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空军援华抗战
从卢沟桥事变至苏联卫国战争爆发这4年时间是苏联空军援华作战最集中、最直接、最重要的阶段。由于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对苏联的不友好态度,尤其是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直接的军事冲突,使得两国外交关系一度中断。为了应对共同的敌人日本,特别是苏联在想将日本拖在中国战场上,使其无暇进攻苏联这一目的驱使下,中苏两国又一次展开接触,并于1932年12月12日恢复外交关系。此后双方针对军事合作问题进行频繁磋商,到1937年8月21日,两国在南京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同时签订了中国从苏联购入武器的借款协定。“此时的美国奉行所谓中立主义政策,一方面对中国‘限购自运’,不能向中国直接提供军事援助,另一方面则据美日商约把军需工业原料卖给日本”。其他列强中,英、法纠缠于欧洲的威胁,对日本实行姑息退让政策。德国也在武汉会战后与日本合流。因此,得到苏联的鼎力支持,对于当时处于孤立抗战处境的中国,其现实与精神意义无疑是非同一般的。
苏联的军事援助包括贷款、武器装备、军事顾问、志愿者等各个方面。中苏签订的3笔共计2.5亿美元的贷款基本上都用来购买军火。从1937年10月至1939年9月,中国从苏联得到985架飞机、1300多门大炮、14000多挺机关枪和2050辆卡车及其他物资装备。这些贷款和军火具有利率低、偿还方式多样、价格便宜等特点,可见,苏联主要注重其政治和军事意义。
苏联志愿飞行人员加入中国空军直接对日作战是苏联援华抗战中最为可歌可泣的一页。1937年10月22日,首批援华志愿飞行员飞抵中国。到1941年底全部奉调回国为止,苏联援华志愿空地勤人员总数在2000人以上,占苏联所有来华人员的五分之二。许多苏联志愿者都是在经历了千难万险之后,刚从西班牙内战前线回国,有的甚至连回家探亲都没来得及,就又踏上了奔赴中国前线的旅程。这一时段,他们构成了中国空军的核心力量,给予日军以沉重打击。当时南昌和武汉是主要的空军基地,兰州是苏联援华物资主要集散地,这三地成为日军的主要攻击目标,也是中苏飞行员对日作战的主要战场,另外南京、重庆、成都、西安甚至西陲昆仑山,都发生了大大小小的空战。苏联援华的И—15、И—16等飞机在性能上优于日本军机,飞行员又都是久经战阵的优秀分子,因此,虽然在飞机总数量和整体战局影响下日军依然占有制空权,但以苏联志愿飞行员为主导的中国空军主动出击,浴血奋战,使侵华日本空军遭到了比其陆军远为沉重的打击,并有力地配合了中国的地面战场。
武汉大空战是当时中国空军的杰作,主要包括三次战斗。第一次发生在1938年2月18日,中苏飞行员迎击前来轰炸武汉的38架日本飞机,战斗历时12分钟,中国空军取得了每分钟击落一架敌机的战绩,日本指挥官金子隆司大尉坠机身亡。第二次在4月29日,中国空军获悉日军打算在“天长节”(天皇生日)4月29日这一天轰炸武汉的空军基地和汉阳兵工厂,以向天皇献礼。中国空军63架战斗机(苏联飞行员驾驶45架)升空迎敌,30分钟战斗击落敌机20余架,打死飞行员50名,活捉2名。此战之后,日本空军一个月不敢来犯武汉。第三次发生在5月31日,中苏飞行员出动27架战斗机(苏方21架)击落14架敌机。其后的武汉会战(6月至10月)期间,从5月至10月,中国空军击落敌机60架,炸中敌大小军舰100余艘,内有17艘沉没,37艘被炸伤,12艘起火,有力地配合了陆军的防御作战。
另外,中国空军还对日军后方进行了战略轰炸,最典型的是1938年2月23日(当天为苏联红军节),中苏飞行员联合轰炸了台北松山机场,炸毁敌机12架、营房10栋、机库3座,足够3年使用的航空油料及设备化为灰烬,机场瘫痪。5月20日,两架中国空军飞机远征日本,在长崎、福冈、九州等地散发了100多万张传单,是为近代中国对外战争史上首次兵临敌国国境,在精神上打击了日本的气焰。
苏联空军志愿者不仅直接参加空战,而且还担负着训练中国空军人员的任务。据不完全统计,到1939年夏,经苏联教练员训练的中国飞行员已有1045人,领航员81人,射手兼无线电员198人,领空技术人员8354人。
苏联志愿飞行员在国际主义精神的引领下,对中国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自身也作出了巨大牺牲,先后有236人献出了宝贵生命,最著名的是库里申科少校,他出色完成了多项轰炸任务,并训练出大批中国飞行员,于1939年10月在战斗中牺牲,安葬于万县(今万州区)。2009年9月14日,库里申科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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