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奇袭台湾日本空军基地
来源：《百年潮》2015年 第7期 作者：薛衔天    2017-06-02 09:54:36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掀起全面侵华战争。日军侵略的铁蹄践踏着中国大地，中国天空日本飞机疯狂施暴，布满浓重的阴霾。中国进入民族危亡的最危险的关头。当时，后来成为中国二战盟国的西方大国，没有一个国家，肯在这最危急的时刻向中国伸出援手。但在战争刚开始四个月――1937年11月底至12月初，在中国的天空突然亮起一道道绚丽的光芒，苏联援华空军自愿队的飞机在中国的天空上飞翔。这支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是斯大林应中国政府请求，于1937年9月组建，10月开始从阿拉木图启程来华，11月到达中国，其头三年先后来华的总人数达2300人左右，1941年回国，在中国抗战最艰苦的年代，与中国人民一起在血与火的战斗中度过了近五年时间，在中俄友好关系史上写下永不磨灭的光辉篇章。

　　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参加南京保卫战，保卫大武汉，袭击日本一系列重要军事目标，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创造许多光辉战绩。其中最为成功的是奇袭日军台湾机场，可以说这是一次空袭的奇迹。

　　领导这次袭击的是苏联空军志愿队轰炸机大队长Ф.П.波雷宁(1906―1984)，其军衔至苏联空军上将，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1933年至1934年受苏联政府派遣，作为苏联军事专家组成员来中国新疆，帮助新疆当局平息了马仲英的叛乱，并参加建立和巩固中国新疆地区空军的工作。1937年至1939年作为志愿飞行员来华，帮助中国人民打击日本空中强盗，指挥一个苏联СБ高速轰炸机大队。1937年底，波雷宁抵达中国时，南京战役已经结束，他从兰州直接飞抵汉口。1938年1月21日，他率领苏联СБ高速轰炸机轰炸日本南京机场，炸毁日本飞机48架。1938年2月23日是苏联建军节，在这一天波雷宁又率领苏联志愿飞行员们创造了奇袭台湾日本空军基地的奇迹。

　　轰炸台湾基地的预先计划

　　1938年1月下半月，由于对华作战的巨大消耗，日本飞机库存日益减少。日本政府不得不赶紧与德国和意大利的公司签订供应新飞机合同。满载军事技术设备的外国舰船不能在上海口岸卸货，因为日本担心苏联轰炸机的袭击，所以就把货物卸在一些岛上，其中有日本空军的主要基地―台湾岛的松山机场。中国司令部情报得悉，一个运输船队向台湾岛运来了大批空军技术装备。飞机被拆卸开来装进集装箱运到飞机场。在机场的停机场上已经停放着装配好的许多飞机，准备集中转飞上海。基地还储备了大量的汽油。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根据中国的要求，决定对这个目标进行袭击。苏联空军军事顾问П.В.雷恰戈夫参加了计划的拟定。作战任务由大队长波雷宁率队完成。技术员和机械师的任务是：仔细检查轰炸机并给它们加足汽油。为了保持绝对作战秘密，决定在起飞前一秒钟挂弹。主要困难在于在近海处缺乏适合高速轰炸机停降和为飞机加油的场地。(飞抵目标大约有1000公里)“在哪里起飞，返航的路上就在哪里加油。”雷恰戈夫指着坐落在群山中、离目标230公里的福州机场说，“要考虑到，在目标附近没有特殊的标定点。还有一个困难，大陆上的飞机是在水上飞行。自己要明白，飞机一旦出事―就是顷刻死亡。”日本人的飞机一般按着特定目标线路飞行，例如铁路、河流等。对波雷宁他们来说，必须排除这些固定的目标。一直走最近的直线。总的指示是极其明确的，波雷宁叫机群领航员Ф.В.费多鲁克动脑子好好想出完成任务的细节。决定飞行高度为4500至5000米。谁都知道，飞行如此的高度，长时间缺氧(当时没有高空供氧设备)会对全体机组成员的自我感觉和工作能力产生严重的影响。但没有别的出路。因为只有长时间高空飞行才可以大量减少汽油的消耗。就凭这一点保证胜利。为了迷惑日本人，决定飞机先从台湾岛偏北飞，然后急剧向右转，在4000米高度前关闭发动机，并开始袭击。到海峡上空降到2000米，以便让乘务组人员大口，大口地吸几口气，以缓解缺氧对身体的损伤，飞到大陆上空重新升高到4000米，前往机场加油。与波雷宁大队一起起飞的共有28架СБ型轰炸机，飞往台湾的还有第2大队12架飞机，其中还有中国飞行员与苏联志愿飞行员的混合编队。遗憾的是领航员计算错误，没能让这个混合编队飞到台湾岛，他们被禁止飞行，降落在后备机场。整个袭击任务完全由波雷宁大队完成。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大队长波雷宁

