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援华的苏联志愿航空队
来源：《文史精华》， 作者：刘立军   2018-07-13 18:48:20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空军开始对中国狂轰滥炸，给中国造成了严重损失和人员伤亡。7月16日，国民政府分别向英、美、法、比、荷、德、意、苏等国递交备忘录，控诉日本侵犯中国主权。蒋介石本人亲自出面召见欧美诸国驻华大使，请求他们呼吁本国政府谴责和制裁日本，支持中国的抗战。现实令人颇感无奈，这些国家大都表示同情但爱莫能助，而最让人愤怒的是有些国家助纣为虐，利用中日开战的机会大做军火买卖，向日本推销杀人武器。据统计，1938年美国输入日本的货物中，钢铁等战略物资所占比重达到了65%;英国也继续向日本输出军火。

　　苏联成为七七事变后第一个援助中国抗战的国家，这就给“日本蛮牛的颈项上插入了第一支利箭”

　　中日之间国力相差悬殊，与兵强马壮、人才济济的日本空军相比，中国空军的装备、训练、后勤保障等全面落后。根据相关统计，抗战初期中国空军大约有600名飞行员，230名机械技术人员，各类飞机总数约300架，其中最多一半勉强称得上是现代作战飞战(其余皆为莱特式的老古董)，但又缺乏相应的维修、保养，实际上能够投入实战的飞机少得可怜。而且由于没有自己的航空工业，中国空军装备是典型的“万国造”，就像一个小型的万国航空博览会。相比之下，日本既有先进的飞机制造技术，又有成熟而健全的飞行培训体制，因而日本空军在数量和质量上占有明显优势，而且还拥有作战消耗后立即补充的能力。中国空军虽拼死抵抗，仍无法阻止空中强盗在中国横冲直撞，而这也注定了中国空军的悲壮命运。中国空军在第一个月的战斗中就损失了三分之二的战斗机。到 10月 10日，中国的战斗机只剩下130架，只能靠“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组装一些飞机，而到11月初幸存不到36架。中国空军被迫整体转入休战整训，日本空军完全控制了中国战场的制空权。

　　为避免全军覆没，国民政府开始紧急寻求外援，但争取西方援助的外交努力只赢得“宗教式的同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苏联一直担心日本北上，与西路的德国遥相呼应，形成对苏联的东西夹击。由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分歧，苏联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发展并不顺利。面对日益恶化的国际环境，扼制日本在亚洲的扩张成为苏联的战略选择，中国则是苏联扼日的一颗棋子，而且几乎是唯一一颗棋子。同时，国民政府寻求国际支援受挫，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决定重启中苏缔约谈判。1937年8月，蒋介石遂令驻苏大使蒋廷黻联络苏联政府商洽武器采购问题。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中苏成为准同盟关系(苏联拒绝与中国签订更高层次的《中苏互助条约》)，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优惠贷款购买苏制武器，成为七七事变后第一个援助中国抗战的国家，这就给“日本蛮牛的颈项上插入了第一支利箭”。蒋介石及其幕僚并不满足于此，当时国民政府一度试图说服苏联对日宣战，然而苏联基于自身安全，拒绝了中国出兵作战的请求，但同意派出援华航空队。为避免过分刺激日本，援华航空队以志愿的形式(西班牙内战期间，苏联也曾组织国际纵队支援西班牙共和政府)帮助中国抗战，此秘密行动被命名为Z(Zet)计划。

　　1937年9月初，时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的伏罗希洛夫接到命令，要求他立即从苏联空军现役部队抽调战斗机和轰炸机机组人员，组成援华航空队奔赴中国。经过慎重的甄选，一批政治可靠、技术过硬的航空人员被秘密集中到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并进行保密教育和补充训练。直到此时，这些机组人员才被告知将飞赴中国和日本人作战。援华机型也很快确定，战斗机主要是适合水平作战的伊—15(外号“黄莺”)和便于垂直作战及追击的伊—16(外号“燕子”)，轰炸机则主要是图波列夫设计局的斯勃快速轰炸机(SB—2M)，其速度甚至比日本96式战斗机还要快，外号“喀秋莎”。这些都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因为是秘密行动，援华航空队进入中国主要选择了两条路线：轰炸机主要从伊尔库茨克起飞，经蒙古乌兰巴托飞向兰州(北线)，战斗机先在莫斯科拆解，然后用汽车运到阿拉木图(也有部分运至新疆组装)，组装试飞后经新疆空中转场飞至兰州等地(南线)。

