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暗战，没有硝烟的生死搏杀
来源：毛剑杰   2023-01-03 10:21:56

　　抗日战场长达十四年的硝烟血火背后，其实一直存在着另一个无形的战场，这就是情报战。它是不见血肉横飞的暗战，然而又是如此重要，小到一波炮弹定向轰击的精准方向，大到战略部署、重要军政人物的出行路线。战场上的胜负，往往在情报战结果分晓时，就已注定。

　　战争前夜的情报战

　　张学良的贴身侍从郑副官，在薄裙掩身、施展媚术的川岛芳子面前，处于朦胧和意识浑浊的状态，他毫无顾虑地取出那份绝密文件，就像一件小礼物似的送给了川岛芳子，那是北洋政府首脑、奉军大帅张作霖从北平返回东北的具体路线和日程安排。

　　几天后，随着皇姑屯的一声惊天爆炸，张作霖被日本人的30麻袋黄色炸药炸死。这天是1928年6月4日，距离标志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七七事变还有将近十年。但这个时候，日本在华间谍活动已经全面铺开。主导者之一，就是川岛芳子的老师，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正是皇姑屯事件的主要策划者。这个被称为日本在华“第三代特务头子”的资深情报专家，后来又陆续参与策划建立“满洲国”及鼓动“华北自治”。“日本陆军在中国的一切阴谋诡计和恩威并施当中，日本方面有一个小人物始终活跃地上蹿下跳，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他沾边，哪怕是写上几个字，作上一番鼓动就注定要出乱子。”英国前驻日本大使克雷吉爵士说的这个人，就是土肥原。

　　川岛芳子这个一心梦想光复大清的前清格格，怀着和日本老师不尽相同的目的，成了日本在华最得力的谍报干将之一。皇姑屯事件之后，作为日本军部“骨干青年”的川岛芳子，被派往大连负责调度“满洲青年联盟”的活动。这是日本军部为了对付东北抗日活动而创建的组织，成员是一群狂热的日本人和中国汉奸。在川岛芳子的指挥下，这些青年掌握了大量有关张学良所部的驻兵情况、武器装备等方面的重要情报。

　　不久，川岛芳子又被土肥原派驻上海。到上海后，每到周末，川岛芳子就精心打扮，然后出入上海几家闻名的大舞场卖弄风情，很快就引诱了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唐有壬。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之时，川岛芳子从唐有壬那里得悉国民政府在上海的中央银行已经濒于破产，以及国民政府迫切希望停战，结果，日本政府得以在谈判桌占尽优势。事后国民政府严查情报泄露，唐有壬受到追究，在唐面临生命危险之际，川岛芳子又将唐隐藏在家中达两周之久。

　　此间，通过唐的牵线，川岛芳子结识了孙中山的长子、行政院院长孙科，后来还做了孙科的日文秘书。1932年，从孙科口中，她又抢先捕捉到蒋介石下野的消息，这对于日本军部制订对华侵略政策、调整战略部署意义十分重大。孙科也因泄露情报而受到蒋介石弹劾，又是川岛芳子让孙科悄悄溜到停泊在上海港的日本客船，帮助孙科逃离上海。

　　除了在社交场合施展本领外，川岛芳子又只身潜入吴淞炮台，查清了该炮台的炮数，然后向上海临时派遣军参谋长田代皖一郎作了报告。为了摸清中国方面的抗战动向，川岛芳子甚至秘密地来到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住所，与之攀谈，弄清了蔡的抗日意向非常坚决，并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日军植田谦吉师团长，因而使日军能主动地采取迂回战术，避免了更大的伤亡。事后，植田谦吉对川岛芳子的谍报才能赞不绝口，说她“可抵一个精锐的装甲师团”。

　　国民政府中枢部门已被日谍侵蚀

　　以土肥原为首的日本“特高课”，网罗了大批如川岛芳子一样的间谍，窃取情报，而直到七七事变发生，中国方面依然没有开展十分有针对性的反间谍工作。于是，在前期的谍报战中，似乎始终都是日本人占据着主动，直到几年后极为严重的国务秘书黄浚泄密案发生。

　　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7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中山陵主持国民政府最高会议，决定采用“以快制快”“制胜机先”的对策，抢在日军行动之前，选择长江下游江面最窄的江阴水域，在江中沉船，堵塞航道，再利用海军舰艇和两岸炮火将长江航路截断。这样就可以将长江中上游九江、武汉、宜昌一带的70艘日军舰船和日海军陆战队围而歼之。会议属高层机密，由侍从室秘书陈布雷和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担任记录。

　　但在会后，黄浚立即将这个绝密情报告诉了日本特高科间谍。结果就在蒋介石刚刚下达封锁命令时，日本海军陆战队却抢先一步，连夜东行，冲过江阴江面，撤出长江口。封锁江阴要塞的军事计划就此破产。

