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空军志愿队援华抗战大揭秘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赵仕枢   2017-06-02 09:47:14

　　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先后派遣2000多名志愿飞行员来到中国，组成苏联空军志愿队，驾驶1235架飞机援华抗战，击落日军飞机539架，有211人在中国血洒长空。

　　抗战开始，各方力量把目光聚焦到兰州这座古丝绸之路重镇上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后，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民奋起抗击。淞沪会战失败，日军兵临城下，随着沿海一些重要城市相继沦陷，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遭受巨大威胁。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西南、西北也随之变成抗战大后方，中国政治、经济中心也转移到了西南和西北。

　　“倚岩百丈侍雄关,西域咽喉在此间。”这是清代著名学者张澍形容兰州的诗句。兰州，是甘肃省的省会，处在中国大地中线偏北位置，地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兰州距离敌后和正面战场都不遥远，各种力量都把目光聚焦到这座古丝绸之路的重镇上。

　　毛泽东在他的《论持久战》中指出：“广州、武汉、兰州是日军企图占领的三个重要战略支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爆发后不久就开始在兰州布局。

　　1937年8月，八路军驻兰办事处成立后，使兰州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甘肃抗日救亡、进行后方发动、实现全民族抗战的重要基地。

　　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在党代表谢觉哉，处长彭加伦、伍修权领导下，坚定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营救被俘、流落的西路军将士，接待党的过往人员，输送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和抗战前线，指导中共甘肃工委开展工作，转运苏联援华物资，还将筹集的3万件大衣转运到边区，被周恩来誉为“革命的接待站，战斗的指挥所”。

　　由于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和甘工委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国共两党在甘肃的合作日渐密切，抗日救亡运动不断掀起高潮。甘肃青年抗战团、中国妇女慰劳前方抗日将士会甘肃分会、省外留学生抗战团、西北青年救亡读书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伊斯兰学会和回民教育促进会等群众抗日救亡团体相继成立。各抗日团体不仅在城乡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还组织开展各种捐献活动，兰州人民仅3个月就捐献现洋10多万元。

　　国民政府也加紧在兰州做好军事准备，一些重要的军事机构也相继建立。1937年11月，第八战区在兰州成立，蒋介石亲自兼任司令长官，并将甘肃、宁夏、青海以及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统归划入第八战区，后又将新疆、陕西划入第八战区管辖。兰州五泉山曾是第八战区首脑机关所在地。

　　国民政府还在五泉山设立了甘肃全省防空司令部前线指挥总部。也是指挥甘、宁、青、绥远地区对日作战、防空的核心。

　　在兰州还组建了中国空军基地和训练中心，设立了第四路司令部，时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将军的夫人在邓家花园主动腾出一部分房子作为指挥部。

　　国民政府不但在兰州扩建原有的拱星墩和临洮机场，而且在现在的榆中县清水驿乡西北部建了东古城机场，在西固建了西京城机场，在永登县西槽乡建了中川机场，构成兰州机场群。此外，还设立了空军第三工厂，负责修理各式飞机。

　　1938年，中国空军总队从四川梁山迁至兰州西固城，负责整训空军各支战斗机队，同时进行飞机的换装补充。驻兰空军作战部队先后有第八轰炸机大队，第六、十七、二十五驱逐机队等。

　　担任防空任务的是中央防空学校炮兵团的一个营，驻防于拱星墩机场和白塔山等地，配备有射程为5000米的苏制大口径高射炮4门，6门射程为2000米的德制苏罗通高射炮，以及30多挺高射机枪，构成严密的对空火力网。

　　兰州民众高涨的抗战热情，吸引着全国各地文化名流到兰州开展爱国救亡活动。曹禺、老舍、丁玲、焦菊隐、郑君里，还有画家丁聪、黄胄等人组成的上海救亡演剧队来到兰州，由肖军、塞克、王洛宾、洛珊、星南等人组成的战地服务团也来到了兰州。兰州火热的抗战热潮激励着这些艺术家们的创作激情，艺术家们的创作激情也鼓舞着兰州及全国民众的抗战情怀，使兰州抗日救亡热潮风起云涌，汹涌澎湃。