　　为了保密，援华航空队的飞机渡运中国时，机翼和机身上的苏联空军徽标被抹去，漆上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徽，方向舵上也涂上了蓝白相间的斑马条纹，所有人员身份保密，莫斯科严禁市民谈论此事。1937年10月下旬，首批苏联航空志愿人员254人(包括以基达林斯基指挥的轰炸机大队和以库尔丘莫夫指挥的战斗机大队)抵华。为了尽快将装备渡运中国，所有飞机都超载，有限的机舱里见缝插针塞满了飞机零部件和未装引信的航空炸弹。事涉机密，苏联援华航空队在中国每天的作战、训练、战绩、损失，甚至连设备维修都要天天向莫斯科报告。这些档案至今依然保存完好。

　　为了方便援华航空队来华，中国沿迪化(今乌鲁木齐)、哈密、兰州一线新建、扩建了一批机场。由于匆忙修建，又缺少重型施工机械，机场跑道土基不实，重量轻、适应性强的战斗机还勉强凑合，对机场条件要求较高的轰炸机显然无法适应。而且西北沙尘肆虐，严重影响飞行安全。经常是飞机在空中盘旋等待降落，机场上还有人在捡沙砾清理跑道。另外，航空队选用的飞机都是新型战机，苏联飞行员驾驶此类飞机的经验严重不足，超载更是家常便饭，而西北的山地机场海拔高、跑道小、设施简陋，中间还要飞越渺无人烟的沙漠地带，航空队的空中转场多次经历险情和伤亡。第一批援华的战斗机大队长库尔丘莫夫在凉州机场着陆时，就因降落速度太快导致飞机翻滚起火而不幸牺牲。随着经验的逐步积累，此类事故才逐渐减少。

　　虽然严格保密，空中转场也被要求保持无线电静默，但频繁的渡运还是引起了日本的怀疑。日本情报部门很快侦察到苏联空军援华的情报，在之后的空战中，日本也曾抓获被击落的苏联援华飞行员，但又忌于苏联的强大实力不敢撕破脸皮。对于苏联援华抗日，双方彼此心照不宣。

　　苏联志愿航空人员源源不断地进入迪化、兰州，全面参与了空战、飞机组装、维修、机场建设、飞行培训等各项工作，西北成为中国空军恢复元气、重新武装的重要基地。为了彻底切断中国的空中补给线，日本空军决定对中国西北进行轰炸。由于新疆深入中国腹地，日本飞机航程有限，一时难以到达，只能选择拼命轰炸兰州泄愤。1937年12月4日，11架日本轰炸机从北平起飞攻击兰州机场。苏联志愿航空队战斗机起飞迎战，日机不敢纠缠，只好胡乱扔下炸弹然后加速逃窜。

　　苏联飞机“投弹之准确，轰炸之猛烈，脱离战场之快速，可谓空前绝后，从无如此的干净利落”

　　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到华后，即在国民政府和苏联军事顾问团的领导下开始参加对日作战。航空队装备的都是当时最先进的战机，性能比日制飞机优越，因而初期对日空战战绩颇佳。1937年12月1日，大队长普罗科菲耶夫(库尔丘莫夫失事后接任大队长)率领的第一批苏联志愿飞行员刚在南京机场着陆，日机突然来袭。苏联战机紧急升空作战，击落数架敌机，初战告捷，给了日本空军一个下马威。但日本飞机在数量上占有明显优势，苏联飞行员经常要以一敌五甚至以一敌七。而且日本空军有能力在一天之内发动数次空袭，这样苏联飞行员也只好频繁升空迎敌，紧张激烈的战斗使飞行员十分疲惫。加之不久之后，日军空军装备96式陆攻机经过改进，其性能与苏式战机已经不相上下(苏联志愿援华航空队只针对95式作过针对性的训练)，援华航空队损失加大，但苏联战机一直坚持到12月12日才被迫撤离。