　　实施袭击

　　为缩短航程，在直接飞往台湾前夕的2月22日，全部飞行编队迁到南昌，以便在第二天从南昌起飞，执行作战任务。在飞行员、领航员和射击手休息期间，波雷宁和飞行大队军事委员В.彼特罗夫和И.费多鲁克研究地图，编制图解，做必需的计算，到凌晨2点钟才睡觉。在确定的时刻睡醒之后，全体乘务组人员集合在一起，讨论飞行细节。技术员已经给飞机装好弹药。天气很好，随后突然涌现一片乌云，但这对飞行更加有利，敌人的高射炮看不到我们的飞机。波雷宁给各个乘务组的队长们下令，全体准备起飞。有一架飞机没有航空射手，他生了重病。怎么办?谁也不想将这架轰炸机留在机场，100多公斤的炸弹可不是多余的东西。波雷宁大队军事委员В.彼特罗夫出来救火：“请允许我来代替射击手飞行。”但他整夜没睡，事实上他从晚上一直到清早都在检查将要起飞的飞机。“没关系，忍受得住。”彼特罗夫回答说，他习惯地捋一捋刺猬一样的头发。看一眼这条硬汉，没有谁怀疑他顶不下来。军事委员的行动激发了飞行员们的热情，每一个人的内心都唤起了对自己同志的自豪感。黎明时，一种特有的嚎叫声打破了寂静。“警报!”在地平线上出现一些黑点。难道日本人来光顾波雷宁大队了?这就是说有人将波雷宁大队所在地告诉了他们。飞机还没有加油，也来不及起飞。如果高射炮不发挥作用，整个飞行大队会全部完蛋。波雷宁命令全体隐蔽，他自己观察情况。飞来的飞机向左边长沙方面拐去，波雷宁的编队有惊无险。苏联飞行员在飞行间歇