　　郑君里在抗战期间，曾三赴兰州，并由此转道青海、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等地，拍摄了反映各兄弟民族同仇敌忾、支援抗战的大型纪录片《民族万岁》，成为中国电影史光彩的一页。

　　王洛宾在与一支运送苏联援华物资的新疆车队司机联欢时，记录整理出脍炙人口的新疆民歌《达坂城的姑娘》，使他从此与维吾尔族民歌结下了不解之缘，成就了他“西部歌王”的美誉。

　　兰州各阶层民众的抗日热情迅速高涨、沸腾，充分发挥着大后方的作用，成为援华重要通道，每月都有上千吨苏联及英美、印度等国的援华物资通过汽车、马车、驼队沿古老的丝绸之路，跨过黄河，来到兰州，再向全国各地周转。

　　中国空军在日军强大空中力量的打击下几乎全军覆没，国民政府只好把求援目光投向苏联

　　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空军集各地方航空力量而组成，机种繁杂，人员素质参差不齐。1936年7月18日，广东地方空军80余架飞机由南京政府改编后，国民政府才基本统一了全国空军力量，拥有各种型号的飞机600余架，其中能使用于轰炸、侦察、歼击的作战飞机仅305架。这些飞机分别购自欧美国家，机种性能各异，能在空中格斗、拦截的飞机不过100余架，战时能执行轰炸、战斗等作战任务的飞行人员约为620人，其中能在空中驾驶歼击机格斗的飞行员不及半数。

　　而此时的日本已建立了生产各式歼击、轰炸、侦察、空运、教练等飞机和供应空军技术装备、军需物资的基础工业，在1937年就有自产军用飞机1500多架。抗战初期,日军使用于侵华的海军航空队、陆军航空队的各式飞机共约850多架。其空勤军官和军士都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空中指挥能力和战斗能力都较强。他们侵占到中国什么地方，马上就控制、修建机场, 形成空中绝对优势。

　　由于日军飞机在数量、质量上远超中国，他们很快就取得了制空权。日军肆无忌惮地轰炸中国军队、城市和平民，对中国政府、军队和人民构成了极大威胁。经过抗战开始后几个月的交战，到1937年11月初，中国空军能升空与日军作战的飞机不到36架。

　　日本战机在中国天空横行肆虐，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使原本就先天不足的中国空军濒临覆没。

　　面对日军强大的空中优势，依靠本身的力量无法扭转劣势，国民政府只有把目光投向外援。据时任兰州防空司令部参谋长叶建军回忆：国民政府曾拿着钱远渡重洋，到当时中立的美国去买飞机。采购官员一走进美国军火公司办公室，不料日本人也在那里买军火。两个敌对国家的采办官员板着面孔不说话，你买你的，我买我的;你办完你的事你走人，我办完我的事我走人。可没想到，中国人购买的40架飞机，装船运往中国公海时，竟被日本海军拦截劫走!

　　1937年9月14日，美国宣布禁止用美国船只装载武器和军用装备出口。美国似乎很中立公平，但这一政策首先是把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等量齐观。而这一政策适合拥有强大海军的日本，日本船只从美国装载武器和军用装备及其它战略物资能畅通无阻。

　　向外求援，而那些武器先进些的国家，大多又是日本的盟友。当时太平洋战争还未爆发，美国对日本表面上说是保持中立，但暗地里却搞得正热火，他们将大量钢材等战略物资提供给日本，助纣为虐，大发战争财。1937年运往日本的战略物资，美国占55.4%。中国著名教育家、思想家陶行知先生离开美国时，在临别演说中说道：“我回国参加抗战去了。如果有一天我被日本炸弹炸死，请你们不要忘记，我55.4%是被你们美国炸死的。”

　　到国外买飞机困难重重，买防空用的高炮、机枪也得找外国人。其实，兰州原本有先进的军工技术。早在1875年，满清政府在兰州畅家巷成立火药局和制造局，生产出合格的火药，制造的枪炮已达到当时世界水准。不料在五六十年之后，工厂衰败，连高射机枪和高射炮也造不出来了。