　　为确保武汉大会战的顺利进行，在南京沦陷前后，中国军事当局就已将空军主力主动后撤到汉口、武昌一线，并在苏联援华航空队的援助下，开始训练中国飞行人员。1938年1月，日本战斗机和轰炸机开始集结在南京机场，准备发动新的进攻。国民政府和苏联顾问团决定先发制人，轰炸南京机场。波留宁轰炸机编队黎明前起飞，此时南京机场停满了无伪装的日本飞机，SB轰炸机快速通场投弹，然后加速脱离战场，一连串动作干净利落。在空中巡逻的日本95式舰战机速度更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苏联飞机扬长而去。此次偷袭炸毁了48架日机，还烧毁了机场的飞机维修设施以及燃料和弹药堆。不久，为了报复， 32架日本飞机空袭汉口，中苏空军联合作战，配合默契，击落多架日机，日军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为了摧毁中国的作战指挥体系，瘫痪我方交通运输，日本海军航空本部即秘密策划了从空中进袭武汉三镇的详尽作战计划。当时中国空军主力正在江浙一带参加对日作战，武汉空防薄弱，日本海军航空兵连续数月的空袭给武汉造成了严重的伤亡。1937年9月26日，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刊登了路透社记者从汉口发来的专电：“(24日)空袭把(武汉的)五井庙一带变成了陈尸场……有的人还在可怕地呻吟着，有的人已经断气……大多数受伤者的伤口流着血，一丝不挂……儿童的死亡数量非常大……”

　　为了保卫武汉，苏联志愿援华航空队参加了多次大空战，其中的四二九大空战尤为激烈。1938年4月，国民政府情报部门截获敌后谍报，称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飞抵芜湖机场。木更津航空队由日本天皇亲自命名授旗，与鹿屋航空队一起并称为日本空军的两张王牌，美国军方杂志曾评论其“全是由一些体力和技巧超群的空中魔鬼组成”。木更津航空队从台湾新竹移驻芜湖极不寻常。因为两天后即是日本的天长节，国民政府情报部门最终判定木更津航空队将在4月29日日本天长节那天参与轰炸武汉，以此给天皇祝寿。双方遂决定将计就计，在天长节那天，通过空中设伏对来犯之敌迎头痛击。从27日开始，中国空军、苏联援华航空队和美国陈纳德将军的国际志愿中队飞机100多架，从西安、兰州、成都等基地纷纷秘密飞赴汉口增援。为了进一步迷惑日军，28日这一天我方所有飞机故意在武汉上空盘旋，然后佯装撤离，但黄昏的时候，这些飞机趁着夜幕低空飞回机场，此举成功地骗过了日本的情报网络。29日下午，日机果然在芜湖起飞准备轰炸不设防的武汉，我方布置在彭泽、九江一带的监视哨立即将日机型号、数量、起飞时间等情报向武汉上报。武汉则不动声色地做好了迎战准备：各种战机依次升空，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盘旋升高，占据有利高度;一路飞往预定空域设伏。2时左右，披着伪装色的日机分两个空中梯队如期而至，木更津航空队为第一梯队护航。木更津航空队发现中伏后，阵脚不乱，迅速散开，企图驱逐我方战机为其轰炸机扫清空域。日机远程奔袭油料有限，我方战机果断与之展开空中缠斗。苏联航空队的伊—15和伊—16勇闯敌阵，忽高忽低，各施所长，不时有日机拖着长长的尾烟栽向地面。日军第二梯队见大势已去，扔掉炸弹掉头逃跑。3架日机突出重围侥幸逃离，后来也因缠斗时间过长油料耗尽而全部坠毁。36 ∶ 5，我方大获全胜。后来在检查日机残骸时，找到了日机的飞行地图，上面密密麻麻画满了飞过的战斗航线。阵亡的日军飞行员衣服上别着一条由日本高僧开过光的护身符，长长的布条子上写满了诅咒性的汉字：敌弹尔勿畏，危险尔勿惧，尔将永生，等等。可惜，天皇的生日成了侵略者的忌日。

