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中共南京情报组
来源：社区新报网   2015-06-18 14:43:22

　　1938年2月，日本在南京组建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人员随即从国际政治斗争中心之一的上海来到南京开展情报工作；1940年3月，正式成立中共南京情报工作组，一直战斗至1942年夏。从1938年到1942年，南京情报组的工作人员出生入死，机智英勇，战斗在日伪统治中心南京的高层机构中，搜集了大量极有价值的情报，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4月下旬，中共南京情报组成员汪锦元（左一）、陈一峰（左三）从日军监狱获释前与探望他们的南京情报组负责人李德生（左二）合影

　　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时，革命志士西里龙夫已在中共上海情报系统工作。他是日本熊本县人，1926年到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读书。读书期间，在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的熏陶、启迪下，在反动派背叛革命的腥风血雨中，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启蒙教育，他逐步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于1930年毕业后，先后在上海、东京参与成立和参加秘密革命组织，积极从事进步文化、反战等活动，曾身陷囹圄。1933年春，他就任日本新闻联合通讯社（日本同盟社前身）上海总局记者。1934年，他设法找到中共江苏省委党员、他的革命启蒙老师王学文，提出继续参加中国革命运动的要求。经过实际斗争的考验，西里龙夫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开始积极在日侨、日军中秘密进行反法西斯、反战和搜集形势分析资料的工作。

　　1938年2月，日本在南京组建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报导部主管日本的宣传方针和情报特务，西里龙夫与该报导部有密切的关系。同年8月，西里龙夫设法取得奏任级嘱托（顾问）的资格，被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报导部调到南京，担任日本官方的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

　　这时的南京，刚经历了日寇攻占和疯狂屠杀，满目断垣残壁，街上行人稀落，全城阴森恐怖。以梁鸿志为首的汉奸在南京成立伪中华维新政府。此后，建立起官方的通讯社即南京伪中华联合通讯社（简称“中联社”），西里龙夫担任该社指导官。该社实际上是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的华文部。

　　经过西里龙夫的巧妙安排，原毕业于东吴大学的中共秘密党员、情报工作人员陈一峰被录取为“中联社”首席记者，即采访部主任。这样，西里龙夫和陈一峰并肩战斗。他俩经常能获得南京日伪最高当局的重要情报，并及时送往上海。

　　1939年10月1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在南京成立。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在成立会上宣布：“目前军事方针是南攻北剿，巩固华中。政治方针是诱蒋扶汪，坚决反共。”西里龙夫参加了这个会议，很快将这一反映日本国策的重要情报传到上海。

　　朱雀桥北的小百货店

　　根据斗争需要，1939年4月，中共上海情报系统派遣张明达到南京，担任南京同志与上海组织之间的秘密交通。

　　张明达于1939年夏天在南京城南朱雀桥北堍开一家小百货店作掩护，经营纸烟、日常化妆品等。表面上他是小店老板，实际是负责从南京到上海递送情报材料。小店斜对面是伪政府实业部，西边不远有个日本宪兵队，东边不远是家妓院。看到中国年轻妇女甚至幼女遭受日本野兽的蹂躏，张明达满腔仇恨。

　　张明达最初与陈一峰单线接头。陈一峰凭着他那有“无冕皇帝”之称的新闻记者的合法身份，四出活动，猎取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情报资料。张明达从陈一峰那里取来情报材料，经过处理送往上海，再由交通员交给李德生同志。

　　陈一峰常到张明达的小店来买纸烟。买卖之间，他们相互便完成了递送日伪情报和上级指示。他们有时相约到闹市去接头。当时最嘈杂之处是秦淮河畔的夫子庙，这一带饭店、赌场和妓院林立，是日伪官吏醉生梦死之处。他们会在这里的饭馆碰头，交接情报。

　　进入这年秋季，小店因本小利微难以为继，同时，这种掩护方式只能作过渡。为避免暴露，经过组织研究，由陈一峰通过一个“朋友”，把张明达介绍到伪政府体育协会当具有合法身份的小职员。但张明达是来往于宁、沪的秘密交通，他所担任的伪职又不允许他经常去上海，一旦有了紧急情报，就不免焦急万分。