　　蒋介石见求助美国及欧洲无望，只好将目光投向苏联。其实，在七七事变前，历史学家、外交家蒋廷黻曾专门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批评蒋介石的对苏政策，认为不应同时与苏、日两个邻国为敌，建议联苏抗日。但蒋介石始终对美英调停抱有幻想，直到走投无路，才下决心向苏联求援。

　　1937年8月20日，蒋介石电令时任驻苏大使蒋廷黻，要他迅速接洽苏联政府，紧急购买200架驱逐机和100架轰炸机。第二天，《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8月27日蒋介石又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进行了一次长谈，请求苏联政府“允许苏联飞行员以志愿者身份加入中国军队”，同时希望尽快派遣苏联飞行教练帮助训练中国空军人员。

　　对于苏联来说，它的西面是德国法西斯，东面是日本军国主义，苏联担心受两面夹击。所以，他们把中国视为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前沿阵地，如果失去中国这个屏障，苏联将会腹背受敌。它支援中国抗战，就是让中国紧紧把日本拖住，不让日本分出力量从远东、西伯利亚去进攻自己。

　　当时，苏日双方虽然暗自磨刀霍霍，但尚未宣战。所以，苏联的军援和派出的空军作战人员，都是秘密进行，飞机也去掉了国家标识。由于以上原因，才会有“志愿”一说。当时，人们对苏联空军志愿队的称呼很多，有称 “苏联援华飞行队”、“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等， 其中“正义之剑”叫得最响。那时候苏联空军志愿队严令不可投降被俘，甚至是自尽后遗体也不能被日军缴获。

　　苏联方面非常重视选派援华飞行员一事，空军领导人拉克杰诺夫和斯木什盖维奇直接领导了志愿人员的挑选和编组工作。他们从报名的现役空军人员中挑选英勇善战的布尔什维克。他们中有飞行员、航空机械师、航空机械士、无线电报务员、气象工作者、飞机场长、密码译员、司机、工程师、飞机装配工作队、医生等。1937年10月下旬，第一批苏联空军志愿队到华。此后，苏联空军志愿队的兵力不断扩充，最高峰时，达到战斗机、轰炸机各4个大队。据原苏联著名作家A•M•杜宾斯基在他的《1937至1945年的苏中关系》一书中介绍，1937年到1941年苏德战争前，苏联军事顾问、专家先后来华3665人，空军志愿队员轮流参战的达2000余人。苏联还在兰州设置了苏方空军基地，阿基莫夫任司令员，他曾经在1925年至1927年作为苏联顾问参加过中国的北伐战争。

　　援华的飞机也是当时苏军在国内的一线装备。其中，被苏联人称为“黄莺”、“燕子”的伊-15、伊-16就占援华飞机的近一半。此外还有发动机、油料、航空弹药，以及坦克、大炮、各种枪械、弹药，甚至马具。作为对苏方援助的回报，中国供给大量锡、铜、锑、镍等金属及茶、生丝、棉花、羊毛和牛羊皮，经过兰州运往苏联。

　　苏联空军志愿队秘密经过古丝绸之路到达兰州，和中国空军以兰州为基地打击日军嚣张气焰

　　苏联空军志愿队的人员挑选是严格的，他们驾驶飞机从苏联来到中国更是艰难的。当时苏联援华的主要线路是由阿拉木图和外贝加尔到中国的新疆伊宁、乌鲁木齐后，再到兰州。援华的飞机一部分逐站飞到兰州，一部分拆卸后用汽车运到哈密，装配好再由中国和苏联飞行员驾驶飞往兰州。

　　当时，从阿拉木图到兰州这条航线上，既缺乏机场，又缺乏导航设备,空勤人员的艰辛程度不亚于地面的汽车驾驶员。兰州上空不断有日军轰炸机和歼击机骚扰。首批苏联空军志愿队战斗机大队队长库尔丘莫夫在途经武威时，不幸因飞机失事殉职。