　　仅仅几天后，8月12日，蒋介石计划在中央军校发表讲话，但仪式还没开始，就有两名日本间谍乘坐轿车混入军校，企图暗杀蒋介石，被发觉后立即逃走。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几次准备去上海前线视察及指挥作战，却因宁沪之间的铁路、公路都受到日军飞机严密封锁而一直未能成行。8月25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向蒋介石建议：26日，英国驻华大使要从南京去上海会见日本驻华大使，蒋介石可以搭乘他的汽车去上海，英国是中立国，汽车上有英国国旗，可以免遭日军飞机轰炸。蒋介石表示同意。黄浚正好列席会议，会后立即向日方传递了这一情报。

　　8月26日，蒋介石因事临时取消上海之行。在沪宁公路嘉定段，英国大使的汽车遭到两架日本飞机轮番追逐袭击，汽车被炸翻，大使被炸成重伤。事件发生后，举世哗然，英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连续几次最高军事会议泄密，以及日本间谍两次企图暗杀蒋介石的行动，使得蒋介石意识到，日本间谍已打入了国民政府中枢部门。于是，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宪兵队调查内部人员，限期破案。

　　破案小组筛选了几次最高军事会议的与会人员后，确认黄浚嫌疑重大，因为黄浚平时生活放荡，与日本人又素有来往。不久，宪兵队又查清中央军校刺蒋案中，两名日本特务乘坐的正是黄浚的轿车，至此案情逐渐清晰。

　　谷正伦派员策反了黄浚家的女仆莲花，令她监视黄浚的行动。此后又查明，在一家“国际咖啡馆”，黄浚的司机利用礼帽向日本方面传递情报——将藏有情报的礼帽挂在衣帽架上，然后让日方人员用同样款式、颜色的礼帽换走。

　　随后，在黄浚再一次派司机传递情报时，宪兵队抢在日本人之前，悄然换走了礼帽，锁定了黄浚通敌卖国的铁证，然后将黄浚一伙秘密逮捕。审讯中，黄浚对其汉奸罪行供认不讳。国民政府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黄浚死刑，公开处决。

　　“中统”军统”与“76号”的谍报血战

　　此后随着战事愈发激烈，蒋介石越来越感到组建谍报组织对抗日本情报战的重要性。1938年春，在3月29日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决定把原有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组，扩大成为“中统”“军统”等3个公开的特务组织，而以军统最为声名赫赫。

　　抗战开始后，上海的英租界和法租界依靠外国人的势力超然于战祸之外，而中统和军统在上海大量潜伏特工，刺杀汉奸和日本人，使得土肥原扶持汉奸协助日本人掌管上海的想法长期无法实现。于是，土肥原想到了创建和中统、军统一样的特务组织——汪伪76号。

　　日本在上海的特务机关称为“梅机关”，因该机关选址在上海虹口日本侨民聚集区一座被称为“梅花堂”的小楼里而得名。在1939年5月汪精卫从越南河内回到上海开始筹建伪国民政府的同时，日本军部也派出了以影佐祯昭为首的一批军政人员，以“梅花堂”为据点，谋划支持汪精卫成立伪政权的各项活动。

　　1939年9月5日，汪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正式成立，由丁默邨、李士群分任正、副主任，实际上执掌这个特务组织的是李士群。它成立后，由于人手不够，李士群曾想办法和青帮老大杜月笙拉拢关系，未果。后来，李士群又拉拢了另外一个青帮头目——季云卿，因此季云卿的弟子也投靠了“76号”。就这样，一栋洋房，一笔经费，几条枪，上海最让人闻风丧胆的特务机构开张了。

　　在汪精卫来到上海组建伪政权之前，“76号”直属于“梅机关”，正式名称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直到移交给汪精卫直属后，在“76号”内仍驻有一支由涩谷准尉统领的日本宪兵分队，职责就是监视“76号”的特务。“76号”每采取大的行动，不但要事先知会日本特务机关，还要在日本特务机关派员督导下方能实施。

　　“76号”成立不久，就在与军统的情报交锋中吃了一个败仗。由于汪精卫与日本人一直在商谈密约，蒋介石命令军统设法得到密约内容。戴笠受命后，立即从汪伪政权内部物色人选，最终选定的是伪国府外交次长高宗武和宣传部长陶希圣。

　　高、陶二人追随汪精卫出走时，对汪与日本人密谈的性质并未有充分思想准备，等见到卖国密约时，大感吃惊。同时，高、陶二人发现自己在未来汪政权中的位置双双落空：高本认为自己至少做外交部长，陶则想做教育部长。此间，戴笠请时在香港的杜月笙派人与他们接头，答应摘掉他们的“汉奸”帽子并给予10万元的“活动经费”，于是两人最终决意“反正”，依靠特权进入“76号”紧紧看守的“六三花园”，由高宗武用相机拍下密约内容，然后按照军统的安排，先躲在上海法租界，然后乘美国轮船抵达香港，将密约交给军统，并在香港《大公报》上公开，引得举世哗然。