　　不久，机会来了。陈一峰告诉张明达，如见到报纸上有招考伪中华联合通讯社联络员的启事，就去应试，保证考上。张明达照着做了。应试的失业者真多，主考官是个日本人。在口试时，他用可听懂的中国话盘问了张明达，最后叫他回去等待发榜。结果，张明达真的“考取”了伪“中联社”的联络员。张明达后来得知，这位主考的日本人，正是西里龙夫同志。这是西里龙夫、陈一峰的巧妙安排。

　　当时通讯社没有电讯发稿，由联络员每天乘快车把通讯社的新闻稿送往宁、沪沿线各大城市，为这些城市的支社、报馆和伪政府提供新闻消息。火车到站时，站台上有支社的人来接稿子。联络员共3人，轮流上班，张明达是三天两头到上海，既不花路费，又有工资，关键是路上风险小，真是最理想的掩护了。

　　日伪军对一般旅客乘车检查极严，要翻箱拆包，搜身脱鞋。而联络员配有袖章，可以在日伪高官的进出口通行，免受检查。张明达来往宁、沪比较顺利，但在镇江至苏州一段，有时我们的新四军游击队破坏铁路，造成中断，他只好随着旅客步行，到下一段去上车。

　　长治里1号中医诊所

　　1940年3月，汉奸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和伪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原属伪中华维新政府的伪中华联合通讯社改为伪中央电讯社，换了一些上层负责人，下面班底依旧。 这年春天，上级党组织派李德生到南京建立中共上海情报系统南京情报工作组。李德生以“世传中医”为掩护，在南京城南小火瓦巷长治里1号租下小巧幽雅的宅院，挂牌开业行医。随李德生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妻子、中共秘密党员张鸣先。李德生夫妇和张明达组成党支部，张明达改由李德生直接领导。

　　南京情报组成立后，工作顺利展开。当时南京情报组的成员，除早先来到南京的中共秘密党员西里龙夫（日本籍）、陈一峰，还有担任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私人秘书的中共秘密党员汪锦元，以及张鸣先、张明达等，共8人，李德生是负责人。整个工作组人虽不多，但由于西里龙夫、陈一峰、汪锦元等人在日伪政权中担任要职。靠着这些打入敌伪核心部门的同志，以及小组同志的密切配合，这个精干的战斗小组源源不断地将所获得的大量政治、军事情报送往上海，再转发延安和新四军军部。

　　张鸣先承担密写情报工作，张明达负责秘密交通。记载、传递情报的办法主要靠密写。有些重要的绝密材料，则由张明达强记。张明达年轻记性好，一篇三五百字的情报材料，在南京背熟后上火车，一路上假装瞌睡，不断“复习”；到了上海，他再背诵着写出来。用这种办法，敌人纵有通天本领，也无法发现。可是有的材料太长，难以背诵，他就利用新闻稿、日伪杂志来密写，以此瞒过敌人。

　　侦获日军战略情报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侵略军从西线突然闪电式大举进攻苏联，侵占了苏联大片国土，妄图致苏联于死地。日本侵略者也跃跃欲试，紧急备战，妄图趁机从东线占领苏联远东地区。此时，苏联奋起卫国战争并紧急备战东线。七八月，苏联面临着被德、日法西斯军队东西夹击的危急局势。这时，延安曾两次来电询问：“日本北进、南进的动向如何？”“北进”，正是指日本对苏联东线的入侵威胁。

　　同年9月，西里龙夫、汪锦元等人获悉日本军队已经暂停对苏联作战准备工作，立刻将这一可靠情报送往上海，转报延安。这一战略情报，使得当时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主力苏联的首脑部门，准确把握战局，抽调东线大批兵力，支援西线的保卫和反攻。 1941年11月，在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工作的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和西里龙夫、汪锦元等人侦察到：日本在伪满洲国、华北的军队、辎重正往南方调动，驻旅顺等港口的日本军舰大批驶回日本。他们分析，日本海军可能在近期内袭击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南京情报组将这一紧急的战略情报送往上海，很快传到延安。