　　当年苏联援华轰炸机飞行员马琴，后来成为苏联空军中将。他在当年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们这些人是在1937年10月飞往中国的，当时是一个独立队，有21架CR飞机。第一次着陆是在乌鲁木齐，在那里我们受到了当地居民和中国当局的热烈欢迎。我们在乌鲁木齐停留了三四天就准备飞往兰州，整个航线要飞越中国西北的沙漠和天山山脉。

　　应当说，我们是这条复杂航线的第一批飞越者，困难是很多的，这样冒着生命危险的远程飞行本身就是对我们飞行员意志和勇敢的严重考验。缺乏同机场的联系，没有任何气象资料，飞行就常常是瞎碰运气。我们只知道机场的大概位置，至于那里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有什么样的着陆规则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只能在实践中去了解。

　　在机场，为了给我们飞机加油，当地政府派200到300个农民，他们每人给飞机挑来两个每桶20升的锌皮汽油桶，连注油枪都没有，更不用说加油车了。这样给每架飞机加1200至1500升汽油也真不简单。我们靠手势和面部表情同中国人作些简单的交流。

　　我特别记得凉州机场，它位于海拔1900米的高山上，稀薄的空气大大增加了着陆时滑跑的长度，机场不适于接待重型飞机，山上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石块落到机场上，它们会打坏螺旋浆的叶片。

　　1939年11月8日，苏联援华一个飞行中队的9名飞行员和1名中国领航飞行队长，驾驶的9架飞机，从新疆伊犁起飞，原预计下午5时在兰州着陆。就在飞机飞行到乌鞘岭上空时，恰逢狂风大作，飞机无法找到兰州机场，燃油也将耗尽。情急之下，有7架飞机在甘肃和青海交界的海石湾迫降。除1架降落在河嘴乡柳家村的荒地上，飞机基本无损，机上两人安全着地外，其他飞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有3人死亡，另有3人受重伤。村民发现后，将飞行员搀扶到家里救治。红古乡王家口村村民王士祥用他们平时治疗跌打损伤的土法子，把小孩子的尿液和红糖搅拌在一起，让伤员喝。伤员开始疑心不喝，王士祥的伯父自己先喝了一口，伤员才喝下。

　　青海民和县将正在训练的400名壮丁带到出事地点，大家胳膊套胳膊排成一字队形，来回用脚踏地，很快踏出一条临时飞机跑道，几架损坏不重的飞机经整修后，在临时跑道上起飞到兰州。几架损坏严重的飞机拆开用汽车运到兰州。

　　苏联空军志愿队到达兰州后，受到了兰州人民的热烈欢迎。在兰州女中操场东边给他们修了宾馆，附近的老百姓也把房子腾出来让他们住。

　　他们在兰州了解到日军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暴行特别愤怒。飞行大队大队长库里申科常常对战友们说：“当我听到日军狂轰滥炸中国的土地时，我非常的愤怒和难过。”库里申科和他的战友们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把自己当作中国空军的战斗成员，严格要求自己模范地遵守军事纪律。他在兰州待命期间，还和战友们一起不知疲倦地向中国飞行员详细讲解飞机性能、特点，并把先进的操作技术和作战经验无私地传授给他们。到1939年夏，中国空军已拥有经过苏联教练训练过的飞行员1045人，领航员81人，射手兼无线电员198人，及各种航空技术人员8354人。有的飞行员很快具备了驾驶苏制飞机与苏联飞行员一起作战的能力。1938年2月以前，来华的苏联空军志愿队飞行员在中国抗日战场基本上是驾机单独作战，此后，经国民政府批准，中苏飞行员可混合编队作战。

　　苏联空军志愿队除参加兰州、南京和武汉保卫战之外，还参加了保卫南昌、广州、重庆、成都、西安等地的空战。还和中国空军一起，多次深入敌后，对日军机场等重要军事目标进行空袭轰炸。其中取得成果最大的一次是1938年2月，中苏轰炸机队远征台湾，在台北松山机场上空投弹280枚，炸毁日军飞机40架、兵营10座、机库3座和3年用的油料，击沉击伤船只多艘，并炸死炸伤大量日军。