　　日本占领武汉后得陇望蜀，虎伺重庆。恰好此时，中方情报人员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情报：10月3日，日军将在汉口丁家墩机场接收从日本本土运来的新式轰炸机，日本军政要员将出席交接仪式。天赐良机，中苏协商后决定冒险突袭，以解除日本空军对陪都的威胁。10月3日下午2时35分，苏联援华航空队12架SB快速轰炸机在库里申科上校的率领下，从成都起飞楔形编队，一路保持无线电静默，高速接近汉口。由于侵华以来，日本空军完全掌握了中国战场的制空权，因此极为轻敌。当天边隐隐约约传来飞机的轰鸣声，聚集在机场指挥所门前的日本将官还以为木更津航空队的“新锐”攻击机运抵。日军飞行员、地勤、高射机枪射手，也纷纷离开岗位翘首以盼。机场上200余架战机整齐排列，宛如受阅。作战时机千载难逢，苏联SB轰炸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俯冲轰炸，弹仓里的高爆弹、杀伤弹、燃烧弹带着尖厉的呼啸声扑向地面。几分钟之后，机场已变成一片火海，炸弹爆炸声、机枪扫射声、日军士兵的尖叫声连成一片，撕心裂肺。据苏联方面的统计，日方至少有60架飞机被完全炸毁，另有接近100架受伤。日本空军苦心修整经营达一年的基地被炸得面目全非!基地司令官冢原二四三严重受伤，鹿屋航空队副队长小川、木更津航空队副队长石河等4名校官和1名尉官当场被炸死，200余人负伤。事后，日军宣布了哀悼期，机场指挥官被军法枪毙。冢原二四三这个原本前途一片光明的日军海军少将截肢失去了左臂。日军哀叹这是“事变开始以来最大的损失”。而苏联轰炸机仅1架受轻伤，在凯旋途中，苏联轰炸机利用机载机枪与从孝感机场起飞追来的日军战斗机交战，结果顺手牵羊又击落3架。

　　汉口大捷战绩辉煌，并创造了二战空战史中炸毁敌机数量第二的骄人纪录，有人甚至称为“中国空军(实为苏联志愿援华航空队)的台儿庄大捷”。日本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当时正在汉口机场值勤，后来他在《零式战机的命运》一文中回忆：“敌军(指苏联飞机)投弹之准确，轰炸之猛烈，脱离战场之快速，可谓空前绝后，从无如此的干净利落。”并称1938年10月3日这一天为“罪恶的厄日”，直言此役为“日本空军的大败笔”。

　　苏联志愿援华航空队在苏联红军建军20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创造了一个远程轰炸的新世界纪录

　　1938年2月，为增援上海附近的日军部队，日方开始扩建台北松山机场。日本据台后一直把台湾设为其战略棋盘上的一颗重要棋子，苦心孤诣将台湾打造成其进攻中国大陆的前哨基地。为此，日本先后在台北、台南、新竹等地修建了数个机场，并派驻了空军精锐，随时准备跨海支援大陆日军。

　　日本扩建松山机场，是为了进驻更多的飞机(日本从意大利订购的菲亚特BR—20远程轰炸机当时正在松山机场组装)。国民政府获悉情报后，决定轰炸松山机场，但孱弱的中国的空军显然不堪此重任，国民政府只好通过苏联军事顾问团向志愿援华航空队求援。正在寻找战机的苏联空军顾问雷恰戈夫兴奋难抑，决定冒险出击，并把时间定在2月23日。2月23日是苏联红军节，雷恰戈夫准备以摧毁日本在台北的空军基地作为红军建军20周年的献礼。为了提高奇袭的成功率，中苏双方严格保密。雷恰戈夫直到轰炸前一天才单独召见驻守汉口的第二批苏联志愿援华航空队轰炸机中队长波留宁上尉：“明天，你的中队有任务，目标台北。”看着张大嘴巴的下属，雷恰戈夫补充了一句，“选择最短的航程，返航时在福州加油，南昌的12架轰炸机一起行动。”