　　果然，1941年12月7日晨，驻夏威夷群岛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日本海军航空兵的突然袭击，被击沉战舰4艘，击伤战舰4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3艘，损失飞机近200架，太平洋战争爆发。在惨烈的重创面前，来自中国的情报赢得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中美国的重视。

　　悲壮的结局

　　南京情报组平安紧张地在虎穴狼窝中战斗着。由于工作成绩卓著，曾受到党中央来电嘉奖。然而，一起意想不到的事件，使南京情报组遭到破坏。

　　1941年l0月，共产国际和苏联派驻日本的佐尔格间谍小组被东京警视厅破获，日本近卫内阁临时顾问、日本革命志士尾崎秀实也被捕。这就是日本当局所谓的“共产国际谍报集团案”。 佐尔格、尾崎秀实事件的爆发，使当时日本法西斯统治集团内部惊恐万状，一片混乱，第三届近卫内阁因此倒台。

　　尾崎秀实与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西里龙夫是密友，三十年代初期即同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读书和活动。1942年6月，上海、南京的日本宪警根据东京提供的线索，逮捕了一直与尾崎秀实关系密切的中西功、西里龙夫等革命志士，由此导致中共上海情报系统南京情报组的暴露。

　　1942年7月的一天，张明达从上海回南京，并于翌日上午9时左右依约去李德生家汇报。一敲门，即被日本警察便衣特务扣住并遭拳打，追问他来干什么？他回答是来看病的，随即掏出早已与李德生一起准备的中药方。张明达被搜身，连口腔都被查了。这时天气很热，他身着原白色仿绸短上衣和乌黑仿绸长裤，一双布鞋，是标准的南京小市民打扮。敌人除了搜出一张毫无破绽的职员证外一无所获，只好把他推到李德生家的客厅里去。这时，张明达清楚地意识到所发生的一切，认识到这是实践自己“为党的事业献身”誓言的时候了。可一进客厅，他有了新希望，因为这里已有10多名面带病容的男女老幼病人坐在地上。房间里，日本警察翻箱倒柜地在搜查。张鸣先被押着，站在房门口，这一切表明李德生已被捕。折腾约两小时，这群恶魔才带着李德生所有的书籍、本本和纸张扬长而去，并对张明达这群病人边踢边骂：“混蛋！给我滚！”

　　张明达磨蹭着走在最后，并用手势向张鸣先探问屋内有无敌特埋伏。张鸣先摇头示意没有。张明达轻声说：“李德生被捕，应该马上向上海组织报警”，并问她走不走。她说自己身份已暴露，可能走不脱，催张明达快走。张明达给她留下联系地址，就迅速离开。

　　出了小火瓦巷，张明达赶紧去通知陈一峰，但刚走近他家窗下，就听到屋内妇女的悲啼声，他意识到这里也出事了。于是，他立即回到自己的秘密住处，换了另一张长期准备着的“良民证”（即通行证），戴上眼镜，装扮成商店小老板，急忙赶到下关，乘坐下午由南京开往上海的特别快车，撤回上海。

　　与李德生、陈一峰同时被捕的，还有汪锦元同志。他们3人被捕后，被押往日本东京受审。至此，南京情报工作组被迫停止活动。

　　佐尔格、尾崎秀实被东京地区法院判处死刑，为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中西功、西里龙夫在狱中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于日本即将投降时被判死刑，未及执行，幸免于难，被盟军解救出狱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李德生、陈一峰、汪锦元受尽折磨，不屈不挠，被判处无期徒刑，于1945年日军与新四军秘密谈判时获释，后各自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1942年12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情报部派白沙到南京恢复情报组织，与李德生被捕后遗留下来的情报关系吕一峰、阮毓琪等同志接上联系。他们在南京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