　　中苏空军并肩作战多次打退日军对兰州的狂轰滥炸，保证了西北运输线的畅通

　　1937年11月底，正当日军飞机在南京上空肆无忌惮地行凶撒野时，空中出现了一群新型歼击机，日军飞机措手不及，被打得晕头转向。

　　原来，苏联空军志愿队在兰州进行短暂的休整后，由普罗科菲耶夫率领一个歼击机群23架N -16战机，于11月21日上午从兰州飞达南京。次日，7架歼击机升空同20架日机交战，给不可一世的日军飞机以迎头痛击，击落日本歼击机两架、轰炸机一架，首战告捷。第二天，第一支队6架N-16对日军6架A5M飞机，打得日机仓皇逃窜。

　　基达林斯基大尉率领的G6轰炸机群也从兰州飞抵南京机场。于12月2日出动轰炸机9架，对上海附近的日本舰船进行突击，一举炸沉日军巡洋舰1艘、其它舰船6艘和停放在机场的6架飞机及大批军用物资。

　　以前在中国领空横行霸道的日军空军突然遭受如此打击，很快嗅出了问题出在兰州这个地处大后方的北方重镇。他们清楚地知道，打击兰州，摧毁西北交通线，对中国抗战而言，就是釜底抽薪。很快，他们就把兰州列为仅次于陪都重庆的第二大轰炸目标。

　　就在苏联空军志愿队在上海袭击日军舰船和机场的第三天，1937年12月5日上午12时，当大部分兰州市民正在家里准备午饭的时候，天空中传来了巨大的飞机轰鸣声。由日军管久少佐率领日本海军航空兵精锐木更津航空队11架轰炸机空袭兰州。甘肃防空司令部的防空哨及时发出了空袭警报，除了地面火力打击外，苏联空军志愿队歼击机起飞拦截。猛烈的火力使日本的轰炸机大吃苦头，在东郊机场匆匆投下9枚炸弹，炸死两名中国军民，炸伤4人后掉头逃跑。

　　日军这次袭击虽未成功，但他们第一次在兰州上空遇到了来自空中的阻击，使日军证实了空袭兰州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就此，中苏空军也拉开了兰州上空保卫战的序幕。

　　日军轰炸兰州的次数越来越密，飞机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但每次都受到中苏空军奋力阻击，日军感到很难突破兰州地区的对空防护。

　　1938年12月2日，日本陆军、海军和航空兵联合制定了以兰州为打击目标的“百号”作战计划，下决心要摧毁兰州的中国空军力量和苏联空军志愿队，从而摧毁西北交通线。这也是日本空中力量对中国内地的第二次大规模攻击计划。

　　为了执行这一计划，陆军航空兵团司令官江桥英次郎中将命令拥有重型轰炸机45架、战斗机12架、侦察机18架的第1飞行团执行这一任务。

　　1939年2月7日，日军第1飞行团在运城集结完毕，主攻目标为兰州东郊拱星墩机场，预攻目标为兰州市区。2月11日这一天，是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登基纪念日。为以示庆祝，日军计划在这天施行“百号”作战计划，但是由于天气不好，只能顺延一天。

　　为了增加轰炸密度，日军每一架意式轰炸机都载有6枚50公斤级的炸弹，每一架九七式重型轰炸机都载有12枚50公斤级炸弹。为了显示所谓的“武士道”精神，飞行员都不带降落伞，以示不成功便成仁。

　　日军预定轰炸兰州的时间为下午1点，准备首先炸毁兰州黄河铁桥。

　　兰州历来是东西交通要冲，中原与西域往来的必经之途，过去穿城而过的黄河则是横亘在兰州这一交通枢纽之上难以逾越的障碍，民间曾有“隔河如隔天，渡河如渡鬼门关”的歌谣。

　　清光绪三十三年，清政府动用国库白银30万两，由德商泰来洋行喀佑斯承建，美国人满宝本和德国人德罗作技术指导，建起了长233.33米，宽7米的黄河第一座铁桥。它的建成，结束了黄河上游千百年来没有永久性桥梁通行的历史。铁桥有“天下黄河第一桥”之称，也就成了兰州市内标志性建筑之一。