　　汉口距台北直线距离将近1000公里，波留宁中队装备的SB双发快速轰炸机作战航程仅1200公里。从汉口起飞轰炸台湾，意味着SB战机投弹后须立即返航，任何差错都可能导致行动失败。松山机场选址于山谷中间，地形隐蔽，防卫森严。要轰炸这样一个重点防护的目标，没有战斗机护航，轰炸机编队很难全身而退。但为了增加远程奔袭的隐蔽性和突然性，最终决定放弃战斗机护航。为了完成这个艰巨而危险的任务，波留宁连夜召集机组人员设计航线。领航员菲德鲁克大胆提出，轰炸机群以4000—4800米高空飞行增大航程(这个高度飞机耗油量少，但机组人员必须长时间耐受低温和缺氧的折磨)，机群从北面掠过台湾，然后利用高空俯冲下降至3600米空域减速通场，投弹后迅速爬升折返大陆。为确保轰炸成功，中苏双方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甚至连机场的地勤人员都被蒙在鼓里。

　　23日清晨，28架满载炸弹的SB轰炸机依次升空，空中编队后一路南下。遗憾的是，领航员因浓云堆积计算错误，南昌起飞的12架SB轰炸机不久便偏离预定航向，被迫在福州机场降落，加油后无功而返。而汉口起飞的波留宁编队则按预定计划爬升到5000米以上高空，机上没有装备氧气设备，机组人员宁愿忍受着高空缺氧引起的强烈生理反应，也不愿下降高度牺牲航程。两个小时后，机群飞越台湾海峡，但厚厚的云层尚未散去。指挥员波留宁眉头紧锁：如果浓云不散，就要改变轰炸方案，或者按导航图计时投弹，或者降低高度寻找目标。这两个方案或者不够稳妥，或者不够安全，实在让人难以定夺。突然云层中出现一个数平方公里的云洞，云洞下边就是目标台北。天假其便，波留宁果断指挥机群顺势俯冲。松山机场甚至没有搞任何伪装，刚刚组装好的飞机整齐地排列在跑道一侧，而在跑道的另一侧则是巨大的油库、机房……而最令人奇怪的是，其地面观察哨也没有发现波留宁编队，更谈不上发出预警。刹那间，280枚航空炸弹从天而降，机场的停机坪、跑道腾起一股股浓烟，爆炸声惊天动地。猛烈的轰炸把守卫机场的日军弄得晕头转向，根本来不及组织对空射击。骄狂的日本人麻痹大意，完全放松了警惕。

　　是役炸毁日机40余架，破坏未及组装的战机不计其数，机场油料仓库储备的够机场使用3年的航空燃油被焚一空。东京对此次袭击极为愤怒。事后，日本驻台湾总督小林跻造被召回国受到厉责，松山基地指挥官被撤职，交法庭申判，不久抑郁自杀。远程奔袭松山机场得手后，意犹未尽的波留宁又下令将剩余的炸弹顺便全部投进港口设施和日军运输船上，再用航空速射机枪扫射目标，然后从容返航。在福州加油后，轰炸机群顺利返回汉口机场，无一折损。苏联志愿援华航空队在苏联红军建军20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创造了一个远程轰炸的新世界纪录。第二天，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举行隆重的庆功宴，期间一个硕大的蛋糕被推进来，上面醒目地涂着两行红字：“向工农红军志愿飞行员致敬!”

　　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苏联志愿航空队结束援华使命

　　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的战绩主要在1938年取得，1939年后由于飞机老化，战斗减少。1940年日本造出性能极强的零式舰战，零式战斗机爬升速度快、转弯半径小、航程远，在低空与之缠斗无异于自杀，因此甫一面世便全面压倒苏式飞机。为减少无谓牺牲，苏联志愿援华航空队就很少再投入战斗。同时，由于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1940年，为了中立日本，苏联决定改善对日关系(历史上苏日多有龃龉，日本曾是最早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的国家，而且出兵最多，并最后一个被迫撤离)，并大幅削减对华援军规模，苏联志愿援华航空队也不再直接参战。1941年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签订，苏联向日本保证不再支持中国抗战。仅仅两个月后，苏德战争爆发，由于国内战事吃紧，苏联志愿援华航空队也陆续回国参加卫国战争。

