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在重庆上空的苏联志愿飞行员
来源：《红岩春秋》2013 (3) :50-53 作者：唐学锋   2017-06-01 14:58:04

　　在1958年的国庆招待会上，周恩来总理握住两位客人的手，深情地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格里戈里·库里申科。”这两位特殊的客人，正是曾参与援助中国抗日的苏联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的妻子塔玛拉和女儿依娜(一译英娜)。

　　2005年5月8日，正在莫斯科参加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庆典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见了曾经参加中国抗战的俄罗斯老战士及遗属代表，并向他们赠送收录有库里申科等人抗战事迹的纪念画册《胜利的回忆》。

　　2013年3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俄，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说：“抗日战争时期，苏联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来华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他动情地说：‘我像体验我的祖国的灾难一样，体验着中国人民正在遭受的灾难。’他英勇牺牲在中国大地上，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位英雄，一对普通的中国母子已为他守陵半个多世纪。”

　　历史并未被湮没，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于重庆万州的飞行员库里申科，已成为苏联空军援华抗战的代名词，而这段历史也成为中国人民无法忘却的记忆。

　　抗战烽火中的重庆大空战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等城市相继失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由于战线过长，后继补给不足，再加之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活跃于敌后根据地，侵华日军已无力在地面上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战，便转而实施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侵华新策略。为此，侵华日军集中了在中国大陆上的陆海军航空部队主力，对我大后方实施航空作战，企图以单纯的空中力量，通过对我大后方主要城市的轰炸，造成平民的大量伤亡和财产损失，以形成战争恐怖，削弱斗争意志，迫使我抗战政权屈服和投降。

　　重庆，作为中国战时的陪都，自然成为日军实施空中打击的主要目标。1939年1月15日，中日空军在重庆上空首次相遇，并发生空中格斗，拉开了重庆大空战的序幕。是役，我空军击落敌机1架，坠于南岸的大兴场境内。1941年8月30日，日寇陆军第三飞行团长远藤三郎少将亲自乘机指挥，飞临蒋介石在重庆的黄山官邸，企图从空中“定点清除”中华民国政府首脑。其行动失败后，日空军认为单纯依靠空中力量迫使我军民屈服的作战目的无法达到，遂停止了对我大后方的大规模航空作战计划。此后，由于日寇发动了东南亚和太平洋战争，其在大陆的航空力量逐渐削弱，已无力发动新的作战。而随着陈纳德飞虎队的组建，特别是美国空军援华，中美空军混合团成立，进驻重庆担任防空任务，并夺回中国上空的制空权，重庆上空自1941年10月以后就很少遭遇日机成建制的袭扰了。

　　重庆大空战作战的主要空域，不仅仅局限于重庆主城区上空这一带，还包括从武汉、宜昌日军主要空军基地至重庆沿长江一线近800公里的空中走廊。重庆大空战又分主城区上空布防的被动空中作战、在敌机来袭路线上的拦截作战、以及对敌空袭重庆的空军基地主动作战这三种空战形式。

　　在整个重庆大空战的过程中，除中美空军外，还有一支苏联空军志愿队参加了保卫重庆的战斗。

　　血洒重庆上空的苏联飞行员

　　1939年5月底6月初，为加强中国大后方的空防力量，苏联政府派出苏普伦少校率领的两个大队共50架战斗机进驻重庆。其中一个大队使用伊-15战斗机，大队长为沃罗比约夫大尉;另外一个大队使用伊-16战斗机，大队长为布戴齐耶夫大尉。同时，库里申科大尉和科·洛夫大尉率领两个DB-3远程轰炸机大队驻守成都。

　　当时，因苏联并未与日本正式宣战，所有志愿队处于保密状态，对外称“中国空军正义之剑大队”，其使用的飞机在涂装上均使用了中国空军的标志、徽号。其惟一的区别是在机身位置书写上两位数的大型阿拉伯数字，而中国空军则在机身上书写四位数字，其前两位数代表该飞机所在的中队，后两位数表示它在该中队的序号。此外，为了保护援华抗日的飞行员，中国政府发给他们每人一张布制的救护证明，在飞机迫降和跳伞时能够得到中国当地军民的全力救护。

　　由于苏联志愿飞行队是秘密援华抗战，且采取轮战方式，在中国战场上呆的时间均不长，一般不超过半年。因此，关于他们参战的详细过程很少有资料记载，故现在已很难完整地再现这一特殊时期的历史了。而从现有能够掌握的资料来看，在整个重庆大空战期间，一共牺牲了5位苏联志愿飞行员。

　　第一位牺牲者是布戴齐耶夫，牺牲时间是1939年6月18日。布戴齐耶夫是苏联志愿飞行队在中国空战中牺牲的第二位大队长(第一位是尔拉夫孟诺，在1938年10月9日的衡阳空战中阵亡)。但十分可惜的是，这位与库里申科同职位、入华作战还不到一个月就血洒长空的作战英雄，其牺牲空域具体位置不详，人们至今还未找到他驾驶的飞机残骸和其遗体。

　　第二位牺牲者是柏达依采夫，牺牲时间是1939年7月6日。由于苏联志愿飞行队的到来，重庆的空防力量有所增强，敌机袭渝不是被击落，就是被击伤，敌空军不得不承认“重庆上空不好对付”。因此，从1939年6月中下旬开始，敌机轰炸重庆多改在夜间进行。中苏空军克服机场缺乏夜间导航设施的困难，努力与敌空军展开决战。柏达依采夫就是在一次夜战中阵亡的，他的飞机最后掉在何处至今仍是一个谜。