　　在抗日战争期间，这座黄河铁桥是西北交通线上一个重要关节点，它直接关系着援华抗日物资的顺利运送。当年袭击兰州的日军飞机都是从这里飞过，这座桥也是他们轰炸的主要目标。

　　1937年以前的铁桥外观颜色是“土红色”，为了保护黄河上这条交通要道，不仅在白塔山上设有高炮阵地，还因 “土红色”在空中观察时目标太显眼，就将铁桥涂成了“银灰色”。

　　12日上午10点半，日军3个轰炸机队从运城机场起飞，直扑兰州。由于领航判断失误，先遣的河岛轰炸机队的9架飞机，向北偏航，在飞临距兰州东北约100公里的祖厉河畔的靖远县上空时，便将炸弹全部投了下去，炸掉了祖厉河靖远大桥。

　　由于日军飞机误炸靖远，没有按时赶到兰州，担任空中阻击的中国空军第十七中队正觉奇怪，直到发现市区内有大量烟尘升起，才赶快起飞。而日军机群的位置竟比自己更高，于是纷纷提升高度追击日机，但为时已晚，未能创下战绩。全体飞行员觉得脸上无光，憋着一口气准备下次与日机大战一场。

　　1939年2月20日，中国农历正月初二。在战争阴霾笼罩下的兰州，依然充满了浓浓的年味。然而，驻守兰州的中国空军军营里，却弥漫着大战来临的紧张气氛。他们刚刚接到山西运城方面来的情报，日军将再对兰州发动空袭。

　　其实，中国方面在山西运城日军机场附近设有秘密电台。有个情报员叫丛嗣杰，他的情报很准，运城一旦有飞机起飞，有多少架、编的什么队形，他的情报马上就反馈到兰州，这里赶紧疏散群众，空军准备迎敌!他在运城潜伏了8年，提供了大量情报。

　　接到情报的中国空军和苏联空军志愿队迅速做好迎战的准备。驱逐机队总队长毛瀛初花了十多个银元，在炭市街棺材铺给自己定做了一口棺材，以表达与日军的决战之心。他对其他飞行员说：“大丈夫为国捐躯，虽死犹生。”同事们深受感动，同仇敌忾，情绪高涨。

　　下午3点40分，日军陆军第一飞行团的日军9架轰炸机以4000千米高度，排列成品字形进入兰州空域，并直接扑向黄河铁桥。

　　按照之前的部署，毛瀛初率领第五大队、第十七中队的12架苏制N-15和N-16战斗机升空拦截。

　　当日机刚从白塔山飞过来，队员岑泽鎏驾机从高空迎着日机一个俯冲，在距日机只有200米左右，他按下了机枪开关，一架日机应声而落。

　　随着日机越来越多，岑泽鎏率队和苏联空军志愿队的战机对日军形成了包围之势。奋战中，他又击伤日机一架。

　　接着，陈耀南和队友死死咬住3架日机射击，直到看见日机落地着火。日军僚机则被第十七中队副队长马国廉击中坠毁。

　　当时的马国廉年仅25岁，他后来在回忆兰州空战时说：“20日中午，我随岑队长在天空巡逻。一批9架敌机飞到我们飞机下面，岑队长一个俯冲将敌领队机击落，敌机仓皇四散逃命，一架恰好逃在我的飞机下面，我没有丝毫的犹豫俯冲而下，将其击中，很快就尾旋坠落在马家山附近。”马国廉在后来的战斗中曾屡立战功。1939年11月4日，日军54架飞机轰炸成都，马国廉和战友打下了被日军称为“轰炸之王”的奥天大佐，在湖南他们击落日军视为国宝的海军侦察机神风号。

　　这次空战，中国空军和苏联空军志愿队共击落八架日机，白塔山的苏罗通高射炮击落1架，苏联志愿队损失1架飞机。

　　日军向上司谎报说在20日击落中国飞机36架，上司信以为真，根据离谱的战绩评估，认为兰州的中国空军力量已经瓦解，于是将下次攻击目标从机场改为兰州市中区的中国第八战区长官公署。