　　从1937年到1941年，苏联志愿援华航空队采取轮换形式，4年间苏联总共派遣了3665人参加中国抗战，其中包括1091名飞行员，此外还有2000余人的机械师、工程师等各类航空辅助人员。苏联各军区的空军指挥官、师团级军官，几乎都以战士的身份到过中国，他们在中国抗日战场获得了宝贵的实战经验。他们带来的飞机，据不完全统计，共有1250架(其中包括大批中国利用苏联优惠贷款购买的飞机)。援华航空队参加了保卫南京、武汉、南昌、重庆、成都、兰州、柳州等地的25次空战，击落炸毁日机100余架，炸沉日军各类航船70余艘。此外，苏联志愿援华航空队还帮助中国建立了航空供应站和飞机修配厂，并在迪化、兰州等地设立航空学校和训练基地，为中国培训了近1万名相关技术人员。援华航空队中包括波留宁在内有14人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211人在战斗、训练和各类事故中牺牲，其中包括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和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

　　库里申科是功勋飞行员，1939年10月14日，轰炸汉口机场返航时，库里申科的座机遭到3架日军“米塞斯米特”战斗机的疯狂围攻。激战中，轰炸机的左发动机中弹停车，库里申科本人也受了伤。为了保护战机，他强忍伤痛指挥机组人员控制好单发的SB轰炸机。飞至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县市)陈家坝上空时，战机已经无法坚持，只能迫降，但陈家坝太小，下面又有村庄，库里申科最终选择在长江江面迫降。飞机沉没前，他指挥同机的领航员、投弹员和机枪手脱掉飞行服逃生，并命令他们在飞机沉没处做好标记(以便将来打捞)，他本人则因伤痛和疲劳过度未能爬出机舱。中国军队趁夜组织熟悉水性的突击队员冒险偷渡日军防区，将库里申科的遗体和部分飞机残骸打捞运回我军防区。万县人民为库里申科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重庆军委会、苏联志愿援华航空队指挥部和苏联军事顾问团的要员，参加了悼慰仪式。

　　抗战爆发后，先后有多批次的国外志愿航空队来华助战，他们碧血蓝天令国人永远缅怀，但其中的一些志愿队员的组织纪律、生活作风也饱受诟病。国际志愿中队(隶属于空军第八大队第十四志愿轰炸队)中的一些无耻小人曾利用空中运输线大搞走私，把一些紧俏物资拿到黑市上高价倒卖，中饱私囊，有些人竟因此一夜暴富。美国飞虎队一些成员扰民、狎妓、私生活不检点，甚至强奸少女更是公开的秘密。美国《时代》周刊采访美国志愿队时，陈纳德坦率地说：“我那个妓院，使我操心，大兵们总要有女人，弄不到干净的，不干净的也可以。”史迪威在给马歇尔的一封绝密函件也说：“今日我们一架运输机将13名妇女弄到了昆明……我已命令督察去那里，立即进行调查。”相比之下，苏联志愿援华航空队恪尽职守、军纪严明。为防日军偷袭，他们一般都住在机场或者机场周边，从不远离自己的飞机。这些金发碧眼的苏联小伙子或者在简陋的场地上踢足球、打篮球，或者弹手风琴、唱歌。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他们甚至不坐人力黄包车，推脱不过时就付钱后跟在人力车后步行。这一点与处处追求享乐的美国飞虎队形成鲜明反衬。

　　当然，当时国民政府对远道而来的苏联空军援华人员也是很照顾的。虽然物资缺乏，但中国还是优先保证对其肉、奶、蛋、水果、咖啡等食品供应。与之一起训练战斗的中国飞行员伙食则简单得多，能吃上韭菜鸡蛋馅饺子已算幸运。苏联飞行员没有见过韭菜，误认为中国飞行员吃的是“青草”。负责培训中国飞行员的苏联教官非常着急：吃草的中国飞行员怎么能飞SB?以此为契机，国民政府开始注意提高中国飞行员伙食标准，并建立了中国的空勤制度。而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发生在迪化，由于不懂发动机工作原理，苏联航空队刚来时，一些中国地勤人员赶着成群的牛马往油箱里灌满了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