统计,在“七七”事变之前,中国空军列编9个大队、5个独立中队,装备各种飞机296架,飞行员620名,能参战的不足半数。

  在中国空军装备的飞机中,只有不到一半产于上世纪30年代,勉强能跟上时代,但又缺乏相应的维修、保养,实际上能够投入实战的飞机少得可怜。而且由于没有自己的航空工业,中国空军装备是典型的“万国造”,战时损失极难补充。

  反观穷兵黩武的日本侵略者,空军当时不是独立的兵种,而是分别隶属于陆军和海军的航空队。1937年全面侵华之时,日本陆军航空队已有飞机1480架,海军航空队有飞机1220架。日军飞机数量是中国的九倍以上。其中装备最多的是九六式陆上攻击机和九六式舰载战斗机,都是1936年投产的新机型,当时世界军机的佼佼者。

  中日之间的空战,是一场完全不对等的搏杀。

  “八一四空战”之后,日本开始有目的地“绞杀”中国空军。8月15日至10月下旬,中日双方为争夺上海、杭州、南京等地的制空权,展开了激烈的空战。弱小的中国空军有着足够英勇的表现,经过三个月奋战,使日本侵略者损失飞机230架、击毙飞行员327名(此为国民政府统计数字,日军统计为损失飞机39架)。

  中国空军付出的代价更为沉重。国民政府没有公布过真实的战机损失,据日本公布的“战绩”,从1937年8月14日到10月10日,日本航空兵在空中击落181架中国战机,在地面击毁战机l40架。陈纳德的回忆也反映出中国空军的惨烈损失:三个月内,中国失去了三分之二的飞机,到11月初,所有能飞的飞机加在一起只有三十几架,基本上丧失了作战能力。

  日本侵略者完全占据了中国战场的制空权。

  就在此时,中国空军得到了强援。一支来自苏联的神秘航空队迅速组建,半空杀出。

苏联志愿航空队飞行员在兰州机场留影。

  磕磕绊绊地携手

  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在危机时刻的携手并非一拍即合,相反,此前十年间,双方经历了磕磕绊绊的外交波折,期间不但有大国间的国家利益、权益之争,还夹杂着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的“家事”。

  上世纪20年代的大革命时期,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的主张,苏联也是中国大革命的积极支持者,鲍罗廷等大批苏联顾问来到中国,苏联的先进武器武装了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

  那是国民政府与苏联外交关系的一个“蜜月期”。为数众多的中国青年赴苏留学,学习革命经验,其中就包括1925年时留苏的蒋经国。

  转折发生在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消息传到苏联,对当时热衷共产主义,并且已经加入了中国共青团的蒋经国来说无异晴空霹雳。但他转变得很快,马上带头鼓动学生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大厦前游行,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谴责:“蒋介石是我的父亲和革命友人,现在却是我的敌人。”

  这一年的年底,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的国民政府发布断绝邦交令,宣布撤销驻在各省的苏联领事馆。但因当时南京政府是尚未获得国际承认的地方性政权,故上述措施的效力仅及于南京政府所支配的地区。不过,中国国民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正式决裂。

  1928年6月占领北京以后,南京政府成为代表中国的中央政府,对苏关系继续恶化。翌年7月,中苏终因中东路武装冲突而断绝了邦交,苏联加强了对外蒙的实质控制,外蒙问题和中东路问题随之成为中苏之间两大外交悬案。

  而蒋介石个人对苏联的敌意越来越浓。特别是他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都有苏联在背后援助。他的儿子蒋经国此时仍滞留苏联,父子恩怨也掺杂进两国关系之中。

  蒋经国留在苏联长达12年之久,娶了个苏联妻子,在他1937年回国时,能记得的汉字就只剩几百个了。这12年中蒋经国复杂的政治态度,是历史学家们好奇和研究的焦点,莫衷一是。有一点倒是公认的,蒋经国在苏联的日子不好过。他经历了读书、流放、充军、做工……也亲自下过农田,做过苦工,甚至讨过饭,数次申请回国却未获苏联方面准许。1936年,蒋经国申请成为联共正式党员,被列为“第四类布尔什维克”。所谓第四类,指的是“人民敌人”的子女。

  蒋介石牵挂着儿子,却又忧心蒋经国在苏联被“赤化”,而且对他发表的激烈声明耿耿于怀,如何面对儿子又是个难题。蒋介石在日记中如此宽慰自己:“经国不归,使余无逆子之忧惭,是塞翁失马,上帝必有其意旨也。”

  这份纠结的个人感情,是蒋介石对苏态度的又一个负面因素。

  1923年大革命之初,蒋介石曾认为“苏俄为吾中国唯一之同志,中国革命之成败自与苏俄有密切关系”,到1928年后的日记中,对苏联则以“俄寇”相称。

  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为中苏关系的调整带来了转机。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也让苏联意识到危险,认为日本“对华战争就是进攻苏联的序幕”。共同的敌人让此前持敌对态度的中苏两国迅速靠近,1932年底,两国恢复邦交。

  不过,外交关系虽然恢复了,中苏并没有真正消除芥蒂。

  苏联在“九一八”事变后表现出的两面性,让国民政府心存疑虑。一方面,苏联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感到了危险的迫近,因而更积极主动地靠近中国。另一方面,苏联又在维持着对日本的安抚,对伪满洲国采取事实承认的态度,甚至把中东铁路出让给了伪满洲国。

  国民政府这时也没有把苏联当成抵抗日本的盟友,更大的希望寄托于英美。而当时的中国在英美的外交版图中显然算不上重要,他们对中国的支持至多是“口惠而实不至”。甚至这些西方强国还在借着中日冲突大发战争财,助纣为虐。1938年美国输入日本的货物中,钢铁等战略物资所占比重达到了65%;英国也是日本的一大军火卖家。

  最终,日本挑起的全面侵华,让中国国民政府和苏联别无选择地走到了一起。全面抗战爆发一个多月后,中国同苏联迅速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结成了“准同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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