　　3天后的2月23日，日军再度偷袭兰州。他们这次改变了袭击方式，在发动进攻前一个半小时，以上次受到重创的服部机队执行佯攻，轰炸兰州以东约260公里的平凉，然后轰炸宝鸡，企图诱使兰州地区的中国战机提前升空，消耗油料，河岛机队和田中机队再乘机轰炸兰州。

　　中午11点04分，甘肃防空司令部通报兰州空军基地，日军飞机18架分两批由固原、静宁方向向兰州进发，11点41分，中国空军第十七中队10架战机起飞空中警戒;12点20分又获悉另有20架日机由西峰镇方向向兰州扑来，第十七、十五中队及苏联志愿队共30架战机分批起飞。

　　不一会，日军20架飞机由东北方进入兰州市区上空，中国空军和苏联空军志愿队飞机随即开展勇猛攻击。此次双方出动飞机数量众多，空战尤为激烈。不过，日军为轰炸机，中国空军和苏联空军志愿队为驱逐机，较为灵活，又是背光迎战，十分有利。很快就有3架日机中弹爆炸。跟着又有一架日机拖着黑烟渐渐下落，继之也下坠爆炸。接着第十七中队副队长马国廉和队员陈桂民各击伤一架也落地着火。5分钟后，又有两架日军飞机遭击落，4架受伤逃逸，其中一架中了153发子弹。

　　战后统计，20、23日这两天，共击毁日军飞机18架。这是自武汉和广州失守后，中国军队在空中由被动挨打，转为优势出击，并取得决定性胜利的空战，挫败了日军企图切断西北运输线，将武汉、广州、兰州连为一线，进而包抄全国的战略阴谋。负责执行此次日军“百号”任务的陆军第一飞行团受到重创，指挥官剖腹自杀。

　　1939年11月至12月初，日军华北航空兵团为了打击苏联援华的西北路线，再次发动以兰州、重庆和成都三地为主要攻击目标的所谓“田号”作战。11月16日和17日，日机分批轰炸兰州城区及郊外，炸毁了甘肃省文庙东殿、皋兰县文庙大成殿和普照寺。11月27日，72架日机分6批空袭兰州，在黄河铁桥附近、东大街、东关、山字石、皖江会馆与河北医院等处投弹，炸毁房屋7000多间，死伤60人。12月1日，15架日机分两批轰炸兰州东效飞机场。中国空军起飞迎战，击落一架日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华北兵力大减，并撤走部分空军，留在中国的日本空军也转入防御。从这时开始，日军对兰州大规模轰炸才停止。从1942年到1943年两年中约有近20架次日机进犯甘肃，均属侦察和骚扰性质。1943年10月4日是日机最后一次进入甘肃上空。

　　从1937年11月到1943年10月，日本为切断西北运输线，先后71次轰炸甘肃，其中对兰州轰炸36次。

　　苏联空军志愿队为中国抗战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空军作战是九死一生，空军战斗人员的生命像流星一样，虽然光芒四射，但往往是短促的。抗战时期，因我国航空工业落后，飞机及其装备皆仰赖外购，还买不到性能优良飞机，机上没有通讯设备，与地面无法联络，飞机与飞机之间也无法通讯联络。作战时往往又盲又聋，敌情不明。飞机的油又有限，打起仗来万分艰辛，飞行员随时都在死亡的边缘。但中国空军和苏联空军志愿队抱着必死的决心，与日机拼斗，前仆后继，牺牲惨重。但是，他们在最艰困的环境中奋战，给予日军最重大的打击。他们的功绩，人们永远也不会忘记。

　　1938年5月5日，国民政府为了表彰和奖励在对日作战中击落日机有功的空军将士，特别设置了星序奖章。该奖章分为1星至10星共10个等级，每击落敌机1架，即增加1颗星(5颗小星由1颗大星代替)，最高为10星。

　　1939年2月20日和23日保卫兰州的空战取得胜利后，有功人员都分别颁获一星及两星的星序奖章，中国空军有12人获奖，苏联空军志愿队方面有7人获奖。由航空委员会的黄秉衡将军于2月底，专程到兰州授勋颁奖。

