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飞鹰——抗战期间苏联志愿航空队援华始末（一）
来源：北京日报   2017-06-01 08:39:53

刚刚执行完作战任务的苏联志愿飞行员。

　　在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中，最著名的国际援华抗日力量是美国的“飞虎队”。其实，在“飞虎队”之前，还有一支来自外国的志愿航空队，他们在抗战 形势最危急的时候来到中国，与中国人民共患难4年多，同日本侵略者激战长空，其作用和贡献甚至超过了“飞虎队”。

　　这群翱翔在中国蓝天的战鹰是苏联志愿航空队 。

　　在抗战初期，在英、美等国对中日战争还采取中立立场的时候，苏联是第一个援助中国抗日的国家。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援华飞机有1000多架，空军志愿队有2000余人。在多次空战、轰炸中，苏联志愿航空队击沉日本兵舰十几艘，击落、击伤敌机数百架，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超过200名苏联飞行员血洒中国长空。

　　这一段蓝天碧血的历史，值得中国人永远缅怀。

　　失守的天空

　　1937年8月14日，即淞沪会战爆发后的第二天，日军鹿屋航空队18架九六式陆上攻击机由台北起飞，轰炸大陆沿海机场，其中9架飞临杭州上空，准备破坏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军用机场笕桥机场。

　　日本的轰炸机几乎是肆无忌惮地在中国领空横行。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的空军没有对日本侵略者形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在“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的262架飞机甚至都没有升空，就被日军全部缴获。

　　但这次，大摇大摆来轰炸笕桥机场的日本飞机付出了代价。

　　一队中国空军的战斗机忽然钻出云层，咬着日本轰炸机喷吐着复仇的火焰。那是刚刚从河南调至淞沪战场的中国空军第4大队，大队长是中国空军王牌飞行员高志航。

　　经约30分钟激烈战斗，高志航大队击落日机3架，击伤1架，本队只有1架战斗机轻伤。此次空战是中国空军抗击日军空中袭击的第一次作战。首战获胜，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日斗志。国民政府将8月14日定为“空军节”。

　　而这场胜利，险些成了中国空军抗战史 的“绝笔”。

　　日本的九六式陆上攻击机是侵华期间轰炸中国的主力轰炸机，但其对空火力薄弱。而高志航大队所驾驶的飞机是美国产的霍克3型战斗机，主要作用就是空战。这场空战，中国空军占据了短暂的优势。然而这样的优势只能保证一场战斗的胜利--以当时中日双方的空军实力对比衡量，日本侵略者掌握的优势是压倒性的。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不久，1937年5月，刚刚从美国空军退役的陈纳德，在宋美龄的邀请下来到中国，以专业顾问的身份对中国空军开始考察。陈纳德的考察结论很令人沮丧：中国空军名义上有500架飞机，但实际能飞、能空战的只有90架左右。

　　事实表明，陈纳德的说法可能还有“客气话”的成分。据中国抗战资料统计，在“七七”事变之前，中国空军列编9个大队、5个独立中队，装备各种飞机296架，飞行员620名，能参战的不足半数。

　　在中国空军装备的飞机中，只有不到一半产于上世纪30年代，勉强能跟上时代，但又缺乏相应的维修、保养，实际上能够投入实战的飞机少得可怜。而且由于没有自己的航空工业，中国空军装备是典型的“万国造”，战时损失极难补充。

　　反观穷兵黩武的日本侵略者，空军当时不是独立的兵种，而是分别隶属于陆军和海军的航空队。1937年全面侵华之时，日本陆军航空队已有飞机1480架，海军航空队有飞机1220架。日军飞机数量是中国的九倍以上。其中装备最多的是九六式陆上攻击机和九六式舰载战斗机，都是1936年投产的新机型，当时世界军机的佼佼者。

　　中日之间的空战，是一场完全不对等的搏杀。

　　“八一四空战”之后，日本开始有目的地“绞杀”中国空军。8月15日至10月下旬，中日双方为争夺上海、杭州、南京等地的制空权，展开了激烈的空战。弱小的中国空军有着足够英勇的表现，经过三个月奋战，使日本侵略者损失飞机230架、击毙飞行员327名(此为国民政府统计数字，日军统计为损失飞机39架)。

　　中国空军付出的代价更为沉重。国民政府没有公布过真实的战机损失，据日本公布的“战绩”，从1937年8月14日到10月10日，日本航空兵在空中击落181架中国战机，在地面击毁战机l40架。陈纳德的回忆也反映出中国空军的惨烈损失：三个月内，中国失去了三分之二的飞机，到11月初，所有能飞的飞机加在一起只有三十几架，基本上丧失了作战能力。