　　除了谍报，军统和“76号”在相互刺杀方面也曾血战上海滩。军统刺杀了“76号”的头目、青帮大佬季云卿，但刺客詹森也在不久之后被“76号”杀死;随后军统又派戴炳星、吴赓恕刺杀汪精卫，事情败露，二人都被“76号”擒杀。后来还是杜月笙居中调停，军统和“76号”的血战才稍微宁静了些。

　　大后方的密电破译战

　　中日双方特工在沦陷区直面搏杀的同时，中国大后方的密电破译战也悄无声息地展开了。在重庆，早年留学日本的译电员池步洲，年仅30岁，经验尚无，但是他发现收到的日军密电基本是英文字母、数字、日文的混合体，这成为他破译日军密码的起点。

　　“在翻阅英文日密过程中，只见英文字母一个接一个地连缀在一起……”他很快找到门道，“首先，我断定它只能以两个字母为一组来代表日语的一个字母或一个汉字，或一组汉字。其次，就按我这个思路把每一份日密从首到尾划为双字组，然后再进行观察，看一看能否从中找出什么名堂来。”

　　“这是一个十分琐碎而又枯燥乏味的繁重工作。但功夫不负有心人，这话不差。一天晚上，我对若干份英文日密进行划组观察时，发现有那么若干双字组特别显眼，例如MY、HL、GI……”

　　池步洲作了进一步统计后，发现这样的英文双字组正好有10组，极可能代表着0～9的10个数字。根据这一发现，池步洲做了大胆的猜想：他将这十组假设的数字代码使用频率最高的MY定为“1”，把频率最低的GI定为“9”。另外，日军密电中的数字，很可能表示的是当时交战军队的部队番号和兵员数目等数字。然后池步洲到部队进行核对，由此找到了越来越多的突破口。

　　除此之外，他并结合密码中的许多隐语，如“西风紧”表示与美国关系紧张，“北方晴”表示与苏联关系缓和，“东南有雨”表示中国战场吃紧……顺藤摸瓜，最终破译出一份份日本军部大本营发出的密电。

　　1941年12月3日，池步洲破译了截获的一份由日本外务省致驻美大使野村的特级密电：1.立即烧毁一切机密文件;2.尽可能通知有关存款人将存款转移到中立国家银行;3.帝国政府决定采取断然行动。

　　与此同时，军统女译电员姜毅英也破译了日本军部无线电密码，侦知日军将于同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的绝密情报。她立即将此情报交戴笠亲自处理，戴笠极为兴奋，立刻将电报转呈蒋介石。

　　蒋如获至宝，即批示“速通知美国政府”。但美国人一向轻视中国，因而对中国提供的情报付之一笑。一位海军官员还说：“哪有这种事，是中国故意挑拨美日关系的伎俩吧!”由于美方丝毫没有采取预防措施，结果日本于美国时间1941年12月7日凌晨突袭珍珠港，使美军太平洋舰队几乎遭到灭顶之灾。尽管如此，蒋介石对戴笠能及时获得日军情报，并事先转告美国，感到十分满意，称军统情报工作做得好，提高了中国情报工作的声誉。

　　日军的偷袭证实了军统情报的可靠性，美方开始对军统刮目相看。后来，美国海军司令部主动找戴笠，协商成立了“中美情报合作所”，由戴笠任主任，美国海军准将梅乐斯任副职。从此，大批美国特务人员及特种装备源源进入中国。

　　姜毅英由于及时侦知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被嘉奖，晋升为军统本部第四处电台台长，后来成为军统局唯一的女少将。由于姜毅英是谍报人员，必须保密，所以她晋升的消息并未记录在台湾“国防部”等单位官方公开的数据中，但在“情报局”内部档案却有清楚的记录。

　　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在偷袭珍珠港成功后，向东南亚进军，攻占英、法在东南亚的属地，控制马六甲海峡。1943年4月18日，山本五十六及其随从分乘两架专机，由6架战斗机护航，出巡太平洋战争前线，鼓舞日军士气。

　　远在重庆的中美情报合作所得到两份关于山本五十六出巡日程的电报。一份用日本海军密电拍发，通知到达地点的下属;一份用LA码拍发，通知日本本土。后一份密电被池步洲破译了，包括山本的到达时间、离埠时间和相关地点，以及山本即将搭乘的飞机型号和护航阵容等，被中方一一掌握。

　　蒋介石下令将此递交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由于此前有过珍珠港的教训，罗斯福这次命令海军部长诺克斯“干掉山本”。诺克斯授意海军上将尼米兹执行命令，尼米兹与南太平洋战区指挥官哈尔西商讨后，在4月17日批准了拦截并击落山本座机的刺杀任务。

　　4月18日，山本的战斗机队伍一如情报出现在南太平洋目标空域，被美军16架P-38战斗机急袭，山本的座机被击落，山本当场毙命。