　　另外两位牺牲的苏联志愿飞行员是卡特诺夫(原名科托普密科·瓦西里·特米特里也维奇)和司托尔夫(原名斯科科夫·彼得·拉普连奇也维奇)。他们牺牲后曾先后葬于重庆的袁家岗、江北杨家坟花园。因原墓地狭小，1959年9月，中共重庆市委决定将其迁葬于鹅岭公园。1962年2月，重庆市政府将鹅岭公园苏军烈士墓确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重庆直辖后，市政府于2000年9月再次将其确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从墓碑介绍的内容来看，这两位英雄的军衔是上校，估计应是牺牲后由当时的中国政府追赠的。这种情况在当时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即由政府对抗战中英勇捐躯、且又有一定影响力的中外将士予以军衔上的追赠，以示嘉奖。

　　在重庆大空战的牺牲者中，最有名的便是库里申科。库里申科的全名叫格里戈里·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1903年出生于乌克兰。他曾充满感情地对翻译说：“说实话，我像体验我的祖国的灾难一样，体验着中国人民正在遭受的灾难，我每当看到日本飞机炸毁的建筑和逃难的人群就难过。日本人为什么要来轰炸在大路两旁的、田里安详恬静地劳作着的中国农民呢?……我们要敌人付出多倍的代价，要敌人在我们的打击下仓皇逃命。” 　　库里申科正是怀着这种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日本法西斯的刻骨仇恨投身于中国抗战事业的。当时，日寇占领武汉后即将在中国大陆的海军航空部队主力集中于周边机场，执行对重庆的轰炸任务。因此，摧毁日寇在武汉的空军基地，就成为中国空军防卫重庆、反制日寇空中袭击的主要任务之一。而在整个重庆大空战期间，中国空军最大规模、最为成功的两次对敌武汉空军基地的袭击，是在1939年10月3日和14日。这两次远袭，都是由“中国空军正义之剑大队”——苏联志愿飞行队完成的。

　　1939年10月3日，苏联志愿飞行队出动9架DB-3远程轰炸机，突然袭击日军武汉空军基地。由于敌空军毫无防备，我机群飞临敌王家墩机场竟未遭遇拦截，当即投下高爆炸弹和燃烧弹，将机场炸成一片火海。日军共有7名校一级军官被炸死，其中包括日海军木更津航空队副队长石河中佐、鹿屋航空队副队长小川中佐等;日海军第一航空联队司令官塚原二四三被炸掉右臂，12名士官负重伤，鹿屋航空队末雄大佐及25名官兵负轻伤;40多架飞机被炸毁，油库和航空器材库的一部分也被炸毁，油料燃起的大火足足烧了3个小时。

　　10月14日，苏联志愿飞行队以20架DB-3远程轰炸机再次出击武汉王家墩机场。据事后中央社报道：是役，我空军炸毁日本轰炸机66架，战斗机37架，汽油库1座，汽车40余辆。而据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撰的《中国方面海军作战》(二)记载，在这次轰炸中，日本“海军第13航空队的主体约40架飞机被炸毁，陆军飞机20架也遭损坏，这是事变以来发生的最大损害”。

　　在这次战斗中，库里申科驾驶的飞机遭到敌战斗机的追击，库里申科身负重伤，其驾驶的飞机左发动机被击中，但他仍坚持驾驶飞机返航。在四川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上空时，飞机已无力继续飞行，不得不迫降于长江江面。库里申科因伤势过重无力泅渡而光荣牺牲，时年仅36岁。其他机组成员则获救生还。

　　11月3日，库里申科的遗体被打捞出水面，安葬于万县太白岩下白岩书院旁。1958年7月7日，万县市政府在西山公园内新建了库里申科烈士墓，以纪念这位为中国人民抗战而捐躯的英雄。

　　从重庆空战走出去的苏联英雄

　　在抗战时期，苏联先后派出了2000余名优秀飞行员到中国参战。他们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苏联空军的高级将领，如日加列夫成为苏联空军元帅，1949-1957年任苏联空军总司令;赫留金成为空军上将，1946-1957年曾两次任苏联空军副总司令;波雷宁成为空军上将，1959-1971年曾任苏联空军后勤部部长;布拉戈维申斯基、普希金、费道洛夫、马琴等人成为空军中将。

　　这些飞行员在中国天空战斗的5年中，先后有400余人获得各类勋章和奖章，有14人因作战英勇、战果辉煌而在回国后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同时，也有236人长眠于中国大地。

　　“苏联英雄”称号确立于1934年。1934年4月16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定，为表彰对国家立下英雄壮举的个人和集体，对有关人员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在中国战场因战功而荣获此称号的14名志愿飞行员中，有1人是从重庆空战中走出来的，他就是斯特潘·帕夫洛维奇·苏普伦。

　　苏普伦1907年8月2日出生于乌克兰，1929年参加苏联红军，1930年毕业于斯摩棱斯克初级航空学校，1939年6月来华作战。他率领的两个大队战斗机群进驻重庆周边机场，担任苏联志愿队驻重庆的联队长(少校军衔)，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保卫重庆。他在重庆的空战中有击落敌机的记录，具体数目不详。1939年11月，他率1个大队的战斗机移防广西柳州，支援广西方面的陆军作战，于次年1月返回苏联。他在中国战场上有击落日机6架的记录。

　　1940年5月20日，苏普伦首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他组织的试飞员航空兵团参加了西线作战部队，曾多次击落德国空军的飞机。1941年7月4日，苏普伦在一次激烈的空战中壮烈牺牲。22日，他再次被苏联政府追授予“苏联英雄”称号，他的遗骨被埋葬在莫斯科的新圣母公墓，其阵亡时驾驶的MIG-3战斗机遗骸被苏联中央武装力量博物馆永久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