　　日本侵略者完全占据了中国战场的制空权。

　　就在此时，中国空军得到了强援。一支来自苏联的神秘航空队迅速组建，半空杀出。

苏联志愿航空队飞行员在兰州机场留影。

　　磕磕绊绊地携手

　　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在危机时刻的携手并非一拍即合，相反，此前十年间，双方经历了磕磕绊绊的外交波折，期间不但有大国间的国家利益、权益之争，还夹杂着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的“家事”。

　　上世纪20年代的大革命时期，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的主张，苏联也是中国大革命的积极支持者，鲍罗廷等大批苏联顾问来到中国，苏联的先进武器武装了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

　　那是国民政府与苏联外交关系的一个“蜜月期”。为数众多的中国青年赴苏留学，学习革命经验，其中就包括1925年时留苏的蒋经国。

　　转折发生在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消息传到苏联，对当时热衷共产主义，并且已经加入了中国共青团的蒋经国来说无异晴空霹雳。但他转变得很快，马上带头鼓动学生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大厦前游行，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谴责：“蒋介石是我的父亲和革命友人，现在却是我的敌人。”

　　这一年的年底，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的国民政府发布断绝邦交令，宣布撤销驻在各省的苏联领事馆。但因当时南京政府是尚未获得国际承认的地方性政权，故上述措施的效力仅及于南京政府所支配的地区。不过，中国国民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正式决裂。

　　1928年6月占领北京以后，南京政府成为代表中国的中央政府，对苏关系继续恶化。翌年7月，中苏终因中东路武装冲突而断绝了邦交，苏联加强了对外蒙的实质控制，外蒙问题和中东路问题随之成为中苏之间两大外交悬案。

　　而蒋介石个人对苏联的敌意越来越浓。特别是他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都有苏联在背后援助。他的儿子蒋经国此时仍滞留苏联，父子恩怨也掺杂进两国关系之中。

　　蒋经国留在苏联长达12年之久，娶了个苏联妻子，在他1937年回国时，能记得的汉字就只剩几百个了。这12年中蒋经国复杂的政治态度，是历史学家们好奇和研究的焦点，莫衷一是。有一点倒是公认的，蒋经国在苏联的日子不好过。他经历了读书、流放、充军、做工……也亲自下过农田，做过苦工，甚至讨过饭，数次申请回国却未获苏联方面准许。1936年，蒋经国申请成为联共正式党员，被列为“第四类布尔什维克”。所谓第四类，指的是“人民敌人”的子女。

　　蒋介石牵挂着儿子，却又忧心蒋经国在苏联被“赤化”，而且对他发表的激烈声明耿耿于怀，如何面对儿子又是个难题。蒋介石在日记中如此宽慰自己：“经国不归，使余无逆子之忧惭，是塞翁失马，上帝必有其意旨也。”

　　这份纠结的个人感情，是蒋介石对苏态度的又一个负面因素。

　　1923年大革命之初，蒋介石曾认为“苏俄为吾中国唯一之同志，中国革命之成败自与苏俄有密切关系”，到1928年后的日记中，对苏联则以“俄寇”相称。

　　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为中苏关系的调整带来了转机。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也让苏联意识到危险，认为日本“对华战争就是进攻苏联的序幕”。共同的敌人让此前持敌对态度的中苏两国迅速靠近，1932年底，两国恢复邦交。

　　不过，外交关系虽然恢复了，中苏并没有真正消除芥蒂。

　　苏联在“九一八”事变后表现出的两面性，让国民政府心存疑虑。一方面，苏联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感到了危险的迫近，因而更积极主动地靠近中国。另一方面，苏联又在维持着对日本的安抚，对伪满洲国采取事实承认的态度，甚至把中东铁路出让给了伪满洲国。

　　国民政府这时也没有把苏联当成抵抗日本的盟友，更大的希望寄托于英美。而当时的中国在英美的外交版图中显然算不上重要，他们对中国的支持至多是“口惠而实不至”。甚至这些西方强国还在借着中日冲突大发战争财，助纣为虐。1938年美国输入日本的货物中，钢铁等战略物资所占比重达到了65%;英国也是日本的一大军火卖家。

　　最终，日本挑起的全面侵华，让中国国民政府和苏联别无选择地走到了一起。全面抗战爆发一个多月后，中国同苏联迅速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结成了“准同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