　　3月初，空军兰州司令部又举办了一次盛大的纪念和祝捷晚会，在兰州大戏院招待各界代表。会上，又收到了总队转来的兰州各界致送的慰劳品，其中有刻着“功盖戚俞”字样的银杯。

　　1941年4月，苏联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随后停止了对华援助，并撤走了苏联空军志愿队。苏联空军志愿队在华期间，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据当时官方统计，至1940年，日军在陆上和空中共损失飞机986架，其中苏联空军志愿队击毁日机539架。日军王牌飞行员的“四大天王”中，有三位被中苏空军击落。

　　同时，有211名苏联飞行员在中国血洒长空，为中国抗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有一支来华空军编队最初有60名人员，到回国时仅剩下16人。他们中有功勋卓著的大队长，也有一般机械师，年龄最大的41岁，年龄最小的仅22岁。

　　1939年4月，苏联空军志愿队大队长格里戈里•阿里莫维奇•库里申科来兰州休整，10月14日从成都驾机参加了武汉空战，他靠着高超的战术，沉着勇敢，击落日机6架，但后被20多架日机围攻。当他驾着中弹的单机冲出重围后，顽强地飞到重庆万州。在飞机失去平衡的情况下，为了保护飞机免遭损坏，他把飞机平稳迫降在长江水面，机上的轰炸员和射击员跳水游到岸上，他却由于疲劳过度，无力跳出机舱，被无情的江水吞没了他年仅36岁的生命。

　　他生前在给妻子的信中曾这样写道：“我调到东方的一个地区工作，这里人对我很好，我就像生活在家乡一样。”他牺牲几个月后，妻子接到一份军人阵亡通知书，上面写着“格里戈里•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同志在执行任务时牺牲”，至于牺牲的具体经过和葬身地点，家人全然不知。

　　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库里申科女儿伊娜的一位中国留学生同学问她：“在中国，人们一直缅怀着一位苏联飞行员，他的姓和你一样，你是否是他的亲属?”直到此时，库里申科的家人才知道他的下落。

　　1958年国庆前夕，周恩来总理特邀库里申科的家属前来参加国庆活动，并深情地对他们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格里戈里•库里申科。”

　　艰苦的中国抗日战争环境，对苏联空军志愿队的飞行员来说，既是对中国抗战的支援，对他们也是一种磨练。他们中有的血洒疆场，捐躯中国;有的凯旋故里，成为了人民英雄。在苏联军事顾问和空军志愿队中，后来出了苏联英雄14名，空军元帅1名，空军上将2名，空军中将5名，空军司令1名，空军副司令2名，还有89人成了航空专家。其中，日加列夫在任航空兵旅旅长时，于1937年至1938年率领苏联空军志愿队在中国作战，显示出高超的指挥才能。他于1955年3月任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并兼任空军总司令。

　　以前，人们都知道美国空军组成的“飞虎队”，抗战期间在“驼峰航线”和中国军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事实。但是，为开拓、保护西北运输线，苏联空军志愿队规模更大、战功更卓越、牺牲人数更多，但他们却鲜为人知。

　　但是，70多年来，中国人民一直没有忘记为了保护西北这条国际交通线，苏联空军志愿队的英雄们对中国人民的无私奉献。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逐渐恢复了本来面目。

　　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他担任国家主席后第一次出访俄罗斯时，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中，盛赞了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牺牲的苏联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他说：“抗日战争时期，苏联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来华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库里申科动情地说：‘我像体验我的祖国的灾难一样，体验着中国劳动人民正在遭受的灾难。’他英勇牺牲在中国大地上。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位英雄，一对普通的中国母子已为他守陵半个多世纪。”

　　2014年9月和2015年8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家民政部公布了两批共9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其中就有四名苏联空军志愿队飞行员，他们是：马尔克•尼古拉耶维奇•马尔琴科夫、格里戈里•阿里莫维奇•库里申科、涅日丹诺夫•尼古拉•尼基福罗维奇、拉赫曼诺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