　　2月23日是苏联工农红军建军20周年纪念日，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轰炸机大队决定以优异战绩来庆祝自己的光荣节日。随着信号弹的升起，28架重型轰炸机一架接着一架腾空而起。高度保持在5500米。太阳光很强烈，机组成员头晕得昏昏欲睡―这是高空缺氧的表现。他们只能靠着自己体能的承受能力保持飞行，别无他法。机翼下的云层渐渐被划开，最后台湾海峡深蓝色海水闪耀着光芒，随后浮现出台湾岛。按着先前拟定的计划，编队先从台湾岛的较北边穿越，然后急拐弯，关闭发动机，开始下降。波雷宁检查并数数飞机，一架也没有落在后头。敌人的歼击机此时并没有出现在天空。但编队遇到了另一个敌人―云层。怎么办?是穿过云层，还是从云层中轰炸?这样一大群载重飞机已经下降到飞机不允许冒险的程度。如果盲目轰炸，按着时间计算―很可能炸不到目标。但突然云层就像被撕裂开来一样，出现一面“天窗”，前方展现出一座城市―台北，侧旁就是机场。灰色的还没有打开的集装箱和白色的储油罐就在飞机库的周围。日本空军的这个主要基地看上去十分诱人。但看不出敌人有任何伪装，很显然，敌人感到自己绝对安全。目标越来越近，在敌人飞机白色的机翼下，已经凸显出日本标志图案红膏药圈儿。波雷宁的领航员Ф.费多鲁克已经投下了致命的炸弹。“祝你成功!”波雷宁暗中祝福。但他的内心却在不断打鼓，有没有命中目标?但是其他所有的人还没有对目标投射炸弹，他们将沿着先驱机平飞，校正飞行方向是不可能的。即使没有命中也不难理解：费多鲁克和所有的人一路上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而他，作为领航员承担着为全大队开辟不熟悉的没有参照目标的飞行路线的严峻任务)，疲劳，而且缺氧。难道没办法了吗?“不，不，不可能。”波雷宁努力消除自己的怀疑。飞机轻轻地摇晃了一下：炸弹向下抛了出去。眼看着它们顺着目光向下飞去，一个接一个地落在中心点，就像喷泉爆炸一样火光四处喷射。“打中了，好样的，费多鲁克!”波雷宁高兴地大叫。他驾机低飞奔向海峡方面。跟在它后面的是其余九组乘务组成员。而雅科夫?普罗考菲耶夫和瓦西里?可列夫曹夫率领的另外两个轰炸机大队也正奔向目标。敌人的机场笼罩在烟雾和火焰之中。天空中出现一团团的爆炸物。这是日本人的高射炮在开火。但晚了，志愿队向台湾丢下了280颗炸弹，绝大多数都准确地命中目标。这次对敌人的打击是如此突然，以致敌人的歼击机连一架都没来得及起飞。台湾岛远远地抛在后面。编队在2000米的高度飞行。大家可以非常轻松呼吸，补充一下氧气了。但每个人却疲惫不堪，手和脚就像灌了铅一样的沉重，脑袋嗡嗡作响。前面全部是清清楚楚的褐色群山。波雷宁拉动驾驶盘，飞机重新增加高度。现在没有炸弹载重，飞机特别听话，但汽油却所剩不多，波雷宁等飞行员不顾危险精确地飞向机场加油。这里是一个狭窄的地带，一面被山隔开，一面是沼泽地。然而飞机编队顺利地降落了，赶紧加上汽油。技术员们要求不要停留―不排除会有袭击。而瓦西里?可列夫曹夫却站在自己的飞机旁边伤心地摇头。“出了什么事?”波雷宁问他。“左边的发动机拒绝工作。我好不容易才勉强飞过海峡。”他回答说。这真难以想象!这得有多么巨大的意志力和驾驶飞机的艺术，才能用一个发动机持续飞行这么长的距离，又能在群山阻挡的狭窄的陌生的机场降落而不破损自己的轰炸机!可列夫曹夫头疼得很厉害。大家都感到恶心，而且非常厉害。但必须赶紧加足汽油飞走，赶在日本人发现之前。这一天轰炸机编队在空中飞行了七个小时，当在汉口降落时天已开始黑了。中国空军司令部的代表来到波雷宁面前，拿出地图让波雷宁证实所轰炸的地点，波雷宁指出是台湾岛。这个代表马上坐上汽车走了，回司令部报信去了。但袭击台湾的秘密没有保持多久，当飞行队员们回到自己的住处时，那里已经挤满了等待的人群。“台湾!台湾!胜利!胜利!”中国武汉居民高喊起来。他们伸出右手，竖起大拇指，对苏联飞行员表示祝贺。留在机场的飞行员们，前来迎接自己的战友，热烈拥抱，不住地把胜利归来的伙伴高高地抛过头顶。怎么能不高兴呢!驾驶陆地上的飞机飞越海峡，瞄准台湾机场，投下炸弹，打击了敌人，而又毫发无损地返回―这是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的功勋!这次对敌人基地勇猛的袭击，表现出苏联飞行员、领航员、射击手们的优秀作战素质，也体现出苏联国防工业的高超技术!中国空军为苏联志愿飞行员发的救护证参加中国对日空战的苏联志愿飞行员(从左至右)：А.С.布拉格维申斯基、А.Г . 雷托夫、П.В . 雷恰戈夫、Ф.П.波雷宁

　　辉煌战果

　　三个空军大队三次连续不断地空中袭击，给日本人造成了沉痛的损失。根据探取的情报，日军一共损失了40架飞机，还不包括集装箱里未装配起来的飞机，飞机库和可供使用三年的汽油储备被炸毁。日本的台湾空军基地被彻底毁灭了，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这里没有飞机起飞。苏联ТБ-3飞机在飞行战斗中　　П.В.雷恰戈夫将成功袭击日本台湾机场的情况向中国方面做了汇报，引起中国最高当局的高度重视。第二天晚上中国政府为苏联飞行员举行高规格的庆功宴会。蒋介石的夫人、中国航空委员会委员宋美龄亲自出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受到苏联全体飞行队员们的热烈欢迎。宋美龄一再提议为中苏友谊、为苏联志愿飞行员的战绩干杯，宴会充满了友谊和胜利的喜悦。在宋美龄身旁就座的一边是这次作战的大功臣波雷宁，一边是苏联总军事顾问М.И.德拉特文，还有П.Ф.日加列夫、П.В.雷恰戈夫，以及参加这次对台湾袭击的全体人员―飞行员、领航员、射击手，他们占满了两桌。中国空军总指挥周至柔、湖北省长以及其他有关高级官员也出席了宴会。宋美龄在宴会上宣布，根据最新消息，日本政府将日本台湾空军基地长官送交军事法庭，撤换了台湾省省长，空军基地卫戍司令自杀身亡。宋美龄再一次宣布：为苏联空军志愿队、为轰炸机大队胜利袭击了敌人的最大的空军基地举杯祝贺，宴会进入高潮，全体身穿黑色燕尾服的侍者，端上来一个巨大的蛋糕。蛋糕上用带颜色的奶油写上俄文：“为了祝贺工农红军、志愿飞行员”。宴会上宋美龄为所有空袭台湾的参加者颁发了奖章并赠送了礼品。波雷宁获得的是最高奖赏―金质勋章。

　　不可忽略的余波

　　波雷宁于1938年7月初被召回到莫斯科，他所率领的轰炸机大队转交Т.Т.赫留基诺夫率领。波雷宁以其在中国的卓越战绩被苏联最高苏维埃授予“苏联英雄”称号，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不久，波雷宁被任命为中国提供援华军事物资的阿拉木图基地副主任、阿―兰(阿拉木图―兰州)航线主任，二次来华。Г.А.库里申科在四川万县的墓地

　　有一件与波雷宁大队成功袭击台湾机场相联系的“顺理成章”的事发生了：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的良好表现和骄人战绩使得当时形形色色的所谓外国飞行志愿队的颜面扫尽。其中有一位叫文森特?史密斯的美国人领导着由12架飞机组成的志愿队，这些飞机被编为独立的编队，不属于任何空军单位，出不出战完全由他们自己决定。这支志愿队与后来陈纳德领导的“飞虎队”完全不同，这些人到中国来绝不是为了真正作战，更何况自我牺牲。他们对另外的东西更感兴趣：高薪和消遣。这些外国人以进赌场和各种娱乐场所来打发自己的时间。他们穿着华丽的夹克、宽大的胶底皮鞋。毫不掩饰对中国人的藐视，他们说，中国已经战败了，打也没用，终归还是失败。为中国人卖命不值得。因此中国人民并不喜欢这些志愿兵。这些高傲的阔佬总是保持挑战姿态，尽管他们没有进行过一次作战飞行，却拿着高额的雇佣金。如果赶上他们正在机旁时拉响警报，他们就赶紧坐上汽车回到武汉的国际街区，那里处于大使馆(南京沦陷后，一些国家的使馆随从国民政府临时迁移到武汉，有非交战国美国、英国、意大利、德国等国家的使馆以及一些外国公司)的卵翼之下。这些大使馆都飘扬着自己国家的国旗，是最安全的地方。日本飞机没有向这里投过一颗炸弹。甚至这些国家的轮船包括军舰也可以在日本占领区内的长江段上自由航行。这些外国飞行员既逃避去打击日本空军，更逃避被日本空军打击。由于日本飞机经常袭击汉口机场，一些飞行员还将自己的飞机运到远离城市的地方。有一次，苏联空军志愿队歼击机大队长布拉格维申斯基提议，组织与美国人共同作战，这当然是一个好办法，因为对日本进行强大的打击光靠苏联志愿队的力量是不够的。布拉格维申斯基请中国空军司令部一位张上校到美国人那里商量。张上校走了一两个钟头才回来。他说：“美国人问给他们多少钱，我回答说，给俄国人多少，就给你们多少。”美国人回答说：“我们是为了日子过得好，不是为了打仗，让俄国人去打吧!”但在波雷宁大队成功袭击台湾日本机场之后，这些飞行志愿者们就再也混不下去了。事情说来滑稽，汉口一家英文报纸报道说，袭击台湾机场的是一个美国人带队。一些不明真相的中国人带着鲜花和礼物前来慰问这位文森特?史密斯先生，这位先生居然毫无愧疚地欣然接受。当事情真相大白之后，这位昔日趾高气扬的大人物，完全没有脸面见人，悄悄地经香港溜走了。中国政府鉴于苏联志愿飞行员与日本侵略者作战中所取得的成绩，和他们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决定完全拒绝雇用外国志愿飞行员，而这些飞行员们也已经无法为不履行自己的使命辩解，一个个地离开了中国。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